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与哲学和宗教体系的形成

文明的起源与哲学和宗教体系的形成

　　文明、宗教、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怎么形成的?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文明的起源与哲学和宗教体系的形成的论文。

　　提 要：本文通过对轴心期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哲学体系的分析和比较，试图找出这三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和影响文明形成的不同因素;进而分析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各自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结论：文明的特性早在其起源时期就形成了，而且，一旦形成，就会对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文明 轴心期 哲学体系 天人合一

　　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文明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历史。究其理由，有各种各样的现实考虑。如，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否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是否也会出现文化的全球化?等等。要研究这些理由，肯定要涉及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如何、怎样产生等理由。本文即意在说明文明的特性是何时和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会经久不变地保持下来。

　　各种文明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特性，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有关。在文明的起源时期，首先是自然环境对文明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定的自然环境又为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随之，又建立起与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哲学和宗教体系。哲学和宗教体系是文明最集中的体现，它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发生影响。所以，对文明的研究首先应该从文明起源时期人类最初的生产方式、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政体以及哲学和宗教体系的研究开始。通过这种研究，找出各种文明的特点，特别是反映在哲学倾向上的特点，进而把特定的哲学体系与特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政治进程相联系，在其相互关系上说明理由。

　　亚斯贝斯从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出发，认为尽管各种文明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人类具有共同起源，最终必定要走向共同的发展目标。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发展中，有一个对世界历史产生根本性影响的所谓“轴心时代”，几个最重要的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文明都有各自的“轴心期”。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世界不同的地区产生了最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孔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哲学流派纷纷产生;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也出现了佛教的创始人佛陀;在伊朗，出现了琐罗亚斯德和他创立的祆教;在巴勒斯坦，出现了各位犹太教先知;在希腊，则贤哲如云。总之，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人类都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的存在，开始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理由。这就是亚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亚斯贝斯强调，轴心期对于世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深思和创造的思想体系存活。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人类的前进总是表现为对轴心时代思想的不断回溯和复归，并通过这种复归来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其次，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开始，但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却向外扩展，逐渐包罗万象。人们发现，任何未与这3个轴心期文明发生联系的民族，后来都长期保持原始状况;而一旦与轴心期中的任何一种文明开始接触，就会被拖进世界历史。再次，从这3个轴心期文明的相逢之日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着一种相互的理解，因为它们都关注同样的理由。

　　亚斯贝斯的理论对于今天研究文明理由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轴心期，人类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即经过自身存在的反省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刘家和先生认为，这种觉醒包括3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的自觉;第二，人类经过对人与人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人类自身内部结构的自觉;第三，人类经过对以上两方面反省的概括，进而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精神的自觉。 在轴心期，人类意识觉醒的标志是：在中国、印度和古代西方普遍建立了哲学和宗教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中国是“天人合一”，在印度是“梵我同一”，在古希腊哲学中是理性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由于哲学是文明的集中体现，可以从分析这3种轴心期文明的哲学体系入手，来寻找她们的各自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理由。

　　一、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建立的哲学体系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是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出现的，它以儒家的思想为主体，兼顾了道家、法家、墨家、刑名学家和诡辩学家等多种流派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认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具有形而上学的理论，也规划了新的社会制度，还探讨了人性和人类道德理由，最重要的是把人生、社会以及形而上的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认识体系成为以后中华文明的基础。

　　“天命”观念在殷周时期就已形成，它与世界上所有城邦时期的宗教一样，主旨是宣扬君权神授。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道”的思想。他看到礼和乐背后就是社会制度，认为礼乐的节文仪式可以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所损益，但礼乐之道却是永恒的。所以，“儒家”就是要体会出礼乐背后的“道”，为创建新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孔子认为，礼乐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它以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孝”和“悌”为基础，又超越了血缘亲情，由近及远建立了“差等之爱”的三纲五常，即君臣、父子、兄弟等一系列有差别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基础上，他提出“正名”，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遵守礼的规范，做到权力、财富、义务与其名分相符。他指出，划分这些等级关系既有“别异”一面，又有“合同”一面，从而形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为把“仁”付诸实践，孔子又创立了“修己”和“安人”的学说。“安人”就是为政。孔子认为，一个通过“修己”而获得仁的人，要“行仁”，即以行为惠及他人。这样，他就将政治道德化了。他提倡统治者“为政以德”，对民众的治理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只能是辅助手段。这体现在经济上，就要轻徭薄赋，让百姓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