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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摘要: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西汉;策问;对策
“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士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皇帝亲自发问或者代表皇帝发问的称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
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统治者关于时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回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确立于西汉前期。
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文帝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施政有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下诏令臣民上言自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
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对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与评价;四是讲自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目的，“将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要求贤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
从策试的视角来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纠正自己施政的过失，考试的性质还不十分明显;第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自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
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皇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谦;接着对“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直言极谏’”作出回答，他以五霸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极谏的“方正之士”的辅佐，能够“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产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状况，又以汉文帝即位以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政作为对比，称赞这些是“上世之所难及”、“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对“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作出回答，认为“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汉文帝资材不亚于五帝，然君临天下十六年来，“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之所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汉文帝能够亲身治理朝政，以实现天下之治[3]。
二、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相卫绾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窦太后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4]，推崇儒术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武帝乃再次“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历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才能够“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著之于篇，朕亲览焉”[5]161。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的最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同一次对策中脱颖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传记，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考《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传中载有武帝的策问文，“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比较一下《武帝本纪》所载的策问文与《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分析《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武帝首先谈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宁、殚精竭虑犹恐有缺，所以要广延豪俊贤良之士，“垂听而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其次，他对历史进行了回顾，推崇五帝三王之道，对大道微缺、王道大坏、很多人想要恢复先王之法而不能，发出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还是他们所为屑屑无补于世呢?他明确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他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说明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这些通晓先圣之业的豪俊贤良“明以谕朕”，条分缕析，“取之于术，慎其所出”，即使与当今的执政者有关的事情，也可以直言无讳，不必担心后患，因为对策文“兴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开启审阅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
对于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作出了对策，他的对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总结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解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认为天心都是爱护人君的，除了那些太无道的君主，“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这里的“强勉”就是努力实践的意思，“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这里的“学问”和“道”是他特别提出的两点。
第二，他对汉武帝提出的疑问进行了回答，重点解释了“五帝三王之道”。“道”是什么?是实现“治世”的路径，而仁义礼乐就是践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故去了，其子孙之所以能够“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深入民心之故。后世的君主之所以“政乱国危者甚众”，乃是由于所任非其人、所由非其道，他指出“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而宣王能“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周道粲然复兴”，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治乱废兴不在天命，而在于当世君主自己，乃“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他对“天命”的解释是“皆积善累德之效也”，而灾祸的产生则是由于继世之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致使“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这就是说现实社会中的灾祸都是由于君主失德、失政所造成的，皆是人祸。他对“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进行了解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这些本就不能纯粹、一致，在于统治者的陶冶而成，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是“任德不任刑”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统治者应该“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第三，他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有极大价值的“正本”、“教化”和“更化”的建策。关于正本，他提出“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实现王道之终。关于教化，他提出万民之从利犹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就不能止，君主要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具体做法就是“立大(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浸润砥砺，“节民以礼”，就能做到“教化行而习俗美”。关于更化，他指出自西周末年到秦朝灭亡的天下大乱，“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捍，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所谓“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当此风习败坏之际，“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必须实行更化。针对汉武帝所问的“何脩何饬”，他提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乃是王者所当脩饬”。
董仲舒的对策奏上以后，汉武帝看后非常感兴趣，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策问:“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呜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殽]，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欤)[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汉武帝的这段策问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仍是对五帝三王以至秦的历史进行比较，提出的问题是:虞舜以无为而致天下太平，周文王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实现了天下之治，但两个人的治理方法为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劳逸的差别这么大呢?特别是西周王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这不是节俭，但却得到后世的称颂，这“帝王之道岂异指哉?”;第二个层面是汉武帝谈自己治理天下的一些做法，他努力效法前王，力本任贤，耕藉田、劝孝弟、崇有德、问勤劳、恤孤独，但却达不到古先哲王的理想状态，他要求这些待诏的贤良就上述问题作出对策。
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第二次策问又进行了回答，就第一个层面关于虞舜和周文王劳逸不同的问题，他阐述说:虞舜时代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那是由于“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的缘故，而周文王的“日昃不暇食”，乃是由于商纣王“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造成天下大乱，周文王为此深感痛苦，志欲安定天下，所以才忙得“日昃而不暇食也”，这是他们所处时代不同之故;关于西周王室的宫室制度，那是为了“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关于商周和秦的刑罚问题，武王灭商之后，改变了商朝的做法，大力推行教化，周公的制礼作乐即是，所以才有成康之治。而秦朝则不然，推崇的是申商之法，实行的是韩非那套学说，不以文德教训天下，“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由此而造成“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官风已然如此，秦“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老百姓不能正常从事生产，群起为盗，秦又严刑峻法，“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就第二个层面的时政问题，他称赞了汉武帝的做法是“尧舜之用心也”，至于效果不好，那是因为“士素不厉也”，也就是士子的素质不够。怎样培养士子的素质呢?就是要兴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希望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至于造成“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的原因，都是由于“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即是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另一方面是这些官吏的升迁都是“(累)[絫]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所以才造成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怎么解决呢?他提出了由“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对于所得到的贤士，“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就可以实现三王和尧舜之治了。
董仲舒的对策上奏之后，汉武帝又进行了第三次策问:“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分析汉武帝的第三次策问，可以看到主要的问题有三个:其一，天人之应的问题;其二，从唐虞到桀纣的历史总结问题;其三，“三王之教所祖不同”与“不易者道也”的矛盾问题。同时汉武帝还批判了对策者策论文“文采未极”、“条贯靡竟，统纪未终”的缺点，要求答策者进一步说明。
董仲舒于是又进行了第三次对策。他首先承认汉武帝的批判是对的，然后就汉武帝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关于武帝所问的“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提出天对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古代的圣人能够“法天而立道”，春生夏长，秋冬刑杀，“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以见人事之“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所以古代“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为德化，所以犯法者少，而当今之世废德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他从理论的视角提出:“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作为统治者就是要“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是受命于天的，贵于万物，所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故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关于武帝所问的“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他以积少成多、积小致巨的道理作了解说，指出“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他特别强调:“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这就是唐虞之所以留下美名而桀纣给后人留下教训的道理，“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寖微寖灭之道也。”关于武帝所问的“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他提出了著名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认为道是万世无弊的，所有的问题都是“道之失也”，即在实现道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为了补偏救弊而有相应的变化，这是时代的问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从现实的问题来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他对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作了肯定，认为这是“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可是让他这个学者来论政事之得失，那不妥，“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但是他并未就此为止，他又提出了感到奇怪的问题:现在的天下和古代的天下是一样的，“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他对此的解说是身居高位的官吏们“与民争利”，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由此而造成老百姓的日益贫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这篇对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策:“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至于公孙弘的对策，《汉书》明确记载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年)，这一年武帝再次“徵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了公孙弘。史载:“上策诏诸儒，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这段策问从内容上来看倒是和前述《武帝本纪》的意思相近，在这次对策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这成为公孙弘日后发达的开端。公孙弘的对策也是针对武帝的问而答的，首先他分析了“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的缘故在于统治者有“信”，所谓“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那么怎么做才能有信呢?他提出八条:因能任官、去无用之言、不作无用之器、不夺民时不妨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罚当罪、赏当贤，“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其次，他对武帝所推崇的上古治世之成因作了解说，认为那是“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再次，他对仁义礼智作了阐释，“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其具体细目是“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这四者是治之本、道之用，不可偏废。最后他简单解释了“禹汤水旱”的缘由，特别是汤时的大旱是受夏桀行恶的影响，而“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得出了“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的结论[7]。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董仲舒和公孙弘并不是在同一次策试中脱颖而出的，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董仲舒的对策如果确定为建元元年尚可说得通，但是把公孙弘的对策和董仲舒的对策捏在一起，则显然与史实不符。
三、简短的结论
以上我们叙述了文帝和武帝前期的策问和对策，总结起来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第一，从考试的视角来说，文帝和武帝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从文帝十五年开始的皇帝亲自策试，开启了中国古代以考试成绩优劣选拔官吏的途径，经武帝时期天人三策的完善，遂为后世所继承，直到科举制度创立后，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环节，一直沿用到清末。
第二，从选拔人才的视角来说，西汉前期这种针对时政的策问，确实选拔出了高素质的人才，对西汉前期的政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晁错之建策削藩，董仲舒之建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孙弘之建策取信于民，对西汉的历史发展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角来说，西汉时期这些学者的对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经过统治者的实施以后，变成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了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晁错的削藩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他确实抓住了帝制时代的政治脉搏，后世由于封藩与郡县之争而演化的种种斗争，给晁错的判断作了绝好的注脚。再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影响了整个帝制时代的思想，他的“独尊儒术”建策，更为中华文化筑就了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堤防，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间社会，构成中华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显著特色。
从这几点简单的认识中，我们感到西汉前期的策问和对策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的发掘和考究。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议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3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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