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话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

时间：2022-10-09 02:06:15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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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

　　中国古代神话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1】

中国古代神话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

　　摘要：神话是远古时代人们借助想像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

　　中国古代神话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造发展，内容丰富多彩，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古代神话：文学创作;影响

　　神话是古代人们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

　　对此，茅盾先生定义为：“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传颂，却确信以为是真的。”

　　中国古代神话是在漫长的远古时代中形成的，并伴随着社会的进程不断创造和发展。

　　当时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强，于是便借助想象表达出支配自然的愿望。

　　神话中出现的人和事大都能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形。

　　如鲧禹治水、炎帝击石生火、神农氏尝百草、黄帝蚩尤大战。

　　这与当时中国的现状紧密相联。

　　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处在黄河流域，土地肥沃。

　　农耕文化较为发达，带有原始的质朴与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国神话应运而生。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源头是现实生活，具有有很强的现实性。

　　神话虽立足于现实，但并不是说神话中所描述的内容都符合现实实际，人们在理解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融人了对自然的想象，这就使得神话充满了很强的浪漫特色。

　　由于神话蕴涵古代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理解，本身就包涵有一定的哲学道理，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逐步与当时的哲学思想和宗教道义相结合，神话自然也就具有了记载事务、讽喻社会、宣扬道义的功能。

　　中国神话的这些内在与外在的特性，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神话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古代神话是远古人类借助想象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反映了原始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理想。

　　像《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羲和生日》、《常羲生月》、《夸父逐日》等，体现了原始人探索的意图，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成因的理解。

　　像《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愚公移山》、《嫦娥奔月》等，表达了远古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决心与勇气。

　　像《黄帝擒蚩尤》、《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黄炎之争》等，反映了远古先民对统治秩序的挑战。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页。

　　这些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外，还为后代各类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像《诗经，大雅，生民》中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中诸神的出现、战国时期庄子笔下《逍遥游》中的鲲鹏的变化、三国时期曹植作品中洛水女神宓妃形象的塑造，均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利用神话素材进行再创作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

　　唐代李威小说《柳毅传》、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其中就有大量令人赏析的神话情节。

　　远古神话故事中的素材，经后代作家们发掘、改造，给人的感觉总是常出常新。

　　二、中国古代神话在表现方式、创作手法等方面为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抒情文学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

　　神话的原始的质朴性、地域性、时代性，为中国文学叙事抒情的传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它奇特幻想、生动的情节以及夸张手法的成功运用，都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庄子创作的《逍遥游》、《德允符》、《大宗师》等散文，都出现了很多幻想，笔下的蝉、斑鸠、小雀、树、蛇、鱼，都会说话。

　　这些丰富了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屈原《离骚》纯洁高大抒情主人公的出现，大胆地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形象地糅合，发展了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

　　唐代李白的诗歌，借鉴神话中的浪漫手法，将夸张、比喻、象征等方式，使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高度统一，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他借用大胆的夸张，“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之体，抒无形之情，让奇情壮采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

　　宋代的苏轼以神话中的浪漫主义为基调，借用想象与夸张，将豪迈的情感、坦率的胸怀表现得欢畅通透，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

　　魏晋的志怪、唐宋的传奇、宋元以后的小说戏曲。

　　不仅继承了神话的浪漫精神，而且吸取了神话的素材和艺术经验，后代的文学创作不断走向辉煌。

　　三、中国古代神话宏扬民族正气的精神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

　　这些始祖神在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与壮大、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的作用。

　　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

　　如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

　　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

　　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

　　不仅如此，在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中，也同样反映出了一种令人崇尚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如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

　　而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与批判：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形象，最终均被英雄诛灭。

　　如在洪水滔天时窃了天帝的“息壤”以堙洪水。

　　不待帝命。

　　被杀于羽郊的鲧。

　　神话中所表现的那种不畏艰险、不畏俱、追求光明、锲而不舍的伟大英雄主义精神，为民请原的信念、厚生爱民意识、博大坚韧的品质正是我们民族勤劳勇敢、执著坚毅的民族性格的艺术概括，它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奇幻多姿的艺术表现方法，也为后代的文学所汲取，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这从这个层面上讲。

　　中国文学从开始就有一个光辉的起点。

　　正是这种尚德精神。

　　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

　　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

　　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才能治国、平天下。

　　这种理念，恰恰也演变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性格。

　　古老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到今天，正是靠的这种精神的拓展与延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国文学起源的古代神话，一方面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在创作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在古代神话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不断得以发展、壮大、升华，不断谱写出具有独特民族魅力的灿烂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徐讦，小说的精神境界厦其浪漫主义特征，西安：西安教育出版社，2003。

　　[2]罗纲，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3]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茅盾，神话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中国古代文人悼祭文学中的生命意识【2】

　　【摘要】伤怀悼祭，从古至今都是每个个体情感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生命主体在面对无可回避的终极面前的痛苦焦虑。

　　在千古文人哀婉动人的文字中，不仅传达了他们穿越千年历史也未曾凋零的感人深情，更是抒发了他们对人生、对生命、对死亡的深层体验。

　　本文将以宏观的视角，探求其中所蕴含的普遍性特征，以求对悼祭文学中的生命意识能有一个相对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古代文人;悼祭文学;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顾名思义，指的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命主体的生存状态、存在价值和最终归宿的自觉的体认、反思。

　　在对生命意识的深入思索中，对于死亡现象的观望与反思又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儒道两家无疑都对死亡采取逃避的心态：儒家主要将目光集中于现实人生的功利追求之上，并不直言死生之事，试图在对生的价值的追求中缓解对死的恐惧;而庄子讲求的“生死齐一”的齐物论思想，似乎达到了一种超脱的精神境界，但道家也讲“全生”，并批判了那些“危身弃生以殉物”[1]P800的行为，主张“乘道德而浮游”[1]P534。

　　受此影响，虽然在各种文学题材中都曾抒发对于生命、人生的或显旷达或觉消极的感叹，却很少能因此与死亡走的太过亲密，所作的思索也大多限于对生命的普遍而宏观性的把之握上。

　　可以说，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任何一个主题可以像悼祭主题这样距离死亡如此之近，体悟如此之深切。

　　古代文人对于生命意识的阐释与体认体认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极具个性色彩，是对于自身生命的独特的审美关照，但人类生命原本就有共通性，所以关于生命的体验最终也具有共通之处。

　　一、生年有终的人生感伤

　　生而有涯，是人类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生命的有限性;一是死亡的必然性。

　　生命的有限性在文学中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短暂、生年有限的感发上，伤悼生命的离去，体味生命短促的悲凉是主要的情绪。

　　生命的有限性，接续的便是死亡的必然性。

　　正因着生命有终，才必然有死;也正因为生命终结的不可避免，才会令人分外悲伤于人生的有限，二者相依而生，不可断裂。

　　生命短暂的感叹背后呈现的生命现象本质实则是人的个体时间意识的流露。

　　在宇宙洪荒、自然循环、四季更迭的大时间背景下，人的个体时间有限而微小得简直不值一提。

　　生命虽然渺小如此，却仍旧是个体生命主体拥有的全部。

　　也正是意识到个体时间的短促，才会有看到他人时间耗尽时的绵绵伤感，悲从中来。

　　文人们知道，终有一日，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

　　对于人生苦短这个再平常不过的道理的感叹与领悟，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却数量可观：“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2]P32“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3]P155等等，这样的诗文触目可见。

　　与其他以伤感为基调的忧生作品不同，悼祭文学的生命感伤是基奠于死亡的沉重土壤之上的，并非单纯的伤逝忧时，对生命有限的普遍感伤。

　　人生本就短暂，时光总是易逝，而经此一别，再无相逢，不禁令人哀断愁肠，更不用说掺杂了文人们清楚预见自身结局后的沉痛之感了。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病几多时……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5]P74这是元稹悼念亡妻韦氏的诗句。

　　首句以爱妻亡故后自己的孤独处境衬托出诗人内心的双重悲哀，既悲妻亡之故去，又悲自身之处境。

　　诗人由妻子的死亡引发出了对人生短暂、自身命运的思考：人生旅途长不过百年，想来自己活在这世上的时间想来也所剩不多了，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

　　而后人生的无常又让其对死后能否与爱妻合葬不敢有所奢望，更不用说来生再聚的愿望了，令人感伤无限。

　　二、面对死亡的恐慌焦虑

　　任何的个体生命，都始终存在着一种企图将自己的生命长久的延续下去的渴望和冲动，但生而必死的残酷现实却又将其无情的粉碎。

　　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使得个体生命必然要对自己的终极表现出深深的忧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6]P91 这是孔子的焦虑，又何尚不是人类共有的焦虑!望着滔滔奔流，不禁令人联想到生命也如同这水流一样，匆匆而去一刻未曾停歇，每逢思此不免心忧。

　　悼祭文学正是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将文人面死而生的恐慌焦虑展现出来。

　　在心理学意义上，焦虑是一种源自内心的不安或恐慌，是对即将面临的具有危险性，抑或不利处境的事物的本能的反应，多表现为不愉快、紧张甚至痛苦。

　　光是想想人生终黄土的客观事实，便已足够令人心生忧虑了，更不用说真正面临亲朋的死亡时所带来的不安了。

　　悼祭文学对于这种死亡焦虑的展现，正是通过其对于生命的悲剧性认识而表现出来的。

　　“变生仓促，哀哉上天，死生常理，我故晓然。”[7]P159(王十朋《祭令人文》)从诗句中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内心潜藏的对于生死无常的不安情绪。

　　妻子的死亡对于诗人而言是件太过仓促的事件，诗人对于生死的自然法则固然是再明白不过的，却还是不免深感哀伤。

　　这哀伤不仅有对亡妻之死的难以接受，还有对生命短暂、无常的不能平静。

　　“我生纵有涯，焉能学蒙庄。”[7]P425(毕沅《四十生朝自述》)一句中更是清楚地表明了其虽知生死皆有时，却无法做到像庄子那样以旷达的心态面对内心的死亡焦虑。

　　人的必死性和情感上的难以接受所形成的反差，更添一份生命的悲伤与无奈。

　　值得说明的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至深的儒道两家，对死亡采取的都是相对回避的态度，并没有正视面死而生的焦虑恐慌，因此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消解。

　　虽然儒家企图以追求“三不朽”来缓解死亡带来的压迫感，但有时过于执着于现实的生活，沉溺其中不对死亡有所思考，反倒会在面临生命的终极之时产生更多的恐慌。

　　但伤悼文学却使人通过对生命易逝、人生短促的哀伤之情的抒发中得以缓解。

　　文人们虽然对死亡深怀焦虑，虽然充满了对生命悲剧性的认识，但也不会消极的否定人生，更不会将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

　　三、痛并热爱

　　死亡是生命这条单行道的终点，它的高墙坚固无形，横亘于未来的途中，没有人清楚，也无从选择何时就会与之相撞。

　　当生的热切欲望遭遇无法穿越的冰冷的死亡之墙的阻挡之时，便会油然而生一种生命的疼痛感。

　　因着撞击的疼痛而来的还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奈。

　　这痛不仅仅是因为死亡在生理上的不可超越性，(下转第122页) (上接第120页) 更缘由伴随生命而来的艰难困阻，以及一切对个体生命的否定因素――生命的不自由。

　　死与生都是不自由的。

　　生而为人，注定无法摆脱的东西、后天加予生命的重负实在太多，亲人、朋友的死亡便是所有负荷中分量不小的一笔。

　　这痛包括了“一往何时还，千载不复生。”[8]P14(潘岳《思子诗》)对死者生命不可挽回的叹息，“从来有修短，岂敢问苍天。”[5]P102(梅尧臣《悼亡》其三)对死亡本身无从避免的伤感，“本期百岁恩，岂料一夕去。”[9]P74(梅尧臣《怀悲》)对生命短暂、无常的感慨，“吝妙赏之不留，悼知音之已逝。”[10]P263(江淹《伤友人赋》)对憾恨不可弥补的惋惜等等。

　　与此同时，更应看到，文人们并非一味的沉溺于悲痛之中，这些对死亡的哀愁，恰恰反映出的是对生命的深深眷恋。

　　没有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便不会生出如此沉重的忧伤疼痛。

　　哀愁越是深沉，眷恋越是热切;越是因哀愁而疼痛，越是因眷恋而热爱。

　　“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

　　[11]P89他们是在生命的疼痛中挚爱着生活的美好。

　　四、悼祭文学生命意识的现实意义

　　死亡的存在，一方面是生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却恰恰成为了生的彰显。

　　没有了死，也便无所谓生。

　　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使人领悟生存的意义。

　　但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能做的只有在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对其加以间接的体验。

　　文人悼祭作品正是通过对亲近之人的死亡所带来的情感体验来反观生命和人生的。

　　他们对生命存在、人生价值、生命情感的领悟对于现实中的人们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