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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姑姑随笔
我的姑姑随笔1
昨晚洗漱完毕,正要关机睡觉,手机铃声却突然响起。这么晚了,谁还打电话?我边嘀咕边看,原来是大嫂,“这么晚了,有急事吗,大嫂?”
“我没事,就是想问你,春节能回来家里过年吗?”
“还有,今年儿女们都回来过年,春春(大侄女)也回来,你也回来吧……”
是啊!自从父母相继离世,十三年了,我没有在春节时回过家。大哥大嫂都是七十的人了,论理,今年我应该回去,更何况大侄女也回去了。偏巧,今年小叔子一家又去广州过年,我们是长子长媳,公婆也是年逾古稀之人,实在不能成行,只好允诺大嫂来年再去。
放下电话,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了天国的父母,想起了大哥大嫂,也想起了那个年龄似姐、辈分却晚的大侄女……
我的家族是典型的老式家庭。大嫂在60年代中期嫁到我家。那时候,家里只有三个哥哥和大姐,我还没有出生。一年后,大侄女出生,取名春春,是父亲的第一个孙女;而我则在半年后来到了这个世界,取名红红,是父亲的第二个女儿,那是1968年的春天。
也许这种特殊的家庭关系,注定了我和侄女特殊的生活状态,但无论如何,我们彼此都将会长大。于是,那个年长于我半岁,却得喊我“姑姑”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迫承担起看护我的责任,与我形影不离。然而,我先天的优势是骨子里长她一辈,待稍大一些,便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不服管教,如假小子一般,总在外面惹是生非……
一、第一次挨揍
大侄女性格沉稳,不爱说话,而我个性张扬,像个假小子,一天风风火火的跟着三哥疯玩不着家。在我眼里,她就像个特务一样老盯着我,一发现有风吹草动的“敌情”,立马就跑回家“汇报工作。”
记得那是六七岁的光景,一次手碰破了,无意中拉开家里那台古董般的“飞人”牌缝纫机抽屉找布和线包扎,却意外发现了一张旧巴巴的两元(贰圆)钱,虽然不知道它的价值,但结论是可以买到好多糖。于是,美滋滋的我见了小伙伴便炫耀,结果惹祸上身。邻居的一位大哥哥用一张崭新的两角(贰角)钱和我兑换,说他的钱如何新,如何好,说我的钱如何旧,如何破,去商店买东西人家都不要,如此等等。我竟然动心了,要和人家交换,大侄女不同意,不让我换。我板着一副长辈的嘴脸,还骂她少管闲事,并把钱换给了那个大哥哥。结果,大侄女一路小跑回家告状……
可想而知,我被母亲一顿胖揍。
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挨揍。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两块钱在那个年代的价值,也懂得了偷拿钱物的可耻。但在当时,挨揍,除了能让我明白两块钱和两角钱的区别,再就是徒增了对大侄女厌恶感,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让她跟我的伙伴一起玩。
二、家人的尴尬
岁月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我和大侄女也渐渐长大,家里的情况也愈加特殊,因为大侄女有了妹妹,而我也有了一个妹妹。为了避免争嘴吵架穿衣不公平的事发生,大嫂总是给我和大侄女,妹妹和小侄女缝制一样的衣服——无论是花色还是款式;一样的鞋子,偶尔,只是鞋上的花儿绣的不一样罢了。
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期了,家人从我的出生地温图高勒,搬迁到苏古淖尔也有些年头了。大哥在乡镇上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常年不在家,偶尔开车回去,总要出去打猎,这是大哥的爱好,何况他还是民兵连长呢。而我们总在争吵斗嘴,到底是谁坐驾驶室谁坐在车蓬里?还是你在前他在后这样的问题?叽叽喳喳,吵闹不休,争吵的结果总被大哥一声怒吼:“你们几个大的`,滚到后面去!”
父亲在村里当支书,常有旗里或公社(乡)的领导下乡到家里来,见到陌生人或客人来家,我们总要围上去凑热闹,撵都撵不走。于是,常有人问,“王书记,这俩个丫头哪个是你的,是双双吗,怎么不像?”父亲便尴尬地指着我们说,“调皮的这个是我的二丫头,那个是三丫头,另外俩个是我的孙女。”来人便讪讪地笑答:“王书记好福气!”
时间久了,我们也都习惯了,依然来人就兴高采烈地往前凑,任凭母亲或者大嫂把眼珠子都快递出来的使眼色,我们也无动于衷,全然不理会家人的尴尬。
三、掏麻雀蛋
据说,小时候我得了黑热病,差点死去,治好后,身体也有些弱不禁风。为此,母亲总感觉亏欠我太多,事事偏向我,还常提醒三哥和长我半岁的大侄女在外头要照顾我,不许别人欺负我。
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村里的女孩子们总爱在邻居家的院子里玩,因为他家养了成群的鸽子,我们喜欢鸽子起飞时呼啸而过的鸽哨声,以及在头顶盘旋不停的感觉。邻居家屋顶上有两排用巨大的梧桐树掏空后做的鸽笼,地面的压水井旁,还有用梧桐的枯树枝搭建的简易架子,供鸽子们喝水后暂时栖息。
某一天,一群孩子正玩的高兴,突然看见一只麻雀从枯枝的树洞里飞出来,不知谁喊了一句:“肯定有鸟蛋!”大家一拥而上,争着要把自己的小胳膊伸进枯树洞里掏鸟蛋,无奈,还是大侄女个头大,抢先占了位置,把小手伸进去,还真掏到了鸟蛋。我在旁边急的跳蹦子,可大侄女就是不让开,掏了一次又一次。我实在等不住了,鬼使神差,竟然一把拉过她的另一只胳膊狠狠地咬了一口,伴随着一声尖叫,大侄女就哭着跑回家告状去了。不一会儿,大嫂就提着笤帚来找我算账,然后,又拉着我和大侄女去找母亲评理。母亲捋起大侄女的袖子一看,一道血印,两个清晰的门牙齿印赫然在目……
多年以后,我学了医,从事了医学检验,内心常常会生出许多愧疚,为自己咬破侄女的胳膊,也为自己少不更事的冲动。
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那两个清晰的牙印,挥之不去。
四、包饺子惹的祸
小时候,家里人多,自然吃饭的人就多,每到过年,全家人到齐了有十三人之多。在内蒙的家乡过春节有许多讲究的,其中一条,就是正月初一至初三要吃饺子,而且这期间还不能动刀,据说,是怕惊了灶王爷的驾,所以每年三十家里包饺子的排场都非常大。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我和大侄女很早就承担起洗碗刷锅,抬水洗衣,扫地收拾屋子,揉面做馍馍和擀皮包饺子等家务活。所以,每到过年,我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怎么有那么多的馍馍要做,那么多的衣服和被褥要洗,更可恨的是,还有那么多的饺子馅要剁,猪肉的、牛肉的、最难剁的还是骆驼肉的,再者,还要包上三天的饺子冻起来。哪来这么多穷讲究?烦死了!但怨归怨,活还得干,一想到大年初一了,就可以疯玩三天,年少的心还是蛮兴奋和期待的。
那一年的三十,家人照例又给我和大侄女安排了一大堆伙计,我俩先去抬水,因为那时我已经比她略微高了一些,所以自认为要抬后面,两人为谁前谁后争吵不休,总算把水抬回来了,但都噘着嘴满脸的不高兴,谁知往水缸里倒水时俩人用力不匀,把水又洒在外面,泥地下湿了一大片,被母亲斥责了一顿,心里的火更是蹭蹭往上蹿。
没多久,大哥把饺子馅剁好了,大家开始包饺子。那一年,记不起是怎么回事,在电厂工作的姐姐没有回来。往年擀饺子皮的营生就是姐姐的专利,她幹的皮又快又好,可以供全家人包。她不在家,只能我和大侄女轮流擀皮。不一会儿,我就感觉腰酸背困,要罢工,母亲只好让大侄女替换我,她有些不情愿,却也无奈。
母亲是那种做事特别严苛的人,她老人家包的饺子犹如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小而漂亮,特别匀实。见大侄女的饺子皮越幹越大,母亲提醒了一次,仍不见小,就有些生气了,说道:“幹这么大,还是饺子吗?这是我的家,饺子就是饺子,将来到了你婆家,哪怕你幹一个皮,包成包子我也不说啥!”
那时节,我们还小,思想保守又封建。只记得当时我正坐在炕沿上,听到“婆家”两个字,就忍不住抚胸开怀哈哈大笑,这一笑,惹得大侄女又羞又恼,扔了擀面杖,立时扑上来。我俩就这样在刚刚洒了水的泥地上滚来滚去,掐个没完。以往打架,总是我输,因为大侄女身量比我瓷实,但这一次她的脚别到了水缸下面的隔板下,所以我占了上风。尽管母亲一直坐在炕上包饺子,但她没有下来给我们断官司,只是扯着嗓门数落我俩。那天下午,偏巧大嫂也不在,否则,我俩肯定少不了她的一顿狠揍。事后,母亲恨恨地说:“这么爱打架斗嘴,以后把你们一个嫁到东边,一个嫁到西边,让你们再也见不到,看你们还怎么掐架?”
记忆中,那是我俩最后一次掐架。
多年以后,大侄女嫁到了东边的阿左旗,而我嫁到了西边的金昌。
没想到,母亲当年的一句玩笑气话,却一语成谶!
五、“六一”进城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和大侄女一个班上学,我虽然小,但有点小聪明,所以成绩比她略好一些。小学毕业那年,班主任带我们去旗里(县城)照毕业照,大嫂特意给我俩做了新衣新鞋,把我俩美的,简直不知有多高兴。到了城里住到了舅父家,舅父给我俩每人一块钱。一出门,我就偷偷跑到百货商店(舅母在那里上班),买了一块钱的花糖,装了满满的两裤兜。大侄女却一分都没花,回家后把钱交给了大嫂,受到了家人的表扬。我除了被母亲冠以“吃货”“馋死猫”这样的绰号,还被警告以后再敢接受长辈给的钱,就剁掉手指的禁令。以至于后来,即使舅父或亲戚给钱我也坚决不要,于是就有了家人“到底长大了,越来越懂事”的夸奖。殊不知,因为这,我都有了心理阴影,这难道不是拜那个懂事的大侄女所赐吗?
年少时,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俩出去玩,惹了祸,回来后受“伤”的却总是我,难道就因为我是姑姑?
升入初中后,我们要到离村子十五里地以外的公社(乡)去读书。父亲早早就托村里的木匠给我俩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木箱子,还刷上了红色的油漆,很是鲜亮;母亲让大嫂给我俩置办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同款的白底印花的小瓷缸,里面配了各自的牙刷,以及中华牌的牙膏,还给木箱子上配了永固牌的小锁,叮嘱我俩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和钥匙;姐姐也托人带来了手织的,两件同款的红色一字领毛衣,上面用亮黄色的毛线绣了几只梅花,煞是好看!尽管织的有点小,但在当时,对第一次穿毛衣的我来说,却是最奢侈的一件衣服,仿佛脱了就会被她人抢去似的,所以穿在身上基本没脱过,直到它再也绷不上身了,才不得已让给了妹妹。
也许是第一次独立拥有自己的空间和私人物品,当初的情景,至今想起仍记忆犹新。
初三时候,我俩进城上学,大侄女住在她的姨妈家,我住在姐姐家,因为离学校比较远,父亲让大哥托已经调入百货商店工作的姐姐,给我俩每人选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上学骑。此后,我俩虽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不在一个班,俩人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
初中毕业后,大侄女辍学,回家务农,两年后村里入股梳毛厂,她和另外两个姑娘进城当了工人。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卫校,每次开学她都给我兜里塞几个零花钱。有一次,她看见我胳膊上的电子表坏了,二话没说就摘下了自己腕上的“梅花”机械表给我戴上,我不要,她硬说发了工资可以再买。那块表我一直带了好多年,直到它意外进水,无法修复,才被我收了起来。多年后,女儿在柜子里找东西,无意间看到这只很旧的表,问我家里怎么还有这么旧的东西,我说,那是妈妈上卫校时你大姐送的,虽然坏了,但要留下做个念想。
童年的我俩就这样,在叽叽喳喳的日子中悄悄长大,长我半岁的她始终像个姐姐一样关爱着大一轮辈分的我——有时替我背黑锅,有时帮我干活,还有的时候,背着家人偷偷给我通风报信。而我呢,多年以后,仍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她给予的一切——女儿从出生到小学毕业,每年至少一套纯手工编织的、人见人夸的漂亮毛衣套装,以及逢年过节的小节礼等等。
于我,却想不起回馈过她什么!
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在我们这样特殊格局的大家庭里,尽管日子吵吵闹闹,拳脚不停,但打出来的感情和日积月累的亲情却已渗入血脉、沁入骨髓。虽然距离遥远,想念却如旧日。
马上就要过年了,知道大侄女今年终于要回家过春节了,我真心为她高兴,也为大哥大嫂一家人高兴。
因为,我是姑姑,她是“姐姐”!
我的姑姑随笔2
别人的童年都是五彩缤纷的,我也是,但我这五彩中却有着一抹黑色。为我涂上这抹黑色的人,便是我的姑姑。
本来我们拥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但这一切被姑姑打破了。姑姑和姑父发生了矛盾,离婚了,哥哥也变得颓废,在家里打架,甚至拔起了刀,而这幕幕都被我看到,所以不喜欢姑姑,认为是她毁了我的童年,和她在一起也总要退后三步远。
而且,姑姑特别心直口快,毫不留情,什么事一句了断。每次她说话我都会自觉的捂上耳朵,看到她我也像见到外人似的,一幅冰山脸。有时父母不在家,把我交给姑姑,姑姑也是一堆碗筷丢那儿,懒得洗。也从不买菜,哪怕家里只有一点菜。这使我更加厌恶姑姑。但最近,我却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姑姑。
从奶奶那里得知,姑姑和姑父离婚时,姑父搬走了所有东西,只留下一幢空荡荡的房子,还把一大笔债赖到了姑姑头上。姑姑就这样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姑姑也用实力不断的打拼,当上了领导,领到了大比年薪。后来,我慢慢地去融化了心中的`冰山,去接近姑姑,因为我知道一个女人挺过来不容易。
一次,我跟着姑姑去玩,她却把我带到了一个农村里,进入了一个挂满了蜘蛛网,并且破烂不堪的房子里。我以为是鬼屋呢,冒险精神一下子涌上,冲了进去。这时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爷爷出来了。满脸沧桑,皱纹布满了脸颊,头发也像蒲公英似的白花花的,他冲我一笑,然后向姑姑走去。姑姑:“您气色好多了。”老爷爷:“托你的福啊!”姑姑:“应该的。”我望着姑姑好奇地问:“什么应该的?”老爷爷说:“你姑姑是一位爱心人士,专门扶贫,每次都会给我们这些穷人家一大比钱。”
我心中一怔,因为,我这时才明白姑姑真正节俭的原因。我心中一股清泉涌出,我明白那是冰块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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