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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我国抗争政治兴起的转型背景
当代我国抗争政治兴起的转型背景
内容提要 抗争政治的兴起，与国内社会经济转型息息相关。
但若将后者的影响简单归咎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反应，如“人均GDP发展水平关键期”或基尼系数的影响，而不深究其背后机理，就易于成为转移责任的托辞。
实际上，社会经济转型对民众抗争的影响，系通过“决策机制”、“政策执行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的相互作用而发生。
社会转型中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体制本身，起到了“动员”社会矛盾、推动冲突转型乃至升级的重要作用。
换言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能及时校正相关政策和调适机制，那么，民众抗争行为应可降到尽量低的程度。
关键词 抗争政治 社会转型 结构分析 政策机制 国家体制
对近十余年来国内民众维权表达与抗争冲突形势的变化，笔者主张以“抗争政治的来临”来表述。
①对这一形势的变化，若从民众角度进行发生学解释，至少应考察两个层面的理由：一是抗争事件和行动的发生理由与背景;二是民众组织或参与抗争事件和行动的理由与背景。
前者的分析单位通常是“事件(案例)”，考察单个或成批的抗争事件为何会发生;后者的分析单位是行动者如个人或组织，考察他们为何会发起或参与抗争事件。
前种解释侧重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影响，可称为结构主义的视角;后一解释则侧重行动者的心理动机、情感和理性算计等方面的因素，其理论主张更为多元化，包括心理学、资源动员、建构主义等理论视角。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解释之间是“见物”与“见人”、或“森林”与“树木”的关系，各有其优劣。
仅注重前者，就难免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仅注重后者，则反之。
旅美华裔学者苏阳教授在与笔者数次交流中，特别强调结构解释对于当下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笔者深以为然，不过还是希望能将前述两种理论视角结合起来，对国内群众性事件和抗争政治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解释。
限于篇幅，本文拟集中运用结构主义视角，解释当下国内抗争政治的兴起。
为此，本文将首先简单地讨论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及其局限，然后将提出一个有关社会转型通过四种机制而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解释框架，再借助实证资料从宏观角度重点考察利益与政策因素发生作用的机理，最后应用前述利益与政策机制来解释12个深度案例，亦即通过这些案例来验证本文的解释框架。
结构主义视角及其局限
民众抗争和社会革命何以发生?众所周知，西方古典社会科学曾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对此进行解释。
其中，集大成者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矛盾运动出发，认为其矛盾运动必将导致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阶级关系的冲突化，即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这一理论影响极大，曾长期主导有关社会冲突和革命的理论解释。
直至20世纪60年代，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仍然强调农业商品化对阶级和阶层关系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革命和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沃尔夫的《20世纪农民战争》也强调“资本主义入侵”对所在国家阶级阶层关系的影响，从而导致农民战争。
19世纪法国的两位著名思想家杜尔凯姆和托克维尔，则强调社会变迁或社会结构中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自杀论》中，杜尔凯姆提出“社会纽带”理论，认为社会变迁将冲击传统的社会纽带和社会平衡，从而导致民众行动失范。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则十分重视法国传统社会阶层关系的解体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尽管古典理论家所强调的重心并不一致，但他们都认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将导致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进而带来社会(阶级阶层)冲突甚至革命。
应当承认，对于巨变中的社会来说，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这种社会，民众抗争事件之所以在各地普遍发生，就应当有超出任何特殊性解释的一致性背景，即其共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结构性因素。
但是，结构解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它并不是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唯一变量(或其充分必要条件)。
以中国为例，如果强调体制转型的结构性因素是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唯一变量，那么，就应出现如下情况：所有下岗而生活困难的工人，所有负担加重、生活困难的农民，换言之，所有在社会改革与变迁中有过利益受损、或不公待遇的群众，均会起来抗争。
但是，真正组织和参与抗争行动与群众性事件的民众，实际上总是上述民众中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仅仅是部分民众而非全部民众会组织或参与集体抗争呢?很显然，这就超出了结构主义理论的能力所及。
正如赵鼎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等)往往忽略不计。
实际上，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中介因素在起作用。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这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相关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和解释。
换言之，这既需要细化以宏观分析著称的结构视角，也需要有另类的视角如“行动者视角”的研究。
西方学界的社会心理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与社会建构理论便应运而生。
学界有关国内社会冲突和抗争的理论解释，既有强调结构性视角的分析，如强调乡村社区内部的紧张，包括干部贪腐、乡村决策不民主、干群关系紧张等因素对农村冲突的影响，见Bernstein，T. and Solinger D.， The Peasant Question for the Future： Citizenship，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World Affairs in 2010，”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April 25～26;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集体对抗基层党政事件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或者，强调乡村社会“非正式制度”遭到冲击、“社会流动”扩大对农村稳定的影响，见党国印：《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2期;赵树凯：《社会冲突和新型权力关系——关于196封农村来信的初步分析》，《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
也有强调行动者视角的解释，如强调“相对剥夺感”对农村冲突的影响，见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
但也有研究者力图将两者相结合进行综合性解释，王国勤：《“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如邹谠的“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或“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分析，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刘能的“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框架，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赵鼎新的“社会变迁-社会结构-话语分析”模型，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评述——站在中国的角度深思》，《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冯仕政的“结构-机制-行动”解释模式，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以及笔者以利益、观念与组织、政策与体制等面向的“结构-行动者”解释。
叶凯、肖唐镖：《厂民关系的历史变迁：一种影响农村稳定因素的分析——侧重于制度分析与行动者分析相结合的解释》，《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3期;肖唐镖：《社会稳定格局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近30年来农村稳定为例》，《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不过，多数研究尚待精细，如有关“结构性背景”的解释，人们往往停留在社会结构变化或贫富分化格局的宏观层面，对这种变化如何进一步影响民众的行动尚缺乏缜密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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