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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贺拉斯的《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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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罗马诗人、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在继承古希腊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了本国的文化发展现状和自己的创作经验,写成了日后被奉为古典主义经典的著作《诗艺》。在《诗艺》中,他主张作家在题材、语言、风格等方面要以古希腊为师,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整一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式”原则,“寓教于乐”等创作要求,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不但要体现作品的形式美,还要用作家的真挚情感和崇高思想来充实文章的思想内涵,进而提高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关于作家修养问题,他要求作家应端正态度,要天才与苦练兼备。《诗艺》言简意赅却含义深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典主义;寓教于乐;合式原则
贺拉斯是古罗马著名的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是古罗马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艺思想主要包含在《上奥古斯都书》和《诗艺》中,后者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被奉为经典。在这篇文章中,贺拉斯既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又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学传统和诸如亚里士多德等人丰硕的理论果实,再结合古罗马的文艺现状,具有丰富的美学思想。
一、遵循古典文艺传统
正如我们所知,千余年的古罗马史是一部不断战争的历史,复杂的地缘环境和独特的起源文化认同以及统治者的强硬治国政策使得古罗马民族渐渐形成了尚武精神,这一方面使得古罗马由弱到强、由小变大,形成了庞大的古罗马帝国,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它们文化发展的脚步。“直到公元前2世纪征服希腊后,罗马文学才在古希腊文学的强大影响下发展起来”,[1]贺拉斯、朗基努斯等一批进步的古罗马文学家更是对古希腊文学传统充满敬意,并希望能对其继承和创新,即可以在既有的雇希腊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上建立自己的文化秩序,所以他主张在总结古希腊艺术的基础上把其艺术作品中的高贵性作为创作的出发点。
在文章中,贺拉斯提出古罗马的文艺发展应根植在模仿古典的基础之上,他不止一次的指出作家写作应该模仿古典作品,不论是题材上、形式上,还是艺术技巧上。例如作家在描写人物时,要遵循古人所描写的性格特点,不能写成另外的样子;作家作品的诗歌和题材,应以荷马为规范,“需遵守且懂得各类诗格”,“每种体裁都应该遵守规定的用处”,[2]至于诗歌的格律方面,尽管拉丁诗和古希腊诗这两种语言在音调上有很大的不同,但贺拉斯仍主张它应沿用古希腊诗体的格律等等。然而贺拉斯提出的文艺摹仿古典的目的不仅仅是向古希腊文化传统致敬,更是希望在继承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古罗马作家也能建立属于自己时代的文艺规范。所以贺拉斯在《诗艺》中也同时提出了“或则遵循传统,或则独创”[3]的号召,在题材的选择上,他主张采用“古典的”题材,但他也鼓励作家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有所创新,希望作家能够把“人所尽知的事物写成新颖的诗歌,”[4]“只要是需要,作家可以创造新字,”,“如果你安排的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义,表达就能尽善尽美”。[5]可以看出贺拉斯在遵循古典文化传统和鼓励创新之间,也对古希腊文化有着自己批判式的认识。
二、《诗艺》对《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1)对“摹仿说”的继承和发展
贺拉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首先就明确了一切都来自于摹仿的主张,在他看来,诗人之所以被称为诗人,就是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摹仿者,他们可以也应该通过摹仿来反映生活和诗人的情感,所以贺拉斯在《诗艺》中对诗歌应反映生活的真实有较多论述。[6]因此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作品要来源于生活,体现生活的真实。他认为要想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7],这样才能使人物刻画得更细致真实,思想内涵更丰富。这是对传统“摹仿说”的发展和深化,更深刻地把握了文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
(2)对“整一性”的继承和发展――“合式”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一性”即秩序、匀称和明确,像戏剧、史诗一类的文学创作都应有头、有身、有尾,“整一”与否更可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美与不美的标志。贺拉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合式”原则,“既是指人物、布局和风格自身的首尾一致,也是指体裁、风格与所要处理的材料之间的相互配合。总之,部分与整体协调,前后彼此照应,一切都恰如其分,”[8]画家将美女的头、马颈、动物的四肢、各色羽毛和一条鱼尾巴胡拼烂凑在一幅画中,是不符合艺术创造的统一性的,艺术创造应该是各部分合理的组合,形成事物形象的整体美,这才符合“合式”原则。[9]所以诗描写人物应将他的特点和年龄配合起来,不同年龄应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此外,贺拉斯还强调行文风格的前后一致,他指出诗人在写作时如果是一种极为庄严的格调,但却突然“出现一两句绚烂的描写,和左右相比太显得五色缤纷了”[10]是非常不好的,他反对随意卖弄词藻,并将这种华丽藻饰和不能与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谐一致的段落称为“大经补丁”。贺拉斯要求人物的表情和形容它的词句要相得益彰,“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配合,盛怒要用威吓的词句,戏谑配嬉笑,庄重的词句配严肃的表情。”[11]
三、文艺思想内容的充实
他认为:“一首诗仅仅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12]也就是说,艺术的魅力不仅来自于美的形象,更需要作者用其心灵和情感去表达,这样才能打动读者,要知道,“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映,”[13]由此可以看出,贺拉斯已经注意到作品需要通过情感的表现来感动读者。除此之外,贺拉斯认为艺术作品要具有高贵性的美,首先作家就要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当时古罗马文学对权贵依附的现象令人痛心,他认为艺术家只有具有高贵的品质,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打动人心,才可能具有永恒的魅力,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应该来自作家的真挚情感和崇高思想。
四、“寓教于乐”的原则
事实上,贺拉斯并不是第一个谈及文艺审美功用和社会功用的学者,在他之前,柏拉图竭力否定艺术快感而在《理想国》中提倡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他认为“在这个国度里,艺术问题就不可能从单纯审美的角度来考虑,必须用政治、道德和宗教的标准来加以审视”,[14]这是他评价作品好坏的一个基本标尺;但在这一点上,师从柏拉图多年的亚里士多德却针锋相对的为艺术快感作辩护,认为快感中包含着伦理功用;贺拉斯则更进一步,在《诗艺》中明确要求作品应快感与教义相结合,提出了文艺作品要做到“寓教于乐”。
他在《诗艺》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这样的作品才能使索修斯兄弟赚钱,才能使作者扬名海外,留芳千古。”[15]他将文艺的“教”与“乐”联系在一起,“教”在于给人以益处和帮助,“乐”则在于给人以乐趣和快感,文艺作品必须包括这两个方面才能称之为好的作品。
五、结语
贺拉斯的《诗艺》是理解古罗马文学创作原则的主要来源,书中认真讨论了对古典的继承与创新、行文规范、作家修养、艺术价值和艺术批评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创作原则,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既上承了古希腊时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建构自己的诗艺体系的基础上,又开启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和后来的古典主义理论之端,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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