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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时代文学中悲剧意识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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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安时代是社会动乱和政治黑暗的时代，但也是“人的觉醒”与“文学自觉”的时代，士人出于对无序、残酷的现实的感伤以及对自身生命的悲悼，创作出了许多沉郁慷慨、洋溢着浓重的悲剧气氛的诗文，深为后世推重，笔者认为这种悲剧意识以下三种来源：一是哲学思想方面的突破所带来的“人的觉醒”;二是文学的自觉;三是现实的生存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建安士子;悲剧意识;推源
建安是我国文学十分辉煌的一个时期，通常所所谓的“建安风骨”主要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对这种文学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由此可见，建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蕴涵着强烈的悲剧情怀。笔者认为，这种悲剧意识主要有以下三种来源：一是人的觉醒;二是文学的自觉;三是现实的生存环境的影响。以下详述之。
一、人的觉醒
钱志熙先生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建安时期在思想史上介乎汉和魏晋之间，是由汉末经学和子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过渡期;也是朴学向思辨哲学、浪漫哲学发展的过渡期。”，自汉武帝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被确立为汉代的统治思想。这套思想体系不但使人不敢对统治者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且堵塞了人自由思考的空间，使人的存在真相被遮蔽，而抒发性情的文学精神同样遭到了长期压抑。
由正统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经学凭借皇权的大力支持，在汉代得到了长足乃至畸形的发展，终至演变为一种死板繁琐的哲学，但到东汉，它自身的痼疾便明显表现了出来，虽经统治者大力提倡，已难挽其江河日下的颓势。儒生们不再因循前言，自身从意识形态的枷锁里也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解放，传统上与儒教相对立的道教也趁机抬头，“随着经学的繁琐化和经学意识形态的逐步衰微，道家思想为多数士人所接受”道教中蕴含的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对道德教条的猛烈批判，对人自身生命的深切关注，对于日渐陵夷的意识形态无疑是种剧烈的震荡与瓦解。
建安文化正发轫于固化的意识形态的崩溃之后，在思想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彰显。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提出“人的觉醒”说便是个明显的例证：“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来，就是人的觉醒。”伴随着人的觉醒，建安士人得以从两汉时期的神学迷雾里走出来，重新审视现实与人生。人不再是虚幻的“天数”所推演而成，“天人感应”下的一个机械的感应器，而是一个深知寒热，且歌且哭，面对现实和生命的苦难有彻骨之痛的活生生的个体。如果不能从意识形态的罗网里挣脱出来，认为一切都合情合理，任何苦痛不过是服从一道永恒的主宰一切的天命，建安士人恐绝难发出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等沉郁雄壮的悲凉之音了。
二、文学的自觉
在汉代由于思想的钳制，文学长期以来都是作为统治者教化的工具，为统治者歌功颂德，鼓吹皇权。即便有抒发性情，仗义执言的作品，也是寥若晨星。两汉之际，伴随着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的出现，士人思想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在文学方面也发表了一些异乎正统的见解。但是这一时代的文学精神并未得到完全解放，“一直到东汉末年，许多文学家都在自觉自愿地以文学来为国家服务”。他们只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文学，以“求实”的态度要求文学。比如“杨雄早年对汉大赋很热衷，仰慕司马相如，‘每做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本传)，但晚年认识到赋无益于讽谏，就悔其早作，并发表了一些对赋的批评意见，如说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这显然是是从儒家的实用立场来看待文学作品的。
直到建安时代，文学观念才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在文学观念上，曹丕突破了儒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传统的诗教观念。”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比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陈琳称赞曹植的文章：“清辞丽句，焱绝炳焕”应认为艺与德紧密相连，君子应当兼而有之。对文学的特质均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与之相应，他们的创作都能抒发一己的真实性情，王粲在《登楼赋》里刻骨铭心的乡愁：“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曹操面对无限浩瀚的宇宙，在《步出夏门行》对短暂的生命和渺小的个体的深切悲悼：“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只有文学精神得到解放，作家们才能写出如此富于悲剧意识的作品。
三、现实的生存环境的影响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时局动荡，跌经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的汉王朝统治秩序已然崩溃，迄至建安时代，天下已共苦战乱久矣。军阀的连年混战不但使社会凋敝，底层民众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就连“文人士子也命如蝼蚁，朝不保夕，难得自全。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激发了曹魏统治阶层内心之慷慨悲凉。”，以便把自己的才华与哀思倾注其中，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名句：“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便真实地描写了汉末人民的劳役苦难，王粲在《七哀诗・其三》中的：“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燧，翩翩飞戎旗。行者不顾返，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等都是由目睹了战乱的惨毒，对生灵所抱有的同情而寄托在作品中的哀思。
再则长期的战乱使文籍散佚，礼乐流散。至于远涉偏远地区避难的文人学者就更多了，正如刘勰所形容的那样：“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面对这种景象，作为文化的中坚力量的士人群体，他们心理上所受的刺激，是后世人所难以想象的。”身处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这些深刻体验到心灵痛苦的建安士人唯有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才能摆脱掉精神上的重负，驱散弥漫在眼前的悲苦的愁云，因为“创造艺术是促使人们活下去的人生的补充和完成。”明乎此，那种深蕴在建安诗文中的悲剧意识在我们眼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1] 刘勰. 文心雕龙[M]. 周振甫,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 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 王鹏廷. 建安七子论述[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 李泽厚.美的历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5]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M] .商务印书馆, 2003
[6]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7] 吴云. 建安七子集校注[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8] 傅亚庶. 三曹诗文全集译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9]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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