《人间词话》的读后感通用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人间词话》的读后感通用,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人间词话》的读后感通用1
作为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我对诗词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确实真真实实存在的。在我看来《人间词话》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王国维先生的读书笔记。
在书中,王国维先生不仅仅是在品诗,更多的是在品人生,书中始终贯穿着先生认为的“人生三大境界”:第一境界是“立”、第二境界是“守”、第三境界是“得”,但是,我今天会从王国维先生对诗词的见解和我对诗词的感悟入手,重点便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诗词的忧劣评判标准“隔“与“不隔”,来与大家一起领略不一样的品析诗词角度和想法。
王国维先生用“隔“与”不隔“来评价诗歌,起初我认为所谓的“隔“就是诗词晦涩难懂,后来越读越觉得哪里不对,再后来细细品味,王国维先生认为,欧阳修《少年游》中咏春草上半阙“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之句为“不隔”;而下半阙“谢家池塘,江淹浦畔”之句则“隔”。这两句皆为抒情诗歌的组成部分,但是唯一不同的是情感的流露的程度或者方式不一样,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的情感,读者一读便知其表达的内容是诉说一种离别之殇和怀念之苦。
但是下半阙所表达的情感是什么呢?我苦苦而不得知,最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这首词的下半阙用了两个典故:据《南史·惠连传》中记载,谢灵运非常欣赏族弟谢惠连的诗才,曾经在永嘉西堂苦思佳句而不得,于梦中梦见惠连才写出了“池塘生春草”之句。而“江淹浦”则源自于南朝文学家江淹的故事。江淹《别赋》中有“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傍之如何!”之句,其中“南浦”成为送别之地的代称。“谢家池上”表达的是相思之情,而“江淹浦畔”则表达的是离别之情。因而,这两句的下一句是“吟魄与离魂”。“吟魄”指的'就是“谢家池上”词人的诗情,而“离魂”则指“江淹浦畔”的离情。
由此,我发现了,欧阳修《少年游》的下半阙,王国维先生认为“隔”的原因的用典,那么是不是只要用典之后,诗词就会“隔”呢?
当时脑海中蹦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当然不是,但是为什么呢?我却冥思苦想而不得知,一次偶然的瞬间,我与室友们讨论这个话题时,谈到了中学时的一篇诗词《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词是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首诗,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李商隐的诗词,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首诗理解起来不难,虽然一些具体的语句,比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你不能太清楚地明白它地具体意思,但是丝毫不影响你对整首诗地情感地一个理解,中学时代的我一开始读时便能够大致的理解它所想表达的大概的情感,但是我也能感觉到其中运用了典故,现在回过头来,在读了王国文先生的《人间词话》之后再来细细品味这首诗。
其实在这首诗中,作者真的运用了很多的典故,比如,庄周梦蝶、杜鹃泣血、鲛人泣泪、蓝田之玉,甚至题目都是一个典故,但是为什么让读者读起来没有那种王国维先生所谓的“隔雾看花”之感呢?我们细下来品读这首诗会发现,李商隐将对典故的运用融入到情与意的交融之中,让意对情起到了一个补充的作用,不仅没有使情感的表达与意象的生成相互隔离,反而使得二者交相互融,使情与意的表达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是否运用典故与诗歌的”隔“与”不隔“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
因此,总起来说,诗歌“隔”与“不隔”,并不在于用典与不用典,而在于是否能够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让诗歌意象的出现不影响诗歌情感的表达,能够让读者准确、明了的知道诗人、词人所向表达的情感。这几个星期粗略地读完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我才意识到,我小学、中学所学的诗歌真的就是死记硬背,用来没有细下来分析过诗歌的意象与情感和表达方式,表达手法之间的关系,我想在今后的诗歌学习过程中我会更加地注意这一方面的认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半阕与下半阙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下半阙用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的本来用意是婉转的抒发作者的情感,让词人传递的思念与离别之情加深,但正因为作者使用了两个典故,让本应该深刻明了的思念与离别之情变得模糊,成了一种阅读障碍,倘若读者不知道这两个典故的出处和表达的情感的话,那么读完下半阙诗词之后完全不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抒发什么样的情感,因此王国维先生用“隔雾看花”来描述,或者说是区分诗词的优劣。
《人间词话》的读后感通用2
境界,或意境,大家都熟悉,谈诗、论画,常常提到它。它本是佛教用语,以后又用于品评诗歌。但是,把境界当作“文学之本”来认识,又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它进行了系统的、独创性的研究的,当首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总结我国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外来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相结合,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把创造“新学语”,作为自己理论工作的奋斗目标。这里讲到的“新学语”,大致相当于我们说的“新概念”吧。他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也。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这种创造“新学语”的理论意图,实际上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打破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思想牢笼,当然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
《人间词话》是他成熟时期的作品。他选择词话的形式来创造“新学语”,决非偶然。清代对词的整理和研究,风气很盛,词学发达,这种形式影响大。王国维对自己写的词,很有信心,有切身的创作体会。他还精心校勘过一些词的集子,对词曲有精深的研究。但是,运用词话这种形式,也有局限。王国维把“境界”当作文学之本、文学的“原质”,加以强调。围绕境界的理论,论述了境界的创造、境界的批评、词的境界的.发展。《人间词话》虽由许多片断组成,其内部是有脉络可寻的。手稿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强调的着重点。比如:“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作者在每个字旁都加了圈。又如:“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手稿上,大多数字加了圈。这当然是作者强调的重点,或是他的得意之笔。
王国维重视境界。境界如何创造呢?王国维推崇独创,尊重作家的个性。这对当时雕琢模拟成风的封建文艺痛下针砭,确可发人深省。可惜这方面的内容,现在的版本有不少遗漏。比如有人评他的词“开词家未有之境”,王国维是高兴的。他说:“余自谓力不若古人,但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这里的“第一义”,就是他讲过的“元唱”、“首创”的意思。他强调独创,反对千篇一律的唱和之作。他即使偶尔也有唱和之作,也不希望受到赞扬,因为“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王国维反对削足适履式的按题填诗,甚至认为,“诗有题而诗亡”。表面看,这样讲未免有些偏激之嫌;实质上,是为了强调独创。他说:“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创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这里的思想很精萃。诗词要独创,必须从题目开始。抓住“自然及人生”的大题目,就有发挥独创性的广阔天地了。如果总踩着古人的脚印走,就不可能有独创性,也就不懂得诗的本意。要是我们考虑到王国维当时的词坛,不顾“自然及人生”,标榜什么“寄托主义”,致使词意隐晦,穿凿附会,就会进一步了解王国维的论断,立意甚高,切中时弊。王国维重视“自然及人生”,揭示文艺随时代而发展,这说明他的美学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在强调境界是直观的,而且“以唤起吾人之直观”,描述了艺术形象的特征;但没有能揭示艺术形象的社会根源。他在解释艺术形象的内容时,强调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但是,他并不能理解人的思想感情最终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没有能突破唯心主义的藩篱,当然,这是应该用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的。
王国维重视艺术的独创性,但他并不排斥向古人学习。他提出要处理好“善创”与“善因”的关系,主张“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手稿中,还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楚词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最工。五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王国维重视“善创”和“善因”的关系,还可以从他对自己的一首词的批语中看出来。他很欣赏《喜迁莺》一词,批曰:“词境甚高,必读唐人诗”。为了强调独创,王国维批评了“误把抄书当作诗”、“莺偷百鸟声”的倾向。他尖锐地指出:“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由此可见,王国维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强调独创,其中包含不少辩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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