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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
目前的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已经出现了研究时代的延伸拓展趋势;但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仍局限于某一时代，整体性研究付之阙如;对某一时代政治制度与特定文体关系的研究，也廖廖可数;而文学作品与政治制度的双向互证研究更为少见。
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门阀制度与文学研究:消衰中萌生的转向
门阀制度是1990年代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阎采平的《齐梁诗歌研究》、詹福瑞的《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胡大雷的《中古文学集团》均为起始阶段的重要成果。
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
这部论著从门阀士族角度考察永明文学产生的渊源、文化背景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梳理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剖析门阀士族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的联系，审视这一群体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全书以细致的文献考索、历史编年和个案探讨为主体，以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间的关联为总体框架，注重扎实的论证与宏观的视野相结合，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著，学术影响较为深远。
刘著之后，仍有同类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如《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
这标志着1990年代门阀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也萌动着未来的发展态势。
南北朝是门阀制度最为兴盛的时期，其划江而治的政治局势使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必然暗含着地域的分野。
这一研究模式在后来其他时代的门阀士族文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渐趋深化、细化。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即是在南北朝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已难有突破后的转向之作，它一方面将时间下延至唐代，另一方面由门阀制度研究转向士族阶层文学研究。
21世纪后，这一转向更加明显，士族文学研究进一步转向地域士族文学研究，标志性著作为曹道衡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另有《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20]这意味着门阀制度研究最终孕育并派生出21世纪文学研究的新主题:世家文学研究。
这一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推出，成为新的学术热点。
追根溯源，对地域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门阀制度文学研究功不可没。
二、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兴盛中亟待突破
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同样早在20世纪末期已经起步，但发展态势却大不相同。
21世纪初期，迁谪制度文学研究仍保持着持续的发展态势。
上世纪90年代是迁谪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发展期。
尚永亮是最早专注于贬谪文学研究的学者。
1993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在台湾出版。
该著正式提出了“贬谪文学”的概念，并以元和时期五大诗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为个案，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关系。
对这一研究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是1998年以来在湖南怀化、衡阳、常德召开的3次全国性贬谪文学学术会议。
前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已结集付梓，即《贬谪文学论集》。
全书共收录30篇论文，或讨论迁谪文学理论，或研究贬谪作家作品。
这些学术活动扩大了贬谪文学研究的影响，使学界逐渐熟悉并接受了这一研究主题。
21世纪初期，迁谪文学研究走向兴盛。
研究成果体现出双重视角:一是以诗人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
尚永亮推出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两部论著，将研究领域由元和年间拓展到了整个唐代，对唐代各时期的贬谪文学分段研究，以“逐臣和贬谪”这一制度与事件的结合为切入点，探讨唐代贬谪诗人的创作情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加以新的阐释。
另有蔡阿聪的博士学位论文《论盛唐文人的沦谪心态》，探讨盛唐时期文人的贬谪心态特点;二是以地域为中心的迁谪文学研究，如江立中的《迁谪文学与岳阳精神》、张铁军的《湖湘迁谪文学与湖湘文化》、《论湖湘巫鬼民祀对湖湘迁谪文学的影响》、刘晓林的《秦观迁谪词的湖汀文化意蕴》等。
贬谪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兴盛中也蕴含着危机，主要体现在研究时段上过于狭隘，众多学者集中关注唐宋两代著名诗人，研究成果难免重复、因循;研究视角比较单一，除作家和地域外，缺乏更多的创新，造成了研究模式的雷同。
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有意识地加以突破，否则，贬谪文学研究必将面临着因循重复的困境，难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休沐制度、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学术生长点的发展与壮大休沐制度、文馆制度的文学研究发展历程较为相近，1990年代在学界有所提及，但一直处于零散、浅表状态，直至21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专题研究。
1990年代初期，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研究中，最早注意到休沐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其《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在分析卢照邻的两首田园诗时，论及休沐制度及当时将休沐作为“朝隐”的观念。
虽然仅寥寥数语，但却是休沐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先声。
休沐制度与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并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进入21世纪，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如李立的《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
专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论初唐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的现象》一文。
该文认为，初唐士人休沐宴赏中的酬唱应制诗，形成了以隐逸为雅言的写作程式，反映了士人对“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式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塑造。
其论点与葛著遥相呼应，是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
之后又有《略论汉唐休沐制度与文学发展之关系》一文，惜并无突破。
文馆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1980年代中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曾有提及，即对初唐史馆与文学思想之关系的讨论。
但这些研究多零散不成体系;在1990年代，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1世纪初期，随着学术的繁荣与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文馆制度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一些初唐文学研究论著中最早出现了专章论述，如《唐诗演进论》第一章、《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第三章中，都论及到了文馆制度与初唐诗歌创作主体及诗歌内容、风格的关系，揭示了初唐馆阁对文学的促进之功。
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两部先后出版的专著，即李德辉的《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关系》和吴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
李著研究范围较广，以大量篇幅讨论文馆制度的沿革，按时序论述先唐及唐代各个时期文馆的制度演变、历史特点。
全书文史结合，资料详实，以“历史—文化”的批评方法，从文馆制度的发展来探讨政治与文学的发展，具有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性质;吴著对文馆制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较为广泛，
从唐代文士的任职、素养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再到诗歌、小说、行状与墓碑文等诸种文体，并以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个案，深入研究了文馆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全书点面结合，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侧重文学研究。
以上两部著作标志着近年来文馆制度由零散而至系统、由浅表转为深入。
此外，在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派生出馆阁制度、馆驿制度等文学专题研究。
前者如博士学位论文《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论文《南宋馆阁与南宋诗歌》、《“雪堂雅集”与元初馆阁诗人文学活动考》，后者如专著《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唐代馆驿诗研究》。
而馆驿制度研究又启发了学人的进一步研究，驿递制度也被纳入到学术视野当中，如《宋代的驿递制度与文学传播》的出版，标志着馆驿制度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延展。
四、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21世纪初，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全新学术专题的开拓。
铨选制度、谏议制度、荐举制度、职官制度的文学研究即是拓荒性质的研究成果，它证实了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力与发展空间。
铨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唐代铨选与文学》，这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诠选制度与文学关系的论著。
该著通过对制度史实的全面梳理，对科举、守选、释褐、诠选等诸多政治制度予以厘清，全书运用诗史互证、文史互证的方法，将文学研究与制度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有涉及。
该著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对于推进唐代官制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初，第一部谏议制度与文学研究专著《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出版。
全书以文学为本位，将职事活动与文学活动加以联系，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系统研究唐代文人的思想、创作以及文学思潮的发展;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扎实缜密，多有可圈可点之论。
之后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一书，特设《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一章，以官职特点及文人的泛谏诤意识为背景，以韩愈、元稹、白居易为个案，探讨了文人的谏议身份与谏议意识对中唐文学创作的影响。
最早的荐举制度与文学专论当属司马周的《金陵来取贤良士，岭表诸贤尽选抡———洪武荐举制度与诗文研究(上)》、《论洪武荐举制度与文学(下)》两篇论文。
作者梳理朱元璋统治期间的荐举事项，指出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文人聚会京师提供了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文创作的提高，并造成了文人“组诗”的出现，
影响了这一阶段的诗文理论，最终造成台阁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山林文学的沉寂与衰败;同时，通过荐举文人的凄惨处境，剖析荐举制度的负面效应，指出制度造就了一批御用之作，最终导致了洪武文学的衰落与顿寂。
论文视角独特，论述详实，虽部分观点论证略显薄弱，有牵强之嫌，但仍不乏可观之处。
之后又有荐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成果，如《荐举制与〈荐福碑〉的悲剧成因》、《从六朝荐举文书看魏晋清谈之风》等文章，显示出荐举文学研究虽仍处于冷落的起始阶段，但一直在缓慢发展。
职官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21世纪初期有重要的发展，代表论著为《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该著对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和州郡官这四类最活跃的文人官职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的社会角色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意识，以及社会身份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这一研究基于职官制度文化研究，而能最终以文学为标的，揭示了一些在社会角色视角下才呈现出的文学本质。
另有《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等成果，昭示着这一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对政治制度与文学的整体研究也已逐步展开，《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即是一部探讨整个唐代制度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虽然仍有时代的限定，但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特点，显示出21世纪学人对制度文化与文学研究全貌的探索意图。
政治制度与古代文学研究往往习惯于探讨具体制度对文学发展及创作的影响，以文学作品为切入点，进而探讨古代制度的文化研究极为少见。
从这一角度来看，《汉赋与汉代制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学术著作。
汉赋中与制度相关的铺陈描写相对而言真实可靠，可作为汉代制度研究的文献资料，因资料匮乏而难以厘清的汉代都城、校猎、礼仪制度研究，因此得以禆补和推进;而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改变同时也是汉赋创作的背景与原因，对汉赋的主题、论点、内容都有较深的影响。
相比于以往的文学与政治制度研究而言，双向的研究视角使研究更具广度。
五、21世纪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理性反思
21世纪以来，政治制度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进一步深化、细化。
由现有的成果来看，早期侧重于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的外部关系研究逐渐式微，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文学本位，通过对文本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制度对文学的真实影响，由史论转向实证。
如科举文学研究中，对于科举诗文的音韵、句式乃至内容的研究，显然是这一转向的典型表现;二是处于潜隐状态的学术萌芽茁壮成长，甚至不断延展、派生出更多的学术专题，如休沐制度、文馆制度的文学研究，证明了21世纪以来政治制度文学研究对学术问题的细化与深入;三是政治制度文学研究中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
对20世纪末提出的学术观点作专门、深入的研究，虽有其学术价值，但毕竟未能越前人藩蓠。
而全新学术专题的发现，如铨选制度、谏议制度、荐举制度、职官制度等的研究，应归功于今人的学养与眼光，是古代文学学术活力的集中体现。
在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稳步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反思:首先，是研究模式的单一。
由现有的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仍遵循着已有的研究范式，即以政治制度作为文学的背景，探讨作家在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分析文学作品中政治制度的影响。
这种制度、文人、作品三分法的研究范式把制度当作文学的背景，注重制度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试图从政治制度角度对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一研究范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相同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只能产出大量似曾相识的研究成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对个性化研究的鼓励。
多维的研究视角、创新的研究思路是古代文学这一传统学科在固定研究领域内得以不断生新、保持活力的根本。
制度与文学关系不应仅仅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只有打破固有的研究范式，才能真正推动研究的新进展。
其次，是理论运用的缺位与失范。
现有的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成果中，对历史学、文献学的借重十分明显，政治制度的梳理与考证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心理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运用方面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缺位，二是失范。
缺位是指研究缺乏理论依据，认识肤浅，论述浮泛;失范是指在运用时生搬硬套，无法融会贯通。
以史学、文献学为研究基础，恰当地运用交叉学科理论，是理想的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方法。
再次，是研究思路的狭迫。
目前的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已经出现了研究时代的延伸拓展趋势;但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仍局限于某一时代，整体性研究付之阙如;对某一时代政治制度与特定文体关系的研究，也廖廖可数;而文学作品与政治制度的双向互证研究更为少见。
拓展研究思路已成为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困境。
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能够逐步得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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