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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后感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后感，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是让人说不尽的历史，下面是小编带来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后感，欢迎阅读!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后感【1】
这是陈寅恪先生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万绳楠先生根据笔记整理成的书。
书中有许多新的观点和提法。
魏晋南北朝，是我历史知识中最大的空白点之一。
通过这本书，使我长了不少知识。
1、关于出身儒家的豪族和出身非儒家的寒族。
陈认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不同:司马氏是出身儒家的豪族，而曹操则属出身非儒家的寒族。
他们由于出身不同，在统治上有区别:
晋朝司马氏重礼，重孝，豪族外宽内忌，依附权臣，奴颜婢膝。
魏朝寒族“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细政苛惨，科放互设”，主张严刑，推尚节俭;在选人上，重才轻德，唯才是举，所以容易赢得广大出身平民、有才能的寒族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上说，魏蜀两国属于寒族统治，而孙吴则属当地士族统治。
2、民族迁徙问题。
从汉朝开始，西北地区就存在戎狄内迁的问题。
有政策的、天灾的、战争的原因。
汉开始，到魏晋进入一个发展时期。
这时不光是迁入，还开始了迁出。
魏的邓艾是第一个主张迁出的人。
晋后八王之乱，人民除了不能走或者不愿意走的，大都外逃以避难，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人口，凭藉武力，强迫迁民，造成北方人口大流动，出现了三百年间的人口流动问题。
有一部分北方士族就南逃到东晋，成为影响南朝的重要力量，被称为北方士族。
王羲之(303-361)就属此类。
石虎不光是将关西的人迁往关东，还曾将南方的人迁往北方。
数百万人的迁徙，能达者十之二三。
前秦建立后，又把关东人迁入关中,等等。
这种迁徙，是民族的灾难，如果说有好处，就是各民族之间接触的机会多了。
3、“五胡”次序。
“五胡”名称最早出自苻坚之口，次序也是他说的。
即胡、羯、鲜卑、氐、羌。
“十六国不全是五胡所建，如成国是宗(下加贝字)人建立。
羯族。
石勒(建立“后赵”)。
目深，高鼻。
多须。
中亚人种特征。
(石勒死后，石虎暴政，引起治下臣民的愤怒，以至他死后，整个羯民族竟因为汉族人的报复而从此在中国消失)
氐族。
苻坚(建立“前秦”)。
与西南夷族南诏之先六诏，实同出一源。
鲜卑。
分东、中、西三部。
有宇文、慕容(建立“前燕”、“后燕”、“南燕”)、拓跋等姓。
匈奴。
刘渊。
羌族。
姚苌。
建立“前秦”、“后秦”。
卢水湖。
沮渠蒙逊。
建立“北凉”。
4、胡汉分治和汉化过程。
胡汉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最初，胡人统治后，采取的是胡族部落用于打仗，汉族部落用于耕织，这就是胡汉分治。
到了北魏，有一个汉化过程。
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是在迁都洛阳后推行的。
当时的鲜卑人不再称自己是代人，而是称河南洛阳人，死后葬在洛阳，不再回故土。
变胡语为汉语，复合姓为汉的单姓。
如:步六孤氏变为陆氏，改拓跋氏为元氏，等。
胡人原来只有名，而无字和号。
孝文帝改胡人姓名，期于名，是赐给他们一个汉名或者雅名，而以他们原来的名字为字或者为号，如拓跋焘，字佛里代立。
周明帝宇文毓，小名“统万突”(生于统万)。
宇文泰，字黑獭(其胡名为黑獭，后改雅名为音接近的“泰”)。
5、南朝的政治结构。
南朝前期的宋、齐、梁的政治史，概括而言，是北人中的武装善战的豪族为君主，而北人中不善战的文化高门为公卿，相互利用，以成统治之局的历史。
陈朝是梁的末尾。
陈是南朝士族建设起来的，不重武，重享受。
南朝与北朝的一些区别:北朝比较重视宗法，重长子继承。
南朝人更重视文化建设。
在当时的南朝，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高门做大官，寒门做小官。
九品中正制。
但是小官拿大权。
如何集权?各朝代不一样，但有一条是一样的:即在一个系统中或者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不同的系统之间，此系统的权力为另一个系统所侵夺。
这是一个通则，非仅南朝如此，不然，皇帝的权力就抓不到手上。
在南朝，位高者多无权，有权者位很低，这样，谁都反不了皇帝。
这是一个加强君主专政的妙方。
还有一个特点:正官不重要，兼差反倒重要。
如果一兼一个地位低但有实权的官，则他的正官无论做得多大，也不起作用。
大家权力高度分散，这样有利于皇帝集权。
6、南北朝的人口。
据《晋书》记载，前燕人口998万人，246万户。
晋朝统一中国后，全国共有人口1616万。
是晋最盛时期。
三国时，魏有户60万户，400万人;吴蜀两国有80万户，有320万人。
前燕户240万户，人口900万人。
南朝的宋孝武帝大明8年，户仅有90万，人口460万人。
南朝人口一直比北朝少。
淝水之战，使弱小的东晋没有被强大的北方前秦吃掉，从而成为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7、北方六镇。
原是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沃野，后来变成北方城镇的总称，“六镇”应该是六镇及其他。
宇文泰是武川人，属六镇军人。
北齐、北周的统治者都属六镇军人。
杨隋、李唐不属于六镇军人。
应该属于关陇集团。
杨忠弘农华阴人，小名奴奴。
李唐源出陇西，曾家于武川。
北齐时，曾有一段时间是汉人鲜卑化。
高谧这个人作用比较大。
北齐统治者高谧、高树和高欢血统上虽然是汉人，但他认为自己是鲜卑人，有一个鲜卑化的过程，“西胡化”，沉溺于西域歌舞、游戏和玩物中，甚至想做“龟兹国子”，起用了大批西域胡人，专门从事游乐。
高欢的妻子娄氏是鲜卑人。
宇文泰曾改姓，如杨忠改为普六茹氏，李弼为徒何氏，李虎为大野氏，同时一些鲜卑人，又改了回去，如刘氏改为独孤氏。
李虎是李渊的祖上。
是关陇集团的豪族的代表
8、关于佛教。
梁武帝在佛事上，非常舍得花钱。
梁朝曾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用铁币取代铜币，造成当时铜钱少。
原因就是当武帝营造佛身了。
在佛教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佛的金身与铜钱存在矛盾。
梁武帝当时“大兴寺塔，广缮台堂”。
南朝齐、梁时期，是佛教最盛的时期，前后七百多年。
陈认为，佛教进入中国，是一个以宪法结合的外国贵族集团进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僧侣或者沙门，一不拜父母，二不拜皇帝、王者、长官。
前者为社会问题，后者为政治问题。
从理论上说，这非常难于在中国行得通。
怎么解决的，我尚不清楚。
另一个区别:印度佛教宗昔旨以为人须从“渐积”以成佛，无顿悟之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东晋以前，也无顿悟之说，但到了南朝刘宋时，就有了。
竺道生创立了顿悟之说两个前提:一是人人可成佛;二是成佛不须渐积，顿悟也可成佛。
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特点。
华为“顿了”，夷为“渐悟”。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后感【2】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的第一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附论吴、蜀)》讲的是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问题。
陈先生于繁杂史料中抽丝剥茧，得出“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相承的”，其都为服膺儒家的豪族政权，而魏蜀政权的统治阶级则为寒族。
“社会阶级的不同，决定了魏、蜀与东汉、袁绍政权、孙吴政权、西晋不同的政治特征。”在治理方式上，魏蜀“以法术为治”，而一脉相承的东汉晋等政权则是以“名教”治世;在人才选拔上，曹魏政权“唯才是举”，儒门豪族政权则由汉代的“孝廉制”逐步变化为重门选的九品中正制;在社会风气上，也由魏蜀的“厉行节俭”变为两晋的“以奢靡相高”。
这些变化，陈先生给予了评价:“从利弊来看，魏与蜀国的政治胜过东汉、袁绍政权、孙吴政权、西晋的政治。”
东汉的豪族统治滥觞于光武帝。
光武帝刘秀是历史上难得的善待开国功臣的皇帝，相对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李世民的暗怀猜忌，刘秀不仅给予功臣高官厚禄，并且授以实权，给予厚封。
有一个著名的对联“杏坛七十二贤，贤贤希圣;云台二十八将，将将封侯”，其中下联所概括的就是东汉功臣的待遇。
东汉建国之初，功臣在朝为高官，在野为豪族，历代不衰，便发展为世家豪族，成为东汉统治的支柱。
政治清明之时，豪族提供一大批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统治人才，一旦政治腐朽，握有雄厚实力的豪族地主则趁势而起，为一方诸侯。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实有赖豪族的大力。
东汉采取征辟制度，以孝廉取士。
“之所以重孝，是因为根据儒家的教义，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亦适用于治国平天下”。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名教因而也成为豪门的标榜。
这促使功臣豪族儒教化。
另一方面，对于儒家教义的重视，使儒家学者更容易踏上仕途，历代有人任“二千石”，一大批以诗书传家的儒学世家便可跻身于豪族之列。
如世传《孟氏易》的汝南袁氏四世三公，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五世三公。
精通经义，成为为官和升迁的通行证，当时有谚语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知识成了最大的资本，这倒是中国历史最重视读书人的时代了。
东汉末年，各地郡守纷纷起兵，形成群雄割据局面。
其中，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为袁绍。
袁绍出身于东汉顶级的门阀汝南袁氏，家世显赫，仪表堂堂，“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特别是先后为母、父守孝三年，孝感天下，声望为天下士人之首。
故袁绍起兵之初，连战连捷，最终成为坐拥青并幽冀四州的大诸侯。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曹操的崛起，袁绍必能席卷天下，再建类似东汉的儒门豪族政权。
就家世而言，曹操并不差，甚至可以说是显赫。
其祖曹腾虽为宦官，但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其父曹腾更是官至三公之一的太尉。
但这并不意味这曹操能摆脱寒族的身份。
三代养不成儒门，而阉宦之后更没有希望得到统治阶级的士人的尊重。
《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因而，宦官这种身份天生就低人一等，不为儒家所喜。
陈琳的《为袁绍讨曹操檄》略云:“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
即使是出身颍川望族荀氏的荀彧，娶了中常侍唐衡的女儿，也只因“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
寒族出身的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之·魏志》一《武帝纪》)，“不以儒学为务”，自然不符合儒家的名教观念。
珠玉在前，天下士人自然舍曹取袁。
曹操兴起时，其凭借的一是夏侯和曹家的家族势力，二是戏志才、于禁等寒门人才，最后才是凭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的豪族才俊。
儒家豪族一直不是曹操崛起的助力，甚至不时拉拉曹操的后腿，如边让、孔融等。
这一情况，直到曹操彻底覆灭袁氏势力后才有所改变，士大夫群体逐渐融于曹氏政权。
但是，“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儒家豪族阶级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
但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
曹操去世后，他们找到了司马懿，支持司马懿与曹氏展开了夺权斗争。”“后来，他们通过司马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至于刘备刘皇叔，虽名为汉中山靖王之后，其实也就是个卖草鞋和草席的破落户，是寒族中的寒族。
诸葛亮为诸葛丰之后，是世代相传的法家，关羽是出身农民卖过枣的亡命之徒，张飞是杀猪的土地主。
蜀汉的建立者是寒族，其朝中重臣如李严、蒋琬、费祎等都是寒族出身，故蜀汉政权的性质和曹魏相同。
“吴国的情势则大大不然，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从而组织起来的政权。故孙吴政治社会的势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
西晋的建立者是河内司马氏，“自东汉司马钧以来，世代为将军、守、尹。”其先祖为武将，但历代变迁，至司马懿的祖父司马儁，史载“博学好古”，已成为了服膺儒家的士大夫阶级。
曹魏政权后期，坚忍阴毒的司马懿，“以垂死之年，奋起一击，夺取曹爽手中权力。”在豪族强民和部分寒族出身官吏的支持下，司马氏最终夺取了政权，终结了寒族统治，“尽复东汉时代儒家豪族阶级统治全盛之局。”曹操泉下有知，思及当初以入狱逼迫司马懿出仕，不知作何感想!
三国归晋，寒族、政治更为先进的魏蜀政权都倒在了儒家豪强的司马氏手下。
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政权短命而无能，丧国而辱民。
政治上，世族统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官吏权的垄断，一方面阻塞了寒族人才上流的渠道，即鲍照所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另一方面则是权力高度集中和封闭带来的政治腐朽:“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
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
大极其尊，小录其要，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
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
先食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
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蓄而离其薪燎者。
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晋书》五《孝愍帝纪论》)。
军事上，西晋力图复古，行封建制度，置诸侯国，各国内设国兵，诸王各有野心，而晋愍帝又白痴一个，最终酿成八国之乱，民众流离失所，死伤惨重。
其次罢州郡武备，边疆军事力量薄弱，八国之乱后，中央也又缺乏震慑性的武力，边郡胡人遂得以趁虚而入，五胡乱华，中原汉人险遭灭绝。
社会风气更是败坏到了极点，弥漫了贪鄙与奢靡之风。
当官的目的便是赚钱。
时人鲁褒的《钱神论》便讽刺道:“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注:即孔方兄)，皆无已巳。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统治阶级一方面大肆收敛财富，一方面又奢侈淫逸。
如石崇与王恺就以奢靡相比，晋惠帝皇后贾南风“荒淫放恣”。
官场溃烂，世家腐朽，而若干力图振兴、“纠邪正”、“讲治道”的官员也不被时世所容纳，反而被讥为“俗吏”。
西晋政权病入膏肓。
这样的政权自然落不了好。
316年，西晋最终被汉国所灭，统一中国仅37年。
其后，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了东晋，亦苟延残喘而已，终为刘宋所代。
西晋政权覆灭无可叹息，但治下民众遭受的战火和异族的摧残却令后人为之伤怀!
晋代魏，恢复豪族政权是历史的一次倒退。
曹魏时的若干先进观念和措施就此终结。
曹操曾颁布求才三令，“唯才是举”。
这其实可以看做科举制度的先声。
东汉的征辟制度重“德”，但对“德”予以评价的往往是强宗豪族。
如月旦评的主持者就是汝南大族许氏的许劭、许靖。
入仕的途径掌握在儒门豪族的手中。
“唯才是举”的提出，虽然源自曹操打击儒家政治基础和充实政权的需要，但实质上能够起到选拨寒族人才，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的结果。
豪族势力的反扑，“唯才是举”顿时成空。
孝廉制反而变本加厉，一变为更加重视门第的“九品中正制”，从此流毒于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科举制的施行才得以埋葬。
除了世族政治，西晋复分封、罢郡国兵、尚奢靡、尚清谈，制度军事的社会文化全线倒退。
国力日衰，外敌入侵，后果则是生灵涂炭。
没错，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有时还得开倒车。
但想起倒在车轮下的民众，嗟叹伤心和愤恨总是免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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