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诉法施行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和完善

时间：2022-10-26 05:25:18 法律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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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刑诉法施行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和完善

　　论文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对全程录音录像作了明确规定。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作为一项保障人权、惩罚犯罪的“利器”，具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在证据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如何应用，其制度体系如何构建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论文关键词 同步录音录像适用完善

　　一、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当前法律环境下的独特功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在审判阶段的排除非法证据程序是一个在现有刑事审判过程中建立的全新的程序。一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相当于将侦查人员人列为“程序上的被告”，法官不仅要查明刑事案件本身，还要再开启另一个程序性的案件，相当于形成了“案中案”用以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控方要证明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主要是证明讯问行为的合法性，而要证明后者，主要是通过法庭上播放侦查阶段的同步录音录像，对讯问的合法性进行检验，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口供的可能性予以排除。

　　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早在2005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全国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从而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这项规定还较为原则，内容上尚显单薄，检察机关在在实践操作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1.审讯频率下降，审讯节奏受到影响。实行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之后，要在有视听监督的公开环境下开展讯问工作，部分办案人员因害怕语言出错、行为出格、程序出乱而心生紧张情绪，继而出现情绪低落、畏手畏脚、发问不到位问题。加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操作人员、审讯环境、技术设施等方面都有特殊要求，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审讯的频率和突破口供的机会减少，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难度加大。

　　2.存在选择性同步录音录像现象。所谓选择性同步录音录像，是指侦查讯问人员有选择地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而非真正“全程”、“同步”、“不间断”的录音录像。由于检察机关在审讯中处于优势地位，实践中不少案件存在“先审后录”的情况，即检察人员将案件突破后再象征性地“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同步录音录像只能说明在录音录像的讯问当时，不存在违法问题，但是对供述前有没有发生违法情况、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受到精神强制乃至刑讯逼供、讯问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在意志自由情况下的自行表达等问题，讯问的音像资料却无法予以证明” 。

　　3.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中权利保护不力。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完全是一种权力型的侦查行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对录音录像没有选择使用权，知情权受到很大限制，签字确认权存在技术障碍，例如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接近12小时的情况下，如果再让犯罪嫌疑人进行确认，就会超过法定讯问时限，因此目前犯罪嫌疑人讯问结束时的签字确认的仅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确认。

　　4.对违反全程录音录像规定获取口供的情形，缺乏相应的制约性措施。如果犯罪嫌疑人发现侦查人员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而没有录制或者违反程序进行录制的，法律上缺乏相应的救济机制。对于录音录像存在瑕疵的情况，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否就简单地归入非法证据范畴一概排除，也有待商榷。

　　5.审判阶段的示证程序及示证规则缺失。修改后的刑诉法与之前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相比，扩大了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核实证据的职权，人民法院可以在法庭上进行调查核实证据，也可以在法庭外进行核实，新刑诉法182条规定：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是庭前会议、法庭审理阶段，待核实的证据材料应遵从怎样的程序举示，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举示决定权的归属，其示证方式与其他证据有何区别，刑事诉讼法并无进一步规定。

　　三、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加强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过程中的权利保障

　　1.赋予犯罪嫌疑人对录音录像的选择使用权。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赋予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对录音录像的选择使用权。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哈尔顿地区柏林顿警察署规定：“嫌疑人一进入警察署，就被告知会见的过程将被同步录像。如果嫌疑人拒绝录像，录像将被停止，但嫌疑人的拒绝则被录像记录。如果嫌疑人同意录像，录像则马上开始并且整个讯问过程都被录像记录。” 当然，为了保证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录音录像，在此后的法庭审理中就丧失了以侦查手段不合法的理由来对抗指控的权利。

　　2.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对录音录像的签字确认权。根据最高检《规定》，制作完成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后应由办案人员和被讯问人核对确认后才能生效。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签字确认权，有人提出，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核对确认录音录像资料，其核对的时间应不包括在法定讯问时间内。司法实践中，一些地区的检察技术人员推行了一些较好的办法，例如在讯问室再安装一个显示屏供犯罪嫌疑人观看，并在讯问室配备录音录像装备，讯问开始以后同步刻录、边录边刻，讯问结束后技术人员、办案人员和当事人三方当场签封录音录像资料。这样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的同时，可以看到讯问的同步画面和场景，并见证了录音录像资料刻录的整个过程，使接受讯问和审阅核实同时进行。使用这些方法，在讯问结束后，犯罪嫌疑人在签字确认前不必再对同步录音录像审阅核实。

　　(二)建立审判阶段同步录音录像的示证程序及裁判规则

　　1.明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举示决定权。根据两个《证据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在庭审中的展示具有被动性，即只有法庭对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时，才可以提请要求展示同步录音录像。考虑到同步录音录像的特殊性质，首先，如果公诉方认为要出示同步录音录像，有权根据需要采用多媒体示证的方式直接举示，并加以说明。其次，由诉讼参与人提出申请要求展示的，应设置一定的举示条件。承办法官接到申请后，转交给公诉方，若侦查机关同意出示相关录音录像，则可通过公诉人向法庭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举示，若侦查机关不同意的，应书面说明理由，由法庭审核决定。法庭认为理由不能成立的，可以直接决定向侦查机关调取相关录音录像资料。

　　2.建立庭前会议的证据交换和展示机制。一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庭在查明刑事案件之前，还得专门就侦查讯问的合法性开展法庭调查。然而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调查和质证，不仅增加了公诉人的控诉风险，而且当庭播放大段的录音录像，易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根据新刑诉法第182条规定和两个《证据规定》有关要求，可以设置庭前会议制度，控辩双方在中立的法官的主持下，交换关乎案件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并可在证据交换的基础上提出各自意见。承办法官在“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之后，完全可以决定在庭前会议上展示有关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控辩双方根据录音录像的展示效果再决定庭审时的诉讼主张。

　　3.建立录音录像存在瑕疵的情形下的口供排除规则。在我国台湾地区，“必要时”、“有急迫情况且经记明笔录者”、“笔录内所载之被告陈述与录音或录像之内容不符者”等均赋予了法官一定裁量权。未进行全程连续录音录像，或者录音录像内容与笔录所载内容不符的，对口供的证据能力必然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赋予法官一定裁量权，裁量时应以行为是否严重影响口供的真实性和自愿性为标准。另外，实践中一些非主观因素导致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瑕疵，例如出现物质技术条件限制、办案时机和紧迫要求等情形，必须进行讯问而又录音录像资料缺失的，应当认定相关讯问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应注意的是，在上述情况下，侦查人员需在讯问笔录中特别注明并宣读，并由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但应该看到，目前对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有关规定，都是零散和不完整的，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立法化，尤其是对同步录音录像的性质、证明效力以及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保管、使用等程序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从而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作为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的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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