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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演义：周瑜的赤壁火攻属于吴人虚构
一，“赤壁之战”的历史演变
《三国志演义》以战争描写著称後世。明人评价《三国志演义》，向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 的褒誉，清儒章学诚归结为“七实三虚”之说，遂成定谳，而为後世文学史、小说史乐于引用。其间偶有争议，亦仅限于《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文史之异同，而鲜有谈及其中的“三虚”，是否另有素材来源的问题。本篇另辟蹊径，探讨《三国志演义》中的“实中之虚”与“虚中之实”，以见其增益部分中的宋元事实，似未有专门拈出此节者。故冒昧成文，并就教于海内外君子。
“赤壁之战”是《三国志演义》的重要情节之一，不仅因为它是直接构成“三国鼎立”的要素，而且直接描述在毛宗岗120回本中占据了8回之多。事实上从三国故事形成以来，有关“赤壁之战”的诗歌便不绝如缕，如盛唐李白“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迹。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 如晚唐胡曾“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一直到苏轼著名词作《念奴娇•赤壁》及前後《赤壁赋》。破曹英雄都锁定在周瑜身上。
戏剧囿于舞台及脚色限定，很难直接表现战役全景，故元杂剧有《隔江斗智》， 专门描述诸葛亮与周瑜既联合又相互算计的曲折过程，间接表现了“赤壁之战”的设谋、实施和胜利，把戏曲从矛盾中塑造人物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转为後世小说承袭发展。《三国志》中雍容大度的周瑜形象亦因此改塑，作为诸葛亮智高一筹的陪衬，变成小肚鸡肠，嫉贤妒能的典型。而明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发挥了小说叙事不受三维空间局限的特长，以大段篇幅，反复穿插，全景视野描写的“赤壁之战”，遂成中国小说史上最成功的战争描写。
最近有人统计，毛本《三国志演义》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文字共约37，900字，“其中的故事绝大部分为虚构”，故称“赤壁之战——《三国演义》中虚构故事为最多”。 洵非虚言，也顺理成章成为本篇论述的中心。但“赤壁之战”到底被虚构到了什么程度，尤其是其核心情节是否符合史实，前贤也曾论及，如钱锺书论及《孟德新书》时，以为：
“《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黄盖苦肉计诈降，周瑜佯醉骗蒋干，皆使曹操堕术中;征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黄盖诈降而无苦肉计，蒋干作说客而无被骗事。《演义》所增诡计，中外古兵书皆尝举似。《孙子•用间》篇：‘内间者，因其官人而信之’，何延锡注引李雄鞭扑泰见血，使谲罗尚，尚信之，即《演义》第四六回周瑜之挞黄盖;又‘反间，因其敌间而用之’，萧世諴注谓‘敌使人来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虚事’，即《演义》第四五回周瑜之赚蒋干。”
所论甚是。只是关于《三国志演义》增益谋略“诡计“，远非此端。试举一例，这就是《三国志演义》小说描述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与宋金元水军在长江与崖门四次水上战略决战的比较，以窥其馀。
二，史实辨疑：从《三国志》到《资治通鉴》
1，《三国志》的矛盾记叙
首先的问题是：以三国时代的的造船技术和系泊水平，是否能够在长江中游形成後人从《三国志》传述的大规模战略决战?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史籍的记述。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比较简略：
“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不但讳言失败，更未提及“火攻”致败，而是归于战役“不利”之後的“大疫”。可以理解。王粲《英雄记》言：
“曹公赤壁之役，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
也绝口不提烧船之事。又《江表传》：
“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得此名。”
还说是曹操自烧其船。裴松之于此节注言：
“《山阳公载记》曰：(曹)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孙盛《异同》评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後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可知早在南朝，策划并实施赤壁“火攻”的所有权人究竟是刘备还是周瑜，已经发生了疑问。且“放火”不仅限于江面，还有追及陆上之说。尽管孙盛挑出的逻辑矛盾，导致後世《吴志》作为信史之价值上升， 但也不能回避“刘备先破公军”问题。《蜀书•先主传》亦言：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馀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增加了刘备等人先“大破其军”，然後再“焚其舟船”的细节，复以适值“大疫”，才击退曹军的。而《吴书•吴主传第二》则言：
“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从文字上看，失利以後“烧其馀船以退”的还非刘备，而是曹操自己。
只是在《吴书•周瑜传》中描述到曹操的“结船为阵”，和联军攻势的“以风助火”，细节也比较详尽：
“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说得最热闹的其实是裴氏为《周瑜传》加注的《江表传》：
“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於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後，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不知为何，与其引用曹操致周瑜书的说法颇有矛盾。
2，吴、魏当时“鼓吹曲”的描述
此外，《周瑜传》的说法也只是孤证。即便同书《黄盖传》中，也仅以“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敷衍道之，而未言及其它，即是一疑。沈约所撰《宋书•乐志四》裒集有“吴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涉及周瑜参与“赤壁之战”的歌辞为：
“《乌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从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汉曲有《上之回》，此篇当之。第四。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亦未提及“诈降”、“火攻”等关键情节。从证据价值来看，这首歌辞系赤壁之战胜利後的“当时鼓吹”，创作时间无疑早于陈寿志传甚至《吴书》的写作年代，而该歌辞的收存者沈约的实际年代，亦与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先後踵接。 结合前引《三国志》魏、蜀、吴主各传记叙，即面对同时或稍前之四项基本一致之史料记载，《吴书•周瑜传》的描述是否真实，就很值得质疑了。
3，王粲《英雄记》的记载
至于周瑜“火烧赤壁”的真实情景为何，亲身参与过“赤壁之战”的王粲在《英雄记》中两段平实叙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周瑜领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簰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舡、走舸百所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则移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
“曹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舡，作竹椑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舡、走舸百艘烧椑，操乃夜走。”
也即是说，曹军所乘只是木筏(簰、椑)。 而周瑜则是采取夜袭方式，遣船烧簰，使曹军欲渡不能。这种说法仍然有“火攻”事实，但与《魏书》、《蜀书》及《吴书•吴主传》记述相去不远，惟与《周瑜传》描述大相径庭。从证据学的观念上看，王粲所记似乎亦稍胜一筹。
但《周瑜传》所载之“黄盖诈降”、“结船为阵”、“东南风急”相继成为“火攻”要素，也是这一场“以弱敌强”的战役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关键，因而为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珍爱，辗转相沿，成为定说的。故而杜牧赋诗，特意标举“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 请注意，杜牧此诗作于晚唐，已与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所述三国人物故事以传说形式流行民间的时代相同。
现今史学界多以为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蒲圻市(今称赤壁市)北约38公里的长江南岸。而《英雄记》所载因有“从汉水下”、“从汉水来下”之语，被认为是支持“黄冈赤壁”说的，因而为唐後学人诗家所不取。 揆诸情理，曹军既不习水战，当然不会选择水面宽阔的地带，进行战略决战的。
《三国志》虽然成于陈寿一人之手，但是三方的资料却来源有自。正是因为陈寿尊重了各方资料所载，而没有用《魏书》的正统观念统摄其它，所以受到後世史家的称赞，号为“良史”。但推想《三国志》关于“赤壁之战”说法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歧异，或者与《吴书》好以“眩言”自大有关。比如南下曹军的数量，《吴书•吴主传二》叙及赤壁战事时，裴注有言：
“《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相震失色。”
这里的“水军八十万”开始谈及决战可能的规模问题，也是三国小说戏剧铺张之由头。复引《江表传》注《周瑜传》：
“及会罢之夜，瑜请见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
等于自释其疑。但由于话分两头，令人无所适从。如结合前述《乌林》曲中“舟车十万”之说，实与刘孙联军的实力差别不大。
又曹操荆州之争征伐的主要敌人，本为刘备，除了前引《三国志》诸说之外，还可以由《宋书•乐四》裒集的“魏鼓吹曲”《平南荆》觇之，其辞云：
“南荆何辽辽，江汉独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
注曰：“汉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明确指出此役敌人实为刘琮与“贼(刘)备”，而非孙权。比照前引《魏书》、《蜀书》及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也都是写刘备正面接敌，而《吴书•吴主传二》亦止写“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可知引发荆州归属问题的“赤壁之战”，是曹、刘互以为正面对手，孙吴不过是偏师突袭而已。
吴鼓吹曲《乌林》中则述“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不再提及刘备。这或许是与他们强烈的自尊心有关。吴人载记每好“眩言”，夸大其词，笔者曾在《〈乐府诗集〉所辑〈关背德〉〈通荆门〉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中“蜀疑其眩”一节有所分析，不赘。
我疑心《周瑜传》描述的“赤壁之战”，实际上是吴人争功，以塞实“借荆州”之说，为日後偷袭关羽造成借口而编造出来的。 或者换一种说法，这条资料其实是三国历史虚构化、故事化的起始，甚至迳称为三国故事“小说化”的发端，亦无不可。
4，王濬楼船下益州
由唐人所撰《晋书》对于王浚伐吴的记载看来，《周瑜传》的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也值得怀疑。正如前述杜牧之诗还写到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歌咏的却是象征三国时代结束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这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有过小规模水战，除此次及类似的隋平陈之外，中国历史上直至宋金，都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水上战役。
据《晋书》载，“武帝谋伐吴，诏浚修舟舰。浚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但虽然他“造船于蜀，其木柿(木屑)蔽江而下。”这曾经引起了下游的警惕，“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只是孙皓不听。太康元年(280年)二月王濬大军克复丹杨(今湖北秭归东)，进逼西陵峡，顺流而东时，吴人还是在水上尽最大努力设置了障碍：
“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襄阳太守)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馀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馀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
可知即便冬季长江枯水期间，木筏逞顺流而下之势亦非无用，兵不血刃，即顺利平吴。而铁锥遇筏而拔，铁锁遇火而化，不中用的反而是东吴的锚碇和铸铁技术。此时距建安十一年(206年)发生的“赤壁之战”时，不过六十馀年。推想当时赤壁战时曹军果若“船舰首尾相接”，铁索亦应遇火而化，未必坚若盘石。而船舰一旦荡开，当然不可能出现“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的壮观场景。
5，中国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吴书•周瑜传》及《江表传》的精彩述说，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只谈长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盖缘曹军所据西北，无疑为长江上游。“大江东流”之势能，在水战之中可否忽略不计?是否可与“东南风急”之动能对等抵销?笔者不是船舶专家，不能妄下定评。但《吴书》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虽言顺风，却不顺水，故必须逆流而上。如不考虑成熟的锚碇技术以及风帆问题，则长江水域能否进行如此规模的水上决战，实可怀疑。即以今日技术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机动船只在长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达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传》中出现了一句“中江举帆”，为《三国志》原文所无。按《江表传》为晋人虞溥所著，见《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但这部著作是在他死後，儿子虞勃渡江，才献给晋元帝司马睿(276～322)，藏诸东晋秘府的。 如以东晋政权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论，已距“赤壁之战”(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陈寿(233—297)编《三国志》(约从泰始十年，即274年升為著作郎开始)也有三十馀年。所叙既非亲见，亦非可能访于亲历之人。从介绍虞溥善文章词赋特点看来，“中江举帆”一语应当是“以意补之”，同时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後人增饰润色的可能。盖缘帆以风为动力，于是“东南风急”成为文学想象中东吴船舰所以能够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後世所以增饰诸葛亮“借东风”，凸显他的“神机妙算”，其实不过是突出此战关键的“能源专家”。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补苴罅漏的地方，也为後世小说戏曲铺张此事增添了依据。可惜如果引入中国科技史的历史考察，就会遭遇到麻烦。
又《吴书•吴主传二》引《江表传》曰：
“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後不复名之，常呼曰谷。”
如果孙权所乘为帆船，则逆风“大盛”，须急落帆，而非逆风行船，或者掉头回返，其理至明。则知当时孙权所乘之船，动力源亦为橹篙之类。
大约读惯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沉舟侧畔千帆过”、“过尽千帆皆不是”之类诗词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国“自古有之”视为当然。其实在科技史上这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言：
“我国发明帆的时间，现在已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国使用帆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就经常能够发现帆的文字，这些文字写作Ⅱ、丹等形状，好象张开的帆。从甲骨文关于帆字的字样，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帆是属于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制作简单，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从船尾方向吹来的风，就是顺风。”
这倒正类黄盖所率趁“东南风急”火烧曹营使用的帆船。可惜语焉不详，并没有提供进一步实物图形甚至文字的证据。
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帆”作“[马+风]”，从马从风，表示是用于车驶之风力。汉末刘熙《释名》才首次解释为“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 显然已用于船行。刘熙就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人，但究竟他是在描述习见技术，还是耳食之言，尚难骤定。此外还有人据东汉马融《广安颂》中有句云：
“然後方艅艎，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靡飓风，陵迅流，发擢歌，从水讴，滛鱼出，蓍蔡浮，湘灵下，汉女游。”
认为是“对风帆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明“汉代帆船已很普遍了”。 但此赋显为时空两维，不受限制之夸饰描绘，而非实用技术之描述。比如“靡飓风”时能否“张云帆”，就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何况“帆”字何时出现，也应经过考究。
李约瑟曾专门论述过中国帆船及锚碇技术的发展，评价甚高。他以为就帆船技术而言，最早出现在古埃及，中国古代则多谓“舟楫”，动力系统是篙桨橹，见其《中华科学文明史》缩略本第三册，有关论述散见如下：古埃及帆船(300页)，中国舟楫(80、230-231、299页)、帆船改进(217-218页)。按李氏对中国帆船技术特多好评，故特置第五章《推进(帆：中国在纵帆发展中的地位)》详细论述唐宋元明的技术，但在意欲上溯前期时却遇到疑惑，他在分析广州出土的一艘东汉陶船结构时，屡次惊讶于“桅在何处仍是一个谜”，“遗憾的是寻找桅和帆装的全部证据已经遗失”。(118页)在全书结论部分，也谨慎地用“至少在三世纪後”、“应该是二世纪和三世纪”以及“汉代以後”这类词语概括言之。(300-301页)但都明显迟于“赤壁之战”的发生。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数字博物馆(http://shipmuseum.sjtu.edu.cn/zhuti...治侍忉嵛男?邸?/a>
最早明确介绍帆具作用的，则是三国晚期吴国人万震描述海外贸易的《南州异物志》言：
“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馀，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风吹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减灭之也。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
性急的船舶专家又从这段描述推导出许多斩钉截铁的结论：“汉代由于船舶尺寸增大，巳开始在船上采用多桅多帆;用卢头木叶织成的帆当属于硬帆，厚而硬;‘其四帆不正向前’证明硬帆能利用侧向风力了。汉代已注意到多帆的相互影响，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要随时调节帆的位置、角度和帆的面积，中国式便帆可利用本身的自重迅速落帆，而不象西方大软帆需众多人力将帆卷起绑扎在横桁上，紧急时可能要砍桅以保证船的航行安全。”
但是且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船主“外徼人”究竟是何许概念。《汉书•地理志第八》：“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 《後汉书》：“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海南诸国》言：“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馀人。珍物宝货无不有。”
按《老子》：“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王弼注言：“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後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宋人陈景元言：“大道边有小路，曰徼。”元人吴澄言：“徼者，犹言边际之处，孟子所谓端也。”可知“外徼”或“徼外”实为边邻与我贸易往还之国，即所谓“化外之地”。
这样看来，万震描述的帆船并非东吴所拥有，显然也因为是新见异物，所以他才用那样艳羡口吻来描述的。又文尚光将《南州异物志》中“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船舶史家也顺手移来当作“三国时孙刘联军赤壁大战的起楼三层的斗舰” ，完全忽视了”外域人”的说法，和南海、长江的区别，恐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既然能够看到帆船，官员又着意重视，中国人模仿起来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很快就将“船帆”用于实用，并持续改进以致而大为兴盛的时期，显然是在东晋以後，而自宋迤明，最为成熟。 别看从赤壁之战到东晋渡江只差百十年时间，但是像风帆这类简易适用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会是日新月异的。《古今乐录》介绍，齐武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纟+乍]，鍮石为篙足。”犹为当时时髦举动。《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 如果有学者能举出实证，证实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有成熟的船帆技术，则可以对李约瑟的有关论述作出重要修正补充，亦为功德无量之事，亟请提出，以为佐证。
此外就锚碇系泊技术而言，古代中国一般是“采石为碇”，仅利用碇石自身的重量来固定船舶，力量有限。故赤壁战时曹营是否有能力”结船为阵“，泊于长江之滨，尚属老大疑问。西晋王濬平吴，即是一例。後文再叙。至宋代始出现“木爪石碇”，即利用木爪扎入泥层，类同木桩作用，固定船只的力量也因此增大了好几倍。1975年在泉州湾曾经发现并出土有一杆宋元时期的大木碇，残存长度达七点迤呙祝?厦嬗邢道律?桶岔值5脑部祝?褂杏锰?考庸提崴?粝碌男饧!V劣谔??氖褂茫?蚴敲鞔?葬岬氖铝恕?br /> 中国船帆与锚碇的起源流变，虽为专门技术问题，但若不加考虑，历史学的叙述便无可依托，以其事涉专门，故不欲弄斧班门，只希望提请专门家注意。
6，宋人的历史综述与文学想象
由于周瑜火攻破敌的传说唐时已盛，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五综合《三国志》及裴注诸说，重在厘清“赤壁之战”之前因後果，而对战役本身的描述，也基本采用了《吴书•周瑜传》的说法：
“(刘备)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後，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同时苏轼《前赤壁赋》写“赤壁之战”，铺叙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云云，正是以宋时船舰作为蓝本，逞其对于“当然”想象之“姑妄言”。 而《念奴娇》一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也是未历战阵的文学语言，却为後人铺张此役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亦为後世《三国志演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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