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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散文集系列

时间:2022-10-05 19:17:32 随笔 我要投稿

张晓风散文集系列

  大家阅读过张晓风散文吗?以下是分享给大家的张晓风散文:《步下红毯之后》《圣诞之拓片》《大音》欢迎阅读

张晓风散文集系列

  步下红毯之后【1】

  楔子

  妹妹被放下来,扶好,站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她的小脚肥肥白白的,站不稳。她大概才一岁吧,我已经四岁了!

  妈妈把菜刀拿出来,对准妹妹两脚中间那块泥,认真而且用力的砍下去。

  “做什么?”我大声问。

  “小孩子不懂事!”妈妈很神秘地收好刀,“外婆说的,这样小孩子才学得会走路,你小时候我也给你砍过。”

  “为什么要砍?”

  “小孩生出来,脚上都有脚镣锁着,所以不会走路,砍断了才走得成路。”

  “我没有看见,”我不服气地说,“脚镣在哪里。”

  “脚镣是有的,外婆说的,你看不见就是了。”

  “现在断了没有?”

  “断了,现在砍断了,妹妹就要会走路了。”

  妹妹后来当然是会走路了,而且,我渐渐长大,终于也知道妹妹会走路跟砍脚镣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知为什么,那遥远的画面竟那样清楚兀立,使我感动。

  也许脚镣手铐是真有的,做人总是冲,总是顿破什么,反正不是我们壮硕自己去撑破镣铐,就是让那残忍的钢圈箍入我们的皮肉!

  是暮春还是初夏也记不请了,我到文星出版社的楼上去,萧先生把一份契约书给我。

  “很好,”他说,他看来高大、精细、能干,“读你的东西,让我想到小时候念的冰心和泰戈尔。”

  我惊讶得快要跳起来,冰心和泰戈尔?这是我熟得要命,爱得要命的呀!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觉得是一份知遇之恩,《地毯的那一端》就这样卖断了,扣掉税我只拿到二千多元,但也不觉得吃了亏。

  我兴匆匆地去找朋友调色样,我要了紫色,那时候我新婚,家里的布置全是紫色,窗帘是紫的,床罩是紫的,窗棂上爬藤花是紫的,那紫色漫溢到书页上,一段似梦的岁月,那是个漂亮的阳光日,我送色样到出版社去,路上碰到三毛,她也是去送色样,她是为朋友的书调色,调的草绿色,出书真是件兴奋的事,我们愉快地将生命中的一抹色彩交给了那即将问世的小册子。

  “我们那时候一齐出书,”有一次康芸微说,“文星宣传得好大呀,放大照都挂出来了。”

  那事我倒忘了,经她一提,想想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奇怪的是我不怎么记得照片的事,我记得的是我常常下了班,巴巴地跑到出版社楼上,请他们给我看新书发售的情形。

  “谁的书比较好卖?”其实书已卖断,销路如何跟我已经没有关系。

  “你的跟叶珊的。”店员翻册子给我看。

  我拿过册子仔细看,想知道到底是叶珊卖得多,还是我——我说不上那是痴还是幼稚,那时候成天都为莫名其妙的事发急发愁,年轻大概就是那样。

  那年十月,幼狮文艺的未桥寄了一张庆典观礼券给我,我台湾去了。丈夫也有一张票,我们的座位不同区,相约散会的时候在体育场门口见面。

  我穿了一身洋红套装,那天的阳光辉丽,天空一片艳蓝,我的位置很好,运动会的表演很精彩,想看的又近在咫尺,而丈夫,在场中的某个位子上,我们会后会相约而归,一切正完美晶莹,饱满无憾。

  但是,忽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了南京……

  不是地理上的南京,是诗里的,词里的,魂梦里的,母亲的乡音里的南京(母亲不是南京人,但在南京读中学)依稀记得那名字,玄武湖、明孝陵、鸡鸣寺、夫子庙、秦淮河……

  不,不要想那些名字,那不公平,中年人都不乡愁了,你才这么年轻,乡愁不该交给你来愁,你看表演吧,你是被邀请来看表演的,看吧!很好的位子呢!不要流泪,你没看见大家都好好的吗!你为什么流泪呢?你真的还太年轻,你身上穿的仍是做新娘子的嫁服,你是幸福的,你有你小小的家,每天黄昏,拉下紫幔等那人回来,生活里有小小的气恼,小小的得意,小小的凄伤和甜蜜,日子这样不就很好了吗?

  不是碰故园之思,它太强,不要让三江五岳来撞击你,不要念赤县神州的名字,你受不了的,真的,日子过得很好,把泪逼回去,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不能开始,你一开始就不能收回……

  我坐着,无效地告诫着自己,从金门来的火种在会场里点着了,赤膊的汉子在表演蛙人操,仪队的枪托冷凝如紫电,特别是看台上面的大红柱子,直辣北地逼到眼前来,我无法遏抑地想着中山陵,那仰向苍天的阶石,中国人的哭墙,我们何时才能将发烫的额头抵上那神圣的冰凉,我们将一步一稽额地登上雾锁云埋的最高岭……

  会散了,我挨蹭到门口,他在那里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你怎么了?”走了好一段路,他忍不住问我。

  “不,不要问我。”

  “你不舒服吗?”

  “没有。”

  “那,”他着急起来,“是我惹了你?”

  “没有,没有,都不是——你不要问我,求求你不要问我,一句话都不要跟我讲,至少今天别跟我讲……”

  他诧异的望着我,惊奇中却有谅解,近午的阳光照在宽阔坦荡的敦化北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那紫色小巢。

  他真的没有再干扰我,我恍恍惚惚地开始整理自己,我渐渐明白有一些什么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直潜藏在我自己也不甚知道的渊深之处,是淑女式的教育所不能掩盖的,是传统中文系的文字训诂和诗词歌赋所不能磨平的,那极蛮横极狂野极热极不可挡的什么,那种“欲饱史笔有脂髓,血作金汤骨作垒,凭将一脏热肝肠,烈作三江沸腾水”(注)的情怀……

  我想起极幼小的时候,就和父亲别离,那时家里有两把长刀,是抗战胜利时分到的,鲨鱼皮,古色古香,算是身无长物的父亲唯一贵重的东西,母亲带着我和更小的妹妹到台湾,父亲不走,只送我们到江边,他说:那把刀你带着,这把,我带着,他年能见面当然好,不然,总有一把会在。“

  那样的情节,那样一句一铜钉的对话,竟然不是小说而是实情!

  父亲最后翻云南边境的野人山而归,长刀丢了,唯一带回来的是他之身。

  不是在圣人书里,不是在线装的教训里,我了解了家国之思,我了解了那份渴望上下拥抱五千年,纵横把臂八亿人的激情,它在那里,它一直在那里……

  随便抓了一张纸,就在那空白的背面,用的是一枝铅笔,我开始写《十月的阳光》:那些气球都飘走了,总有好儿百个罢?在透明的蓝空里浮泛着成堆的彩色,人们全都欢呼起来,仿佛自己也分沾了那份平步青云的幸运——事情总是这样的,轻的东西总能飘得高一点,而悲哀拽住我,有重量的物体总是注定下沉的。

  体育场很灿烂,闪耀着晚秋的阳光,这时下月,辛亥革命的故事远了。西风里悲壮的往事远了……中山陵上的落叶已深,我们的手臂因渴望一个扫墓的动作而酸痛。

  我忽然明白,写《地毯的那一端》的时代远了,我知道我更该写的是什么,闺阁是美丽的,但我有更重的剑要佩、更长的路要走。

  《十月的阳光》后来得了奖,奖金一千元,之后我又得过许多奖,许多奖金、奖座、奖牌,领奖时又总有盛会,可是只有那一次,是我真正激动的一次,朱桥告诉我,评审委员读着,竟哭了。

  我不能永远披着白沙,踏着花瓣,走向红毯尽处的他,当我们携手走下红毯,迎人而来的是风是雨,是风雨声中恻恻的哀鸣。

  ——但无论如何,我已举步上路。

  圣诞之拓片【2】

  圣诞节有一种无法言述的浪漫情怀,由于圣诞节的那种美法已逸出生活的常轨,以致回忆中的圣诞总是不十分真实——而且,圣诞节再来的耐候,你又老以为是第一次,似乎金钟第一次交鸣,明星第一次放光……

  曾有许多个圣诞,我急于将之制成拓片,那些零碎的片段常于我枯坐时寂然重现。

  有一年,是圣诞节前两天,我去上课,下了课很疲倦,照例倚在交通车的椅背上养神,坐在我后面的是一位老教授,他看来比我更疲倦,事实上他的脸本身就是一种疲倦的形象,即使不上四堂课,也显然己在每一记皱纹里刻镂着人世的沧桑。活,大概是一件累人的他的脸疲倦得几乎扭了形。

  可是,令人不能置信的是,车开之后,我听到一阵细微的歌声,我瞿然回首,竟是他!那老教授,他闭着眼睛,安静地哼那首醉人的法国圣诞歌《美哉小城小伯利恒》,他竟能哼得那么好听,那歌本来就有一种介乎情歌和摇篮曲之间的温柔,他的疲倦似乎一下就消失了,在他的苍老的头脸里,在高起的衣领间,有一种极安详悠邈的神采,我惊住了,他竟有那么美的声音。

  他从哪里学到这首歌?北平?异国的小教堂?或从一个女孩的琴韵——在年轻时,我不敢问他,只摒着息一路听他哼那首晶莹清越如一列冰坠的曲子。

  有一年圣诞,有位朋友问我:“你碰得见某牧师吗,我有一笔钱,要在圣诞节捐给穷人的,你帮我带给他好吗?圣诞节都到了,我还是没空拿去。”

  我其实根本碰不到那位牧师,牧师住在郊区,但我仍然答应为他“顺便”带去。

  那时候我的脚踏车还没有掉,便跨上车,为他去送那笔钱,渐行渐远,两侧只见稻田,我跳下车,看那收割后的空虚的土地,以及在微雨中打潮的稻草堆。

  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那稻草堆忽然使我驻足不前,当年,当基督降世的时候,他所选择的眠床不正是那一束干草吗?

  我俯下身抚摸那充满泥土味的茎杆,基督曾把他自己送给贫乏的的人类,在一个神奇的星夜,卑抑地睡在马槽的干草上,那么,我在小雨的黄昏去代送一笔钱给穷人,又算什么呢?

  那天回家时,我全身都湿了,但心中充满温暖。

  又一年,我去辅大演讲,讲完了,暮色已深,我急着打一个电话,于是转到理学院去找电话。

  理学院没有开灯,整个浸沉在天地间的苍茫里,只有一颗巨大无比的旋转圣诞矗立在人口处,脚灯将树影投向极高极高的屋顶,我一时以为走进了一则神话。

  细碎可爱的音乐,给人一种现世的喜悦,我久久不能离去。

  那大学我以后又去过很多次,我始终不愿白天去看那理学院的前厅,我不愿那里对我而言降级成为一个“地方”,我要它一直是我梦寐中的“境域”。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一位娇巧的德国南部褐发褐眼的女孩。十岁那年,他的外婆病了,他的母亲回欧洲,紧接着,1940年欧战开始,他的母亲再不能回来。

  她逃难,骑着一辆破脚踏车,什么随身之物都丢光了,却仍然固执地、无望地留着两个儿子的证件,离乱的岁月延展,她的婚姻终于不得不结束,她流浪到美国,在医院里找了个工作,另结了婚。

  1954年,那孩子二十五岁了,奉派到美国接受喷射机的训练,那年冬天基地放了圣诞节假,他从美国南部坐上飞机转巴士再加计程车,去千里外的俄瑞岗寻他十五年前的母亲。

  十五年过去了,进行的战争结束了,婚姻结束了,而在异国的圣诞夜,神话似地,母子仍是母子,门开时十五前的亲情仍是亲情,母亲给他一袭白色的套头毛衣。

  那故事已经甘二年了,但奇怪的是那一夜的历程,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能忘记。

  自从那年决定在圣诞期间演戏,我已很久不再在家里布置圣诞树或买圣诞灯了,演戏是使人觉得一种虚脱的兴奋和疲倦。我甚至没有力气回圣诞卡,一曲戏应该是一盒最大的圣诞礼物,其中有我和我的朋友所能付出的一切。

  那年圣诞节,孩子睡了,我在整理一件演员的衣服,大门不知为什么没关好,三个女孩子走进来。

  “我们没有事。”其中一个说“只是圣诞夜想来看创你。”另一个说。

  还有一个似乎连话也没有说。

  我一时愣住,根本也不知说什么。

  可是安静的夜,沉沉地伸出手来把我们围住,没有人说明,可是被说明的东西却很多。我了解她们的善意,我觉得她们也了解我的。

  然后,简直有点像故事,她们又走了。我很欣然,又很惆怅,每想以她们的时候,也是觉得又近又远,像一首老歌。

  接到马的卡片很为之激动,卡片是自制的,上面有一两枚枫叶的拓片,枫叶摘自他们八年前的蜜月旅行,美丽的脉络在拓片上仍历历分明,简直是一方“天地有情的印石。

  我其实和他总共没说过几句话,他送我们卡片是因为看到我们所写的《另一半的描述》,他说:“愿天下眷属俱有情如斯。”

  我爱那张卡片,我爱那红枫的拓影,以及赠卡的那一家人,以及普天之下所有的“有情”。

  我也急干将记忆中的圣诞锤为拓片,让那些故事的纤维一丝一缕地展现在岁暮时松柏的芬馨中。

  大音【3】

  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

  他曾经给我们音乐,而现在,他不能再给我们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声律,真正震撼人的巨响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给我们音乐。

  他是史惟亮先生。

  对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在东北——那神秘的、悲壮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从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这样纯洁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国学音乐,是作曲家,是音乐理论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乐图书馆,他还不时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谣……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剧(严子与妻》给他。不久,我跟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异样地柔和:“我好喜欢这剧本,写得真美。”

  作为一个剧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给你赞美也可以给你鞭笞,我早已学会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赞美不同,我激动地抓紧电话筒。

  “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

  我正不知如何开口,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说了。

  “我对配乐的构想是这样的,我认为戏剧是主,音乐不可以喧宾夺主,我希望观众甚至没有发现到音乐——虽然音乐一直在那里,中国音乐向来就不霸道的。”

  他的话虽说得很简单,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奇,让一个艺术家做这样多的让步,在别人少不了要经过跟对方的辩论,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后才得到协调。而在史先生,却是这样自然简单。

  秋意更深时,他交出了初步的录音带,那天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聂光炎先生也来了,负责视觉效果的和负责听觉效果的开始彼此探索对方,来作更进一步的修正。

  “真谢谢你,藉着这个机会我倒是想了许多我从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对我很有用。”

  ——他总是令我惊讶,应该致谢的当然是我,可是他竟说那样的话。似乎有人批评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却是异样的谦逊。

  刘凤学先生知道史先生答应配乐,很感奇怪:“他暑假才动过大手术的。”

  “手术?”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会的,不是癌症,一定什么人传错了话,他看起来健康而正常,或者那东西已经割除了,总之,癌不该和他有关系,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总是微笑,他的牙齿特别白,特别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种历经岁月和忧患的沧桑的美,鼻以下却是一种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乐都写好了,找齐了人,大伙儿在录音室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才算完成。

  他对导演黄以功说:“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听,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还糟,医生根本没有给他割毒瘤,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办法割了,医生起初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形,但他对一位老友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朋友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听了那样的话我很骇然,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没有调整好,即使是欺骗,我也必须让他看到一双快乐的眼睛。

  十一月,我们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远从北投赶到华视摄影棚,那天他穿着白底蓝条衬衫,蓝灰色的夹克,他有一种只有中国读书人才可能有的既绝尘而又舒坦的优美。

  为了等别人先摄,我们坐下聊天,他忽然说想在儿童节办一次儿童歌舞剧的演出,他说已找了四个学生,分别去写儿童歌舞剧了,那天我手边刚好有份写给小女儿的儿歌,题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桃花瓣儿在风里滑滑梯,小白鱼在波浪里滑滑梯,夏夜的天空是滑梯,留给一颗小星去玩皮。

  荷叶的绿茸茸的滑梯,留给小水滴。

  从键盘上滑下来的是,朵、瑞、咪、发、梭、拉、提;从摇篮里滑出来的是,小表妹梦里的笑意。

  真的,真的,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为高兴,问我还有多少,他说可以串成一组来写,我也很兴奋,听到艺术家肯屈身为孩子做事,我总是感动的,我后来搜了十几首,拿去给他——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气昂杨,仍然笑得那么漂亮:“每一首都可以写,我一出去就写,真好。”

  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他说:“酝酿得久些,对创作有好处。”

  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倒是很像《绣襦记》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他终于在孤单的、不被接纳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其实不是歌词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他说:“在国外,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那样就省力多了。”

  他说得很含蓄,而且也没有抱怨谁,在所有的艺术家中,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他必须自己写,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并且负责演出(事实上,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

  在医院里,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圣诞节,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他很兴奋:“我跟医院说,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可惜医院不答应,怕吵了病人。”

  谈到病,他说:“知道有病,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一种反而是轻松——什么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档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静,深邃,你跟他谈话,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显然地,他还有另一个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

  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有一次他说:“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也许我会活得久些,其实那东西回想起来,我在马德里就有——我的身体有办法把它压在那里七八年,想想,前几年我不是还满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谣吗?”

  我喜欢他说自己的身体机能可以把癌症压抑七八年的那种表情,他始终都是自信的。

  《严子与妻》上演了,他很兴奋,把我们送他的票都送给了医生,却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票,我们给他一万元的作曲费,他也不收,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钱这回事,你们可以奉献,我也奉献吧!”

  他向医院请假要去看戏,院方很为难:“让我去,也许是最后一次!”

  他到了,坐在艺术馆里,大家都动容了,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即使观众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们的演出就有了价值。

  幕落了,我们特别介绍了史先生,他在掌声中站起来,赶到后台和演员握手,演严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剧场原是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所有的聚无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说:“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员,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他从不叫一声苦,倒像生病的是别人,连医生问他,他也不太说,只再三致谢——而其实,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着,故作轻松地说:“我不起来,我有点‘懒’。”

  他不说法舒服,只说“懒”,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

  由于医学院教书,我也找话来骗他,“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有两组老鼠,都注射了肺结核,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爬上爬下的活动。”

  “对,”他很高兴,“我就是第二种老鼠。”

  我也许不算骗他,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来,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

  戏演完后,照例的尾声是挨骂,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惯了骂,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来安慰我:“别管他们,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说好话的。”他竟来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开始用氧气了。

  他开始肺积水了。

  也不知是谁骗谁,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清唱剧)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说:“我希望来帮你忙。”

  其实,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以致不能静心养病,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为《血笛》。

  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最长最温柔的笛从头颅直到脚趾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给你我的中国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最雄肆最悲伤的鼓从太古直击到永恒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给你我的中国也不知算不算春天,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

  有一天,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骗我们,我们骗他了。”我伤感地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这一天,你也骗我吧!”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爸爸只吃了几口,他说很好吃。”

  就那样几句话,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滚滚辽河》的作者),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时候,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老朋友都知道他穷,各人捐了些钱,赵先生当时是军医,待遇很低,力不从心,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那是卖血得来的。

  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我卖血倒是很顺便,我就在医院做事啊!”

  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过来说,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朋友,他活着,可以享受你的奉献,应该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

  “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轩在电话里谈起,他说,“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观光饭店饯行,指定喝某个年份的白兰地,谈某某人的居留权,谁能了解那个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过洗,他一直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标准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严谨,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几人,在内心深处,他比谁都虔诚都热切。

  他初病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附了一篇祈祷文,我没有告诉他祈祷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烈地加在别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乐,他说:“那篇祈祷文真好,我已经照那样析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儿子给他买一本笔记簿,那篇祈祷文抄录在第一页上:上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但仍然懂得羡慕你的伟大上帝,我是一个常犯错的人但仍然渴望去亲近你的圣洁上帝,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赎的爱上帝,我的生命短暂如一声叹息但永恒在你上帝,我不知何所归依,如风中一苇,但看见你,弱草亦化为芦笛上帝,别人只能看见我昂然站着的身影你却窥见自内心深处向你膜拜的我我趁香港开会之便买了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做的十字架送给他,木纹细致古拙,他很激动地抱在胸前,摩挲着,紧按着,那一刹间,我觉得他握着的不是一个小礼物,而是他所爱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负着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谢,说我给了他最贵重的礼物——其实和他所赠给我的相比,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他给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掷的光和热,我无法报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谊,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爱过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时50分,他闭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

  《严子与妻》的配乐,并非他最后的绝响,因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时仍琤琮,真正的歌声是板尽处仍缭绕,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乐家的典型,是无声的大音,沉寂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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