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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演义:周瑜的赤壁火攻属于吴人虚构

时间:2022-10-09 01:46:37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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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演义:周瑜的赤壁火攻属于吴人虚构

  一,“赤壁之战”的历史演变

历史与演义:周瑜的赤壁火攻属于吴人虚构

  《三国志演义》以战争描写著称後世。明人评价《三国志演义》,向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 的褒誉,清儒章学诚归结为“七实三虚”之说,遂成定,而为後世文学史、小说史乐于引用。其间偶有争议,亦仅限于《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文史之异同,而鲜有谈及其中的“三虚”,是否另有素材来源的问题。本篇另辟蹊径,探讨《三国志演义》中的“实中之虚”与“虚中之实”,以见其增益部分中的宋元事实,似未有专门拈出此节者。故冒昧成文,并就教于海内外君子。

  “赤壁之战”是《三国志演义》的重要情节之一,不仅因为它是直接构成“三国鼎立”的要素,而且直接描述在毛宗岗120回本中占据了8回之多。事实上从三国故事形成以来,有关“赤壁之战”的诗歌便不绝如缕,如盛唐李白“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君去沧江望澄碧,鲸唐突留馀迹。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 如晚唐胡曾“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一直到苏轼著名词作《念奴娇•赤壁》及前後《赤壁赋》。破曹英雄都锁定在周瑜身上。

  戏剧囿于舞台及脚色限定,很难直接表现战役全景,故元杂剧有《隔江斗智》, 专门描述诸葛亮与周瑜既联合又相互算计的曲折过程,间接表现了“赤壁之战”的设谋、实施和胜利,把戏曲从矛盾中塑造人物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转为後世小说承袭发展。《三国志》中雍容大度的周瑜形象亦因此改塑,作为诸葛亮智高一筹的陪衬,变成小肚鸡肠,嫉贤妒能的典型。而明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发挥了小说叙事不受三维空间局限的特长,以大段篇幅,反复穿插,全景视野描写的“赤壁之战”,遂成中国小说史上最成功的战争描写。

  最近有人统计,毛本《三国志演义》中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文字共约37,900字,“其中的故事绝大部分为虚构”,故称“赤壁之战——《三国演义》中虚构故事为最多”。 洵非虚言,也顺理成章成为本篇论述的中心。但“赤壁之战”到底被虚构到了什么程度,尤其是其核心情节是否符合史实,前贤也曾论及,如钱书论及《孟德新书》时,以为:

  “《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黄盖苦肉计诈降,周瑜佯醉骗蒋干,皆使曹操堕术中;征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黄盖诈降而无苦肉计,蒋干作说客而无被骗事。《演义》所增诡计,中外古兵书皆尝举似。《孙子•用间》篇:‘内间者,因其官人而信之’,何延锡注引李雄鞭扑泰见血,使谲罗尚,尚信之,即《演义》第四六回周瑜之挞黄盖;又‘反间,因其敌间而用之’,萧世注谓‘敌使人来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虚事’,即《演义》第四五回周瑜之赚蒋干。”

  所论甚是。只是关于《三国志演义》增益谋略“诡计“,远非此端。试举一例,这就是《三国志演义》小说描述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与宋金元水军在长江与崖门四次水上战略决战的比较,以窥其馀。

  二,史实辨疑:从《三国志》到《资治通鉴》

  1,《三国志》的矛盾记叙

  首先的问题是:以三国时代的的造船技术和系泊水平,是否能够在长江中游形成後人从《三国志》传述的大规模战略决战?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史籍的记述。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比较简略:

  “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不但讳言失败,更未提及“火攻”致败,而是归于战役“不利”之後的“大疫”。可以理解。王《英雄记》言:

  “曹公赤壁之役,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

  也绝口不提烧船之事。又《江表传》:

  “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得此名。”

  还说是曹操自烧其船。裴松之于此节注言:

  “《山阳公载记》曰:(曹)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孙盛《异同》评曰:按《吴志》,刘备先破公军,然後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可知早在南朝,策划并实施赤壁“火攻”的所有权人究竟是刘备还是周瑜,已经发生了疑问。且“放火”不仅限于江面,还有追及陆上之说。尽管孙盛挑出的逻辑矛盾,导致後世《吴志》作为信史之价值上升, 但也不能回避“刘备先破公军”问题。《蜀书•先主传》亦言:

  “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馀人,与俱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增加了刘备等人先“大破其军”,然後再“焚其舟船”的细节,复以适值“大疫”,才击退曹军的。而《吴书•吴主传第二》则言:

  “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从文字上看,失利以後“烧其馀船以退”的还非刘备,而是曹操自己。

  只是在《吴书•周瑜传》中描述到曹操的“结船为阵”,和联军攻势的“以风助火”,细节也比较详尽:

  “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说得最热闹的其实是裴氏为《周瑜传》加注的《江表传》:

  “至战日,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於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瑜等率轻锐寻继其後,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曹公退走。”

  不知为何,与其引用曹操致周瑜书的说法颇有矛盾。

  2,吴、魏当时“鼓吹曲”的描述

  此外,《周瑜传》的说法也只是孤证。即便同书《黄盖传》中,也仅以“随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语在瑜传”敷衍道之,而未言及其它,即是一疑。沈约所撰《宋书•乐志四》裒集有“吴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涉及周瑜参与“赤壁之战”的歌辞为:

  “《乌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从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汉曲有《上之回》,此篇当之。第四。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亦未提及“诈降”、“火攻”等关键情节。从证据价值来看,这首歌辞系赤壁之战胜利後的“当时鼓吹”,创作时间无疑早于陈寿志传甚至《吴书》的写作年代,而该歌辞的收存者沈约的实际年代,亦与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先後踵接。 结合前引《三国志》魏、蜀、吴主各传记叙,即面对同时或稍前之四项基本一致之史料记载,《吴书•周瑜传》的描述是否真实,就很值得质疑了。

  3,王《英雄记》的记载

  至于周瑜“火烧赤壁”的真实情景为何,亲身参与过“赤壁之战”的王在《英雄记》中两段平实叙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周瑜领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舡、走舸百所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则移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

  “曹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舡,作竹椑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舡、走舸百艘烧椑,操乃夜走。”

  也即是说,曹军所乘只是木筏(、椑)。 而周瑜则是采取夜袭方式,遣船烧,使曹军欲渡不能。这种说法仍然有“火攻”事实,但与《魏书》、《蜀书》及《吴书•吴主传》记述相去不远,惟与《周瑜传》描述大相径庭。从证据学的观念上看,王所记似乎亦稍胜一筹。

  但《周瑜传》所载之“黄盖诈降”、“结船为阵”、“东南风急”相继成为“火攻”要素,也是这一场“以弱敌强”的战役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关键,因而为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珍爱,辗转相沿,成为定说的。故而杜牧赋诗,特意标举“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 请注意,杜牧此诗作于晚唐,已与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所述三国人物故事以传说形式流行民间的时代相同。

  现今史学界多以为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蒲圻市(今称赤壁市)北约38公里的长江南岸。而《英雄记》所载因有“从汉水下”、“从汉水来下”之语,被认为是支持“黄冈赤壁”说的,因而为唐後学人诗家所不取。 诸情理,曹军既不习水战,当然不会选择水面宽阔的地带,进行战略决战的。

  《三国志》虽然成于陈寿一人之手,但是三方的资料却来源有自。正是因为陈寿尊重了各方资料所载,而没有用《魏书》的正统观念统摄其它,所以受到後世史家的称赞,号为“良史”。但推想《三国志》关于“赤壁之战”说法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歧异,或者与《吴书》好以“言”自大有关。比如南下曹军的数量,《吴书•吴主传二》叙及赤壁战事时,裴注有言:

  “《江表传》载《曹公与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南指,刘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相震失色。”

  这里的“水军八十万”开始谈及决战可能的规模问题,也是三国小说戏剧铺张之由头。复引《江表传》注《周瑜传》:

  “及会罢之夜,瑜请见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

  等于自释其疑。但由于话分两头,令人无所适从。如结合前述《乌林》曲中“舟车十万”之说,实与刘孙联军的实力差别不大。

  又曹操荆州之争征伐的主要敌人,本为刘备,除了前引《三国志》诸说之外,还可以由《宋书•乐四》裒集的“魏鼓吹曲”《平南荆》觇之,其辞云:

  “南荆何辽辽,江汉独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

  注曰:“汉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明确指出此役敌人实为刘与“贼(刘)备”,而非孙权。比照前引《魏书》、《蜀书》及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也都是写刘备正面接敌,而《吴书•吴主传二》亦止写“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可知引发荆州归属问题的“赤壁之战”,是曹、刘互以为正面对手,孙吴不过是偏师突袭而已。

  吴鼓吹曲《乌林》中则述“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不再提及刘备。这或许是与他们强烈的自尊心有关。吴人载记每好“言”,夸大其词,笔者曾在《〈乐府诗集〉所辑〈关背德〉〈通荆门〉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中“蜀疑其”一节有所分析,不赘。

  我疑心《周瑜传》描述的“赤壁之战”,实际上是吴人争功,以塞实“借荆州”之说,为日後偷袭关羽造成借口而编造出来的。 或者换一种说法,这条资料其实是三国历史虚构化、故事化的起始,甚至称为三国故事“小说化”的发端,亦无不可。

  4,王楼船下益州

  由唐人所撰《晋书》对于王浚伐吴的记载看来,《周瑜传》的有关“赤壁之战”的描述也值得怀疑。正如前述杜牧之诗还写到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歌咏的却是象征三国时代结束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这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有过小规模水战,除此次及类似的隋平陈之外,中国历史上直至宋金,都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水上战役。

  据《晋书》载,“武帝谋伐吴,诏浚修舟舰。浚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但虽然他“造船于蜀,其木柿(木屑)蔽江而下。”这曾经引起了下游的警惕,“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只是孙皓不听。太康元年(280年)二月王大军克复丹杨(今湖北归东),进逼西陵峡,顺流而东时,吴人还是在水上尽最大努力设置了障碍:

  “吴人于江险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襄阳太守)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馀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馀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

  可知即便冬季长江枯水期间,木筏逞顺流而下之势亦非无用,兵不血刃,即顺利平吴。而铁锥遇筏而拔,铁锁遇火而化,不中用的反而是东吴的锚和铸铁技术。此时距建安十一年(206年)发生的“赤壁之战”时,不过六十馀年。推想当时赤壁战时曹军果若“船舰首尾相接”,铁索亦应遇火而化,未必坚若盘石。而船舰一旦荡开,当然不可能出现“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的壮观场景。

  5,中国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吴书•周瑜传》及《江表传》的精彩述说,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只谈长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盖缘曹军所据西北,无疑为长江上游。“大江东流”之势能,在水战之中可否忽略不计?是否可与“东南风急”之动能对等抵销?笔者不是船舶专家,不能妄下定评。但《吴书》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虽言顺风,却不顺水,故必须逆流而上。如不考虑成熟的锚技术以及风帆问题,则长江水域能否进行如此规模的水上决战,实可怀疑。即以今日技术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机动船只在长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达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传》中出现了一句“中江举帆”,为《三国志》原文所无。按《江表传》为晋人虞所著,见《晋书》列传第五十二。但这部著作是在他死後,儿子虞勃渡江,才献给晋元帝司马睿(276~322),藏诸东晋秘府的。 如以东晋政权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论,已距“赤壁之战”(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陈寿(233—297)编《三国志》(约从泰始十年,即274年升為著作郎开始)也有三十馀年。所叙既非亲见,亦非可能访于亲历之人。从介绍虞善文章词赋特点看来,“中江举帆”一语应当是“以意补之”,同时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後人增饰润色的可能。盖缘帆以风为动力,于是“东南风急”成为文学想象中东吴船舰所以能够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後世所以增饰诸葛亮“借东风”,凸显他的“神机妙算”,其实不过是突出此战关键的“能源专家”。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补漏的地方,也为後世小说戏曲铺张此事增添了依据。可惜如果引入中国科技史的历史考察,就会遭遇到麻烦。

  又《吴书•吴主传二》引《江表传》曰:

  “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时风大盛,谷利令工取樊口。权曰:‘当张头取罗州。’利拔刀向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後不复名之,常呼曰谷。”

  如果孙权所乘为帆船,则逆风“大盛”,须急落帆,而非逆风行船,或者掉头回返,其理至明。则知当时孙权所乘之船,动力源亦为橹篙之类。

  大约读惯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沉舟侧畔千帆过”、“过尽千帆皆不是”之类诗词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国“自古有之”视为当然。其实在科技史上这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言:

  “我国发明帆的时间,现在已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国使用帆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就经常能够发现帆的文字,这些文字写作Ⅱ、丹等形状,好象张开的帆。从甲骨文关于帆字的字样,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帆是属于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制作简单,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从船尾方向吹来的风,就是顺风。”

  这倒正类黄盖所率趁“东南风急”火烧曹营使用的帆船。可惜语焉不详,并没有提供进一步实物图形甚至文字的证据。

  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帆”作“[马+风]”,从马从风,表示是用于车驶之风力。汉末刘熙《释名》才首次解释为“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 显然已用于船行。刘熙就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人,但究竟他是在描述习见技术,还是耳食之言,尚难骤定。此外还有人据东汉马融《广安颂》中有句云:

  “然後方,连舟、张云帆,施,靡飓风,陵迅流,发擢歌,从水讴,鱼出,蔡浮,湘灵下,汉女游。”

  认为是“对风帆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明“汉代帆船已很普遍了”。 但此赋显为时空两维,不受限制之夸饰描绘,而非实用技术之描述。比如“靡飓风”时能否“张云帆”,就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何况“帆”字何时出现,也应经过考究。

  李约瑟曾专门论述过中国帆船及锚技术的发展,评价甚高。他以为就帆船技术而言,最早出现在古埃及,中国古代则多谓“舟楫”,动力系统是篙桨橹,见其《中华科学文明史》缩略本第三册,有关论述散见如下:古埃及帆船(300页),中国舟楫(80、230-231、299页)、帆船改进(217-218页)。按李氏对中国帆船技术特多好评,故特置第五章《推进(帆:中国在纵帆发展中的地位)》详细论述唐宋元明的技术,但在意欲上溯前期时却遇到疑惑,他在分析广州出土的一艘东汉陶船结构时,屡次惊讶于“桅在何处仍是一个谜”,“遗憾的是寻找桅和帆装的全部证据已经遗失”。(118页)在全书结论部分,也谨慎地用“至少在三世纪後”、“应该是二世纪和三世纪”以及“汉代以後”这类词语概括言之。(300-301页)但都明显迟于“赤壁之战”的发生。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数字博物馆(http://shipmuseum.sjtu.edu.cn/zhuti...治侍男?邸?/a>

  最早明确介绍帆具作用的,则是三国晚期吴国人万震描述海外贸易的《南州异物志》言:

  “外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形,长丈馀,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风吹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减灭之也。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

  性急的船舶专家又从这段描述推导出许多斩钉截铁的结论:“汉代由于船舶尺寸增大,巳开始在船上采用多桅多帆;用卢头木叶织成的帆当属于硬帆,厚而硬;‘其四帆不正向前’证明硬帆能利用侧向风力了。汉代已注意到多帆的相互影响,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要随时调节帆的位置、角度和帆的面积,中国式便帆可利用本身的自重迅速落帆,而不象西方大软帆需众多人力将帆卷起绑扎在横上,紧急时可能要砍桅以保证船的航行安全。”

  但是且慢,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船主“外人”究竟是何许概念。《汉书•地理志第八》:“越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绳水出外,东至道入江,” 《後汉书》:“西南夷者,在蜀郡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南史》卷七十八《夷上•海南诸国》言:“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馀人。珍物宝货无不有。”

  按《老子》:“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王弼注言:“,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後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也。”宋人陈景元言:“大道边有小路,曰。”元人吴澄言:“者,犹言边际之处,孟子所谓端也。”可知“外”或“外”实为边邻与我贸易往还之国,即所谓“化外之地”。

  这样看来,万震描述的帆船并非东吴所拥有,显然也因为是新见异物,所以他才用那样艳羡口吻来描述的。又文尚光将《南州异物志》中“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 船舶史家也顺手移来当作“三国时孙刘联军赤壁大战的起楼三层的斗舰” ,完全忽视了”外域人”的说法,和南海、长江的区别,恐怕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既然能够看到帆船,官员又着意重视,中国人模仿起来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很快就将“船帆”用于实用,并持续改进以致而大为兴盛的时期,显然是在东晋以後,而自宋迤明,最为成熟。 别看从赤壁之战到东晋渡江只差百十年时间,但是像风帆这类简易适用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会是日新月异的。《古今乐录》介绍,齐武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乍],石为篙足。”犹为当时时举动。《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 如果有学者能举出实证,证实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有成熟的船帆技术,则可以对李约瑟的有关论述作出重要修正补充,亦为功德无量之事,亟请提出,以为佐证。

  此外就锚系泊技术而言,古代中国一般是“采石为”,仅利用石自身的重量来固定船舶,力量有限。故赤壁战时曹营是否有能力”结船为阵“,泊于长江之滨,尚属老大疑问。西晋王平吴,即是一例。後文再叙。至宋代始出现“木爪石”,即利用木爪扎入泥层,类同木桩作用,固定船只的力量也因此增大了好几倍。1975年在泉州湾曾经发现并出土有一杆宋元时期的大木,残存长度达七点迤祝?厦邢道律?桶岔值5脑部祝?褂杏锰?考庸提崴?碌男!V劣谔??氖褂茫?敲鞔?葬岬氖铝恕?br /> 中国船帆与锚的起源流变,虽为专门技术问题,但若不加考虑,历史学的叙述便无可依托,以其事涉专门,故不欲弄斧班门,只希望提请专门家注意。

  6,宋人的历史综述与文学想象

  由于周瑜火攻破敌的传说唐时已盛,故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五综合《三国志》及裴注诸说,重在厘清“赤壁之战”之前因後果,而对战役本身的描述,也基本采用了《吴书•周瑜传》的说法:

  “(刘备)进,与操遇于赤壁。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後,雷鼓大进,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引军北还。”

  同时苏轼《前赤壁赋》写“赤壁之战”,铺叙曹操“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酒临江,横赋诗”云云,正是以宋时船舰作为蓝本,逞其对于“当然”想象之“姑妄言”。 而《念奴娇》一句“谈笑间,橹灰飞烟灭”,也是未历战阵的文学语言,却为後人铺张此役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亦为後世《三国志演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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