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事迹报告会演讲稿

杨善洲事迹报告会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杨惠琴，是杨善洲的三女儿，在XX市烟草公司工作。我报告的题目是《爸爸，您是我心中的一棵大树》。

　　爸爸在世的时候，曾立下遗嘱，希望去世后，能成为树下的一捧黄土。他还曾多次跟大亮山林场的同事们说：“等我死后，就把骨灰埋在雪松下。哪天你们想我了，就到树下来坐一坐。”爸爸去世后，我们把他的骨灰分成三份，分别埋在了他生前亲手种下的大亮山的一棵雪松、清平洞的一株玉兰和老家后山头的茶园里。现在，每天都有许多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他——来看以树的姿势站立着的他。

　　爸爸这一生与树十分投缘，种树和嫁接果树，原先只是他工作之余的爱好，退休后驻守大亮山的20多年，则成了他的专职工作。他这一辈子，究竟种下了多少棵树，又嫁接了多少棵树，恐怕连他自己也算不清楚。记得他退休后，带着我们去阔别多年的外婆家，我们建议买点水果，他则坚持带了三株桃子树苗去，并亲手种在外婆家的庭院里。他笑哈哈地对我们说：“种树好啊，以后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摘。”爸爸去世后，他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他多像一棵树啊！不，在我的心里，其实就是一棵大树：在苦水浸泡的瘦地里破土，在党和人民的抚育下成长，在60多年的坚守与奉献中回报。84圈年轮里，写着爸爸的本质和本色。

　　爸爸是一棵大树，用树的正直挺拔坚守着清贫。在常人眼里，爸爸应该很富有，因为他当过“大官”，经手过“大钱”。但是，我们做子女的最清楚，他一生都很清贫，因为他从不沾公家的便宜。在我的穷爸爸的诸多故事里面，有几个故事，一直叫我们一家刻骨铭心。

　　1970年，我妈生我后做月子，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有一天，民政干部杨位斌来家里，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后来特意送来了3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事后不久，爸爸知道了，简单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当着众人的面，我妈妈只好说：“家里还有一点点吃的。”当即，爸爸就发火了，训斥我妈道：“我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要沾公家的一点便宜，地委领导的家属也不能搞特殊！这大米和粮票要攒了还他们！”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妈硬是东拼西凑，才还清了这笔粮款。妈妈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我晓得他的性格，我可以少吃点，但小娃娃们饿着可怜啊……”40多年后，讲起这件事，妈妈仍然委屈得泪流。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75年的雨季，家里的老屋一到下雨就漏得不行。我妈让人捎信给爸爸，让他凑点钱修整老屋。两个多月过去了，爸爸寄回了30元钱，并在信中出了一个“妙计”：“我实在没有钱，这一点秘书可以作证。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就先接一下漏下的雨水，或者是挪一下床铺，暂时躲避一下；眼下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作为一个地委书记，别以为我有钱，即使有钱，也不能搞特殊化……”看着爸爸出的“妙计”，全家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故事是坐车的事。二姐杨惠兰和我在保山一中读书时，爸爸已经是保山地委书记，但是，每次假期回家，都是爸爸去给我们买车票，然后送我们上车。爸爸生前常说：“公家配车是为了工作，为了私事，怎么能用公家的车呢？”。我清楚地记得， 1987年8月的一天，爸爸与我一起从姚关老家返回保山。当时突遇大雨，我们父女二人便到姚关乡政府躲雨。乡领导担心我们的安全，从供销社调来了一辆车来送我们，爸爸硬是不坐。当时，乡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的同志了解爸爸的脾气，专门派车，爸爸肯定不坐。最后，他们安排了一名司机，朝我们父女俩走的大路迎面开来，碰面时不停车，相遇几公里后再返回来，借口对爸爸说刚办完事，可顺便搭乘。结果，爸爸知道这件事后，还是批评了县里派车的同志。

　　第四个故事是爸爸退休后的事，1995年，为了方便他进城给林场办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万多元钱，在县城附近勉强盖起了1间新房。房子盖起后，我妈专程找到爸爸商量，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爸爸东找西搜，拿出了9600元。我妈吃惊地问他：“你几十年就攒了这么一小点钱？”爸爸摆了摆手说：“别人不理解我，你还不理解我？我真的没钱！”后来，为了不拖累儿女，爸爸硬是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给卖了。爸爸的工资并不低，钱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后来听几位当过他秘书的叔叔们说，“我爸用钱很‘散’，哪家没有粮食他出钱买，哪个生产队缺种子他出钱垫上……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怎么可能不穷嘛。”可爸爸不这样看，有一次，一个记者对他刨根问底，把爸爸问急了，便大声地追问记者：“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

　　我的穷爸爸也有十分慷慨的时候，2008年11月，XX县委、政府为表彰他义务造林20年的功绩，向他发放了10万元奖金，被他坚决拒绝了；2009年年底，XX市委、市政府为他颁发“XX市改革开放30年有贡献人物”特别贡献奖，奖励他20万元奖金。这次他收下，可是，不久他又把大部分奖金捐赠出去了。坚守清贫，我爸就是一棵大树，永远正直挺拔。

　　爸爸是一棵大树，用树的花果书写着奉献。爸爸1951年5月参加工作，到1988年3月退休。尔后，他上大亮山义务承包种树，一干又是20多年。在前后长达60年的时间里，做儿女的我们就知道他很忙，忙得经常顾不了家。从我们这个家庭的遗憾中，我们间接感受到了他的奉献。因为爸爸的“不顾家”，曾经一度，我们真为妈妈觉得委屈。他们结婚62年，您能猜出他们夫妻相聚的日子有多少天吗？我和两个姐姐替他们反复计算过，顶多也不会超过两年啊。爸爸长年在外，妈妈便只好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粮食不够吃，她就上山找来野菜度日；二姐和我没钱上学，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然后挑到街去卖，一分一分地凑学费……那种艰难，只有我妈妈心里最清楚。后来，妈妈经常自豪地对我们姐妹仨人说：“你们三个，是我像小鸟度食一样，一嘴一嘴度长大的”、“您爸他当他的地委书记，我当我的农民，我们不拉扯他。”

　　因为爸爸的“不顾家”，曾经一度我们姐妹仨人真的也为自己觉得委屈。我们姐妹仨人出世的时候，我爸都没有回家。我大姐二姐都说，等她们长到三四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爸，妈妈让她们叫“爸爸”的时候，她们害怕得直往妈妈身后躲。记得上学后，有一天老师教给我一首好听的儿歌：“爸爸是一棵大树，妈妈是一棵大树。我们是快乐的小鸟，在两棵大树间飞来飞去。”回到家，我背诵给我二姐听，背着背着，我们姐妹俩抱头痛哭。等到我们姐妹仨人结婚的时候，爸爸也只有空参加了我的婚礼……在相依为命的守望中，妈妈和我们都习惯了爸爸的忙碌。“他回来就凭他回来，他要去就凭他去，我们不拖他的后腿。”提起爸爸，我妈妈常说这句话，脸上漾溢着坚毅与自豪。

　　或许，正是因为相聚的时日不多，很多看似很平常的小事，在我们姐妹仨人这里却弥足珍贵：爸爸去世后，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买给她的白衬衫，二姐一遍遍抚摸爸爸送给她的梳子，我则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会不止一次给我买卫生用品……爸爸去世后，在整理他的文稿时，我们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对家庭的歉疚：“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在家养老供小……有人说我不仁不义，对家庭欠债很多。但是，当时只有如此选择，不然，革命不成功，家庭无从说起……”无私奉献，爸爸就是一棵大树，用花果感恩人民。

　　说真的，有些词我们从老师那里只学会了读音，在我爸这里才弄懂了含义，比如理想信念、艰苦朴素、一诺千金，又比如一心为公、清政廉洁、无私奉献等等。但是，爸爸这本书太大、太厚，我们得慢慢品味。在遗体告别的仪式上，看着静静躺着的爸爸，耳边又响起了他在《为人民再奉献一点余热》中写下的誓言：“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违背党纪国法的事坚决不做；凡不是自己付出的劳动所得坚决不要；凡是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事情坚决不干；要自己管好自己！”此时此刻，我突然领悟到，那金色的镰刀斧头透出的不正是老爸毕生保持不变的革命者的本质吗？那鲜红的党旗透出的不正是老爸毕生保持不变的共产党员的本色吗？爸爸悄悄走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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