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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宏恩的豫剧新丑形象分析论文
丑角是中国各地方戏曲剧种的一个常设角色,起源于宋代,当时的宋杂剧有“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四个角色,其中,“副末”“副净”是丑角。中国古代的丑角属于“正色”之余的“问色”,即剧中的人物。李斗的《扬州舫录》曾这样评价丑角:“丑以科浑见长,所扮备极局骗俗态,拙妇呆男、商贾刁赖、楚琳齐语,闻者绝倒。”从中可以看出,丑角的功能主要是扮丑取笑。近现代的戏曲艺术己经修正了这种弊病,创作出了许多经典的丑角戏,丑角己经上升成为剧中的主要角色,如京剧《蒋干盗书》《时迁偷鸡》,昆曲《十五贯》等。任宏恩的丑角戏在中原剧坛独树一帜,他塑造的丑角形象不但摈弃了丑角戏中的低级趣味,还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丑角艺术传统的审美准则,并赋予了其新的社会及文化涵义。
一、将丑角与文丑、老生融为一体,承载社会道义
任宏恩创新地将老生成分融入到丑角当中,并在表演程式和唱腔方面都有所革新,可以说达到了“生丑一体”。例如,豫剧现代戏《人欢马叫》中,任宏恩扮演了饲养员刘自得一角,该角色是一个富裕中农,虽然他的思想比较落后,爱占不便宜,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能坚持原则,因此属于“可被改造好”的人物。为了演好刘自得,任宏恩到哪城县黄庄一位老农家去体验生活,这位老农比较自私,和剧中的刘自得颇为相似。任宏恩在这位老农家住了半年,老农也把任宏恩当成了朋友,而任宏恩对老农的观察也更加细致入微。老农的一言一行,甚至他逢人陪心、未言先带笑、平时走路内八字等生活细节都被任宏恩牢记在心里,转而运用到了后来的人物塑造上。1963年,河南省举行首届现代戏曲汇演,《人欢马叫》一剧大获成功,尤其是任宏恩饰演的饲养员刘自得一角更是引起了轰动,他那散发着泥土味的台词、贴近现实生活的小动作等,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演出现场一直掌声不断,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就这样诞生了。任宏恩扮演的丑角形象尽管性格各异,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饱经沧桑却在艰难中执着地追求着理想,他们身上具有中原农民的正直、善良、质朴的性格特点。任宏恩利用艺术手法将中原农民的豪爽、率真、憨厚与善良和他们的精明、世故准确地表现了出来,鲜明展现了中原人的个性。因此,相较于传统戏的华贵哀婉,任宏恩的丑角戏对于豫剧艺术的诠释更加准确,并在更大的范围内适应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在唱腔革新上,任宏恩的可贵探索,为“生丑一体”的人物形象寻找到了一种既符合人物年龄、身份,又切合人物性格、心境的声腔,为人物塑造增添了不少光彩。他的唱腔自然流畅、抑扬顿挫、高亢低同、舒展自如,不但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豫剧男声唱腔高音大本嗓(真声)上不去、低音二本嗓(假声)下不来的问题,而且与人物'险格、环境气氛十分贴切。李准先生曾经充满热情地展望:“豫剧男唱腔通过这个戏(指《倒霉大叔的婚事》一一笔者注),进入到一个宽广的坦途。
二、着重表现丑角的精神世界,使丑角脱离了程式化
任宏恩塑造的丑角,虽然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物,但由于他把“力”用在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心理的描绘上,所以戏剧人物留给观众的印象不是应景式的,而是有内涵、有层次。以流行最广的《倒霉大叔的婚事》一剧为例,任宏恩从剧情、人物需要出发,把传统丑角戏用来滑稽逗乐的表演语汇用在“常倒霉”多重性格的塑造上,一改戏曲艺术中刻板、平面化的人物造型,奉献了一个真实可信、立体丰满的丑角新形象。剧中的“常倒霉”既有憨厚、倔强的一面,也有精明、世故的一面,是时代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他有了自我保护意识,造就了他的精明、狡黯的特点。如剧中他对侯圈的欲擒故纵,与魏淑兰约会时的挨挨擦擦,与柳东山吵嘴时的上蹿下跳,都反映了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常倒霉”的为人,按剧中魏淑兰的话说“不是个老实人”,按中原农村的话说是“太能”,但他凭借着骨子里的雄心壮志和凛然正气带领着乡亲们发家致富,他宁愿再次“倒霉”也不向不良舆论和歪风邪气低头的气节令人肃然起敬。在深刻理解了人物形象之后,为了体现出“常倒霉”平凡中的高大,任宏恩采用了亦庄亦谐的处理方式使这个人物形象真正“立”了起来。因此,尽管人们都不喜欢哗众取众、趣味低级的人物形象,但当人们看到“常倒霉”挤眉弄眼、眼神滴溜溜乱转时,不仅不觉得多余无聊,还觉得他“精”得有理、“土”得可爱。中国传统戏曲对丑角形象的设计、塑造有着较为固定的模式,造成了各剧种的“千丑一面”。任宏恩把对人物外在形体的关注转向对内在精神的探求,把政治、道德的视角转向了平民、平等的视角,在对于人性、灵魂的深切关注中建立起了新的丑角审美标准。视觉的转换意味着创作理念的根本转变,任宏恩为丑角赋予的可亲、可敬的品格,是豫剧丑角艺术的一项重大收获。
三、新创并亲手打破了“任氏语汇”,体现了其不囿陈规的创新精神
“任氏语汇”是任宏恩艺术风格趋于成熟的标志,他相信自己的艺术直觉,并在长达数十年的舞台表演中不停地实践,最终使其定型化,这是一位艺术家确立自己艺术风格的必由之路。更为可贵的是,任宏恩创立了“任氏语汇”表演体系,却又亲手粉碎了它。1999年,在电影戏曲片《我爱我爹》中,任宏恩凭借其沉稳准确的表演和张弛有度的演唱再次引起观众强烈反响。在“二子争爹”的戏剧冲突中,他将“赵铁贤”这一农民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尤其是最后赵铁贤在前妻墓前倾诉的那一个唱段,将人物痴迷拉弦、渴望爱情却又不愿伤害孩子们孝心的纠结心态精准、细腻地展示了出来,不仅感人泪下,还发人深思。另外,任宏恩凭借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对情节的感悟,以及对新丑形象塑造的创新,将人物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将人物的心理展现得精准到位。例如,“庆寿”一场戏中,任宏恩将赵铁贤的强作欢颜、如坐针毡刻u得入木三分。从某种程度来讲,《我爱我爹》是任宏恩尽展其唱功和表演技巧来演绎的一出戏,这也标志着他的表演艺术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任宏恩炉火纯青的表演使得观众完全忘我地走进剧中,感受着主人公的情感波动,这正是他不断创新且不断自我否定所要达到的目的。在《我爱我爹》中,任宏恩突破其惯有的表演范式,体现出了他敢于否定和超越自己的勇气。从艺术的发展与生产规律来看,艺术家超越前人己是不易,超越自己更是难上加难。任宏恩的创新在于他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探索方向,而是在更高的层面构筑了自己的表演理论体系。
任宏恩的新丑角形象不仅使传统丑角形象绽放出了新的艺术之光,还对戏曲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之后,各个地方剧种在塑造丑角形象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任宏恩“新丑”形象的启发和影响。例如,豫剧现代戏《倔公公翠媳妇》、曲剧《李豁子离婚》等。若细心研究,不难发现,近十年来,在河南戏曲界新出现的丑角形象大多与任宏恩的新丑形象相类似,可以说,任宏恩的“新丑”形象为豫剧丑角艺术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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