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法律性社会学的论文

关于多元法律性社会学的论文

　　一、本文对多元的划分和理解

　　（一）千叶正式“三重二分法”

　　法学家们向来对多元的法律有不同的划分，日本法学家千叶正式提出两种意义上的法：一种是传统的西方法学所认为的国家所制定或认可的正式的法或官方法，另一种是与此相对应的非正式的法或非官方法。再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法的这种二元性进行划分，形成“多元法律的三重二分法”的最终理论。显然，这种分类方式主要是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论述“法律多元”，符合本文阐述的范畴和重点。对单个国家的法律，可以用上三重二分法的分析性工具框架，在其运作的整个结构中对其进行精确的观察和分析。具体来说，首先，第一重二分法是官方法和非官方发，官方法是由一国之合法权威认可的法律体系及其组成部分，非官方是没有被任何合法权威正式认可，但在实践中被一定范围的人们—无论是否在一国疆界之内—之普遍同意认可的法律体系及其组成部分；第二重二分法是法律规则与法律原理，法律规则是指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法律规制的正式文字表述，法律原则是指某种与特定法律有特定联系的，建立、证明、为其指向，或补充、批评、修正现存法律规则的价值、理念及其体系；第三重固有法和移植法，广义上的固有法是起源于一个民族固有文化的法，狭义则指移植现代西方法之前存在于非西方民族固有文化中的法，而移植法从广义上讲是一个民族从异族文化中移植来的法，狭义是非西方国家从现代西方国家移植来的国家法。由此可见，千叶正式是从法的形成路径和法的社会适用性出发，对法的多元所做的是宏观分类，如果做进一步的咎源探讨，千叶正式也是在法社会学视角下探视法的多元，在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中寻求多元的法的路径和作用。千叶正式将官方法和国家法做不同的区分，国家法不是唯一的官方法，还包括被政府正式认可的教会法、地方法、家庭法、民族法和习惯法等。在我看来，事实上若论法律多元，通过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都是社会进程当中人为地将某种规范划定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范，在此与之相对的应该为那些存在于社会当中，不被划定为法律规范的社会规范，它们更多是民间自发的调整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那如果将千叶正式对法律多元的三重二分的划分简化就称为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和社会的自发规范，这种自发规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习惯、家庭、民族、教会等等，自发规范更是体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而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自发规范走向法律规范的过程。

　　（二）人类社会发展引领下的法律多元

　　在论述社会生活与法的多元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不妨先举个例子：起初当现代交通事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普通的大众需要某种规则来指导行人或车辆通行，然后当人们发现靠后或靠左行驶获得的社会效益更大的时候就会自觉的遵守这个规则，但当个别的人违反这个自发形成的规则时，给普通社会公众利益也造成不利后果，纵使社会舆论压力也无法使其纠正其错误，此时，社会公众产生这样一种共识，即应该用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规则来惩罚违规者，也应该由此预防未来的违规行为，而这个共识的规则即便是由国家制定有关规范交通秩序的制定法。规则产生于交往活动，最初的规则是自发产生的，它是某一种交往模式逐渐形成并固定化的结果，这一模式的产生最初是出于偶然，而人们在交往的失败时遇到的纠纷，使人感觉到必须寻找能为别人所接受和能取得成功的交往方式，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规则就是社会规则。在任何一个群体里，人多事杂，要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必然会存在一些破坏已达成的共识影响社会秩序的形成的现象，这也就使社会的大多数必须对他们的行为有所限制和加以制裁，规则的产生正是适应这一限制和制裁的需要，是为其提供一个确定的标准和依据。普遍认同的法的起源有一个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又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国家和法其实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逐渐地、同步地进化而形成的，在国家逐步产生的同时，法的起源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对人们行为从个别调整到规范性调整的过程，是由自发形成的规范到自觉制定或认可的规范的过程。法律多元概念是社会意义上的而不是法律意义上，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法律多元和社会多元是相伴而生的。如同上面例子所述，当单个社会事物由社会团体共同普遍实施演化成普遍社会现象法起源的一般规律，则需要不同的调整规范各自发生作用，法律规范和自发规范之间的关系正体现在符合需要制成法律的条件和必要时成为法律，而那些不符合制定法律规范的社会需要条件时，这些自发的规范也就没有必要被国家认定为法律规范，但它们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作为多元的调整规范与法律规范并存。

　　二、法律来源于秩序：秩序的多元要求法的多元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正如上述所说，调整这种种的社会关系的包括自发规范以及法律规范，从而形成法的多元现象，而这种多元现象的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在社会秩序中。在埃利希看来，社会是人类团体的组合物，这些构成社会的人类团体也是各式各样的，国家只是人类团体的一种，在团体多元的基础上必定会出现秩序的多元。首先，社会中成熟的社会关系下的自发规范符合社会团体内部秩序最基本的要求，即为各社会成员所认可，并在实际上支配成员之行动的规范，也就是埃利希所说的“活法”，即在团体内部活生生发生作用，形式多样，直接规定团体内成员的权利义务、社会地位、行为边界等，直接调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带动下的社会统一化要求在各种交往关系下贯穿统一的规范，不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是由统一秩序强加的，这种统一的秩序要求下，最有力的规范就是具有国家强制效力的法律规范。埃利希将这种多元的秩序界定为一阶秩序和二阶秩序的并立：团体是内部秩序的创造者，每个存在着的社会团体都有其内在的秩序，这种秩序可以被称为一阶秩序；随着社会统一性的出现，大团体开始为它之中的小团体施加统一性的秩序规范，这种由社会为小团体施加的统一性内部秩序“根本不具有直接在团体中创设某种秩序的目的，而仅仅是把社会所创设的秩序带进各个团体当中。”社会生活中也必定存在着与国家无关的生活关系，一堆杂乱的法律规范也不可能涵盖多姿多彩的法律生活，非常细小的或是在某一个层面的现象往往反应出事物最真实最贴切的面目，正如诗人布莱克所言，是从沙粒去看世界，是从瞬间去禁永恒，“在世界的偏远角落发生的事才可能说明有关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偏远角落并不是不发达地区或农村偏落，其实生活是在每一块地方发生的，而每一块地方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言，相对于人们认为的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来说都是偏远的都是一个角落。秩序多元不仅体现法的多元静态变化，还体现在有层次、带有位格的动态发展上。埃利希认为国家诞生后，社会可以利用国家这一机关给二阶规范以强有力的效力，即二阶规范可能转化为一阶规范。这是埃利希从强制力的被动实施到社会成员主动采用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如果换种考虑方式：因为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不断加强的统一化，而使局部的、个别的自发规范普遍化、统一化，当然这种普遍、统一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形成，而是需要人为的制定或认可，国家的出现使这种规范的制定、认可以及普及简单化，法律规范就是最有效的结果。而自发规范向法律规范转化的动向必然依赖社会生活的发展，当自发规范足以满足社会关系或社会纠纷解决需要，我们大可不必制定此类法律规范，若相同则是浪费国家司法资源，若是相悖则不足以真真切切解决纠纷、调整人们行为，就如同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以法律规范调整由道德规范足以调整的现象，有时更是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倘若要将法律与其他维持社会秩序的机制区分开来，则必须找到除了法律可能发挥的功能之外的某种只有法律才具备的特征。

　　三、法律多元下的法律选择

　　（一）多元法的内部选择和进步

　　如果研究“法律多元”或“法的多元”应该具体由哪些实质内容填充以及这些内容间应该是怎样的格局分配的问题，当法律多元有了轮廓后，怎样对其进行血肉的填充和支架的调配就成为必要。综上所述，我们将多元化的法简单化为社会中存在的自发规范以及通过国家制定、认可的法律规范的并立和相互发生作用。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进一步发展当中，这些多元法该怎样发挥作用或在发生冲突时怎样使之调和，就涉及到法律多元现象下法律选择的问题。随着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自发的社会规范和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规范也在同步的发生变化，因此，对于多元的法的内部选择就需要归顺“多元”的径路，使之更和谐存在，在此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唯一的指导原则，那就是秩序，只要能够满足社会生活合理科学秩序的需要就可以论清各元法不同的位阶和作用，应该以社会需求为依托，适应参差不齐的社会现象。由社会交往关系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为人们所运用，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社会的进步会导致一部分自发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秩序的需要，这部分落后过时的规范就需要及时地废除，例如我国家长对子女身体的任意处分、不符合人道主义的家法，那么废除它就是最好的选择；法律规范并不是国家凭空制定的，其宗旨也是社会的具体发展，也是以满足社会秩序为指导，当自发规范被吸纳制定成国家法律规范后，并不是永远都起到优越效力，相反因为通过国家强制力，自上而下实施，往往存在着与民众的法律需求相脱节的特点，也需要及时的调整，在法理上就是法律的厘清。同时在对待社会纠纷的过程中，当出现法律滞后或漏洞或实质公正，就需要以法社会学的理论进行自由裁量，在自发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法的多元进一步融洽并存和进步，更好的保证社会生活秩序的有效性。

　　（二）无需法律的秩序

　　“法律中心论”，即把法律，特别是把国家以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颁布的成文法法律规范，视为社会秩序和发展的前提。也就如康德所说：“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但在法的多元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法律规范是多元中的一元吗？那法律就跟其他社会规范有等同的效力了呀？而实际上，法律是有国家强制力的。当事人是不是可以选择适用制定法或者其他社会规范调整？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无从谈起。就前面部分所述法律多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秩序多元的本质要求，法律多元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正常的现象，而以法社会学角度来看的话，社会事物的轻重缓急，决定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法多元化中的“一元”，也不能使法律规范脱离法律多元而成为独立规范体系，而是在多元状态下作为多元的肉体存在，但在地位上不同于自发的社会规范，这咎由于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体现在法律规范具有终极的国家强制力。避免了在自然法学语境下，由于缺乏统一的、更高效力规范而使多种自发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时产生适用上的混乱。那我觉得，我们“人为”地制定法律，不能越俎代庖，如果自发的社会规范可以以被普通人能接受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时，没有必要硬要出台有国家强制力的制定法来调节。否则，会适得其反。界定权利的法律其实未必是正式的制定法或普通法，而更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博弈形成的规范，或者说有效率的、好的法律其实就是符合这些规范的。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世界中的情况确实从来都不总是为立法规定的，自发规范的秩序是社会生活合作博弈的规范，没有正式的法律仍然可能有秩序人类社会。

　　四、结语

　　与其说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的一种方法论，倒不如说是探视法现象一个视角，法律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法的多元化就是在法社会学语境之下对法现象的剖析，多元化的法就是以社会生活为土壤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而现代社会，当人们越来越追求法律规范强制力的一劳永逸的成效时，似乎忘了社会秩序本来的面目，我们只看到了法律强制力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最终效果，但对这种最终效果是否是社会生活秩序最真切的需要过而不问。在法社会学视角下强调法的多元性，不仅是对法现象做本质性的认识，而且是对社会自发规范和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发挥最优配置作用的要求，就此我们才能够对人类智慧所创造出的法律赞许的同时也不失对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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