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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伦理学初探
伦理学，人文社科类的一大学科，下面小编就为各位伦理学的学者们推荐神经伦理学初探的论文，欢迎大家阅读生态伦理视阈下扬克的悲剧!
摘要：探神经伦理学从2002年正式在美国学术界提出之后，其研究与发展也非常迅速。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当代神经科学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神经伦理学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前者重点研究神经科学研究及其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后者重点研究自由意志、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和责任等道德概念或理论的神经科学基础。神经伦理学的发展对神经科学和伦理学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神经伦理学;脑神经科学;生命伦理学;情感与冲动;道德判断;行为决策
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从2002年正式在美国学术界提出之后，其研究与发展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美国也出现了神经伦理学研究的热潮。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随着国际人类脑计划在上世纪末启动，各国政府与科学家越来越重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各国学者也必然越来越重视神经伦理学的研究。
一、神经伦理学出现的背景
神经伦理学的出现首先是得益于现代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人们就开始探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对人的神经系统有了初步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有关神经冲动机制的研究取得突破。例如，1939年，美国学者柯勒和柯蒂斯以及英国科学家霍奇金发表了有关神经冲动离子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科学界同行的广泛重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范围扩大到神经肌肉接头点。1952年，法特和卡兹阐述了神经肌肉间的神经冲动传递的离子机制。1954年，帕达赫和帕雷，罗伯特斯和班尼特分别发表了脑与神经肌肉接头点突触的电子显微图。
同年，纳塔和吉盖斯发明的追踪法使研究者能准确了解神经细胞间(特别是远隔神经细胞间) 的相互联系。这些对后来的研究都有重大影响，为现代神经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施密特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神经科学研究计划，并首先使用了“神经科学”这一词汇，也标志着现代神经科学的正式诞生[1]。随着脑与行为研究的日益增加，1960年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 和1969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等机构相继成立，认知神经科学也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为了推动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于1972年成立了一个社会问题分支委员会，旨在向会员和公众宣传神经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这也标志着神经科学家开始关注和重视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2]。
从此，不仅人文学者开始认识到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科学家觉得他们有义务和责任关注甚至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这种从观念上确立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促进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而且，自1983年以来，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每年都要举行神经科学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主要讨论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这些会议已经讨论了以下主题：大脑的性别差异，脑死亡，神经治疗，神经增强，使用胎儿组织治疗神经疾病，食品添加剂的神经毒性，神经科学研究对控制吸毒的作用等等[3]385-391。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也进行了一项神经科学研究的潜在影响的社会调查。1984年3月OTA的研究报告《神经科学的影响》主要从医学影响和社会影响分析了神经科学的潜在影响。医学影响是指神经科学研究不仅对神经疾病、精神疾病和遗传脑疾病有巨大的医学贡献，也对其他非神经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寄生虫病)等有较大的医学价值。
社会影响主要是指神经科学研究对医药产业、犯罪与暴力、司法体系、学习障碍、性别差异等的潜在影响。在该研究报告《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中凸显了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及其未来神经科学研究面临的诸多伦理与社会挑战[4]。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举行的神经科学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和OTA的神经科学的影响的调查研究报告为美国后来制定神经科学发展的科技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调查数据和理论依据，使得美国在注重发展神经科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也是为什么神经伦理学这一研究分支学科首先在美国提出并得到了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也资助了一个脑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的项目。其中Sandro Gindro等学者的《脑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主要对脑研究与神经疾病、神经移植、大脑控制、心理分析与心理治疗等方面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报告特别指出了大脑控制、神经干预和增强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脑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重要，它有利于神经科学的研究与发展[5]。科学家、学者和公众日益认识到神经科学研究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促使了神经伦理学在美国诞生。
二、神经伦理学的概念
神经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词汇是由威廉•索菲尔于2002年在《纽约时报》上首次正式提出的[6]1。神经伦理学的出现是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引发诸多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当然，神经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推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给神经伦理学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或者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威廉• 索菲尔认为“神经伦理学是研究人脑治疗和增强以及对人脑的干预的对与错，好与坏”的交叉学科[7]5。索菲尔先生主要基于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对与错，好与坏”来对人脑干预和控制的神经伦理学概念进行阐释，突出大脑在神经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价值，彰显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脑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在他看来，“神经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独特部分，思考医学实践和生物研究的好的和不好的后果。但是，神经伦理学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研究的是大脑这个特殊的器官，它与我们的意识、自我息息相关，是我们作为存在的核心，是控制我们行为和人格的思维器官”[7]。由此可见，索菲尔把神经伦理学看作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同时也富有洞见地看到了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人脑作为人身上最特别和最复杂的物质器官，它是和人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上，人脑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的家园。二是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是以前生命伦理学研究很少涉及的内容。它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为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威廉•默布雷指出：“神经伦理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主要研究神经科学发现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探讨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神经伦理学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参与脑研究，评价研究申请，决定这些申请的相关规则，有利于管理神经科学发现的应用。” [8]威廉•默布雷的神经伦理学概念与索菲尔先生的定义具有相似性，但威廉•默布雷在探讨神经科学发现及其应用的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等基本的伦理问题的同时，重视神经伦理学对于建立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规则和管理政策的建立。这不仅是当前神经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研究神经伦理学的重要目的。
伯德在《神经科学百科全书》的神经伦理学部分说：“神经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是神经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探究行为研究标准和道德判断的哲学领域。神经科学也同其他哲学领域诸如美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身心理论相交叉，但这些学科和神经伦理学并非直接相关。神经伦理学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两个研究领域。前者主要研究神经科学实践或者应用的伦理问题，后者主要研究道德和伦理思考以及决策的神经生物学基础。”[3]385伯德的神经伦理学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强调神经伦理学的学科交叉性，指出了它与其他哲学的相关性，还明确指出了神经伦理学的两大研究领域，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
基于上述学者对神经伦理学的阐释，我们可以归纳出神经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神经伦理学和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身心问题)有紧密的联系，它可为传统哲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化这些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从学科性质来讲，神经伦理学与基因伦理学具有相似性，大致可以看作生命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但也有其特殊性。
三、神经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神经伦理学主要有两大研究领域，即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前者主要是探究一个可以规范神经科学研究行为和应用神经科学知识的伦理框架，后者主要是探究神经科学知识对我们理解伦理学本身的影响[6]1。这两个领域既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一)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
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主要是探讨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重点探究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神经科学应用的ELSI以及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
1.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主要关注神经科学研究的行为本身、神经科学家的研究规范和阻止意外发现的伦理规范等等，是属于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的范畴[6]1。即在神经科学研究的设计和实验中，研究人员应该遵循哪些伦理道德和研究规范，用什么样的机制和方法来促使或者确保研究人员遵循这些伦理道德和研究规范。神经伦理学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传统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畴，我们对此也比较熟悉。例如，在选择受试者时，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和原则;在脑成像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试验中，我们应该如何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受试者的个人隐私权;在神经增强药物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其风险-受益;等等。
同时，也有些问题是神经研究伦理学自身所特有的伦理问题，这不仅对传统的研究伦理学提出了挑战，也是生命伦理学必须面对的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在传统的研究伦理学框架下，我们可能很难解决这些新的和特殊的伦理问题。例如，在当今的民主社会和注重人权的时代，我们强调我们拥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权。但是，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赋予他们知情权或许是难以正确行使的。因为这些疾病患者本身缺乏知情同意和自我决策的能力。例如，老年痴呆症和脑损伤等患者等对问题的理解和决策方面都存在许多认知和理解障碍，这些患者本身不可能具有自我决策的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知情同意和知情选择的决策。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赋予他们知情选择权?如果应该赋予，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他们的知情权得到实施?对患者的治疗或实验又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和管理规范[9]? 基于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中既有传统的研究伦理学问题，也有特殊的伦理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探究现有的研究伦理学对神经科学研究的指导价值与意义，把研究伦理学理论和规则灵活地运用到神经科学研究伦理规范的建立中，同时需要探究有哪些伦理原则是适用于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则，哪些伦理原则不适用，并对它们进行修正和补充;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和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解决其与现有的研究伦理规则的冲突，确立神经科学研究学的伦理规范，促进神经科学研究向“善”的方向发展。
2.神经科学技术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这是神经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的基础，对神经研究伦理学和神经科学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一部分研究内容中，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第一是神经伦理学理论之源的探索。现有的生命伦理学框架或者伦理学研究理论是否能满足神经科学技术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尤其是面对一些新的伦理问题更需要我们思考现有伦理框架和研究进路是否有局限性。哲学家、伦理学家都需要思考和探究：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来评价、分析甚至解决神经科学前沿中的伦理问题，现有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是否能够解决神经伦理学的挑战，面对这些新的伦理问题和新的挑战，是否应该需要新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如何建构这些新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并为之进行伦理辩护。对神经伦理学理论之源作进一步的思考可能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的突破，丰富伦理学理论。第二是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可能解决的途径。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神经科学技术也不例外。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对个人、群体和社会也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例如，神经增强药物对于那些需要服用又能购买得起的消费群体有积极的价值，可以提高记忆力，可以取得好成绩或者更好的工作业绩。但是，对于那些担心增强药物的副作用或者长期累积的不良效用而不愿意服用的群体或者购买不起的群体是不公正的。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服用神经增强药物的群体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显然破坏了社会公正。而且，使用神经增强药物获得好成绩、好业绩在本质上是一种欺骗，是在鼓励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对我们已经确立通过个人勤奋与努力来获得好成绩、好业绩的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神经科学技术前沿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就成为神经伦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三是神经科学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在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根据神经科学发展的动态和国家神经科学的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与管理建议，为政府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献言献策。例如，我国已经把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作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我国学者研究神经伦理学，必须在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神经科学的总体方针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目前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研究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我国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神经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是政府部门制定神经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
3.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它包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宏观政策主要是指我们需要从总体和全局上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包括神经科学研究项目的审批，神经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是否也需要按照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要求把研究经费的3%~5%用于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受益-风险评估，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长期规划的实施与监督等等。微观政策是指各个神经科学分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政策。各个分支领域的公共政策是在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宏观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各自领域的具体特点和特殊性，制定出各自领域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政策。例如，脑成像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型的技术条件下保护人的隐私。谁有权使用这些脑成像信息?是医生、病人，还是法官、保险公司，还是雇主或者国家安全机构?这些问题在脑成像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中必须明确。宏观政策是制定微观政策的基础，为制定各个神经科学分支领域的微观政策提供发展方向和政策指导。微观政策是宏观政策在各个领域的落实，它有利于宏观政策的进一步巩固和修正，有利于进一步制定更好的宏观政策。只有把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有效实施，神经科学才能健康、安全和有序地发展。
(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
伦理学的神经科学是研究自由意志、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和责任等道德概念或理论的神经科学基础，主要研究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科学机制，探索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的作用，阐释大脑同记忆、意识和自我的关系。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是属于神经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者特别是一些神经科学家的青睐。
1.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脑成像技术表明，我们在进行道德推论时，分布广泛的大脑区域被不同程度地激活，这些区域包括和高级认知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和联合区域，以及边缘结构：杏仁核、海马、扣带皮层和丘脑，这些区域被认为是关系到情感反应)相联系的皮质区域[10]。这说明我们的行为和大脑皮质区域是紧密联系的，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是大脑不同区域激活之后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些神经科学家基于脑成像技术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我们的行为不是由我们的目的、信念和意愿所决定的。自由意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根本不存在，大脑才是决定性的物质器官，是大脑决定了我们的行为[11]。神经科学家认为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是大脑内部的神经机制在起决定作用，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神经科学家的观点对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以理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道德责任标准和法律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了以下问题：神经科学提供的证据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信的?哲学家、伦理学家该如何看待神经科学家提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大多数哲学家、伦理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作为自主的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他们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而且与决定论是一致的。但哲学家、伦理学家的观点似乎与神经科学家的观点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谁的观点更合理一些?笔者认为，人是理性的道德责任者的立场是不能动摇的。毕竟，道德责任本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而不是在人脑中主观存在的个体产物，是人们为了更和谐地相处而确立的社会规则，这些社会规则是通过社会中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12]95-102。人的行为和决策主要是由人的目的、信念和意愿决定的。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大脑尤其是脑损伤或者精神错乱等病人的大脑对我们的行为决策和道德判断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问题是：大多数遭受盖格类型的前额叶损伤或者脑损伤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法律所关注的反社会行为。精神分裂症病人也是如此，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好斗的犯罪行为并不比正常人的高多少。如果诸如盖格类损伤的人或者精神分裂症者进行犯罪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其他人，似乎仅仅只是这些类型的大脑疾病或者认知缺陷并不足以用来消除责任[12]97-98。因此，神经科学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到底前额叶受损多少是大脑阻止其正常功能丧失或者停止的必要条件(这样可能减少责任)。同时，哲学家伦理学家需要研究和思考神经科学证据在何种意义上和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使用的问题。
2.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伦理道德决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情感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否与伦理作为理性思考的观点有所相悖呢?如何更好地探讨伦理道德认知和行为的神经科学基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以哲学观念为核心的，例如意识、自由意志、自我控制、个人同一性、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等。这些观念都可以从脑功能的角度进行探讨，即用当代的神经科学来探讨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赋予这些传统哲学观念或理论一种全新的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解释[9]。例如，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是以理性和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但是，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根本就不存在，而情感、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中起决定作用，这就对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带来严峻挑战。如何看待这些挑战?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有问题还是神经科学研究的解释不可靠?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到底起决定作用还是非决定作用?我们如何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与现有的道德责任标准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和深入探讨。
3.大脑与记忆、意识和自我的关系。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都同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人脑是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的物质器官，是研究记忆、意识和自我的逻辑起点，记忆和意识是要借助大脑来打开自我认知和世界万事万物理解的逻辑通道。那么，记忆和自我又是什么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 我们可以通过记忆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和以前的人被看作同一个人，如果他能保留(至少部分)那个以前的人的独特记忆。即人的记忆和人的身份、人的同一性又有紧密的联系。但无论怎样，我们最终还是要通过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记忆同意识、自我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问题：大脑和道德推理、道德判断以及价值观念之间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关系是什么? “自我”的神经基础又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的身份标志?改变了的大脑会不会改变自我?[9]要研究这些问题，就需要从神经科学和哲学的双重维度研究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互动关系的实现机制及其对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的作用，阐释大脑同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的逻辑关系，分析大脑如何对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产生决定作用，从而为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神经伦理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会日益受到学者和公众的泛关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不仅有利于神经科学的规范研究和有利于增加人类福祉的应用，也有利于丰富科技伦理和生命伦理的研究内容。因此，神经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有义务和责任推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毕竟它对神经科学和伦理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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