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管理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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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毕业论文——“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的启示【1】
论文摘要：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合作的形式和文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却有所不同。
在浙江省开化县农村，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四位一体”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得以推广，并在两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
论文关键词：四位一体;合作;民主
习惯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被统称为“三农”问题。
中央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出台过很多政策，减负型的，如取消农业税;输血型的，如建立农村医保、低保制度，而通过创新农业农村生产服务体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重建农村社会的主体结构，从根本上推动农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型政策不多。
合作是农民应对自然、市场、政策风险的必然选择。
在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经验教训和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的基础上，浙江省从2006年底开始尝试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称为“三位一体”，即“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联合构成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作为全省“试点”之一的开化县，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即通过一定的利益机制、组织机制，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把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科技信息合作四类组织融合在一起，增强为生产服务的流通、金融、科技三重功能，发展贯穿县、乡、村三级的组织网络而构建的新型合作体系。
“四位一体”是农村经济合作制度的一种新发展，其本质是基于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的基础上对于“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其出发点是发展经济，但实践效果却远远超出初衷。
本文试从经济学、社会政治学两个角度分析此项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一、创新“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的背景
(一)农村缺乏市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亟需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农业农村原有的经济形式、经济体制和服务体系对生产经营要素的适应能力与吸纳能力不断弱化甚至丧失。
就市场而言，在现有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分”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统”的环节却很薄弱，造成了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或者对接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就土地而言，缺乏有效的流转机制，满足现代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就人才而言，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业后续劳动力不足，有沦为“老人农业”的危险;就资金而言，农业生产缺乏获得信贷的有效途径，各种金融单位不断把农村资金抽向城市、流向工商业，农业农村不断“失血”。
据统计，2003～2006年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面向大农业贷款占总贷的比例是77.68%;就科技而言，单家独户小规模生产阻碍了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留守农民的素质制约了对新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难以突破。
这就是当前“三农”发展面临要素缺乏的困境。
(二)农村现有生产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前些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单干”、公司+农户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在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上，在增强市场主体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其覆盖面不广，服务功能不强，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显现，而且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刚颁布，很多专业合作社运作不规范，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不高。
作为为农服务的经济组织供销社、信用社也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和局限性，面对分散和众多的农户，服务范围窄、成本高、风险大。
农民仍然是市场竞争的弱势群体，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
在当今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宏观环境下，农民在专业合作社之上迫切需要一种合作面更加广泛，服务功能更加强大，合作程度更加深入，制度更加规范的新型合作平台。
(三)政府对农村农业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既需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形成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主体的要素配置和生产组织的格局，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增加和改善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
目前，我国对农业的公共产品供给既存在数量不足、内容不全的问题，又存在途径单一，效能低下的问题，特别是存在“条自为政，互不配套”和“条配置多，块整合少”的“条块分割，条强块弱”的现象，这不仅可能导致公共资源配置千篇一律，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延续管制性管理的老路。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块为主的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促进市场与政府，条与条，块与块的资源整合，引导政府从管制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
二、“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民经济增收
(一)“四位一体”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
在“四位一体”中，农民专业合作是生产主体的联合组织，是联合体的基础或基点，也是其他合作组织的最终服务对象;供销合作是流通的血脉，是生产发展的依托;农村信用合作是生产发展的坚强后盾;科技信息合作是生产腾飞的翅膀。
合作实现农户小生产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使生产、流通、销售结成一条有机的产业链;合作克服了四类经济组织分头为农服务，相互脱节的局限性，使服务更全面，更及时;合作使农民不再是市场经济大潮中单薄的，没有信息导航的“孤舟”，而是联合起来的“航母”。
经济学家发现任何“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它们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现代农业也不例外。
现阶段，这些要素除自然资源外，在农村农民自身极其匮乏，而在城市的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相关事业单位却相对过剩。
新型农业服务体系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架起了桥梁。
一方面，为非农主体投资农业、支持“三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产业间、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和渗透，促进农业和工业、供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融合，促进一、二、三次产业间的对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它把各环节的生产要素和各种服务通过合作协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农民提供全程服务，有利于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2007年1～6月份开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农贷款占总贷比例达90.2%;6～8月份仅池淮镇农户通过联保贷款机制从信用社就获得1200万元资金支持，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每天为各合作社提供各种科技信息5到10条。
(二)“四位一体”合作服务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收益
1、降低交易费用。
农户市场交易的费用包括信息费用、农资费用、服务费用、谈判费用。
单一农户交易量小，主体相对独立、分散，总体来说，交易次数多，重复投入多，交易成本高。
建立农村合作协会后，服务体系内部交易按照合作协议规定，由专业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科技信息服务中心统一协商，既能保证服务质量又能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根据池淮镇《农资供应服务协议》，农资公司承诺：“决不销售‘三无’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商品，假冒伪劣及过期商品;开展电话预约、上门服务、延长营业时间、送货到村到户等多种便民服务;在价格上给予优惠”。
合作体系外交易，以专业合作社为主体，联合其它经济组织与客商进行谈判，可以使一次谈判在同一个合作社甚至多个合作社内部普适化，既提高了谈判实力又减少了谈判交易次数，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2、降低经营风险。
农业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产业，不仅在于利润率偏低，而且面临更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一家一户，势单力薄，抗自然风险能力差，抗市场风险能力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户生产随着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呈现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损耗。
通过合作，可以有效地化解各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利益的侵蚀。
首先，规范、巩固和提升农民专业合作，壮大专业生产规模，提升生产的科技水平，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
如池淮镇的苗木合作社、吊瓜合作社、草莓合作社都实行大棚种植，科学养植，实现了旱涝保收。
其次，合作经济改变了单家独户由于经营规模小、产品品质低、谈判能力弱的局面，在规模、品质、科技、信息、专家的支撑下，大大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再次，合作组织成员之间互助合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各种自然灾害，通过相互帮助，能够尽快恢复生产，有效减轻灾害损失。
(三)“四位一体”合作服务增强农民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提高农民谈判能力。
“由个人协作而产生的集体行动往往造成力量的倍增”。
农民缺乏组织性，自身素质相对较低，以法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弱，在市场谈判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付出较高成本却难以抵御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专业合作社把农民联合起来，合作协会把供销、金融、科技信息服务联合起来，加上政府的服务，“五个手指捏成一个拳头”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谈判，改变了以往商品价格被动接受者这一不公平的角色，增强了市场主体的话语权。
同时，发挥经济组织聘请的专业法律人才，运用法律武器防止经济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公正、不合法行为的产生。
2、专业生产、规模生产、标准生产、品牌经营增强农业企业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
“四位一体”下的农业生产呈现“五个化”的特点：基地化生产、组织化经营、技术化支撑、社会化服务、效益化目标。
龙头企业和生产大户既是专业合作社的主体，也是供销合作、信用合作、技术信息合作的重点服务对象，实行专业化、标准化、技术化生产，品牌化营销，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扩大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从而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内部分工是经济组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马克思也强调分工的重要性，指出分工与协作能够产生一种集体力形式的生产力。
“四位一体”注重培育龙头企业，扶持种养大户，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化培育主导产品，实现专业生产和区域规模生产。
在开化，“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很多，金村乡的西瓜产业，华埠镇封家的金针菇产业远近闻名，以其产量大、品质好、价格适中，在上海、杭州等大城市也颇有竞争力;全县49家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开化农产品开拓市场的排头兵。
“四位一体”既体现了生产、流通、服务、科研开发的专业分工，又强调了四个方面的联合，是分工和联合的辩证统一。
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业产业链管理，不仅是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强烈需求，农业关联企业通过与产业链的结合增加了其产品的安全可信度。
农村合作协会积极引导合作社实施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准，在提供品牌、包装、和销售服务、申报和认证认定无公害基地(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商标及地方名牌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
目前，开化县有农产品注册商标230个，其中省级著名商标4个，市著名商标13个，“开化龙顶”商标成为全国茶产叶十大品牌之一;近30家农业企业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和QS等企业或产品质量体系认证。
构建农业产业链，实行品牌化经营大大增强农业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三、“四位一体”农业服务体系从根本上推动和谐新农村建设向前发展
(一)培育新型农民，奠定新农村建设的社会文化基础
邓小平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传统比较多，而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
新农村建设需要进行两大改造，一是改造农业生产方式，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二是改造农村劳动者素质，促使传统农民向现代“新型农民”转变。
“四位一体”的合作经济模式组织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渐培育起主体意识、民主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法制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作既改造了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也改造了农民传统的思想意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美妙结合，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特别是和谐新农村的重要载体。
从各国的民主历程来看，只有不断进行民主的实践，通过有效的自觉式参与才能逐渐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
托克维尔认为：“用什么办法能使人们养成权利观念，并使这种观念能被你们所牢记。
结果发现，这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
”
1、合作组织和合作体系的性质有利于提高农民的主体意识。
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成立，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经营者依据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照合作社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农村合作协会的组织性质是“为农服务的协调组织”，它本身不是合作经济组织，而是合作经济的联合组织，坚持原有的合作经济性质，服务对象、基本利益不变。
“四位一体”不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农民或农户是专业合作社的主体，也是农村合作协会的主体，协会的合作形式和服务内容完全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经营需求。
所以，合作经济的性质有助于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2、合作组织和合作体系的组织活动制度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
合作组织和合作体系是一所民主教育的学校，是培育农民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训练班。
首先，自愿参加合作组织，参与合作组织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践，农民的民主意识逐步觉醒和提高，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合作社的主人，自己有权参与合作社的所有事务的管理、决策和监督;自己的权利只有通过自己的作为才能维护和实现;通过积极正确的作为，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在合作社，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作社的重大事项，社员大会实行一人一票投票方式，社员的民主权利受到制度的保证。
其次，参与合作社的活动，有助于锻炼农民的民主能力。
民主的实现不仅意味着主体享有民主权利，而且要求主体应受到一定的制约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是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统一;是实现自身利益和维护他人利益的统一。
参与合作社的决策、管理、分配活动，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学会在妥协中求得利益的最大化。
3、合作有利于培育农民的合作意识。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吕氏春秋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农民与社会的合作范围和程度有限，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农民阶级缺乏组织意识、合作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任何组织的形成和稳固需要具备共同的奋斗目标，科学的组织制度两个条件。
“四位一体”中的四个市场主体性质一致，基本利益一致，目标一致，具备合作的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合作协会的章程和活动规则保证了合作社和合作协会的规范性、科学性。
“四位一体”初步实践证明：农民不是“只能分，不能合”的群体。
4、合作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
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农民缺乏契约意识和法制意识。
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把农业和农民拖进统一的市场，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和法制经济。
农民进入市场，以主体的角度重新认识契约、规则和法律，他们从知法、信法、用法到护法。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依法成立的体现农民之间契约关系的经济组织，合作社的成立方式、社员权利、组织机构、工作程序、财务管理、工作监督都遵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合作社章程;“四位一体”的服务联合体尊重经济规律，坚持市场化运作，严格按照《协会章程》和规则活动。
在合作的实践中，农民逐步增强法制观念，增加法律知识，提高用法能力。
(二)培育农村经济组织，有利于提高农民群体对社会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实体，其公共政策常常受各种因素影响，尤其深受某些强势利益集团或社会阶层的左右，广大农民由于生产方式、经济水平、生活环境、社会管理体制等原因难以结成组织集团，缺乏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的能力和渠道，在公共政策中成为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
在社会公共领域存在一种普遍的“马太效应”：“越是利益受到损害，越是缺少利益诉求渠道，越是容易受到进一步的利益损害”。
虽然，近几年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在法律和制度上赋予农民参与村务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权利，但由于诸多原因，村民自治建设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村民自治委员会实际成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延伸。
在整个社会，农民还是缺乏发展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农户、个体生产者等市场主体成为不同于政府的一支社会力量，为了更好地实现和保护平民的利益，社会政治学家主张在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鼓励发展第三支力量——“社会主体”，也叫“第三部门”，由“私人的领域、团体的领域、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
西方学者柯亨和阿托拉把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团结、公正希望寄托于此。
遵照“公共产品尽可能由第三方供给”的要求，组织农户建立专业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又大力推动组建更高层次的合作平台，正是政府自觉认识到发展“第三部门”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促进政府职能有效转变，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的体现。
合作组织成立后，组织起来的农民第一次在市场上，在社会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由弱变强，农民真正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在政府制定和选择公共政策时，不得不关注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听取农民的想法，各种社会力量在相互制约中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有人说：“如果民主有一千种不同的形态起源方式，那么这种因居住而产生的中国式民主，我称之为走廊民主”。
本文要补充：在中国农村还有一种民主的起源方式，因合作而产生的民主，称之为合作民主。
参考文献：
1、郭杰.经济学基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编写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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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瑞玲.试论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农村合作组织[J].当代经济，2007(6).
农业经济管理毕业论文——“一村一”农业经济管理毕业论文【2】
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
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
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
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
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
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
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
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
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
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一)关于发展模式
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
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
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
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
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
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
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
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
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
(二)关于发展方向
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
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
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
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
(三)关于发展策略
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
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
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
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
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
(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
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
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
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
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
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
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
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
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
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
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
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
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
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
(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
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
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
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
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
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
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
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
四、结束语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
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
为适应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培养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带头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和发展农村先进文化的带头人，按照昆农领[2008]1号、昆农领[2009]16号文件要求，我区决定继续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工作。
现结合五华区实际，制定2009年度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围绕培养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和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目标，实施系统教学，着力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拿到一张文凭、学会一门技能，成为“留得住、用得上”的具有大专学历、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后备人才。
2009年计划新增培养人才5名。
二、组织实施
建立由区政府办公室牵头，区委组织部、区城乡一体办、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农业局、沙朗乡、厂口乡等相关单位参加的区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联席会议制度。
区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作为“一村一名大学生”工作的主要牵头责任单位，要负责“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项目的组织协调，每年召开1-2次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协调和通报有关情况，要指定专人负责我区与昆明广播电视大学联合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对接联系工作，做好我区一个开班专业的确定、学员人选审定上报等管理工作，
指导沙朗、厂口两乡做好学员选定工作;沙朗、厂口两乡要确定联络员负责组织实施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学员的报名、推荐、审核工作以及集中辅导期间学习点的安排、学员的组织等教学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负责学员学习经费补助的资金筹集与按时足额拨付，实行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区教育局等相关单位要积极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由昆明广播电视大学具体负责招收学员、制定课程教学细则、实施教学管理、做好经费预算的相关立项审批工作。
三、学习形式及文凭发放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实行计划单列、注册入学、不转户口、就地学习;实行弹性学制，按课程注册学习，按课程学分收费;通过远程教育技术手段，以学员自主学习为主，适当集中辅导为辅;建立学分累计制，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授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大专文凭。
四、学历层次、专业设置、招生对象及学制管理
(一)学历层次、专业设置。
目前，昆明广播电视大学确定开设高中起点专科：农村行政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乡镇企业管理、旅游农业、畜牧兽医、畜牧、烟草栽培技术、林业技术、园林花卉技术九种专业。
在此专业范围内，我区根据本地实际选择农业经济管理作为学习专业。
2009年，昆明广播电视大学按秋季招生时间安排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沙朗、厂口两乡要将选定的专业、学员报名情况于6月30日前报送区城乡一体化办公室。
(二)学制时间。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学制时间为两年半，其中：两年为学习时间，半年为毕业论文写作时间。
(三)招生对象及招生方法。
“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主要招收具有高中(含职高、中专)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农村青年，鼓励复员退伍军人、农业科技示范户、村干部以及乡镇企业或龙头企业带头人、科技致富能手报名，报名年龄限定在40岁以内。
采取自愿报名、村级公开推荐、乡审核、区政府办公室审定上报，昆明广播电视大学对学员进行相关的文化基础知识测试，择优录取方式招生。
(四)毕业去向。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六部门《关于在全省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实施意见》(云农办发[2007]16号)精神，凡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并在农村工作的人员，作为村干部的主要培养对象，优先推荐选拔从事农村教育、畜牧防疫、农技推广、文化、中介服务、村办企业等工作。
五、学费标准及经费补助
(一)学费标准。
按云教计[1999]89号文件核定标准，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学费标准为75元/学分(累计76学分毕业)，每生共计收取学费5700元。
(二)经费补助。
对于符合条件的学员，学习经费补助由区级财政和学员个人共同负担，具体学费和书费补助标准如下：区财政补助学费总额的88%(每生5016元)，同时补助每生书费300元;学员个人承担学费总额的12%(每生684元);区补助外其余费用由学员自理。
此项经费从年度干部教育经费中列支。
经过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的学员，将按照以上补助标准予以兑现;对于仅取得结业证书的学员，将只给予50%的学费补助;对于未取得毕业证或结业证书的学员将不予补助。
六、工作要求
(一)确保教学质量。
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必须确保教学质量，切实加强办学点的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开设适应农村学员需要的专业和课程;要按照“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要求和特点，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具有农村特点和适应农村学习者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管理模式;要抓好实训基地建设，坚持素质教育和农业技能提高相结合，
围绕沙朗、厂口两乡经济发展和“三农”的现实需求，组织开展各种技能训练，注重提高学员的动手能力和致富能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切实培养能真正服务于农村的人才。
要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努力建构市电大有专业师资力量、区级主管部门有负责人，沙朗、厂口两乡集中学习点有联络员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教育网络，定期安排集中辅导。
(二)创新培训教育机制。
以电大远程教育教学系统为基础，整合利用沙朗、厂口两乡已经建成或将要建设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终端接收站点的资源，改善两乡“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集中学习点的设备、实验实习场所等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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