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推荐
经方剂量心得体会
当我们对人生或者事物有了新的思考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这样能够培养人思考的习惯。你想好怎么写心得体会了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经方剂量心得体会，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经方剂量心得体会1
都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依小编看来，根本就是“中医不解之谜在于量”啊！古籍里记载的那些量词，什么“钱、铢、撮……”根本让人摸不着头脑啊！
这个问题困扰了许多中医人，这不，经方用量的问题在各方人士的孜孜不倦探索下，渐渐有了眉目——
中医学专科教材认为，古代的一两等于现在的30g，一钱等于3g。而经方的用量基本都是以斤两为单位，若照此换算过来的话，量实在是太大，其安全性令人担忧。可当教材中的经方用量换算成克时，却又不是按照一两等于30g，一钱等于3g的标准，着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柯雪帆先生考证：《伤寒论》中的一两等于现在的15.625g。若按此换算经方的用量，还是太大。诚如姜佐景所谓：“历来学者考证达数十家，比例各异，莫知适从。且古今煎法、服法悬殊，古者若桂枝汤但取初煎之汁，分之为三，曰一服，二服，三服。今则取初煎为一服，次煎为二服，是其间不无径庭。”
观众多医家处方，药物剂量大多为10g，也不可取，因为很多古方中药与药之间的用量是有比例的，比例不同，功效就不同。如黄煌老师在《张仲景50味药证》中提到：“麻黄配石膏能调节发汗的强弱。越婢汤中麻黄、石膏的比例为6:8，石膏用量大于麻黄，则不发汗而退肿；大青龙汤中麻黄、石膏的比例为6:4，麻黄用量大于石膏，则重在发汗。”经方的用量换算问题长时间困扰着笔者，直到大专毕业后看到曹颖甫先生的《经方实验录》一书，才恍然大悟。曹先生经方之用量，大抵为原方的十分之一，例如：桂枝、芍药原作三两者，他常用三钱。而近世章太炎先生以汉五株钱考证，每两约当今三钱，则原方三两，相当于九钱，再以分温三服折算之，每服亦仅得三钱耳。由是观之，原方三两，今用三钱，于古法相合也。
也就是说，经方的用量，古之一两相当于今之9g，古之一钱相当于今之3g，这样换算既考虑到了服用方法的'变更，且换算后的用量不会太大，安全性基本可以得到保障。观黄煌老师的《中医十大类方》及《张仲景50味药证》这两本书的经方用量基本都是这样换算。
当然中医之用量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例如：经方中的桂枝、芍药原作三两者，曹颖甫先生常用三钱；而姜佐景一般是视证之较轻者，病之可疑者，更减半用之，例如桂、芍各用钱半是也。以此为准，利多弊少。
另摘录汉代与现代处方剂量换算表以资参考（见民间中医版《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附录）：
1石=四钧=29760g
1钧=30斤=7440g
1斤=16两=248g=液体250mL
1两=24铢=15.625g
1圭=0.5g
1撮=2g
1方寸匕=金石类2.74g=药末约2g=草木类药末约lg
半方寸匕=一刀圭=一钱匕=1.5g
一钱匕=1.5～1.8g
一铢=0.65g=100个黍米的重量
一分=3.9～4.2g
1斛=10斗=20000mL
1斗=10升=20xxmL
1升=10合=200mL
1合=2龠=20mL
1龠=5撮=lOmL
1撮=4圭=2mL
1圭=0.5mL
L引=10丈=2310cm
1丈=10尺=231cm
1尺=10寸=23.1cm
1寸=10分=2.31cm
1分=0.23lcm
梧桐子大=黄豆大
蜀椒一升=50g
葶苈子一升=60g
吴茱萸一升=50g
五味子一升=50g
半夏一升=130g
虻虫一升=16g
附子大者1枚=20～30g
附子中者l枚=15g
乌头l枚小者=3g
乌头1枚大者=5～6g
杏仁大者10枚=4g
栀子平均10枚=15g
瓜蒌大小平均1枚=46g
枳实1枚≈14.4g
石膏如鸡蛋大1枚≈40g
厚朴1尺≈30g
竹叶一握≈12g
这样是不是就清楚多了？
经方剂量心得体会2
经方本原剂量中日比较研究
崔衣林1，2 ，傅延龄 1 ，刘旎 1 ，张思琪 1 ，倪胜楼 1 ，宋文杰 3
在过去的两千年间，诸多医家对经方本原剂量的问题争论不断。 近年研究结果表明，东汉时期的一两，今为 13.8 g [1-2] ，但中日 各时代众位医家均对此存疑 [3] 。 在第 2 阶段和第 3 阶段，对于一两为多少克的问题， 日 本医家得出了与中国医家不同的结论。而随着研究进入到第 4 阶段的现代，中日 两国的研究结果均认为一两极为接近 13.8 g。 中医起源于中国， 但在后世的研究中， 中日 两国对经方本原剂量研究结果产生了分歧。 那么这个分歧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歧？ 虽然现代中日 两国的经方本原剂量研究结果一致，但是在临床上两国用药剂量差别很大 [4] 。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的发展源流进行厘清。
1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于梁、隋、唐
1.1 中国的梁代（502—577 年）、隋代（581—619 年）、唐代（618—907 年）
经方本原剂量的问题，早在一千年前的唐代，甚至在更早的梁代，众说纷纭。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曰： “但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 晋秤始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 古方唯有仲景， 而已涉今秤， 若用古秤作汤， 则水为殊少， 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尔。 ”后来孙思邈和苏敬赞同了他的看法。 这 3 位医家均为当时著名的医药学家。 但是，东汉以来， 却出现了复秤、古秤、今秤、南秤、晋秤、神农秤等多种秤，此阶段的人们已经对仲景使用的秤的具体剂量产生了分歧。
1.2 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 年）、奈良时代（710—794 年）
中国的梁代、隋代、唐代相当于日 本的飞鸟、 奈良时代。 此时期遣隋使、 遣唐使相继来到中国，从此日 本正式开始了与中国的直接交流 [5] 。 其中《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在日 本医界影响巨大 [6] 。701 年日 本政府仿效唐朝典章制度， 制定了大宝律令。 另外唐朝高僧鉴真以世界上第一部国家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为基础，在日 本传播了唐朝最新的中医药知识。
对剂量的研究而言，因为此时期在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秤，所以剂量换算法十分复杂。 日 本根据从中国传播来的信息，不断修整为本国的度量衡标准。 对于经方本原剂量的探讨和争论也影响到日本医学界。 宫廷医官出云广贞于 808 年编撰的日 本最早的医药书《大同类聚方》中提到，他根据遣唐使所提供的资料，重新制定了药物的度量衡 [7] 。 而在日本现存最早的医书《医心方》中引用了《本草经》和《范汪方》的记载： “《本草经》云： 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 今则以十黍为一铢， 六铢为一分， 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今按《范汪方》云：六十黍粟为一分。 ” [8] 但是此书中却没有关于秤的剂量的记载。 笔者认为《医心方》的著者丹波康赖在诸多中国医籍中， 未能很好地明确秤的折算标准， 因而未在他的著作中对秤的剂量进行相关论述。
由此可见，此时期中国流传到日 本的典籍，不仅在国家制度、法律、医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且也使日 本原有的度量衡发生了改变。 因此关于度量衡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中日 两国研究没有差异。
2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延续于宋、金、元
2.1 中国的宋（960—1279 年）、金（1115—1234 年）、元（1271—1368 年）时期
宋代煮散剂得到普及，减少了用药剂量，但仍有部分医家保留了传统大剂量用药。 医家们对经方本原剂量看法也开始出现不同，但所得结论相差不大。 林亿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提到“古三今一”的说法（今为 13.75g）[9] 。 同时代的朱肱、庞安时也赞同林亿的看法。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到“汉唐十两合今三两”（今为 12.4 g）[10] 。 沈括在《苏沈内翰良方》中还提到“古一两当今二钱六分”（今为 11.2 g）[11] 。
到了金元时期，临床处方用药剂量方面论述很多。 部分医家保留了宋代的认知，另一部分医家则认为， 随着宋金元时期度量衡发生变化， 方药剂量也需进行相应调整。 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保留了传统剂量“古三今一”（今为 13.8 g）[12] 。 刘完素又提到“古方四两为唐宋一两”（今为 10.3 g）[13] 。 王好古和吴恕虽然认为“古三今一” [14] ， 但是这个时代的度量衡不同，此时代的“一两”为 12.7 g。 由此可见，金元时期医家们关于经方本原剂量的看法没有太大差异，均为“一两”等于今 10.3~13.8 g。
2.2 日 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 年） 、 镰仓时代（1185—1333 年）
宋、金、元时期相当于日 本平安、镰仓时代，两国的贸易往来频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学著作得到了广泛流传。 此时期日 本医学界的变革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宫廷医向禅宗僧医转变； 二是医疗对象以贵族为中心转向一般民众。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用日 文编写的医书， 中医学得到了广泛普及， 但对于本原剂量的研究却甚少。 一是因为拥有大量可用作研究资料的医书的宫廷医已经退出了主流， 而禅宗僧医又缺少研究必须的资料， 因此本原剂量研究无法发展。 另一个原因则是煮散剂开始流行。 煮散剂是按照伤寒论的剂量称药，而每次服用 3 钱到 5 钱，今为 12 g 到 20 g， 剂量问题不会影响到临床， 因此剂量研究甚少。
3 经方本原剂量迷失加重于明、清
3.1 中国的明（1368—1644 年）、清（1636—1912 年）时期
进入明清时期，方药临床剂量发生了较大变化， 对经方本原剂量也出现了 2.85~22.2 g 多种折算，差异很大。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 明代为一剂一服， 一服药煮一次，一次服完。 如果按照唐代用法一剂三服的话，一剂的药量需要 3.75 g 的 3 倍，也就是 11.2 g [15] ，与唐代的研究结果（一两为 13.8 g） 相差 2.6 g， 差异不大。 李中梓和王肯堂也赞同了李时珍的看法。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到“古一两为今六钱”（今为22.2 g）[16] 。 进入清代， 对经方本原剂量的考证， 结论更为多样。 王丙认为“古一两准今七分六厘强”（今为 2.85 g）[17] 。 徐大椿认为“一两合今二钱”（今为7.5 g）[18] 。 钱潢和章太炎认为“汉之一两为今二钱五分”（今为 9.375 g）[19-20] ，和宋代沈括观点相同。 陈修园和李文荣认为“古一两今在二钱到三钱间”（今为11.25 g）[21-22] 。 吴谦认为“一铢约今四分一厘七毫”（今为 12.2 g）[23] 。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清代偏向小剂量用药，所以对于剂量的研究结果较前代数值偏低。 因此，笔者认为清代医家所理解的张仲景的临床用药剂量为小剂量用药。
3.2 日 本的战国时代（1467—1590 年）、安土桃山时代（1573—1568 年）、江户时代（1603 —1868 年）
明清时期相当于日 本的战国、安土桃山、江户时代。分为 3 个时期。
3.2.1 增加留学生的战国、安土桃山时代
日 本引入中国明初最新医学，打破了局方天下。 以金元新医学为中心的流派即称“后世派”。 后世派医家根据留学经验和独立考证，提出了“唐之半秤”。 竹田秀庆在《月 海杂录》中提到， 他祖父从明朝留学回来后，为了实现仲景的剂量，制作了“唐之半秤” [24] 。 后世派代表人曲直濑道三在《翠竹庵答问书》中提到，当时的药秤在中国一两等于 10 钱，在日 本京都一两等于 5 钱，东京一两等于 4 钱，金银一两等于 4.5 钱 [25] 。可见当时日 本的药秤一两为中国药秤的一半。 曲直濑道三的弟子冈本玄治在《家传预药集》中提到， 在日 本制作“半秤”是为了实现仲景的“古秤” [26] 。 贝原益轩在《大河本草》中又提到，当时一般医家用量为一两等于 4 钱或 5 钱，或 4.3 钱 [27] 。
由此可见，明秤是一两等于 37.5 g， “唐之半秤”是一两等于 4~5 钱（今为 15~18.75 g）， 流传到日 本之后，日 本每个地区的计量数值不同。 此时日 本医学界在将中国医学本土化之际， 对于半秤量值， 究竟是大秤的一半，还是复秤的一半产生了和中国不同的看法。
3.2.2 增加交流的江户时代前期
日 本江户时代前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向清朝的更迭时期。 清代医家学者的尊经复古风尚影响到了日 本。 在日 本， 以尊经复古为学术风尚的流派即称为“古方派” [28] 。 香川修庵汲取了陈无择的观点，在《一本堂行余医言》中提到古一两等于今三分之一两， 约 3.33 钱 （今为12.5 g）[29] 。 吉益东洞汲取了同时代的徐大椿的观点，在《医方分量考》中提到汉代“古秤”的一两等于今日 本 2 钱（今为 7.5 g）[30] 。 而吉益东洞的弟子村井琴山则汲取了吴谦的观点， 他认为“古一两为今二钱九分六厘二毫九丝六忽”（今为 12.22 g）[31] 。
还有一部分医家用实测或者考证的方法得出了研究结果。 正木濑平认为一两今为 3.487 g，浅野韫玉认为一两今为 5.62 g， 白水笋山认为一两今为3.675 g，冈田静默则认为一两今为 10.546 g 等 [32] 。因此， 这一时期的日 本医家， 一部分是接受了中国的研究结果，另一部分则是采取了考证的方法得到研究的结果。
3.2.3 锁国独特研究的江户时代后期
这一时期中国清代的考证风尚影响到了日 本， 形成了“日 本考证派” [33] 。 他们虽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对本原剂量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却与中国不同。 其中对现代汉方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狩谷棭斎的研究。 他在《本朝度量権衡攷》中提到一两等于今 1.42 g。 丹波元坚、小岛宝素、喜多村直宽、清水藤太郎、冈西为人、铃木真海、荒木性次、大塚敬节、龙野一雄等赞同支持了狩谷棭斎的观点 [3，17] 。
还有周轩庭在《仲景分量考》中提到， “一两本邦一钱”（今为 4.125 g）[34] 。 物观、村井琴山、难波抱节认为“一两为 11.1 g”， 尾台榕堂在《类聚方集览》中提到的数据则与古方派吉益东洞相同。现在日 本药典中的剂量是根据大塚敬节等医家的用药剂量而制定的，也可以说狩谷棭斎的研究结果决定了日 本现在用药剂量。
4 经方本原剂量终极于现代
4.1 现代中国（1949 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对经方本原剂量， 有着一两为 3~15.6 g 的诸多不同意见。 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 《伤寒论讲义》（ 二版教材） 认为一两折今约一钱（ 今为 3 g） ， 此后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说 [34] ， 冉小峰 [35] 认为一两今为6 g，朱晟认为一两今为 6.25 g [36] ，中医研究院一两今为 6.96 g [17] ，朱文惠认为一两今为 7.8 g [37] ， 陈家骅认为一两今为 8 g [38] ，广州中医学院《方剂学》汉一两今为 9 g [17] ， 黄英杰认为一两今为 10 g [39] ， 范吉平认为一两今为 13.8 g [2] ，彭怀仁认为《中医方剂大辞典》一两今为 13.92 g [40] ， 柯雪帆认为一两今为 15.625 g 等研究结果 [41] 。 傅延龄教授经过论证以后确定经方中一两等于 13.8 g [1] ， 是根据文物实地的考察、经方药物质量的实测、文献资料的再研究、度量衡专家的权威认证，最终得出的结果，最为可靠。
4.2 现代日 本（1945 年代以后）
日 本明治维新时期，汉方医学基本被消灭了。 在明治、大正、昭和时代，仅有少数人维持着传统汉方医学。 然而随着西方医学所引起的副作用的增加，汉方医学又得到了复兴。 进入到现代，开始用各种方法证明仲景的剂量。 一种方法是实测法，长泽元夫认为一两今为 6 g到 7 g [32] ， 桑木崇秀认为一两今为 12 g [42] ， 江部洋一郎认为一两今为 14 g [43] 。 另一种方法是实验法，笛木司认为一两今为 14 g [44] 。 现代日 本医家认为，虽然临床上根据一两今为 1 g 的计算用药， 但是实际理论考证一两今为 14 g。
5 结论
笔者对历史的梳理不仅仅是简单地阐述历史事实，更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中日 两国现代所用药量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这也是研究和了解最佳临床方药用量范围所不可或缺的信息。 以下， 笔者会从历代本原剂量研究对现代两国用药剂量的影响、大小剂量的差异、两国的共同认识这3 个方面进行讨论。
5.1 关于历代本原剂量研究
对两国现代用药剂量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临床上，一部分医家会使用以一两“今为 3 g”规定的中国国家药典与教材的剂量用药 [15] ，而另一部分医家为了提高疗效，并且实现仲景的用药剂量，增加了用药剂量。 如李可等提倡恢复经方本原剂量，并主张在治疗危急重症患者时用药剂量极大，否则达不到效果 [45] 。 大剂量用药在产生疗效的同时，药性强烈的药物对人体会产生毒性或副作用，剂量的安全范围小，用之不当，或药量稍有超过常量，即可对人体产生危害，甚至致人死亡。 因此首先应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 注意煎服法、地域与体质的差异、用药剂量逐渐增加、观察服药后的暝眩反应等方法控制用药剂量，保证安全性。
在现代日 本临床上，大部分医家会按照国家药典的剂量开具处方。 笔者曾分析了日 本国家药典的剂量，其标准为一两“今为 1 g”， 医疗保险范围内的汉方药处方也是用此剂量。 本研究结果明确了从江户时代传承至今，以一两“今为 1 g”， 此剂量使用了200 年以上。 虽然也有一部分医家受现代中国的影响，使用大剂量，但是只占很少一部分，现代日 本医家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运用日 本传统的小剂量。 小剂量用药利于节省药材、方便携带、减少医疗费、保证安全性，但需要长期服药。 且日 本医家与在日 本生活过的中国医家都认为小剂量对重病无法达到很好的疗效，对于重病还是需要大剂量用药 [46] 。
5.2 关于大小剂量的差别
本研究表明，中日 两国均认为张仲景的用药剂量中的一两极为接近 13.8 g，但是，在临床上，两国均未使用这个剂量。 日 本汉方医家处方的平均剂量相当于张仲景用药量的 1/15～1/10，大约相当于中国现代中医临床处方用量的 1/5～1/3 [4] 。 因此，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医临床运用上，我们可以将日 本临床常用量、中国临床常用量、仲景用药剂量进行灵活地调整， 扩大剂量使用范围， 随机应变， 根据不同情况将药量控制在最佳， 这才能将治疗效果发挥到最大。
5.3 关于中日 两国的共同认识
虽然现代两国的本原剂量理论研究均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但是此结论剂量远远大于两国现代临床用药剂量。 相比张仲景， 现代医家的临床经验水平有限， 因此两国医家均无法运用如此大的剂量进行临床实践。 而张仲景临床实践经验丰富， 可以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严格控制、灵活调整用药剂量。 因此，本次研究不仅得到了本原剂量的最终结果，也佐证了中日两国对于张仲景临床实践水平的认同。
经方剂量心得体会3
经方对于中医药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历代中医都是在熟读经方的基础上成为名医的。近年来，经典名方的研究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经方的研究。研究经典名方需要做很多工作，如中药来源的考证、炮制方法的考证、处方剂量的考证、煎煮方法和煎煮次数、加水量等，其中剂量的考证尤为重要。那么汉朝的用药剂量为什么比现在大？这不单单是度量衡不同的问题，与中药的炮制与称量先后也有关。
经方剂量考证
经方剂量的考证是无数度量衡专家和方剂学专家都为之不懈努力的研究课题，现列举三个重要研究结果：1957年由吴承洛出版的《中国度量衡史》，考证为：东汉一两=13.92克。之后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伤寒专家柯雪帆考证：1两=15.625克，较一两=一钱（3克）合理。20世纪80年代，已经纳入方剂学。第三个是考古专家丘光明考证为：1两=13.75克。
目前经典名方研究多遵1两=13.75克的结果，四舍五入后成为13.8克。如此计算麻黄汤中的麻黄是三两，那么应该是41.25克。而一般的方剂学则在括号里标注为6克。现今药典的用量是2~10克（药典用量都是1日用量）。有认为古之煎药为一煎，然后又分三服，量就不大了。然而当今方剂用量一剂也是一日量，以前分两服，现在也多为三服。再说一煎肯定不能完全煎出药物成分，两煎都未必可以。以一煎和分三服来解释东汉方剂用量并不大，似乎说服力不够。那么东汉的方剂用量到底如何？《伤寒论》的用量为什么这么大？我们必须从中药的用法和炮制方面去理解。
被忽视的“先称量后炮制”问题
汉代几乎所有的方剂都是先称量后炮制，显然这个用量是大打折扣的。这是好多学者都忽略的重要问题。文献考证，唐代以后用药才是先炮制后称量的。
古文献求证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旧方皆云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事殊不允，药有易碎难碎，多末少末，秤两则不复均，今皆细切之，较略令如咀者，乃得无末，而粒片调和，于药力同出，无生熟也”。《新修本草》与《备急千金要方》均收载此段论述。这里显然是先称量后捣碎，且把咀解释为捣之如大豆。其实咀是形声字，皆离不开口。其古义李东垣解释为：“古无刀刃，以口咬细，今皆细切之。”陈嘉谟释义：“古人口咬碎，故称咀，今以刀代之，惟凭剉用，犹曰咀片，不忘本源也。”《广韵》解释咀为“修药也”。迄今为止，对全草类药材的切制仍称为“切咀”，有的把这类饮片也称为“咀子”。
咀之后有“秤毕捣之如大豆”的论述，关键词“秤毕”，即汉时的处方都是先称量后炮制，显然其剂量是虚高的。
现知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的计量更是粗矿，常以“果、枚、梃、把、束、撮”等来计量，药材使用尚未发展到先炮制、后计量的精细程度。
查阅文献发现，讨论先称量后炮制的文章不多，在王宁的“伤寒论用药剂量研究”里提到经方是先称量后炮制的。还有个别论述也提到此问题。但均未引起重视。因此，先称量后炮制是剂量考证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当然还有煎煮方式和分服、剂型计量方式、榨汁鲜用，如地黄等。经方之经典无疑，但其细节问题还是需要规范的`。
《伤寒论》处方求证
由唐以前的论述可见汉方是先称量后炮制。药有多末少末，又去根、茎、节等，故所称药量无法准确。《伤寒论》处方则更是如此，如麻黄汤：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个，去皮尖。若这些药都是先称量后炮制，麻黄先称后去节，用量几乎减少3~5%。至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合和篇明确指出：“诸经方用药，所以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住也”“凡药治择熬炮讫，然后称之以充用，不得生称”“凡麻黄，去节，先别煮两三沸，掠去沫，更益水如本数，乃纳余药，不尔令人烦，寸斩之”。这里进一步明确了炮制后称的是处方实际用量，更为准确。所以，考证汉代处方用量，不能单从重量出发，还要看其是否是先称量后炮制的减重，彼时的处方用量，单从度量衡角度考证是有不足的。
《伤寒论》大约成书于公元200~210年，距今将近20xx年了。故我们研究经方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中药材品种的变迁、产地的变迁都会影响方剂的作用，品种考证颇为重要；剂量研究、品种研究、炮制研究、煎药方法研究等，也一定结合当今实际。若将古今炮制相结合来研究经典名方，通过相关对照实验，经过比较优化后，用数据来确定工艺也许更可行。（来源：中国中医药报，作者：辽宁中医药大学 贾天柱）
【经方剂量心得体会】相关文章：
经的心得体会模板11-23
《道德经》心得体会03-17
道德经阅读心得体会06-01
道德经阅读心得体会03-11
道德经个人心得体会05-15
阅读《道德经》心得体会优秀01-21
招行面经10-26
三字经阅读心得体会12-09
《道德经》阅读心得体会（精选27篇）12-28
读三字经的心得体会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