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镇上人随笔散文

乡下人,镇上人随笔散文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乡下人与镇上人的区别了。

　　我的父母是乡下人，我的舅舅、舅妈都是镇上人，乡下人对镇上人毕恭毕敬，镇上人对乡下人爱理不理，但我舅舅、舅妈例外。舅舅、舅妈来了，我们说亲戚来了，左邻右舍说，镇上人来你们家了。当年有镇上的亲戚到乡下来也是光荣，所以舅舅、舅妈一来，母亲要杀鸡，杀鸡是最高的礼遇。鸡杀好后要烧，父母要听他们的话，这只鸡烧几分钟就几分钟。吃鸡了，鸡肉还是血淋带滴的，舅舅、舅妈一边吃，一边说鲜。父母亲见血不敢提筷，但也应承着说好吃。就这鸡的吃法，乡下人与镇上人的区别很大，我们要烧熟烧透的，舅舅、舅妈觉得烧透了，营养要跑光的，不是最科学。

　　科学对父母来说，当时是离得太远了，因为先要肚皮填饱了再说科学。舅妈对我母亲说，阿姐，你鸡养得好，就是辛苦了，把自己晒成黑炭了。舅妈说鸡讲人，都是无心的，但母亲心里嘀咕，鸡确实是自己长大的，但鸡是要人养的，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劳动，在日头下做活儿，不晒黑能行吗？乡下人与镇上人的区别，吃鸡是小事情，这外表的区别实在太大了，单看舅妈，白白净净，细皮嫩肉。我母亲呢？黑黑黄黄，皮肤粗糙。母亲走路风风火火，无法优雅。舅妈呢，捏只鸡腿，兰花指翘得很高，往嘴里塞肉，也是先张嘴，再看看鸡块，慢慢放入嘴巴的，绝无啊呜一口的吃相，蘸的酱油半滴也不会滴到衣衫上。

　　镇上人的讲话、走路以及穿着，父母没有时间学，我是学不来，但心里非常羡慕，并把这种羡慕放在心底。当年，舅舅、舅妈到我们家的次数是蛮多的，吃掉了好多只鸡，母亲心疼是在他们走后，是在背后的。我不心疼，但我心里不断地生发出许多的自卑来，这种自卑像是种在心里的石头，非常沉重。我读高中时，班级里59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城镇居民户口，都是女同学，人本来长得高挑，加上穿着不一样，肤色不一样，腔调不一样，我觉得她们特别的“高贵”，弄得我连正眼都不敢看。唯一让我抬头正视她们的时候，是老师表扬我的时候，但老师表扬我的机会实在很少，也不是老师不肯表扬我，而是我值得老师表扬的地方不多。

　　我唯一感到骄傲的是，我在乡下田里拔秧时，在棉花田里摘棉花时，总是清楚地感知到，乡下很大，镇上很小。但大小无关地位，改变不了出生地对你的影响。我高中最后一年，跟着村里的六七位姑娘去了上海第一百货店。大家在门口说好到中午时在门口集合，说着话的同时，旁边不远处一位穿着花里胡哨的上海姑娘指着我们，对着她朋友说，看呀，看呀，乡下人全部出动了。我听到了“出动”那个词，一腔怒火心中来，那个时候，我们看电影看的电影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里面讲到鬼子扫荡时常用“出动”，而且都配了怪里怪气、有点阴森森的音乐。我觉得我不是东洋鬼子，我们只是乡下人，不是坏人，凭什么说我们“出动”？那个时候心里确实产生了“最好不做乡下人”的想法。

　　这个“乡下人，镇上人”的故事，延续到了大学。

　　读大学与读高中相反，全班29位同学都是上海人，只有两个是乡下人，一个是崇明的，一个是奉贤的，来自奉贤的那个人就是我。我们穿着比较土，比如夏天穿衬衫，衬衫下摆是不往腰带里塞。大家一看就是乡下人的穿法。看我是乡下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会讲“阿拉”。在四年的读书过程中，最被人瞧不起的不是我，而是崇明同学，崇明同学走路的脚有点内八字，内八字比外八字还要难看，另外崇明口音比奉贤口音还要重些。有一次打排球，球落到他那里，他双手一接，球飞到外头去了，一个姓女同学捡回来将球恶狠狠地朝他身上掷去，还骂了一声“戆大”。同学一脸窘相。我走了过去，脚步横跨，一脸杀气，打架的样子十分明显，女同学自知理亏，识相，摆手示意，请求原谅。我那时觉得自己有点“野蛮”，虽然吓人，也有力量，但自知是不会跟同学动手的，至多只是装个样子而已。

　　读大学时乡下人与镇上人的区别还是比较小的，而且半年以后，这区别的标志迅速变化了——不是出生地，不是穿着，不是口音，而是成绩了。谁成绩好谁就可以“横”（现在话来说是“傲骄”吧）。考试了，所有人得用分数说话。这个平等啊，真美丽、真公平，也让人舒心。我那时读书愿意吃苦，所以成绩可以。我记得读《离骚》时，第一个背出全篇的是我，大家非常羡慕，来自镇上的个别同学在厕所里向我讨教技巧。其实我没有技巧，我有的是“气”，叫“争气”。后来读长篇小说《复活》时，我做了十万字的笔记，讲评会上，我脱稿讲，一讲就是半天，其他同学的机会都被我“剥夺”了，大家不开心，但说我讲的有听头。这个时候，没有人说我是乡下人了，个别女生也愿意和我说话了，我很开心，很过瘾：乡下人也有傲视镇上人的一天嘛。

　　人呀，只要活下去，后面的事情永远算不准。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奉贤的家乡，来到了一所乡下的老牌学校教初中语文。那个学校有近一百位老师，真怪，学校老师大多数是乡下人，只有几个是上海人，是镇上人，而且校长书记也是乡下人。谁说话多，谁说了管用，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可是，乡下人与镇上人也是一样，也学会了看不起人。比如说麦子与韭菜是怎样的，镇上人回答不准，就笑话别人，这书能教得好吗？其实书教得好与不好，与识别韭菜与麦苗毫无关系，但现在人多势众的一方认为有关系就有关系了；还有人说《看云识天气》的文章教得蛮好，但“天上鱼鳞斑”识哇？镇上人实事求是地摇头，大家就哄笑一阵。但是事情发展到后来，却跟读大学时一样——那些受学生尊敬的、受家长欢迎的、被领导表扬的，教出的学生考得出好成绩的老师，与出生在什么地方，又无关了。

　　舅舅、舅妈又来了，最近几次来的目的很清楚，是来看望我父母的，杀不杀鸡已经不重要了。舅妈说，阿姐家的鸡是圈养的，与镇上的鸡，超市里的鸡无啥差别。这个是事实。更实在的是，我父母亲的穿着也发生了变化，父亲穿的皮鞋价钱与舅舅穿的差不多，父母现在也不想高看镇上人了。他们发现镇上人的许多条件并不如他们，比如住家的宽敞，宽敞是心情好的必要条件。另外他们最开心的事情是，有些镇上的人愿意到乡下来居住了，还有些愿意到乡下来买房子了，嘴里也确实听不到所谓“乡下人”的称呼了。

　　父母不懂这是为什么，但他们看得懂眼神，听得明白话里的话。父母说，镇上头实在太小了，乡下头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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