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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题
你学过中国古代文学吗?你知道毕业论文怎么写吗?论文的选题选什么好呢?请看以下的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题，与你分享!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题【1】
试论唐五代诗格的形式批评研究
摘 要：唐五代出现了大量的诗格类着作。
诗格是对唐诗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
律诗在初唐得以定型化并获得高度繁荣，必然引起人们在理论上对声律、对偶的探讨。
同时，科举制的实行也促进了诗格的产生，以便给初学做诗者提供指导经验。
唐五代诗格中蕴含了大量的形式批评因素，深入挖掘诗格的内涵，并以理论化的形态把它显示出来，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唐五代诗格 形式 中西对话
诗格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
诗格批评既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是非常宝贵的文学理论遗产。
诗格作为审美范畴在唐五代加以确立。
张伯伟先生强调：“在古代文学批评着作中，作为专有名词的‘诗格’是到唐代才有的。”①唐五代诗格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笔丰厚的值得研究的诗学资源。
一、唐五代诗格的历史流变
(一)初唐诗格
初唐统治者们反对齐梁以来的****文风，重文学的功利作用。
但他们并不否定文学的艺术特质，讲求抒情与文采。
这种思想为文学形式的探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律诗在这一时期得以定型化，齐梁时期的“永明体”讲四声与病犯，初唐发展到讲求平仄律。
这一时期的主要诗格批评文本有上官仪的《笔札华梁》、无名氏的《文笔式》、元兢的《诗髓脑》、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李峤的《评诗格》等等。
初唐人集中探讨声律与对偶问题。
声律的研究始于南朝齐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理论。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妙达此旨，始于言文。”②沈约认为五言诗每一句的用字应该四声各不相同，而且一联上下句间同一位置上的字也须在声调上互有区别。
“八病”则是为了贯彻这一原则而规定的一些禁格，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沈约等人虽以“四声八病”为原则来规范诗文创作，但如何把这一原则具体化，使之有可操作性，则是由唐代诗格类着作来解决完成的。
唐人将四声作了平仄二元化的处理，使平仄相间，构造出切实可行的声律定式。
初唐时期主要以沈约“八病”为中心来展开探讨，并逐渐提出了调声之术。
《诗髓脑》云：“调声之术，其例有三：一曰换头，二曰护腰，三曰相承”③通过调声之术，初唐人已经将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对举，实际已是把声律二元化，放宽了声律规则。
在此之前，人们多着眼于一联之内两句的声律协调，到元兢的“换头”之术中，已扩展为解决一首五言诗内联与联之间的平仄粘对关系，真正使得齐梁声律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促进了律诗的定型与繁荣。
(二)盛唐诗格
盛唐时期追求风骨，要求诗歌表现高昂明朗的感情和雄浑壮大的气势。
同时，盛唐人又提出了“兴象”概念，要求写出情景交融的完整的意境，使得这一时期诗格探讨也从声律、对偶深入到对句势、诗意等的研究。
释皎然的《诗式》、《诗议》涉及到声律、对偶及诗歌体式，并深入研究了“意”与境的关系。
他们的批评不仅深化了对声律对偶的认识，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句法，而且涉及到“景”与“情”，诗歌的语言运用与诗的整体印象等更深的层面。
这一时期的着作开始注重诗的句法、篇法，研究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句势问题。
早在崔融《唐朝新定诗格》中就列有十体，一形似体、二质气体、三情理体、四直置体、五雕藻体、六映带体、七飞动体、八婉转体、九清切体、十菁华体。
王昌龄《诗格》中有“十七势”之说，承续了崔融论体的基本精神，并且由对诗歌风貌的关注深入到创作的艺术手法和修辞手法的具体运用。
每一种名目除释义外，并附有诗句说明。
皎然《诗式》中也说到体式。
“评曰：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
才性等字亦然。
体有所长，故各功归一字。
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
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如车之有毂，众辐归焉。
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如《易》之有《篆辞》焉。”④五代王玄《诗中旨格》的“拟皎然十九字体”一节于每体后列有诗句说明，延续了皎然论体的特色。
(三)晚唐五代诗格
晚唐时期，唐王朝彻底崩溃，政局不可收拾，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作家和批评家，普遍具有消沉心态与悲观心理。
这个时期有一部分作家主张“诗教说” 与抒写民生疾苦，也有一部分人崇尚清丽绮艳的诗风，但总体的倾向是追求淡泊的情思与境界。
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理论。
人们更加着力于对声律、对属、字句等方作面的琢磨与锤炼。
另外，科举取士对诗律的要求在这一时期也更趋细密，故而大量的诗格着作也应运而生。
这些着作所讨论的范围更加宽广，论述更加深入，增添了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主要有僧齐己等人对句势的继续探讨和王叡的“拗律”说。
齐己《风骚旨格》，也有十体之说，即一曰高古，二曰清奇，三曰远近，四曰双分，五曰背非，六曰无虚，七曰是非，八曰清洁，九曰覆妆，十曰阖门。
这十体都有诗句附后，但并无解释，还是就诗歌整体风貌而言的。
五代的《诗格》中列有十势，其中龙潜巨浸势、狮子返掷势见于《风骚旨格》，孤鸿出塞势即孤雁失群势，其他七势为新增，即芙蓉映水势，龙行虎步势，寒松病枝势，风动势，惊鸿背飞势，离合势，虎纵出群势。
芙蓉映水势。
由上观之，晚唐五代诗格，承续了初盛唐人对体式的研究，而且名目更加繁多。
齐己等人多以动物姿态动作来为句势命名，其意义往往难以索解，不似王昌龄十七势简单明了。
但这些名目不仅探讨了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而且深入到全篇的意义布局问题，如《诗格》“论诗势”节云：“先须明其体势，然后用思取句。”⑤
二、 唐五代诗格的逻辑构成
中国古典诗学关于“言、象、意”的探讨由来已久。
早在先秦，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就提出“大象无形”的命题。
老子从“无”和“有”、虚和实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有无相生”，以“无”为本，这种“无”又必须依靠“有”才能体现出来。
所以，最美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但又要有某种具体的“形”来暗示与象征，方能使人体会到。
魏晋玄学将无有体用思想运用于认识论，把“言、象、意”关系表述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言”和“象”都是有形的、有限的，而“意”则是无形的、无限的，“言”和“象”是得“意”之工具，没有“言”和“象”就无以得“意”。
因此，从形式视野来观照，唐五代诗格的“格”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从逻辑上也包括了言、象、意三个层次。
唐五代诗格中往往以“格”论诗，所出现的有关称名主要有：“格”、“风格”、“体格”“高格”、“格力”、“气格”等。
这些对“格”的运用，其含义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体式、诗法之意，指向诗歌的总体风貌与外在形式，一是格调、品格之意，指向诗歌的审美特质与审美内蕴。
可以说，唐人有关声律、对偶的探讨，属于诗格的语言层，对物象、作用、句势的探讨，属于诗格的意象层，对意与境、用事的探讨，属于诗格的意蕴层。
(一)诗格的语言层
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一种独特性的存在，特别是诗歌语言。
俄国形式主义颇为看重这一点。
“形式主义的研究工作是从研究诗句中的声音开始的。”“诗句中的声音问题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⑥可以说在这方面唐五代诗格对声律的论述表现出对声音的特别重视。
朱光潜先生说：“律诗有两大特色，一是意义的排偶，一是声音的对仗。”⑦他还指出音与义的关系在诗歌进化史中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有音无义时期二、音重于义时期三、音义分化时期四、音义合一时期，但声音的对仗稍后于意义的对仗。
“永明体”讲究句内各字的声律，不过是一种理论，到隋唐才作为律诗的通例。
关键是诗乐分开后，诗人如何在文字本身上见出音乐，唐人作了最大的贡献，唐五代诗格予以了很好的总结。
(二)诗格的意象层
意象层主要指艺术作品的章法与结构，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作用与“势”的研究正是对这几方面的关注。
唐人诗格中讲物象，也就是用一定的物象来暗示某种意义。
旧题贾岛《二南密旨》、虚中撰《流类手鉴》、徐寅《雅道机要》中都说到物象。
《二南密旨•论物象是诗家之作用》说：“造化之中，一物一象，皆察而用之，比君臣之化。
君臣之化，天地同机，比而用之，得不宜乎。”⑧这些物象已不是纯粹的外在客观景物，而是主客观的有机交融，包括了意与象两个方面。
自然界中的一物一象，都是被用来寄托某种意义的。
唐五代诗格中，比较集中地论述到“势”问题的着作，主要有王昌龄的《诗格》、释皎然的《诗议 》和《诗式》等。
“势”作为一种力，它相关于主体的情感与构思，是作者的生命力与内在精神力量之惊涛中所形成的动态表现，是诗作意脉流贯与浑整一体的气力之美。
(三)诗格的意蕴层
唐五代诗格中的意境的探讨，用事问题的提出，都是指向作品的意蕴层。
旧题王昌龄撰《诗中密旨》“诗有二格”云：“诗意高谓之格高，意下谓之格下。”⑨把“意”作为诗之品位高低之标准。
皎然《诗式》中“重意诗例”云：“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⑩皎然已经认识到诗意的多重性与丰富性，文外之重旨，并把“但见情性，不睹文字” 之诗作视为极品。
总之，唐五代诗格中，对“意”这一范畴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深入探讨了“意”与境，情与景的关系，发展了古典诗学的意境理论。
三、唐五代诗格的现实意义
以西方形式批评为参照，来透视唐五代诗格，二者既存在着共相，又存在着歧异，通过互照互补，从而在一定的基础上实现对话。
中国古代诗论追求浑然天成的美学境界，所以往往把诗歌的整体意蕴置于具体的语言操作之上。
“立象尽意”、“得意忘言”、“言不尽意”这样的命题都是轻言重意，以为意是目的，言是手段。
因此古代诗格虽然也关注艺术技巧和形式的问题，但只是视其为一种手段。
而西方形式论则赋予文学作品本体的地位，研究纯粹的艺术形式，不重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诗格研究从具体可感的作品形式入手，对诗歌进行“细读”，而不是空谈韵、格、气等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范畴概念，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诗论理路。
然而，唐五代诗格远未达到西方形式批评的体系性与理论水平，只是靠直觉与天才认识到某些重要问题，是对当时丰富创作经验的总结。
如何吸取西方文论之长，促进中国诗论的发展，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7页.
②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③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④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42页.
⑤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页.
⑥汪正龙.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⑦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1页.
⑧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⑨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⑩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题【2】
试论透过红楼看清朝贵族的奢华饮食生活
摘要：饮食描写是《红楼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曹雪芹的饮食生活的描写，刻画了盛清时期豪门贵族的骄奢生活。
本文例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红楼梦》中对饮食的描写，再现了清代尤其是盛清时期的贵族饮食生活，分析了贵族们对饮食的苛刻要求。
关键词：红楼梦 饮食生活 清朝贵族
一、引言
中国饮食之讲究精细者莫过于历朝历代的宫廷与贵族们，烹饪技艺也在当权者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过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
清代是封建官僚体系之集大成者，它沿袭并发展了前代奢侈的贵族饮食生活，而红楼梦正是描写盛清时期当权者们的腐朽奢侈生活。
二、红楼梦中的饮食描写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总所周知，《红楼梦》中主要描写的金陵望族的贾府，里面的重要人物如贾母、宝玉、黛玉、宝钗和王熙凤等人个个娇贵无比，他们的饮食生活真可以说是穷极奢华。
写吃，《红楼梦》是最特殊的一部。
这部书中写吃喝，不仅用的笔墨多，而且精彩，全书中写了多次筵宴，含意深刻而又意趣横生，在写吃喝的笔墨运用上，也是独一无二。
第三十四回中，宝玉被打了个半死，躺在炕上不能动弹。
袭人到王夫人屋里去禀报宝玉的伤情，王夫人叫带回两瓶香露去给宝玉吃。
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
而这两种饮料，均向皇帝进宫过,可见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高级饮料。
王夫人问想吃什么，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么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儿小莲花儿的汤还好些。”贾母听到，便一叠声地叫人做去。
莲叶羹，论用料，并非最贵重,费的工夫，也不算最绝。
然而，用薛姨妈的话说“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
再看第四十九回，作者用很多笔墨，写那些侯门小姐围在一起烧烤生鹿肉吃，津津有味，亦兴致勃勃。
这个情节写得十分精彩。
吃，是为了填饱肚子或者是为解馋，于这些人都已是不相干的了。
他们此举都不是口腹之需，而只是好玩，于吃中表现的，是一种情趣。
第八回中写到，薛姨妈进京宝玉去看望，姨妈留饭，除拿出糟鹅掌鸭信等南方风味的菜肴招待，还做了酸笋鸡皮汤，宝玉大喝了两碗。
酸笋是西南地区各省人民喜欢吃的一种素菜，不但在京城是罕物，即使在江南也是不多见。
由此可见，红楼中贵族的奢华生活。
贾府的奢华可以从《红楼梦》情节上体现出来。
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贾母命熙凤用茄鲞喂她。
姥姥吃了两口，味道甚佳，便请教说：“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刮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
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可谓贾府的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无独有偶，有一天宝玉问晴雯：“今儿我在那府里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奶奶说了，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别提。
一送了来，我知道是我的，偏我才吃了饭，就放在那里”。
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给我孙子吃去罢。”她就叫人拿了家去了。
一碟子豆腐皮包子何以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原来这种包子不寻常，远非肉包子可比。
其高贵之处首先在于豆腐皮的制作特殊，首先将做豆腐的原汁豆浆煮沸，不加凝固剂，使之冷却，漂浮在锅面上的脂肪和蛋白质会结出一层皮来，然后把它挑起晾干，才能得到一张豆腐皮。
《红楼梦》中，粥饭和菜肴种类繁多，如粥有碧粳粥、鸭子肉粥、枣熬粳米粥、燕窝粥、红稻米粥、腊八粥和江米粥等。
饭有白粳米饭、碧粳粥和绿畦香稻粳米饭等。
《红楼梦》中的菜肴，主要有腌胭脂鹅脯、酒酿蒸鸭子、糟鹅掌、火腿鲜笋汤、酸笋鸡皮汤和虾丸鸡皮汤等等。
汤羹种类繁多，营养价值丰富。
而且从饮料方面看，红楼梦中提到的也是数不胜数。
在茶方面，提到的就有两百多处。
《红楼梦》对贵族家庭尤其是贾府的饮食生活作了传神细致的描写，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独特的《红楼梦》饮食谱。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期，正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
中国的饮食文化再“康乾盛世”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城市中北销南运的小商摊贩人来客往，酒店、茶楼鳞次栉比，形成了风味殊异、各具特色的贵族们的饮食文化。
三、清朝贵族对饮食的要求
饮食，往往蕴涵着中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借吃这种形式，表达了丰富的心理内涵，吃的文化已经超越了吃的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是社会意义。
清朝贵族们对饮食要求特别严格。
从造型上出发，到原料加工上，从味道到意趣，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为了口味得到保证，烹饪菜肴除了注意严格的选材之外，在烹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精细加工，特别是火候和口味，都有严格的标准。
而且每次烹饪的肴馔，经常要将使用的原料和调料记录，菜肴要“色香味形”俱全。
经分析，主要五个方面的讲究。
一是讲究奢侈。
贵族们既有山珍海味，又有天底下的稀世珍品供品尝，可以说是汇集了天下美食，奢华之极令人瞠目结舌。
二是讲究精细。
贵族们的饮食追求精致、精美，为了满足生活上的享受，他们对饮食的外在要求也及其高。
三是讲究味道。
味道是饮食重要标准，贵族们的饮食讲究口味的独特性、多样性、丰富性。
四是讲究营养。
营养是饮食的前提条件。
贵族们的饮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饮食营养，保证贵族们的健康体魄。
五是讲究意趣。
“意”用今天的话理解就是“意味”之意;“趣”，情趣也。
“意趣”主要指心灵活动的内容。
贵族们不仅享用着精致、奢华的佳肴珍馔，而且特别注重在吃的过程中，受用无限意趣，以获得更多的精神愉悦。
四、结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此这般居上位者享尽富贵，居下位者吃尽苦头。
本文通过描述荣国府过的如何奢华、如何豪贵的生活，展示了清朝贵族们的奢华生活，分析了他们对饮食的奢侈要求。
在这奢华豪贵背后，间接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凄苦生活。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8年版.
徐悦.红楼梦中的养生术.科学之友.2008(6).
金兰.近三十年红楼梦饮食文化研究综述.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8(4).
潘宝明.红楼梦中饮食作用举要.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2(1).
华国栋.清王朝的膳食官员.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1(4).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选题【3】
简析唐代咏史诗折射的开明意识
关键词:唐代 咏史诗 开明意识
摘 要: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
诗歌中无论是对儒家孔子的非议、对起义领袖的赞美,还是对个性女性的理解肯定,无不体现出创作群体的开明意识,闪烁着迷人的时代色彩。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和思想解放的时代。
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唐代诗人在对历史题材的吟咏中,敢于非议儒家孔子,敢于歌颂起义领袖,敢于理解和肯定个性女性,体现出卓尔不群的胆识气度和开明意识。
一、对儒学孔子相对尊崇而绝不迷信
唐代实行“尊崇儒术,兼容百家”的政策,故唐代文人能够广泛接受各家思想的影响而不迂执一端。
在唐代即使非议孔子,批评儒家经典,统治者也绝不过问。
历史学家刘知几编撰《史通》,指责孔子在删定六经时,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刻意隐瞒历史真相,态度尖锐。
{1}李商隐理直气壮地为“不师孔氏”的元结辩护:“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之外有何物?百千年贤圣相随于途中耳!……孔子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一方面肯定孔子的贤圣,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孔子不必一味迷信。
韩愈在《原道》中,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的“道统”继承人自居,大声呼吁排斥扫荡佛老异端。
但是他在《读墨子》一文中却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显然和孟子斥墨子为“禽兽”的立场大相径庭。
唐代文人在兼容百家的时代空气中受到多种思想深浅不同的影响,他们思想解放,勇于创新,因而能够不拘儒家旧说,独自发抒见解。
唐代文人对儒学孔子相对尊崇、绝不迷信的态度,在诗歌创作中也明显反映出来。
他们对孔子有时极为尊敬,有时又语含嘲讽。
李白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中写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表示要像孔子那样,为端正文坛风尚做出贡献,对孔子真是不胜仰慕之至。
而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又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俨然以嘲笑孔子的楚狂接舆自比。
杜甫一向以忠君尊儒闻名,他在诗中多次以“老儒”、“腐儒”自称。
但他在愤激之时,曾大叫“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又在醉酒之后,借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诗句,发泄心中的牢骚不平。
李颀《杂兴》诗云:“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用新异的比喻,把儒家圣人周公和楚狂接舆相提并论。
诗人认为周公、接舆两人虽然语默迥异,但在任运遂性上却是一致的。
在吟咏孔子的诗歌中,诗人们往往侧重于同情其生不逢时的坎坷遭遇。
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云:“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已经流露出浓郁的感伤情绪。
高适在《鲁西至东平》中写道:“问津见鲁叟,怀古伤家丘。
寥落千载后,空传褒圣侯。”对其生前落魄,身后尊崇的不同遭际,寄寓了深沉的感慨。
此外,李白“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送薛九被馋去鲁》)慨叹孔子才高而不被赏识。
“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借孔子的壮志未酬排遣自己的失意之愤。
卢仝“仲尼鲁司寇,出走为群婢”(《感古四首》之二)感叹孔子为群小所妒,都语含伤感和激愤。
唐代文人对孔子采取了一种开明的态度。
他们并没有把孔子当作超凡脱俗的神来崇拜,而是把他看成有血有肉的古代贤者,因而他们敢于对其有所褒贬,有所同情。
这正显示出文人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开阔。
二、对起义领袖敢于肯定和赞美
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并把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和项羽分别列入“世家”和“本纪”,充分显露了他卓立不凡的政治见解,达到了后代正统史家所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度。
唐代文人继承了司马迁对农民起义的进步观点,在诗歌中对陈胜进行了肯定和颂扬。
韦楚老《祖龙行》以“陈胜城中鼓三下,秦家天下如崩瓦”的诗句,形象地再现了起义军势如破竹的巨大声威。
胡曾《咏史·陈涉》云:“秦法烦苛霸业隳,一夫攘臂万夫随。
王侯无种英雄志,燕雀喧喧安得知?”则完全取材于《史记·陈涉世家》。
诗人巧妙地把陈涉的两句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融入诗中,充分肯定了陈胜的胆识和功绩。
项羽在楚汉之争中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其悲壮人生引起了唐代文人的广泛关注。
李白《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写道:“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
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用豪纵遒劲的笔调刻画出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
于季子“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胡曾“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乌江》),则在同情其失败命运的同时,歌颂他死得磊落壮烈,不失英雄本色。
唐代文人不仅歌颂古代的起义领袖,而且对隋末农民起义的首领进行了赞美。
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有一首凭吊李密的诗,诗中写道:“亿昔大业时,群雄角奔走。
伊人何电迈,独立风尘首。
传檄举敖仓,拥兵屯洛口。
连营一百万,****如何有。
方项终比肩,乱隋将假手。
力争固难恃,骄战何能久?若使学萧曹,功名当不朽。”诗人用赞叹的笔调描绘出李密在中原逐鹿的隋末起义浪潮中,连营百万、威震天下的英武形象,痛惜其恃勇骄战、雄图中夭的命运,完全可以和司马迁描写陈胜、项羽的气概相媲美。
唐代诗人在诗歌中提到隋末起义军时,往往以“群雄”“英雄”称之。
如杜甫《行次昭陵》云:“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重经昭陵》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这种称呼在当时整个文坛都很盛行。
李百药《皇德颂》写道:“定群雄之逐鹿,拯方割之为鱼。”杜光庭《虬髯客传》中叙述李靖之话时也提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唐代诗人敢于歌颂起义领袖,和唐朝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
据《通鉴·贞观七年》记载:“春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九功之舞》。
太常卿萧 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
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心乎?’”唐太宗称起义领袖为“一时英雄”,从而更好地团结了各路义军的臣僚。
可见唐朝的君王虽然对隋末起义的镇压毫不留情,但在言论上却对起义领袖有所宽容,并不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所以诗人也就能够大胆地对起义者寄予同情和肯定。
三、对个性女子寄予同情和理解
唐代诗人在女性问题上,也反映出一种开明解放的观点。
汉代卓文君爱慕司马相如的才华,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与之私奔,成为我国古代着名的自由恋爱故事。
当唐代诗人凭吊古迹,缅想历史时,常常情不自禁地为之挥毫咏叹。
卢照邻“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相如琴台》)采用寓人于景的表现手法,李贺“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咏怀二首》之二)则直接再现人物活动,都展现了一幅甜蜜恩爱的生活画面。
杜甫寓居成都时,也留下了美丽动人的诗篇:“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
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琴台》)诗人一开始就指出相如晚年因病闲居茂陵时,仍然挚爱着卓文君,则此前的恩爱更不待言说,可见他对于《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的传闻是不以为然的。
酒肆、琴台的遗迹,又使人联想起相如文君当年大胆潇洒、充满情趣的生活。
而文君光彩照人的形象仿佛闪现在野花蔓草之中,更引人进入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遐想境界。
“归凤求凰”出自司马相如的《琴歌》“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颉颉颃颃兮共翱翔”,相如正是凭借此曲表达对文君的执着爱情。
诗人引用这一典故,表明了自己对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理解和肯定,并流露出不见古人的惆怅。
唐代诗人热情歌咏相如文君的爱情,正反映出他们蔑视束缚、热爱自由、追求幸福的洒脱生活态度。
徐陵《玉台新咏》收录古辞《苏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乐府广题》记载:“苏小小,钱塘名娼也,盖南齐时人。”苏小小虽然沦落风尘,但却是个品貌出众而又多情多义的才女,不幸在十九岁时就悄然离世,后人遵其遗愿,埋香于西泠桥畔。
唐代多位诗人感其身世,挥毫作诗。
温庭筠称她是“水中莲子怀芳心”(《苏小小歌》),以出污泥而不染的莲子,比喻其灵魂的纯洁。
张祜“中擘庭前枣,教郎见赤心”“不知谁共穴,徒愿结同心”(《题苏小小墓》),一方面赞美其爱情的坚贞,另一方面同情其悲凉的命运。
李贺《苏小小墓》尤为着名,诗云:“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佩。
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诗人根据古乐府的内容,结合墓地的景物,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的鬼魂形象,创造出凄迷空灵的艺术境界,并对她的痴情和不幸表示了深沉的慨叹。
唐代许多诗人都与风尘女子有过交往{2},在咏叹苏小小的诗歌中,正反映出他们对这些女子的理解和同情,这与一味视其为玩物的腐朽意识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白居易《杨柳枝词》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更是把苏小小当作美的化身来歌咏。
唐代诗人不仅关注历史上诸多奇女子的命运,而且对本朝的知名女性进行了歌咏。
吕温有首写上官婉儿的诗:“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
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上官昭容书楼歌》)上官婉儿是宫廷诗人上官仪的孙女,自幼聪慧多才。
据《唐诗纪事·卷三》记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
中宗立,进拜昭容。
帝引名儒,赐宴赋诗,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
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蔚然成风。”可见当时的婉儿俨然是一位宫廷诗坛的盟主。
吕温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她的文学才华,而且赞美了她蔑视男尊女卑纲常的气概。
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诗人的胆识和气度。
在唐代历史上,杨贵妃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命运,吸引了众多诗人关注的目光。
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但晚年由于沉溺声色、荒怠政事、重用奸相杨国忠、宠幸藩将安禄山,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由繁盛转向衰落。
杜甫作为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人,对杨贵妃的针砭是较为明显的。
他在《北征》一诗中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把杨妃比作褒姒和妲己,而将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妃说成是皇帝的圣明决断。
但中唐以来,人们对杨贵妃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虽然对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而误国误民的行为不乏嘲讽和批判,但是却把玄宗和杨妃作为爱情悲剧的主角,对他们的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晚唐诗人则进一步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唐玄宗。
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二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当年七夕之际,玄宗和杨妃曾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见一次,发誓要世世为夫妻,永不分离。
可是当遇到六军不发的时候,玄宗为保全自己,竟下令赐死杨妃,此时玄宗虚伪自私的面目暴露无遗。
在结尾之处,诗人做出鲜明的对比: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保不住自己的宠妃,而普通百姓的卢家却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对玄宗的谴责溢于言表。
有些诗歌则直言为杨妃鸣冤叫屈。
“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高骈《马嵬
驿》)为杨妃放出一团冤气。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李商隐《马嵬二首》其一)用反问语气,指出正是由于玄宗的昏聩好色,才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发生。
罗隐《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重观銮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僖宗因黄巢起义幸蜀,途经马嵬返回长安。
诗人借玄宗之口,大胆为杨妃翻案。
黄滔“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娥眉”(《马嵬》),徐夤“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开元即事》),都否定杨妃是祸国元
凶,为其平反昭雪。
可见祸国殃民最大责任的承担者应该是最高统治者,所谓的“女色亡国论”是站不住脚的。
徐夤的《马嵬》诗,对杨妃同情之外更有赞美:“二百年来事远离,从龙谁解尽如云。
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以投降叛军的张均之流反衬杨妃。
在危急关头,杨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平息了将士的激愤情绪,以此报答玄宗对自己的恩宠。
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大胆解读,把杨妃塑造成一个勇于为爱情承担责任的女性。
在诗人眼中,杨贵妃虽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她对朝政干预并不多。
{3}作为一个弱女子,她始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只是历史悲剧的替罪羊,爱情悲剧的牺牲品。
与历史上盛行的“红颜祸水”论相比,唐代诗人的眼界和胸襟无疑要开阔很多。
唐代咏史诗是时代精神的载体。
在开明解放的意识引导下,创作群体眼界开阔,勇于创新,显示出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魄,为唐代诗坛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
作者简介:杨民,文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
{1}[唐]刘知己.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 丁放、袁行霈.杨氏兄妹与盛唐诗坛[J].文学评论,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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