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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斯米尔诺娃挥了挥手随笔散文
■我失去了我的“布谷”
在凌晨，大概是四、五点的时候，冥冥的夜色中常常传来一声声清亮的布谷鸟的叫声。那音韵短促却又流荡，悦耳动听，像是从一支铜管乐器中发出。常使我怀疑是谁躲在花丛中吹奏着一支黑管。那声音带给我的是一片回忆中的绿色。大概是在立夏的什么时候吧，江南草长莺飞，秧针在田间随风摇摆，这时在晚间，在清晨便可听到“布谷”“布谷”的鸣啭，使人一下感到了长夏的阳气在升发。
耳边便响起了那首遥远的歌：
布谷鸟，布谷鸟/早也叫来晚也叫/叫出公公下田垅/叫出爸爸把田耖……
故乡农忙季节的早餐又虚幻在我的眼前。绿色的蚕豆拌着酸腌菜，白白的米饭，惹人饥饿，令人垂涎。我还想起了这农忙季节的黄昏，莴苣叶做的小菜、米酒、水牯、炊烟、明灭的松明、女人们在沟边洗着满腿的秧泥……
我离开那绿色的田园已经好多年了。在城市，在这一大片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中，我终于又听到了我渴望着的声音。我惊喜。我那份心情如暗夜中的流萤，如绿洲点缀在漠漠的沙原。我在蒙胧中猜想着那鸟儿的栖身之所，她在哪儿？她是盲流到城市里来的吗？
我想，她一定栖居在我们公寓旁的那座小山上，那儿有一片密密的乔木和灌木。不然，那暗夜中的鸣啭，何以总是来自那一方向？
每天凌晨，我都被那声声“布谷”唤醒。我很难看见那布谷。于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发出“布谷”声的笛哨，当布谷发出第一声歌唱，我便应和了它，布谷开始是怯生生的，后来它竟很欢乐地响应起来。我们唱和着，有时是三分钟，有时是五六分钟。我们是在对一首歌，一首黎明前的歌。虽然我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动物群落，但是那一声声相互呼唤，沟通了我们的心灵，人类能与鸟儿共语，成为朋友，那种快乐和谐，使我感到无比的欢欣。
从此我每天有了一件必不可少的事，这便是与一个布谷迎接黎明。
那一天清晨，我因事南行，当我打点完行李，正要离家的时候，我终于在对面屋脊的避雷线上看到了她。那是一支灰色的鸟儿，披着晨曦，正翘首凝望着东方。我用哨声向它致意。
布谷鸟仍像往常一样回应着，但她忽地沉静下来。
布谷鸟，你怎么啦？？你知道我要远行吗？那么再见吧。我会牢牢地记住你的。
也许是我的笛哨打动了她，布谷鸟又发出了悦耳的叫声，她还摆动着两翅，发出了一声我从未听到的音符。后来便飞走了，向着东北方向，如果她是去寻找绿原，至少要飞去数十里地，那儿才会有森林、农田和山峦。
没多久，我从南方回来。那天到家的时候已是很晚很晚。第二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十分熟悉的宁静给了我一种从未有的抚慰。我下意识地觉得，在这熟悉的宁静中即将会传来一种声音，那是黎明前的歌，那是宛如从一支铜管乐器发出的，音韵短促而又流荡的“布谷”。我期待着，一直到黎明的女神把曙光洒满了我的窗户，然而我失望了。传到耳鼓里来的是另外一种鸟儿的娇鸣，是一些养鸟人的笼子里的画眉在徒劳地呼朋引伴。
我知道布谷走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怅惘。
布谷，你到哪里去了呢？你是回到了你的青山绿水的故乡吗？祝愿你好运！
但是布谷并没交上好运。这在我的心头长久地投下了一道沉重的阴影。
那天下午，我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去本市的美食街去吃饭，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家野禽美味店。店门旁竖着一幅标牌，“鲜活野禽，山珍美味”，还在门边放着一排排鸟笼，在那些分门别类的笼子里，应有尽有地关着麻雀、喜鹊、黄鹂、鹦哥、斑鸠、杜鹃、猫头鹰、鱼鹰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那些原本在自由的天地里飞翔的鸟儿，大都已精疲力竭地站在格栅儿上，无可奈何地望着外面，只有少数还在作着挣扎；它们想冲破这牢笼，但徒劳无益，只是头破血流而已。这时，一个胖胖的师傅正不时地从笼里捉出一些鸟儿，然后用一把十分锐利的刀片割断它们的颈项，丢在地上准备加工。
“有布谷吗？”我惴惴地问胖师傅。
“喽，那不是。”胖师傅听了我的话，用沾着血的手指指那边。
我顺着他的手看去，那儿有一个小铁丝笼，里面正关着一只布谷。那布谷无精打采，显得沮丧。我立刻走上前去，抚摸着那笼子，我用笛哨吹了一声“布谷”，她便“扑”地飞起来，叫了一声“布谷！”其声凄楚。
“朋友，我来看你了，你不是回到了你的家乡吗？是谁把你捕来的？”这是我心里的话，但是却无法用笛哨来表达。
“师傅，能把这布谷卖我吗？”我向那人乞求。
“不行，这可是野味全珍上不可少的一味菜。客人都已下了菜单。”
“可不可以换一道别的菜呢？”
“我们珍惜信誉，创一流服务，不能欺骗顾客。”
“那么就不能珍惜鸟类，讲一些爱心吗？”我企图说服他。
“爱心多少钱一斤？”他反问道。这话使我吃惊。我知道我遇上了一个被铜臭浸渍得顽固而又愚昧的人。
说完，那胖师傅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就打开笼子的门，把那可怜的布谷捉出来，在颈上放了血，丢在了地上。那布谷两翅扑腾了一下，在地上不断地抽搐着两个爪子。
就这样，布谷走了，我的朋友，我的和我一道呼唤黎明的朋友走了！
那几天总觉有一道沉重的阴影笼罩着我，布谷血淋淋的挣扎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长久跨不出那道阴影。我感到一场六月雪正向我们这些舌尖上的人们飘来，“真”“善”“美”这些法相端庄的词被冻得僵硬，已经失去着往日的丰润和抚慰天地万物的温馨……我哽咽着，在人类文明的流失中，我的和我一道呼唤黎明的朋友走了！她走得那么惨！
■老屋庭院
二000年我到广州海娃家住了一些时候。海娃家在海珠区昌岗东路立交桥旁边。那是一座有着二十八层的公寓。楼下的立交桥上，白天黑夜车流如泻，马达轰鸣，使人们日以继夜地遭受到高分贝的轰炸。公寓下面只有一方逼窄的花园，虽然种着几株棕榈、椰子和一些贴梗海棠、猬实，但那种绿，却是一种淹没在车声喧嚣里的脆弱的绿，人坐在那里，丝毫不能感受到闲逸和舒展。离开这公寓，横越过大街之后，往南再走两百米才有一个叫做“晓港”的半坡半水的公园，但那儿也不是一个静谧的处所，那儿虽然花木繁盛，但那些丛竹、乔木、小树林和草地，并不能将游人与外面的钢筋水泥建筑和急驰的车辆声隔绝开来。而且游人多得像赶墟一样，港汊中的水散出一股酸臭，空气很不好，因此我在那里没住多久，便有了一种“胡不归”愿望。
我们家在湖南怀化。那是一栋只有二十来户的五层楼房。楼房的前面有一块空坪，整个院子坐落在校园的一个山角落中，只有一条漫着水泥的甬道逶迤地通进来，因山势形成了一个幽寂庭院。我们住在五楼，轩敞明亮，楼下的樟树把它们那一伞伞的常绿撑到了我们窗户下，它们枝枝相连叶叶交通，每当袅袅风起，窗下便荡漾起一片绿的涟漪，暮春时节，樟树叶下不知什么时候秀起了无数星星点点的花苞，那股甜甜的清香直往窗内灌，使人心醉。天晴的日子，最大的诱惑便是窗外的景色：有中坡山朦胧的身影，蓝天上飘动的白云，西边的太阳涂抹在云彩上的一片魔幻般的金彩，偶尔远处一列缓缓移去的列车，给人以恬淡的遐想……尤其到了大雪纷飞的日子，经过一个宁寂漫长的冬夜，清晨启开窗户一看，便有一层浓浓绵绵的雪絮压在翡翠的绿叶上，压在乌黑的枝干上，压在地坪上，没有风，那些由树冠组成的冰花般的图案高低有致、凝然不动地呈现在窗下的林表上，宛如凸显的浮雕，游龙走蛇，千姿百态。
我们的院子很安静，它位于城市的边缘，没有听不完的车声喧嚣，偶然地，有一辆摩托或一辆小轿车在院子里进出，大多数时间都显得很静谧。而且邻居们也很融洽。我们这里住的都是学校的教工，温文尔雅，不乏谦谦君子之风。前些年我们院子里也有几位领导，那时拜访的人川流不息，一到星期日或是晚间，常有酒令猜拳之声，门庭若市，后来，他们退居下来了，不久就退了休，渐渐便冷清得门可罗雀，没有了先前那种气象。他们先前那种巍巍然若庙堂之器的仪态、不苟言笑的面孔也一扫铅华而平民化了。更有趣的是现在他们有时也搭讪着和我们这些“老百姓”们纵论天下事，到不如意处，也和大家一起骂骂娘。
我们的楼房西头靠着一座小山，那个小山的边缘被从十米高的地方垂直地切了下来，被砌成了壁立的挡土墙，挡土墙上一到春天便布满了爬山虎，翠蔓蒙络而摇缀，万千叶掌交迭成了一张厚重的壁毯，严严实实地盖着墙上的石头，挡土墙的上面有好多十几米高的树木，从下面仰望上去，真有一种高树入云端的气势，树冠遮住了蓝天白云。它们为我们的院子挡住了西边的太阳，夏日的早晨和傍晚，那蔽日的横柯，总是使这儿显得绿树荫浓，给人以凉气袭人的感觉。还招来了一群活活泼泼的小鸟，它们踌蹰满志，心情莫名其妙地愉快，一个个迈着轻快的步伐，沉缅在绿荫里。那鲜亮的歌喉，如同草尖上的露珠，让人一听耳朵就会沉醉。当它们错落地停留在电杆线上时，就像划出了一空的五线谱。中午，那些鸟儿们藏了踪影，当你暝想静坐时，忽然会有一支领头蝉“知了？知了？”地大声吟唱起来，跟着便会有一大群不同族类的蝉们应声而起，一霎时高树枝头一片吱吱呀呀，此起彼伏。有对唱，这里啼叫一声，那里应答倾刻，似呼朋引伴，如谈情说爱。有合唱，像是在开群众大会，又像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激烈争论，又好似学生们早读时，大声地朗诵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应是绿肥红瘦”。我在暝想中自由发挥着自由解释着，把蝉鸣翻译成最美妙的音乐。……从早晨开始，那一片和谐、悦耳的鸟韵蝉鸣，给院子平添了一股生机。院子前面的水泥坪，四周砌以漏花混凝土栅栏，还配着一些鼓形的石凳和石园桌，可以看书、打麻将。吃饭的时候，邻居们常常端着饭在那儿边吃边唠。是机关里罕见的市井风情。二十多年前我们在这儿栽下的樟树都已成林，能庇荫一方了。在清风如水、月华似霜的晚上我常常端一躺椅独自安卧在院子里，透过那些参天的树冠仰望星空、月亮，头脑里充满了对天地、人生的思考，有时那种空灵让人一念不生，一尘不染，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所知也。
我们的院子其所以有一种庭院深深的气象，除了那种被着上了绿的宁静，还和这宽敞的水泥坪有很大关系。只有房屋没有屋场坪就不成为院子了。
说起这屋场坪邻居们还有一番感慨。原先，我们这屋场坪是一块夹杂着碎石的红土坪，只一条很窄的水泥路供人们行走。坪子里长着很多杂草，因为有碎石混在里面，所以锄草很困难，虽然住户们多次要求在这里打上水泥，可是也无人理会。后来有一天，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两位领导，要“退居二线”了，他们便抓紧时间指令基建办的人打造了这块水泥坪。完工以后，他们又在坪中搞了一个羽毛球场，还在每株樟树下修筑了石凳石桌。新提升的年轻领导原来也住在这里，但他们嫌这房子破旧了，没多久便都搬到在开发区购买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去了。要是没有老领导那一次安居行动，现在这院子可能还是脏兮兮的，就不可能有今日这番气象。老住户都说，我们算是托了老领导的福，是搭着老爷喝了一杯酒。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已过去了七年。我们这院子依旧还是这院子，只是院旁的那座小山上有一天忽然响起了推土机的隆隆声。原来，城市在不断扩张，它要重新规划自已，于是便有一条新道从我们这院子切腹而过。不久那小山将夷为平地，我们的住房也将被拆迁。尽管政府会为我们这些搬迁户安排更好的房子，然而我们仍是忧伤与喜悦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因为过不了多久，我们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要分手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庭院呵……
呵！我们的庭院，那承载了我们几十年春秋轮回的庭院！那一院宁静的长绿，满庭蝉歌鸟鸣，几缕习习凉风，多少岁月幽梦，都将随着庭院的消失而消失。在这庭院弥留之际，邻居们熟悉的脚步声，见面时的一个微笑，夜半一声老人的咳嗽、一阵月子中婴儿的啼哭、相互间的几句争吵，那藏在心底的相互默契和宽容，甚至雨蓬下一挂蛛网都变得使人留恋了！
■我向斯米尔诺娃挥了挥手
我从十一岁起便开始学习俄语，那时刚进初中。我们学校是一所重点中学，从初一年级便开设了俄语这门课，比普通中学早了三年，而且还是老外——一个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就流亡到中国的白俄教的。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这个白俄懂汉语，但在课堂上只在必要时才讲点汉语，多数时间都是用俄语教学，他很爱我们这群中国小孩，下课后我们常常到他家去玩，因此我们的听说能力都还不错。后来这个白俄回国了，从此我们便很少有机会说俄语。接着我在高中又学了三年，进入大学又“深加工”了两年。那时学俄语是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学俄语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后来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苏共被我们定性为“修正主义”，我们每天高喊着要“仇视苏修”，语言这个本来没有阶级性的交流工具同样又有了负面的政治倾向。不要说看看俄文资料，就连平时说一两句俄语也有可能被某些人怀疑为心怀叵测而被“上纲上线”。我学了十年俄语，老实说，除了几十年后用于评定技术职称外真是一无所用。俄语——这柄被我磨了十年的一把剑，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它成了一块弃之高阁的废铁。我常为学了那么久的俄语却没有机会和俄国人交流而遗憾。
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公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才终于遇上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所学的俄语才派上了一点点用场。
那一天一个剧团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演出，其中有几个俄罗斯姑娘表演她们的民族歌舞，剧场就在市内的一个公园里。这里的人大都没见过俄国人，演出公司的广告做得呼隆呼隆地，票价不菲，三十元一张。观众人山人海，演出公司的老板竟要她们一天连演三四场。看他们赚得坑满谷满，这时便有人怀疑演出公司的老板是否做了假，俄罗斯的姑娘会跑到这里来找这份苦饭吃？这年头商家掺杂使假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剧团难道就不可以从我国新疆招来几个哈萨克姑娘，同样的高鼻子、绿眼睛、金发白肤，不也能以假乱真？这年头水货还少了？更何况在这个小城里只有一些中学生才懂点英语，至于能讲俄语的人又是凤毛麟角。又有谁还会那么较真去鉴别？
我在公园里刚好遇见了一个和我熟识的管理员，谈起这群俄罗斯演员他也有同感。听说我大学毕业于六十年代，便问我懂俄语不，我说还行呀，他就说我带你去和她们聊聊吧，看看是真货还是假货，要是假的我们就去举报12315打假，罚他们的款。我有些好笑，工商局和文化局各有他们的势力范围，工商局岂敢把油瓢子舀到文化市场去？不过看俄国人演出，甚至找机会和他们聊天是我向往已久的事，要我和她们接触，我何乐不为。
经过剧团里那个艺术总监同意后，我俩便来到那个简易舞台的后面。这时那几个俄国姑娘正在那里休息。虽已是初冬时分，那几个姑娘还是一身盛夏打扮，她们的眼皮上涂着一层蓝蓝的眼膏，穿短裙短衫，深统皮靴，玉臂白肤透着粉粉的红色，那修长的颈、美丽的锁骨、丰满的胸，很有欧洲女人的风韵。
我走近她们后，用俄语说道：
“Hi！美丽的俄国姑娘，你们好！”大概是因为我的俄语还讲得地道，那个高个儿的姑娘略有惊异看了一下我，微笑着回答我：
“你好，先生。”
我接着说：“姑娘，我看过你们的演出，真是棒极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
“当然不反对。先生，你的俄语说得真流畅。我叫斯米尔诺娃。”
这时我们便聊开了。我好奇地问她：“你喜欢中国吗？”
她说：“中国好。中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比我们富裕。市场上什么都有卖。”
见有人和这几个俄国姑娘谈话，一会儿就聚拢一些观众围观。我猜想，这当中也许有会说英语的，为使这些人也能听懂我们的谈话，这时我改用英语说道：
“姑娘，你能讲英语吗？”
那个姑娘有些困惑地看着我。我立刻用俄语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她摇了摇头。
我又说：“你为什么不称呼我‘同志’呢？”
“现在俄罗斯已经不时兴叫‘同志’了。那是前苏联时的称谓。”她回道。
我一下反应过来，时代不同了，就像我们这里一样，现在大多数人最乐意人家喊他“老板”、“先生”、“小姐”，只有一些老头仍然在使用着“同志”这一传统的称谓。
这时那个艺术总监走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对我说：“先生，您可以和这位小姐给观众合唱一曲苏联歌曲吗？现在她们要上节了！”
这时我有些抱歉地对他说：“不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把这意思用俄语转述给身旁的斯米尔诺娃，她有些遗憾。分别时却很高兴地收下了我送给她的那张漂亮的IC卡，并热情地将我亲拥了一下，说：“希望还能见到您！和你一同歌唱。”
我们离开舞台后，那个公园管理员问我：“是真的吗？”
我说真的是俄国人。
也许是他见那俄国姑娘把我亲了一下吧，又调侃我说：“老头，泡洋妞很有意思吧？”
我说：“我只是想同老俄讲讲话。这是我几十年没有的事，今天算是过了一把瘾。”
他狡狯地看了一下我，说：“现在爷儿们都爱说不泡洋妞，不算泡了妞。你俄语说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去找个俄罗斯姑娘开开心？”
“你看我老成这样，”我指指秃了的头，说：“而今发也星星，更能消几番风雨？”
……
但我总有一种兴犹未已的心情。现在中国公民自由出境已成了家常便饭，办一张护照才二百多元。老夫聊发少年狂，我真的打算去一趟俄罗斯，我要看看辽阔湍急的伏尔加河和它两岸的白桦林，领略一下伏尔加船夫沉重高亢的号子；或者是坐着三套车在西伯利亚莽莽的冰原上滑行，感受一下驾三套车的那个小伙子沉郁苍凉的心境。更何况，我还想了解一下苏联改体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离开公园时，斯米尔诺娃正在表演着节目，我向她挥了挥手，想说，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明年我将来俄罗斯旅游，要是遇见了你，一定用俄语与你同台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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