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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历史哲学的主题回归与问题转换论文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各个方面对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否定和批判，但他们似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方面:黑格尔毕竟是在思考历史本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毕竟是把历史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来把握的，比之认识论层面和语言学视角的现、当代的各种历史哲学，黑格尔毕竟没有跑题儿。更重要的是，这个如此复杂、如此困难的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思考的非凡勇气和巨大魄力。我们看到，在黑格尔之后，除了马克思，似乎鲜有出其右者。“思辨的历史哲学”留卜的问题—用何兆武先生的说法—“客观意义上的历史规律性”问题，在现、当代的历史哲学当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搁置和放弃了。
但历史本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永远都不会消失。而人类的历史命运并不是什么神秘之物，如前所论，它就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能已经不必借助于各种神秘色彩和宿命情结来思考人类的历史命运了;扬弃命运观念的神秘性和宿命论因素，同时又在命运的深度和高度上来思考、理解和关注人类的命运，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锁定历史复杂性、聚焦于历史复杂性，这或许就是今天的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哲学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哲学一历史思维的新一轮的主题回归和更深层次的问题转换。
第一，只有锁定历史复杂性，才更有可能理解人类历史或人类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复杂性其实也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对于人类本身的自我相关性。人类的命运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创造这种命运与承当这种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刀耕火种、披荆斩棘、革路蓝缕，还是有母无父、生殖禁忌、图腾崇拜;无论是鸡犬相闻、宫殿峻峨、和平生息，还是硝烟战火、生灵涂炭、文明屠毁……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自己亲手造成的，人类必须承担其后果与责任，包括可能发生的人类自身的灭绝。也就是说，这种后果与责任首先不是自然或宇宙的后果与责任，不是“他者”的后果与责任，而是人类自身的后果与责任，它直接构成了人类自身的某种自我相关性，规划着人类未来存在的可能性的大小、有无。黑格尔说:“‘世界历史’不是快乐或者幸福的园地。”在这个意义上讲，“无所不能”的实践不仅可以是伟大的，同时也可以是危险的，甚至是毁灭性和悲剧性的;它如果像某些对“实践论”的解读所认为的具有尽善尽美的思想意义，那么它就是空洞、抽象、荒谬、可笑的，就是缺乏恩格斯意义上的“历史感”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反思能力”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当人们主宰自然的时候，自然的冷漠并非无动于“衷”、亘古如斯;因为自然就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它的存在未必不是人类自身的存在厂在人与人的关系方而，当人们屠绝同类的时候，同类的灵魂并非默然无语、寂灭无踪;因为同类的灵魂也是人类的灵魂，它的呻吟未必不是人类自己的呻吟。在这个意义上讲，不仅道德具有历史性，历史也同样具有道德性，而且是一种更为根本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的最后的或唯一的底线就是人类自身的存在或生存。道德性与历史性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是完全同一或统一的，它构成了人类自我相关性的重要内容。这种自我相关性不仅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有着日益深刻和复杂的内容，越来越直接地指向人类自身，指向人类对于自己命运的责任;它同时也意味着，至少在两个反思性的方向上存在着巨大的空问，即:历史对于人类自身可能构成怎样的意义，人类自身可以追求什么样的历史。
第二，只有锁定历史复杂性，才能为历史哲学敞开更大的思想空问。历史复杂性是最大的复杂性。对此，恩格斯在论述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明:社会历史运动当中包含宇宙中所有已知的低级运动形式和规律，但是不能还原为任何一种低级运动形式和规律。苗东升教授在《论复杂性》一文中，则从“复杂性的根源”的角度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观点。根据该文，复杂性有规模复杂性、结构复杂性等13种根源。但这13种根源在自然世界并非皆有，而在人类社会中才诸根俱全，且随处可见。比较两种思路，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在科学哲学方面对于历史复杂性作为最大的复杂性给予必要的肯定。从历史哲学方面来看，历史复杂性既不能归结为纯粹必然的逻辑对应物，也不能归结为纯粹偶然性的逻辑对应物，同时还不能归结为抽象意义上的、非历史性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而只能初步界定为具有真切而丰富内容的、历史性的、破缺性的存在。历史复杂性对于所有历史真理、所有已然存在的历史哲学结论、任何活生生的哲学一历史思考，都构成真正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思辨思维和实证探索都受到强有力的制约。
对于前者来说，脱离历史的、极端化的形而上倾向往往要受到历史本身的嘲弄，因为历史进程的生成性和各种不确定性往往并非如其结论那样“如此这般”，正如某些“思辨的历史哲学”经常遭遇的那样。对于后者而言，人类客观历史经历的狭隘性和有限性也同样显而易见，我们既不能认为古人已经穷尽了未来人类的一切可能性，也无法将他们的生存与生活拿到实验室当中来反复验证，以便从中归纳出普遍有效的、更加值得追求的命运。我们并不否认人类历史当中有规律性的存在，但这种规律性在动因、形态、机制、性质和特征等在各个方面和层次上，都极其复杂，以致于再用“规律”来思考任何社会历史问题，都可能是缺乏效能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历史规律观在很大程度上将历史规律性与自然必然性等量齐观，将大量存在的、甚至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偶然性排除在历史观念和视野之外。所谓“历史规律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认为人类历史仅仅是一个“自然一历史过程”等命题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哲学一历史思考的懒惰与怯懦，在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实际上是一种近代自然观性质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虽然不否认历史具有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的精确性、强制性存在很大的折扣，因为至少它作为一种结论并不存在像某些自然科学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所具备的认识基础或条件。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历史规律的模糊性、脆弱性也是历史辩证性的重要内容，蔑视这种模糊性和脆弱性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蔑视辩证法。笔者认为，说到底，规律性无非就是科学意义上的时空对称性和哲学意义上的因果等当性与因果决定性，而就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而言，则完全有必要用一个更宽泛、更松散、更模糊、更有弹性的概念来取代它，这就是历史有序性。而且，对历史有序性的理解又必须在它与历史无序性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当中来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不深入到历史复杂性的层面来认识历史规律，以历史复杂性为前提来认识历史规律，那么，历史规律要么就是僵死的，要么就是虚幻的。而自目地信奉或标榜某种历史规律，则可能是不负责任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至少表现出对于人类历史的某种无知和对于人类未来的某种迷信。
近代以来的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哲学思考，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力图依托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来建构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念，进而达到对于整个的、全部的人类历史的某种理解。但由于它受到简单性自然科学理性的强烈影响或暗示，似乎没有意识到客观规律性这个问题本身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历史或者人类的命运作为一个整体，从来都是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客观规律性;而且，其对于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论假设，同时又是一种只有在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当中才能成立的东西，这就造成一种悖论和一道鸿沟。
这种悖论就是:人人都在用生命、生存和生活来实实在在地感受、体验、参与和创造着的历史，却是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和无关紧要的“现象”或假象;而用理论思维假设出来的、存在于冥冥之中的历史本质、历史逻辑和历史规律却是极其真实的和富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规定或决定着人们的生命、生存和生活。当然人们并没有“傻透腔儿”，以至于为了那些所谓的“更真实、更有意义”的东西而放弃自身的生命、生存和生活;通常情况卜，人们首先抛弃的就是那些让他们反而更加感到迷茫和困惑而被迫削减自身存在的热情和激情的历史观。而那条鸿沟则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之问在本体论层面的、由来已久的、极其深刻的互不认可或隔膜与隔阂，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讲到的:“如果说在当代历史研究的趋势中确实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历史学家摈弃了历史哲学。”“在老一辈历史学家和‘现代派’之问横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各自站在这条鸿沟的两侧，‘以互不理解，甚至相互鄙视的态度注视着对方’。
在笔者看来，这道鸿沟的出现，主要责任应该更多地归结到历史哲学家方面。且不论哲学层面的历史思考自以为发现和揭示了历史的某种深层本质或逻辑，由此确立了自身的多么深刻的思想自负;而仅仅就其所推出的各种普遍的历史观念来说，其中几乎没有正式而显著地给历史本身客观存在的无序性留卜什么必要的领地，而是一直试图以这样那样的历史规律性来消解、排斥、删节、归并后者的存在。这样能够达到对于客观历史本身即人类的真实命运的相对充分和深入的理解吗?在某种程度上，笔者对此表示怀疑。而历史学家用功之勤、思想之切、见解之深，丝毫不亚于历史哲学家或哲学家。他们皓首穷经、毕生接触的都是大量的、丰满而真切的“史实”，这些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由于历史资料的不够完整和系统—主要地就是以无序性的方式呈现在历史学家的视野当中的;就其无序性而言，它也是历史学家所问接地、但却是真切地“体验”到的客观历史本身的一部分。如果历史哲学家出于对于历史的规律性和有序性的过度偏爱甚至崇拜，而非得认定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思考对象是假的，或者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得出那些天天接触历史的专业研究者却不懂得(至少是没有历史哲学家自己懂得)历史的结论，那么又怎能服人之口，逞论折人之心?应该说，这种悖论和这道鸿沟的存在，或许也是以往本体论层面的历史观念逐渐走向衰微与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认识论层面的历史哲学思考，主要是“批判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此也未必一分清楚，而仅仅是从论证绝对意义的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之不可获得性的角度，来展开对于本体论层面的历史观念的反思，而没有考虑到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假设的解释能力的问题。现在，如果我们经过认识论的反思和语言学的转向而重新回到历史本身，如果仍然停留在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结论上，则未免过于消极了:虽然这些结论对于撬动或消解某些历史结论的独断性和某些历史思考的抽象性具有显明的思想意义，但是对于人类的历史本身并不能提供进一步的、更加深切的理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迫使我们放弃直接反思历史、寻求历史真理的努力。历史的真理就是人类的真理，就是人类自我存在的真理。也就是说，对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做出某种理解，永远都是一种不能回避的、与人类同在的重要主题，或许也是历史哲学的唯一主题。
从维柯开始，本体论层面的历史思考一直聚焦于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即某种深层的有序性，进而造就了各种各样的“普遍的历史观念”;但是，历史的规律性是在哪种意义上才能被发现和整理出来的?从主观方面讲，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预先设定历史规律性的存在，然后才能进行理论意义上的发现和整理。笔者认为，预设历史规律性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不能仅仅预设某种排除或者歧视历史的无规律性的历史规律的存在，否则得到的只能是这样那样的历史规律性;同时还有必要考察历史规律性之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历史的非规律h。换言之，历史规律性无非就是历史的某种有序性，历史的非规律性无非就是历史的某种无序性，历史的有序性与无序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历史复杂性才是历史规律得以存在的机制与环境，这种机制与环境所蕴含的可能性才构成活生生的人类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历史所得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观念，与仅仅依托历史规律性、追求历史规律性而得到的历史观念相比，或许可能具有更大的深度，或许至少是一种与以往的某些本体论的历史思考有所不同的理论追求。
历史哲学必须真正地敞开自己，直面人类的历史命运，为历史本身同时也为哲学层面的历史思维寻求必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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