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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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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文化走出去【1】
摘 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其中提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走出去”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在内在文化转型与外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只有深入了解“文化自觉”与“文化走出去”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更全面地实现文化自觉，更科学地践行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文化强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
文化是发展的摇篮，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恩格斯曾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既是立足现实得出的深刻认识，更是着眼未来所作的宏伟规划。
文化强国，终将成为时代的趋势和历史的选择。
而 “文化强国”战略践行的关键在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走出去的有机结合，这是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走出去相结合，是哲学视野下的辩证统一
就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与认识的统一，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
我们只有正确地理解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相互关系，才能正确而有效地从事现代实践活动。
文化自觉，要求我们既要正确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主动担当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
早在1997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诚然，文化是一条河流，只有元素持续不断的汇聚，只有价值和而不同的碰撞，中国文化才得以融入人类文明的汪洋。
文化自觉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发掘与重建上，要本着“交流、交融、交锋”的姿态，要怀揣“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多元文化互动，与世界文化共荣。
文化走出去，既是我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在文化产业发展领域的必然延伸，也是我国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先后五次提及“文化走出去”战略，可见其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文化走出去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单向地输出，文化鉴别与经验汲取更为重要。
我们要在差异之中，求其同;对比之下，取其真。
文化走出去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吸收更先进的文化，来发展和完善自己。
面对国际文化产业的分工与竞争，如何克服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维护国家文化的安全，如何应对多元价值的冲击、建构文化品格的自强，这是文化走出去战略亟待攻破的课题。
文化走出去，不只是文化产品的输出，不只是“孔子学院”的建立，而是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对话，这将是我们在他族文化的生活世界里所开展的新的历史实践。
文化自觉与文化走出去的有机结合，实质是文化强国视域下，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首先，文化自觉是文化走出去的动力和源泉。
文化走出去是为了让世界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中国，是为了让中国更深入、更主动地融入世界。
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在文化自觉的维度下，我们要传承也要创新，要改革也要重建，力图在文化传播中树立品牌，在文化交融下建构品格;让中国勇敢而自信地迎接多元文化的交锋，让世界积极而主动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
换言之，文化自觉为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生生不息的内容。
其次，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客观要求。
文化自觉是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自主能力、取得自主地位，来理性面对新环境、新时代下的文化选择。
获得自主的前提条件是自我定位，然而，只有“走出去”才能真正地做到“自觉、自信和自强”。
国务院参事、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女士认为：“中国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不足，找到自身优势。”①文化只有在不断地碰撞与激荡中，才能激发文化创新的灵感;价值只有在公平的对话与交流中，才能开创文化繁荣之盛世。
二、文化自觉与文化走出去相结合，是现实困境中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自觉”思想的提出和“文化走出去”模式的确立，恰逢其时。
90年来，我党积极运用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力量、团结民心，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开创了一个个崭新的历史。
然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为了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创造，为了能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我们必须在科学地把握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冷静地审视我国文化发展所处的现实困境。
其一，文化精神受到市场经济的利益冲击，文化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声势浩大的古装戏，不演绎盛世治国的方略举措，不讲述传统文化的仁义礼信，却将妃嫔的尔虞我诈、后宫的阴谋权术作为最大的卖点;喧嚣一时的金庸武侠，鸿篇巨著彰显的不是正义与仁爱，江湖暴力与乱世闲情却成为题中之义。
总理在两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自由、民主、正义、博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具有普世性价值。
然而，当今的部分文化工作者，狂热地追求文化市场的商业价值，以至于文化发展出现今天的低俗化、情色化、无厘头化局面。
其二，文化创新停留于“翻新”的原地踏步阶段，抑制了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
文化的积淀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时常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广泛的沟通平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文化都具有惰性，表现为传统文化对新文化的排斥与反对。
为此，我们要想真正建构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产品，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摒弃以往文化复制与文化翻新的做法，真正地解放思想、凝聚精神，以激发文化发展的内在生机与无限张力。
“送来文化”到“自办文化”【2】
摘要：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阵地的建设，并提供更加多样的、适合农民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应当突出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他们从以往的“看客”变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
农村的集体文化活动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塑造乡村文化认同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大力支持农民自办文化等集体文化活动的发展。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乡村文化传播;送文化下乡;农村集体文化
文化建设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如果从传播学的视角加以观照，其实就是一种传播与接受的“断裂”问题。
它既包括农村文化传播社会网络的断层，也包括文化传播语境的断裂，以及传播内容与文化需求之间的断裂。
本研究主要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从农民作为主体的视角来解读农村的文化建设及传播。
我们于2009年7月始至2010年4月，对江苏省J市农村进行了有关农村文化建设与传播状况的参与式观察和入户访谈。
期间，我们还于2010年1月对J市的农村进行了主题为“农村文化传播现状与需求”的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为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拥有农业户口的普通农民。
问卷发放按照各镇的农业人口比例进行抽样，共发放问卷25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20份，有效回收率为88%。
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传播媒介的接触和使用情况，平时主要的娱乐休闲活动及场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使用状况，对农村文化生活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对送文化下乡、农村集体文化活动的参与和评价等。
一、错位与偏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与使用现状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是提供丰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基本载体，是满足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保障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前提条件。
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不容乐观。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目前J市农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单调和匮乏。
农民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是看电视(90?5%)、上街逛逛(45%)、打麻将(30?5%)，进行文化娱乐的场所也主要局限在自己和亲朋友邻的家里。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选择“看电视”作为自己平时文化活动内容的农民占压倒性的绝大多数，比例高达90?5%，而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的农民数量极少，只有1?4%的农民参加了各类文化协会，参加业余表演活动的农民也只有1?8%。
也就是说，农民当前的文化生活基本还停留在“自娱自乐”的简单层面，公共文化活动和集体性的文化活动还相对匮乏。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蒋旭峰，等：从“送来文化”到“自办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其实，J市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工作主要集中在建设文化站(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体育健身设施这几方面。
虽然每个乡镇都建设了相应的公共文化设施，但调查结果却显示，农民对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
如在对文化站、农家书屋、体育健身设施这三种农村主要的文化设施使用情况的调查中，有79?1%的农民从未去过文化站或参加过其组织的活动，没去过农家书屋的人的比例高达90?9%，而经常使用体育健身设施进行锻炼的农民也只有13?6%，从未使用过体育健身设施的农民占55?9%。
从调查结果可以推断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实际使用情况不太理想。
目前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分布很不均匀。
具体来说，这种分布不均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不同的地区之间、乡镇之间，乃至同一乡镇的各行政村之间存在的公共文化设施资源的分布不均，即横向的分布不均。
第二种分布不均是指在乡镇内部，公共文化设施过多地分布于乡镇中心所在地，体现为纵向的分布不均。
这两种分布不均在现实中广泛存在。
一方面导致了相当多的农民群众无法获得充分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使得许多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无法得到充分且有效的满足，这实际上是对大多数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漠视和损害。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不少处于乡镇中心的文化站的使用效率很低下，很多设备和书籍上都落满了灰尘。
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设施的建设没有或较少地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没有在充分了解和尊重本地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偏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实际上，农民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主体，当现有的文化设施和资源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他们会拒绝使用，转向寻找合适的替代品。
例如，24?1%的农民认为文化站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从不去文化站。
同样，有18?7%的人觉得村里的体育健身设施过于单一，没有兴趣使用。
再以农家书屋为例，同意“农家书屋不实用，想要看的书找不到”的农民占55%，65%的农民认为农家书屋书的种类较为单调不够丰富，另外有55%的农民觉得农家书屋的书过于陈旧，没有什么新书。
而很多乡镇的农家书屋只注重形式，只追求在硬件条件上达到上级的要求，对书屋是否真正有用并不关心。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民的利益，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更多地从经济利益角度、彰显地方政绩角度出发，或是缺乏实际调研想当然地作建设规划。
这种建设目的上的偏差必然会影响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使用实效。
由于不少文化设施或资源不合农民口味且质量较差，不能激起农民的使用兴趣，使用率自然也就偏低。
各级政府都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倾注大量精力，但实际的成效并不明显，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到底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文化设施，怎样提供，才能使这些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发挥作用呢?其实，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从农民的切实需要和利益出发进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公共文化设施的种类，提供多样的、有趣味的、符合农民喜好的文化设施吸引农民使用。
另外，在公共文化设施地点的安排上也应考虑到农民接触的便利性，同时提供配套的完善服务，加强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让农民通过这些设施来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真正发挥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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