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骚体赋的特征

时间：2022-10-08 13:37:58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相关推荐

两汉时期骚体赋的特征

　　两汉时期骚体赋的特征【1】

　　摘要：在社会人文诸因素的影响下，两汉时期的骚体赋创作呈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特征。

　　情感表现上，他们或以此来抒写不遇之悲、玄远之思，或将对时事政治的不满和帝王的讽谏规劝之意寄托其间。

　　艺术形态上，他们借鉴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借“香草美人”托喻，以景物描写衬情等技法，使以抒写悲怨之情为主体的楚骚抒情传统得以承继发扬。

　　关键词：两汉骚体赋情感表现艺术形式

　　骚体赋是以“兮”字句为作品主体形态且不能入乐歌唱的一种文学样式。

　　自汉初贾谊首开以骚体的形式哀吊屈原，并抒己遭谗遇贬的忧愤后，长于抒情的骚体赋渐渐成为汉代文人抒情言志的重要形式。

　　他们或以此来抒写不遇之悲、玄远之思，或将对时事政治的不满和对帝王的讽谏规劝之意寄托其间。

　　而且为了使这些思想情感得到更好的表达，他们借鉴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借“香草美人”托喻，以景物描写衬情等艺术表现手法，丰富了汉代文学的抒情品质，使以抒写悲怨之情为主体的楚骚抒情传统得以承继发扬。

　　一、情感表现特征

　　从原初的楚骚体来看，言志抒情是其最重要的属性。

　　而与楚骚一脉相承的汉代骚体赋不仅形式上接受它的体式，内在精神上更承继了楚骚的抒情传统，而且在情感表现上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一)不遇之悲

　　“悲士不遇”是汉代骚体赋中反复咏唱的旋律，这一主题最早是由贾谊开创的。

　　贾谊年少才高，深得文帝嘉许，但由于绛、灌、东阳侯等宫中老臣的馋毁，不得不远适长沙。

　　谪贬途中，面对屈原自沉的汨罗江水，贾谊以吊屈原来批判当时茸尊显、谄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黑暗现实，抒发心中抑郁不平之愤意，故其《吊屈原赋》也就成了汉代最早的“士不遇”赋。

　　汉武之时，董仲舒虽生逢盛世，但专制属性在使文人失掉越来越多个性自由的同时，更使他们普遍感到来自大一统的压力与困窘。

　　因而，被纳入官僚政体之中的他们多利用骚体赋的形式来抒发个性难全之忧、生不逢时之感、难建功业之叹。

　　故董仲舒在《士不遇赋》中曰：“心之忧兮，不期禄矣。遑遑匪宁，祗增辱矣。”这种愤激、伤感情绪的表达，可谓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哀伤。

　　而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中融合着自身血泪的“悲夫!士生之不辰”的悲叹，更是这种情绪的集中感发。

　　前汉士子于自身命运的嗟叹如此，后汉骚赋作家的不遇之慨亦不绝于耳。

　　崔篆的《慰志赋》以伊尹、傅说作比，叹羡他们生之遇时，能建金石之功，垂千载之绩，而己却遇汉衰微之时，以至处境艰难，不禁心生哀愍之感：“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遇时。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此外，刘歆的《遂初赋》、王逸的《九思》、冯衍的《显志赋》中同样充溢着不遇时的怨世情怀。

　　这些不遇之叹，可谓汉代骚赋作家身世命运的写照。

　　故清人刘熙载曰：“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以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①

　　(二)隐逸、玄远之思

　　面对着人生维艰、祸福难测或者时命不遇、疏不见用的现实，两汉骚赋作家没能继承屈原愤而抗争、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而是以隐逸来安顿身心，借玄思以作心灵的解脱。

　　如贾谊在《鸟赋》中曰：“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他这种追求如深渊之静，不系之舟一样安然、自在的生活态度在其《吊屈原赋》《惜誓》中更表达为要像凤凰一样高飘而逝，像神龙一样深藏、自珍，去过一种赤松、王乔拥瑟相伴的隐士生活。

　　然而这种生活图景只能是构建于内心的一个精神乐园，它既不能化解士人心中的隐忧，也不可能变梦想为现实，因此为挣脱痛苦的生存状态，他们要飞向一个更高远的世界： “苦众人之皆然兮，乘回风而远游。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娱以忘忧。”②类似的心理在庄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冯衍《显志赋》中亦有或多或少的表现。

　　由此可知，汉代文人在面对国莫我知、功业不就的苦闷时，更多的是到神仙世界去寻求安慰、寻找寄托。

　　这种倾向的出现，既受屈原《离骚》中飘渺仙境描写的影响，也与汉初以来道家神仙思想的流行有关。

　　另外，汉代骚体赋在隐逸、玄远之思的情感表述中，往往遵循这样的一个路径：国势昏冥、时命不遇――隐逸、寻仙――愁思难解、怫郁忧伤。

　　这表明，寻仙、隐逸并不能真正化解汉代文人内心的愁郁，从他们在去留矛盾中痛苦的心理表征也可看出儒道思想在他们身上的交叉互渗。

　　(三)政治讽喻之意

　　汉代骚体赋虽以抒发内心抑郁悲愁情怀为主，但一些篇章中也透露出作者对时事政治的不满和对帝王的讽谏规劝之意。

　　如贾谊在《旱云赋》中为我们描写了干旱的肆虐，禾苗的枯焦和农民的愁苦，对农民的不幸表现出强烈的同情。

　　同时更把造成天旱的原因归结为“政治失中而违节”和统治者的寡德少恩。

　　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通过指责二世“持身不谨”、“信谗不寤”以致亡国失势，来提醒武帝以国事为重，避免重蹈秦二世覆灭的后辙。

　　其《大人赋》虽使武帝缥缥有凌云之志，但赋作中对神仙的一些不敬之词，亦隐约透露出讽谏意味。

　　蔡邕的《述行赋》是汉代骚体赋中讽喻倾向较鲜明的一篇。

　　此赋讽喻之意的缘起，序文中交代得很清楚：外戚梁冀新诛，宦官徐璜等擅权。

　　白马令李云以直言遇害，大鸿胪陈蕃以救云获罪。

　　又加上桓帝建造显阳宫，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

　　面对这样的朝政状况，蔡邕遂托所过，利用对比手法，展示了贵宠日炽，守利敛财而百姓却居无处所、食不果腹的社会状况，同时对国路日涩、风化纷的现实也进行了指斥批判。

　　总之，汉代骚体赋承继楚骚抒情传统，以抒发文人政治情怀为主体，且以悲怨为其抒情主调，但由于他们的悲和怨多囿于为一己的不幸而悲叹哀吟，缺乏屈原作品中那种深广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因而其表达的哀怨之情也就少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艺术形态特征

　　骚体赋是汉代文人重要的抒情载体，而抒情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以实现情感的对象化、物质化。

　　汉代骚赋作家即在借鉴前代诗歌尤其是《楚辞》艺术手法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了汉代赋体文学的抒情技巧。

　　(一)借“香草美人”托喻

　　“香草美人”是屈原在继承、发展《诗经》比兴艺术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独立象征体系。

　　在《离骚》中他以香草象征美德和美德之人，以男女爱情象征君臣遇合。

　　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为汉代骚体赋作家所承继，他们在赋作中亦采用以“香草美人”托喻的方式言志抒情。

　　如王褒《九怀》“危俊章”以搴玉英、结荣比喻自己要加强自修，培养情操。

　　东方朔《七谏》“自悲章”以饮食香草、构建嘉木、鹤孤鸣喻贤者虽忠贞却独居不遇。

　　刘向《九叹》“惜贤章”以佩、握、览、结、纫香草桂树喻不断加强自己内修外美，以众芳枯死喻自己虽有内美而不得用，竞被捐弃而死，等等。

　　此外，冯衍《显志赋》、张衡的《思玄赋》中亦有类似的表现。

　　如冯衍曰：“播兰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术。……非惜身之坎坷兮，怜众美之憔悴。”③以芳草香木构建庭院喻修身养志，以众美憔悴喻人才郁郁不得志。

　　而张衡则是以“佩夜光”、“ 幽兰”、“缀江离”比喻美行，以余荣莫见、余香莫闻比喻自己的美德不为人知，不被世用。

　　从这些实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汉代骚体赋对楚骚“香草美人”托喻手法的承继轨迹，但它们在作品中仅以“香草美人”喻指某种美德，以众美的枯萎喻指人才的被弃，而没能像屈原《离骚》那样形成一个完整的象征系统，参与到整个作品情节的构筑和思想主题的表现中，因而其艺术影响力不够充分。

　　(二)以景物描写衬情

　　以景衬情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文最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经》中的《蒹葭》《采薇》篇，《楚辞》中的《湘夫人》《山鬼》篇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司马相如《长门赋》、刘歆《遂初赋》、班婕妤《自悼赋》、班彪《北征赋》、张衡《思玄赋》等篇章中都有情景相生的精彩用例。

　　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以浮云塞、天昼阴、雷殷殷、飘风回、孔雀集、玄啸来描写佳人登兰台盼君临幸时的急切心情。

　　由于主人公心情的悲凄，赋中所描写的风物无不染上了凄清的色彩。

　　通过这样的景物描写和比喻，婉转地传达出对君王的思念和失宠的痛苦。

　　《遂初赋》因作于刘歆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谤，出为五原太守途中，因而所写所感之“薄涸冻之凝滞兮，溪谷之清凉。

　　漂积雪之皑皑兮，涉凝露之隆霜”等景色无不染上萧条、寂寞、凄寒、惨怛的色彩。

　　而张衡《思玄赋》的写作缘起为衡被奄竖所谗蔽，意不得志，与这样的心境相应和，其文中之景亦呈凄寒、冰凉、壅塞、失据之状。

　　由此可见，汉代骚体赋的景物描写多以冰冷的雨雪、飘忽的云朵、凄旷的原野、险峻的山势以及哀鸣的走兽等为基本物象，这些物象的选取，既与作家坎坷的境遇、不平的心境有关，也与汉代骚体赋总体悲怨情调相谐，达到了景因情生、以景衬情的目的。

　　总之，汉代骚体赋继承了楚骚“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④的抒情传统，形成了以抒写不遇之悲、隐逸之思、相思之痛为主体的新的抒情趋向。

　　而且其在借鉴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表现技巧基础上形成的以“香草美人”托喻、以景物描写衬情等抒情手法对于增强赋体文学的抒情功能亦具有重要意义。

　　① 刘熙载：《艺概•赋概》，见徐志啸编：《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②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5―286页。

　　③ 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④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

　　从作者方面谈两汉骚体赋悲剧性贬值【2】

　　摘要：赋是两汉时期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式，本文试从两汉骚体赋作者的身份、个人才能方面谈两汉骚体赋悲剧性的贬值。

　　关键词：骚体赋;悲剧性;屈原

　　1、身份的不同

　　屈原在《离骚》开篇即表明自己的身份：“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自己是帝高阳的后裔，这在屈原看来是无比崇高的。

　　屈原自认自己与楚王与楚国是血肉相亲的，这远远比一般的君臣关系要深厚得多。

　　所以屈原会把楚王和楚国看得比自己的身家性命还重许多。

　　爱之深恨之切，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其怨才会那样让人痛彻心扉，也才能震撼后人。

　　也正因为这种深厚的感情，才会有“屈平即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渔父不会理解屈原为何“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后世追慕屈原的骚体赋家们更是不会理解屈原最终的选择。

　　贾谊虽然被司马迁写进了《屈原贾生列传》，似乎与屈原站在了一起供后人礼赞，但他远远不是屈原的知己：“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张衡也像贾谊一样从君子远害全身和宿命论的角度对屈原思想行为表示了不理解、乃至批评和指责。

　　这与后来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竟乎危国群小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之所以屈原的行为不为后世文人认可，一个原因就是后世文人没有屈原自认为和统治阶级的那一层“亲情关系”。

　　所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西汉王朝建立，士人十分迫切在新政权结构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政治作用，“这不只是出于汉初士人在秦政下政治失落的补偿心理，更主要的是士人对自身政治权力和责任的充分自觉。”士人自身的政治权力只能从新的政权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

　　用胡学常先生的话说：“士人不得不寄身于帝国体制，在体制内讨生活。”是说士人服务于封建统治中心，更是为了自己的不朽，自己的功业。

　　而时命所至，若“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的话，也绝对不会学习屈原：“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只不过是：“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慕。”努力说服自己过另外一种生活罢了。

　　2、个人才能的不同

　　后人对屈原的感情首先是同情的。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张衡读《离骚》也是被打动的流涕悲伤。

　　屈原的不幸遭遇和《离骚》伟大的文学价值似乎让人们忽略了屈原的制国安邦的政治才能。

　　《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平见绌，不在怀王身边，楚怀王一再上张仪的当，竟“去张仪而不杀。”“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屈原是有政治远见的：“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

　　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怒，不听……竟死于秦而归葬。”在当时横成秦帝纵成楚王纷争局势下，如果楚怀王再贤明一点，统一中国的何以会是秦呢?那个张仪又怎么会“庶子成名”?

　　两汉作过骚体赋的文人当中，在文学艺术的成就上高低不一，但都是具备一定文学造诣的。

　　单就政治才能讲，自然不乏有才有识之士。

　　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刘歆政治方面也有一定能力。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人才能平平，却总要追求功成名就，要做“帮忙者”。

　　就说贾谊，汉文帝时由于楚汉战争和吕后动乱，社会需要休养生息，需要稳定和储备力量：“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而贾谊以为“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纵然热心，但不能把自己的理论、志愿与汉初社会实际结合，我们大可以给他一个“不识时务”的帽子戴戴。

　　即便生活在封建帝王的楷模“汉文帝”时期也落得个郁闷而终寿不得长的结局，也是有自身所克服不了的才智缺陷。

　　我们一定要记得汉文帝可不是楚怀王。

　　扬雄在政治上是有着很大的雄心壮志的。

　　他作《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作《羽猎赋》仍以劝谏为主题，《长杨赋》继续对成帝铺张奢侈提出批评。

　　文学上的成就并不能弥补扬雄对自己政治上没有建树的自愧自责。

　　当他发觉自己类似倡优的身份就恼羞成怒了，并宣言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转而立言，仿《论语》而作《法言》，仿《易经》而作《太玄》。

　　最终政治上无所作为，还把自己牵连进祸事。

　　王锤陵先生说：“中国的文人们往往这样：仅仅具有文士之才，却爱做伊周管乐的梦想，以建立盖世功业自命，而一旦一厢情愿的梦想，在严峻现实的岩石上一再撞碎后，不是据此去清醒地认识自己，而是激愤和玩世不恭。”或许两汉文人也有这种倾向，即便也有一些人很有政治才能而因时势不能造就为英雄，但和屈原这方面的才能相比，总是不能有所超越的。

　　清人程廷祚说：“昔屈原以经物之才，遭遇怀王昏惑，故其文也，有若星月之晦于云雾者焉，有若金玉之杂于泥沙者焉，有若奔流急湍之阻碍而不得其性者焉。

　　此《离骚》之作，其人与其时为之也。

　　后之拟骚者，王褒、刘向无论矣，以宋玉之亲受业于屈原也，其《九辨》能肖之乎?何则?非其人与其时，固不可得而强也。”汉骚体赋的悲剧性自然逊色于《离骚》，因为屈原比汉文人更可以说是“美好事物”，而美好事物的毁灭正是悲剧性的产生。

　　参考文献：

　　[1]、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3]、张少康，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4]、李军，士权与君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利话语――汉赋予两汉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6]、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01年。

　　[7]、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两汉时期骚体赋的特征】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