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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政策的论文范文
回顾自1978年至今30年间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可以欣喜地说,由于广大社会政策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社会政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许这一领域的成就不能与经济成就相比,但它的变化无疑是历史性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种引致和谐的社会政策正在中国形成。笔者试图从结构、主题、功能、品格和地位等方面,描绘它的主要特征。
社会政策的结构:从实践性社会政策与
学科性社会政策的失衡走向协调
这里所说的结构,首先是指社会政策的构成。当我们要考察中国的社会政策并研究它的结构时,确定我们的视野范围是首要的。正像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社会”一词,但却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社会,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治理得很好一样;中国作为学科的社会政策也起步较晚并且一度发展不顺利,但是实践性社会政策却一直存在,并且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都看到,例如,中国每年都能安排新增的1000多万人就业,其规模相当于有些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而失业问题就是在那些拥有完善的就业政策的发达国家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每年都有1.5亿人在流动就业,人口迁移规模既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又长期保持了基本稳定。诸如此类的现象很多,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很多问题是在学科性社会政策还没有做出反应的情况下就基本获得解决的。很多时候实践性社会政策走在了学科性社会政策的前头。我们且不忙评论这种现象,先要承认这个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由迫切的现实问题直接引发的社会政策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尤其是那些主要依靠行政和财政手段的社会政策,例如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扶贫政策等。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回顾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时,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学科性社会政策,应涵盖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两个方面;另外,要特别重视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二者的关系。
一个好的社会政策结构体系,应该是科学、公开、开放的体系。如何能够形成这样的结构体系呢?基础就在于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的均衡和结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是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从不均衡走向均衡、从分离走向结合的过程。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问题的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社会政策出台比较频繁的时期,数量空前之多,范围空前之广。另外,在政府的重要文献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社会政策的内容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势下,社会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大增加。为了回应实践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成立了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此后,社会政策教学与研究机构在世纪之交以“井喷式”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大学设立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或专业就达211家,教学和研究人员3000多人,在校本科和研究生4万人左右,分别超过已经恢复和重建30年的社会学学科的2倍以上。如果加上政府相关部门的社会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政策研究和教学队伍。
这支学科性社会政策专业队伍虽然很年轻,但它的出现立即改变了中国社会政策的面貌:从政策的形成来说,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设立了专家委员会等咨询机构;重大政策出台之前,一般会组织课题进行必要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如对医疗体制的改革就有若干研究机构独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以及开展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估,如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估和完善。
我们知道,社会政策的科学性与公开性、开放性直接相关。公开性、开放性不仅表现在非政府部门参与社会政策的形成过程,还表现在出现了一批民间的独立法人研究机构、调查机构和网站,形成了可以影响政策形成的民意表达渠道和机制;不仅表现在中国社会政策重视参照、借鉴别国的经验,而且更直接地表现在中国加入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公约。比如,中国先后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这种开放态势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政策发展的新阶段,实践性社会政策与学科性社会政策如何均衡、如何发展的问题是新阶段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引致和谐的社会政策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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