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

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

　　一、陆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代是举世闻名的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通过欧亚内陆地区进行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发展，是与唐朝强盛的国力及其在西域的经营分不开的。宋朝史臣记叙唐朝疆域称“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1]。指出唐朝对西域的经营甚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开疆拓土著称的汉代。正是有了唐朝在西域实施的各项行政设施和完备的驿站系统，使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可靠的保障。唐代也是历史悠久的陆路东西交通走向衰落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内部的战乱，在阿拉伯势力东进的影响下中亚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动，中国经济重心从中西部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东移，海上交通工具的长足进步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海上线绸之路取代陆路地位的局面。

　　第一节 陆路交通的发展

　　交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条件。交通状况决定和制约了文化交流的规模和程度;反过来，文化交流繁荣与否，也对交通状况起着促进或滞碍的作用。发达的陆路交通，为唐朝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西域图志》与隋代西域交通

　　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隋、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对外交往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2]。同时又派了许多使臣，四出访求异俗。仅见于记载，在大业初年派出的使臣就有：羽骑尉朱宽在大业三年(607年)出使流求[3];同年，文林郎裴清出使倭国[4];大约同时或稍后，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5];大业初年，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各国[6];大约同时，又遣云骑尉李昱通使波斯[7]。在同一时期派遣如此多的使臣，出使这样多的地区或国家，这在汉唐时期对外交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使臣间的交往不仅增强了隋朝与外界的相互了解和政治、经济往来，开扩了当时人的眼界，而且也大大加强了隋朝与周边地区各国，尤其是与西域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促进了隋朝与西域陆路交通的发展。

　　在对外交往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记叙隋代与外界交往的史籍，主要有韦节《西番记》[8]、彦琮《大隋西国传》[9]、裴矩《西域图记》以及《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等等[10]，在数量上大大超出了前代。虽然这些书籍多已散佚，但它反映了隋代对外交通的高度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隋朝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这类书籍中，《西域图记》对后世，尤其是对唐朝的影响很大。

　　《西域图记》3卷，裴矩编撰。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西晋战乱，其先祖避乱于河西，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苻坚灭前凉，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裴氏家族大概在此时返回河东故里。裴矩及其父、祖都在北齐为官，齐亡入周，渐受杨坚重用。平陈之后，裴矩以3,000“弊卒”绥集岭南二十余州，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后来历任民部尚书、内史侍郎、尚书左丞、吏部侍郎等职。炀帝继位之后，担任过民部侍郎、黄门侍郎。这时随着北方形势的好转，隋炀帝大力发展与西域的关系，西域诸国多至张掖交市，炀帝令裴矩掌管与西域的贸易，裴矩揣知炀帝“方勤远略”，于是“诱令”商胡言西域各国的国俗、山川等情况，撰成《西域图记》一书[11]。虽然现在已经无法见到《西域图记》的原貌，但是在《隋书》和《北史》的“裴矩传”中，幸而保存了原书的序，借此可以大体了解到这部重要著作的概况。

　　对于研究隋唐时代的东西交通来说，最可宝贵的是《西域图记》的序文中保留了原书中介绍当时中西交通的三条最主要的道路。裴矩将它们称作北道、中道和南道。

　　北道出敦煌(今甘肃敦煌)至伊吾(今新疆哈密)，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到达突厥可汗廷。然后渡北流河水(今锡尔河)至拂菻(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于西海(今地中海)。这条道路的开通与突厥汗国在政治上统一了欧亚大陆北方地区有密切的关系。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度葱岭(今帕米尔)，又经钹汗(今费尔干纳盆地)、苏对沙那(今乌拉秋提尤别)、曹国(今伊什特汗)、安国(今布哈拉)、穆国(今查尔朱)，至波斯(今伊朗)，最后到达西海(今波斯湾)。

　　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新疆若羌)，向西经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护密(今瓦罕)、吐火罗(今阿姆河南、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地区)、帆延(今巴米扬)、漕国(今加兹尼)，至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达于西海(今印度洋)。

　　隋代发达的西域陆路交通，为唐朝陆路交通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2.唐朝统一西域

　　隋朝在炀帝时代虽然大力开展了对西域的交通，但是由于国祚短促，交通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局限。而唐朝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在西域取得了比前代更大的成就，从而为陆路对外交往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末唐初，突厥势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西突厥汗国统治着金山(今阿尔泰山)以西，波斯以东，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广大西域地区，而东突厥汗国则是金山以东，东海以西，大漠以北广大草原地区的主人，高开道、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刘季真、郭子和、张长逊、薛举、李轨等北方诸多割据势力，甚至包括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内，大都在这时接受了突厥可汗赐封的官号，向突厥汗国称臣纳贡。唐人杜佑称此时突厥势力空前强大，“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12]。突厥汗国的威胁，是唐朝初年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

　　建国之始，唐高祖李渊(618-626年在位)的处境相当艰难。仅就北方而言，他一方面不得不维持与突厥汗国原有的臣属关系，同时还要与服属于突厥汗国的其它割据势力斗争，壮大自己的力量。经过高祖与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在位)两代的努力，终于在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利用突厥汗国内部分裂的有利转机，消灭了东突厥汗国，解除了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此后，太宗步隋后尘，转而向西方发展。贞观八年(634年)击败吐谷浑，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四年(640年)，正式开始对西域用兵。

　　与西突厥汗国的斗争，贯穿于唐朝初年经营西域的整个过程之中。贞观初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去世之后，西突厥汗国分裂成了泥孰系与乙毗咄陆系两派，双方为了争夺大可汗的位置，互相征战不已。唐朝最初虽然没有介入西突厥的内战，但是始终坚持以泥孰系西突厥为正统，并将势力范围向西推进到了伊吾，设立了伊州。贞观十二年(638年)之后，乙毗咄陆可汗迅速向东方推进，引起了西域东部地区局势的大变动，原来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的高昌国也倒向了乙毗咄陆可汗，转而与唐朝为敌，图谋联手攻击伊州。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唐太宗毅然发动了对西域的战争，驱逐了乙毗咄陆系西突厥在西域东部的势力，消灭高昌国，并在高昌、北庭等地设置了西州和庭州，与伊州一起推行与内地相同的制度。唐太宗还不顾大臣的反对，在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戍西域，将唐朝的势力范围推进到了西域东部地区。

　　在对西域的战争中，唐太宗始终坚持支持泥孰系西突厥的政策，当泥孰系西突势力逐渐强盛，打败乙毗咄陆系西突厥之后，与唐朝的矛盾很快就激化了。泥孰系乙毗射匮可汗与唐朝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分割原来由乙毗咄陆系西突厥控制的地区这个问题上，当乙毗咄陆可汗败亡之后，唐太宗希望通过双方结姻的形式，得到对塔里木盆地诸国的统治权，提出以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5国作为聘礼，但被乙毗射匮可汗拒绝。贞观廿二年(648年)，唐太宗发动了针对乙毗射匮可汗的昆丘道行军，并扶植原乙毗咄陆系的阿史那贺鲁叶护作为西突厥十姓故地的统治者。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较之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唐太宗未及对西域事务作出最后安排，就过早去世了。唐高宗(649-683年在位)继位之后，改变了唐太宗的西域政策，将被唐太宗俘虏至长安的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国王都送回西域，并任命滞留长安的高昌王的弟弟麴智湛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担任了西域最高军事、行政首脑。但是由于唐朝在西域的行政设施有欠完备，军事力量也非常薄弱，已经担任了唐朝瀚海都督的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很快就发动了叛乱，使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甚至面临着完全退出西域的危险。经过7年的战争(651-658年)，唐高宗最终平定了西突厥，并在波斯以东原西突厥统治的地区设置了众多羁縻都督府、州，初步完善了唐朝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形成了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此后虽然由于吐蕃和大食的介入，西域局势屡经变动，唐朝在西域的军事、行政组织设施以及羁縻府州的具体设置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动，但是直到8世纪末年唐朝退出西域，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7世纪中叶建立的这种统治结构一直是维持西域社会秩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唐朝对西域的长期统治，使西域社会摆脱了西突厥各派长期混战的局面，促进了西域各国生产的发展，从而为陆路交通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物质保障[13]。

　　3.沙漠丝绸之路概说

　　所谓沙漠丝绸之路，是指由唐朝都城长安出发，通过我国今甘肃、青海、新疆地区，经中亚通往中东及东欧地区的通道。大体上可以根据敦煌为界，将这条道路分为东西两段。

　　沙漠丝绸之路的西段，约略相当于上文裴矩《西域图记》记述的由敦煌通往西方的中道和南道。随着东西交往的发展和人们地理知识的丰富，唐代对陆路丝绸之路西段的了解和记载远远超过了隋代。如根据唐朝初年著名的玄奘的经历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详细记录了波斯以东的西域各国及天竺各国的地理情况[14];唐德宗朝宰相贾耽(730-805年)撰写的《皇华四达记》[15]和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16]，都详细记载了葱岭东西，尤其是葱岭以东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道路状况和由唐朝设置的烽燧馆驿;而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道里邦国志》也记叙了巴格达北通中亚，南达印度的道路状况，其中从怛罗斯到热海南岸的拔塞干城的道里和沿线诸城绝大部分与贾耽记载的路程相符合[17]。[Îâð1] 此外如唐朝初年义净所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开元十五年(727年)新罗僧人慧超记述自己巡礼天竺诸国经历的《往五天竺国传》[19]、8世纪中叶唐朝名相杜佑族侄杜环记载在中亚、西亚各地见闻的《经行记》等有名的地理著作[20]，也大大丰富了沙漠丝绸之路西段的内容。

　　东段指由唐都长安连接敦煌的道路。从长安西通敦煌的路线分为南、北路和青海道等三条通道。

　　南路的大体走向是长安→咸阳→扶风府(今陕西凤翔)→陇州汧源县(今陕西陇县)→陇山，转而沿陇山西南行，经清水至秦州(治上邽县，今甘肃天水)西行，经伏羌县(今甘肃甘谷)→渭州襄武县(今甘肃陇西)→渭源县→临州(治狄道县，今甘肃临洮)，转而北上至兰州(治金城，今甘肃兰州市)，由庄浪河北上，经广武县(今甘肃永登)→凉州昌松县(今甘肃古浪)，至姑臧县(今甘肃武威)与北道合，西行经删丹(今甘肃山丹)→甘州(治张掖县，今甘肃张掖)→肃州(治酒泉县，今甘肃酒泉)→瓜州(治晋昌，今甘肃安西)等地至敦煌。

　　北路从西安出发，经奉天(今陕西乾县)→邠州(治新平，陕西彬县)→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平凉弹筝峡，转而向北，经原州(治平高县，今宁夏固原)至石门关，由此向西，经会州(治会宁，今甘肃靖远)，自乌兰关渡黄河，西北行至凉州姑臧，与南道合，至甘州→肃州→瓜州→敦煌。

　　青海道从兰州或临州西行，经河州(治枹罕，今甘肃临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市)，转而西北行，渡大通河，越大雪山(祁连山)，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删丹县，与北道合，至甘州→肃州→瓜州→敦煌。

　　青海道还有两条支线，或自鄯城经青海湖北岸，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至大柴旦，北上经当金口至敦煌，或自鄯城过赤岭(日月山)，沿青海湖南岸至吐谷浑国故都伏俟城，沿柴达木盆地南缘，经都兰、格尔木，西出阿尔金山至新疆若羌，与裴矩所载南道合[21]。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长期努力，上述道路已可由考古遗存标志出来[22]。

　　4. 吐蕃、泥婆罗道的开辟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古代印度的文化交往，就构成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陆路通道主要是经由裴矩记载的中道或南道，不仅路途迂远，而且非常危险。较著名者如法显，在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年)从长安逾陇山西出，经河西走廊达敦煌，度流沙，西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境)、焉夷(今新疆焉耆)，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西跨葱岭，入北天竺，游历天竺诸国后，由海路返回。贞观初年唐玄奘西行取经，也由河西达玉门关，越莫贺延碛，西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库车)→跋禄迦(今新疆温宿)，北跨天山，经热海(伊色克湖)至素叶水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玛克)，向南经中亚诸国，跨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入天竺。玄奘归途则是由所谓南道，越葱岭，经于阗返回。

　　由于传统道路自然环境恶劣，须“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有“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23]，被行人视为畏途。在唐代，随着吐蕃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发展，新开辟了一条由西藏经尼泊尔(泥婆罗)至印度的通道[24]。据记载，这条道路大体走向是由上述青海道河州北渡黄河，经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鄯城(今青海西宁市)→青海湖，转而西南行，大致经都兰、格尔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进入今天的西藏，进而经安多、那曲，进抵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进入尼泊尔，并进而抵达中天竺。近年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县城以北约4.5公里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的摩崖石刻《大唐天竺使出铭》，明确记载“显庆三年六月”，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经“小杨童之西”出使天竺的经历，为进一步研究吐蕃泥婆罗道的具体路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5]。

　　《释迦方志》称这条道路为东道，且置于唐朝由陆路通印度的三条通道之首。并在“泥婆罗国”下称“比者国命并从此国而往还矣”[26]。《佛祖统记》也胪列了由唐朝通往印度的各条道路，并在“尼(泥)婆罗”下注称“其国北境即东女国，与吐蕃接。人(?)来国命往还，率由此地。唐梵相去万里，自古取道迂回，致成远阻。”[27]。最可注意的是，两处都特别声明，唐朝官方使臣往来天竺是由吐蕃泥婆罗道。《佛祖统记》的注文可能出自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由许敬宗领衔主编，在玄奘《大唐西域记》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基础上编撰的《西域志》(或称《西国志》)，两相比较，《释迦方志》关于吐蕃泥婆罗道的记载，很可能就是来源于《西域志》或《中天竺国行记》[28]。

　　“近而少险阻”，是唐朝初年官方使臣选择这条道路的最主要的理由。至少唐使王玄策前后三次出使天竺，都是取吐蕃泥婆罗道。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唐使李义表由长安出发，送天竺使返国，同年十二月抵达摩伽陀国，只用了不足10个月时间。而同一时期僧人玄照自中天竺归国，“以九月而辞苫部(中印度奄摩罗跋国国王)，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29]。只用了区区5个月的时间。较之跋涉沙碛，翻越天山的传统沙漠道，新开辟的吐蕃泥婆罗道确实是一条便捷、安全的通道。这条道路在贞观年间成了唐朝与天竺交往的一条最重要的通道。

　　除了官方使臣之外，唐朝初年前往印度求取经像的唐朝僧人，也大多选择这条道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贞观十五年(641年)至武后天授二年(691年)近50年间57位僧人赴印度求法的经历，其中确知经由陆路者21人，3人所经具体路线不详，8人取传统道路经新疆、中亚至印度，10人取吐蕃泥婆罗道(其中3人经传统沙漠道去，归途取吐蕃泥婆罗道)。如果考虑到7世纪中叶以后唐与吐蕃交恶，经由吐蕃境内的道路受到严重影响这一事实，将时间范围限于社会环境较为正常的7世纪中叶前后的话，则确切知道贞观十五年至麟德二年(665年)间前往印度的僧人共8人，其中只有1人取传统道路，其它7人全部取道泥婆罗[30]，可见这条道路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唐朝西域羁縻州，并且在青海大非川大败唐军，吐蕃泥婆罗道断绝。这条道路开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佛教经典之外，印度绘画、雕塑、造糖以及植物都在这时通过吐蕃泥婆罗道源源不断传入了唐朝，有学者认为，甚至中国造纸术也是通过这条道路传入印巴次大陆的。[31]

　　5.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由漠北通往西域的通道，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突厥汗国是6世纪中叶由突厥人建立的游牧政权。在最兴盛的时期，突厥汗国统治了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的欧亚内陆广大地区，使许多较小的草原或森林居落，以及被荒漠隔开的相对孤立的绿洲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突厥的烙印，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久已存在的联系。尽管统一的突厥汗国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而且汗国内的各个属国实际上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是突厥的统治却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汉、唐等朝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称谓中所起的重大影响一样，在西方，突厥的名称甚至取代了旧有的“斯基泰人”的称呼，在许多世纪中，成了“野蛮人”的通称。反映出突厥政权在东西交往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在突厥人之前，丝绸之路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的边缘地带进行的，当时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而通往罗马的道路则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波斯人长期都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并得到了丰厚的收益。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显著的特点是，这种贸易是通过“转手”的方式进行的，买方与卖方往往并不是商品的直接消费者或生产者。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贸易物品在流通过程中一次次地在大的商业集散地“转手”，然后陆续转入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中间环节不仅意味着生产者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作为中介的波斯人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得到的利益越多，对突厥或拜占廷利益的损害就越大。对波斯人而言，尽量维持丝绸之路贸易的原有格局，是保持自己优势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对于罗马人和突厥人来说，当务之急则是改变丝绸之路贸易被波斯人控制的局面，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罗马人和突厥人共有的改变丝绸之路贸易原有状况的强烈愿望，对唐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罗马和突厥都进行了一些尝试，摆脱波斯人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当时的罗马通过海上交通也可以进行丝织品贸易，可是由印度启航的丝绸贸易船大都是在波斯的港口停泊登岸，为此，查士丁尼(Justinian Ⅰ，527-565年在位)皇帝曾经与阿拉伯沿海的航海人联系，建议他们从印度的港口直接运送丝织品，他还努力将蚕引进了罗马。在海上贸易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罗马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与此同时，突厥人也力图改变由波斯人控制丝织品贸易的局面，派遣由粟特人组成的商贸使团出使波斯，请求得到在波斯境内自由出售丝织品的允诺。波斯人不但拒绝了突厥的要求，而且在突厥使团的食物中投放毒药，毒死了突厥使臣。这次事件导致了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也促成了罗马与突厥人之间的直接贸易活动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32]。

　　这条道路是在波斯以北，穿越碱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当时主要的线路大概有两条，一是由锡尔河出发，通过碱海的北岸，另一条是沿着阿姆河，通过碱海南岸，两条线路一般是在乌拉尔河口附近的地方会合，然后通向伏尔加河。从伏尔加河开始，或者沿着顿河和黑海北岸到达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道路应该就是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记载的新“北道”，即所谓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这条道路虽然不如从波斯通往罗马的道路那样便捷，但是在经由波斯的通道被阻塞之后，它的开通恢复了东西方间的交往，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突厥汗国则在新北道的开通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新北道开通之后，突厥与罗马之间频繁的使节往还，说明了这条道路在当时的重要作用。据近代学者研究，拜占廷帝国只有在突厥汗国时期才对远东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而在此之后，西方对东方的记载却明显地减少了，只是到了六百多年以后的蒙古时期，希腊和拉丁记载中有关东方的内容才又逐渐增多起来[33]。这个事实突出地证明了突厥人不仅对当时的东西方之间的了解和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在唐代继续得到了发展。前苏联学者在北高加索西部库班河上游莫谢瓦亚·丘巴尔卡墓葬群发掘出了八世纪产于唐朝的大量丝绸、帐历性质的汉文文书片断，和以“唐人牵马图”为内容的绢画等文物，出土遗物证实了这条道路的存在，而且表明唐朝商贾的足迹至少已经到达了北高加索地区[34]。

　　如果说突厥对草原丝绸之路西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话，唐朝的统一则是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一和在西方的进展，草原路的交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唐朝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臣服唐朝，贞观廿一年(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置6都督府7州，并给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35]回纥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所谓“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干道，此外经由居延海和唐朝北庭也有通往漠北草原的道路。

　　参天可汗道与贾耽记载的通四夷七道之一的中受降城入回纥道约略相当。大体走向是由长安北上至丰州，西北行经鸊鹈泉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至回纥牙帐。要之，这条道路是经乌兰泊，循翁金河北上至鄂尔浑河流域的道路。

　　居延海道从汉代以来就是重要的南北通衢。具体路线是由甘州(今甘肃张掖)北出合黎山口，循张掖河(额济纳河)北上，至居延泽，复北行抵花门山堡(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敖包图)，东北行与参天可汗道合，至回纥牙帐。

　　早在北朝，北庭通回纥汗庭道就是由漠北突厥汗国通往西域及天竺的重要通道，唐朝统一西域地区之后，这条通路的战略意义更显重要。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唐朝击东突厥，以朔方总管王晙自南徂北，奚、契丹率部由东而西，另由拔悉密部从北庭东入，合击漠北突厥牙帐，所行即北庭通回纥道[36]。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被吐蕃攻占，河西走廊及青海道都被阻塞，官方使臣、僧侣、商贾往来西域，都须取道回纥，这条道路更成了由陆路通西域的唯一通道。其大致走向为自北庭西出，经蒲类县(今新疆奇台县)北行抵北塔山，转而沿山东行，越阿尔泰山，东北行至回纥牙帐，整个行程约三千里[37]。

　　6.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

　　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使张骞历尽艰辛从西域回到长安。在向汉武帝提供的报告中，张骞提到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曾见到邛竹杖和蜀布，据称这些四川的特产是大夏的商人自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印度)转贩至大夏的，张骞根据地理方位猜度，印度应去蜀未远。向汉武帝建议开通自西南经印度通大夏的道路，以避开羌人与匈奴的阻滞[38]。张骞的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由此引发了汉朝历时多年开通西南通道的行动。虽然由官方派出的使臣们最终没能由西南到达印度，但是此举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使从西南通往西域的道路第一次进入世人的视野。

　　历东汉、魏晋，西南通道见于僧传者渐多。约在4世纪后半叶，冀州僧人慧睿少年出家，游学四方，行至蜀西界，被人掠为牧羊奴，有商客见他精通经义，以金赎身，再著缁衣，遂“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39]，慧睿自蜀地向西进入印度的道路，就是汉武帝搜寻多年未果的西南通道。又据义净记载，唐初东印度有支那寺遗址，“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呾罗，唐云天子也——原注)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原注)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据内容分析，这些僧人进入东印度的年代当在3世纪后半叶[40]。则在慧睿之前，就已有大批僧人沿此道前往印度。晋常璩《华阳国志》也记载永昌郡境内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41]。永昌郡在今云南西南部，身毒就是印度，则印度古代居民也有移居云南境内者。

　　入唐以后，随着与古代印度交通的发展，西南丝绸之路更加繁荣，记载也明显增多。不仅一些著名的僧传作品，如《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都记载了这条道路[42]，而且官方地理书中也正式记载了这条道路的情况，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在注释“牂牁”时，就曾“检《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书的记载，详细记载了西南丝绸之路的状况[43]。《南方志》未见著录，但《括地志》则是唐朝初年由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泰主持修撰的大型地理书[44]，而且慧琳称“诸地理书”，则当时记载这条道路的地理书当不在少数。此外，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之“安南通天竺道”中，也详细记录了这条道路的情况[45]。据称，咸通中(860-874年)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通五天竺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曾在唐朝宫廷供职，“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此僧被怀疑为奸细，抓到成都之后，“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46]。则在沙漠道、吐蕃泥婆罗道、草原道等陆路交通线衰落之后，西南丝绸之路仍然是联系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的重要通道。

　　大体上来说，西南丝绸之路可分为两段，一为川滇段，一为滇缅段。川滇段分为两道，北道为牦牛道，即从成都西出，经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黎溪→大姚→大理;南道为石门道，由成都南下，经彭山→乐山→宜宾→豆沙关→昭通→威宁→曲靖→昆明→大理。滇缅段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大理出发，经保山→腾冲，进而西至缅甸密支那，前往东印度;一从大理出发，经保山→龙陵→瑞丽，进入缅甸，至东印度。此外进入缅甸之后，还可由伊洛瓦底江泛舟南下入海，经海路前往印度。

　　第二节 唐朝与中亚诸胡国的交往

　　这里说的中亚诸胡国，是指唐代葱岭(帕米尔)以西，波斯以东，大雪山(兴都库什山)以北，碎叶水(楚河)以南的地区。这一地区在唐代以前由西突厥控制，唐朝灭西突厥汗国之后，在这里设置了羁縻都督府州，但仍然保持了各国统治者原来的地位，实行了与突厥类似的限于名义的统治方式，与唐朝关系相当密切。

　　唐玄奘在贞观初年曾途经中亚诸国，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明确将共同处于突厥统治之下的中亚诸国分成南北两个地区，铁门关以北是以河中地区为中心的粟特地区;铁门关以南，则是所谓的吐火罗地区。玄奘将前者称作“窣利”(即粟特)，后者为“覩货罗(即吐火罗)国故地”[47]。这种区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葱岭以西、波斯以东中亚诸国的人文和自然状况，是唐朝初年比较流行的看法[48]。如稍后于玄奘的义净(635-713年)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成书于武后天授二年，691年)中叙述玄照西行求法的行程时，称玄照“途经速利(即粟特)，过覩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49]。同作者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与上书同时)中，也将“覩货罗、速利(即粟特)国等”与“北方诸胡”对举[50]。所谓的“覩货罗国”或“速利国”，并不是指两个独立的政权，而是代称西突厥政权统治下的西域的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由于这两个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别，所以玄奘明知它们同属突厥势力范围，但还是将粟特与吐火罗地区的分界点铁门称作“突厥之关塞”[51]。以下分别叙述这两个地区与唐朝的交往。

　　1.与粟特诸国的交往

　　《新唐书·西域传》描述了粟特诸国之一的何国屈霜你迦城(Kusanik)，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52]这里说的“婆罗门”就是古代印度的代称。“波斯”是指波斯萨珊朝政权。“拂菻”指拜占廷政权。这条记载突出说明了处在中国、印度、波斯、罗马等古典文明交汇之地的粟特诸国的特征。粟特地区与古代中国历朝政权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绘制“中华古帝”，表明了它与中华古文明的久远联系;自6世纪中叶以后，粟特诸国被突厥征服，成为突厥汗国的属国，所以同时描绘了突厥君主的画像;而这里又是印度、波斯、拜占廷诸古代文明向东方传播的重要中继站，故而这些国家君王的画像也堂皇地绘在了何国的重楼之上。

　　粟特(Sogdiana)很早就见于汉文载籍，《后汉书》作“栗(粟)弋”，《三国志》作“属繇”，此外还有“窣利”、“速利”等异译。在唐代，粟特主要是指热海以西，波斯以东，楚河以南，铁门关以北以锡尔河和阿姆河为中心的地区及生活在这一地区(或曾经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及其后裔[53]。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传统，粟特人很早就以经商为业，“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在到”。“生子必以石蜜纳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黏物”[54]。与犹太民族在西方历史上承担的作用类似，粟特人也在东方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贸迁有无的商业民族的角色[55]。

　　唐代粟特地区以康国(Samarkand)为中心，形成了主要由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国组成的所谓“昭武九姓”国。昭武九姓国是粟特及周围地区土著政权的主体。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康国和曹国与唐朝通贡，自此联系不绝，但是粟特地区仍在西突厥政权的统治之下。贞观元年(627年)以后，西突厥爆发内战，严重阻碍了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与唐朝的贸易往来，对以兴贩贸易为业的粟特诸国影响尤大。贞观五年(631年)，康国请求“内附”唐朝，即建立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唐太宗认为招来绝域，追求声威远播的虚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况且一旦接受内附，就要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如果康国有难，在道义上就不得不出兵相救，结果只能“劳百姓以取虚名”，拒绝了康国的要求[56]。粟特诸国远在葱岭以西地区，而唐朝势力这时还没有进入西域，康国请求“内附”，只能理解为在西突厥长期内战的情况下，康国为了维持与东方的贸易关系，请求唐朝承担保护丝绸之路贸易的责任，这次事件表明，兴贩贸易对粟特诸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唐朝最终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在西域各地建立都督府、州，在粟特及邻近地区至少设置了康居都督府(以康国置)、大宛都督府(以石国置)、佉沙州(以史国置)、安息州(以安国置)、木鹿州(以东安国置)、南谧州(以米国置)、贵霜州(以何国置)、休循州(以拔汗那国置)等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以各国国王为都督或刺史，进一步密切了与粟特地区的关系。此后，唐朝曾封康国王咄曷为钦化王、以西曹国王哥逻仆罗为怀德王、石国王莫贺咄吐屯为顺义王、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米国国君为恭顺王，并曾改史国为来威国。安史之乱以后，边兵内调，吐蕃占据河陇，大食势力也在中亚逐步立住了根基，粟特诸国与唐朝的政治关系由密而疏。

　　粟特诸国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粟特本土与唐朝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在唐朝境内广泛分布的粟特移民点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的重要作用。粟特人经商的范围遍及中亚及东亚、北亚各地，为了保障商队的安全，为经商活动提供便利，他们在交通要冲之地设立了驼队棚舍和一些自我保护性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初期临时性的过客变成了停居的侨民，而驼队棚舍的所在地也就相应地成了粟特侨民的聚落[57]。本世纪初以来，在新疆各地发现的粟特语、于阗语、中古波斯语和“据史德语”以及汉语、藏语、佉卢文尼雅俗语等资料表明，至少在七八世纪时，在今新疆境内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于阗、且末、若羌、据史德、拨换、龟兹、焉耆等地，都普遍有粟特人存在[58]。根据近年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六七世纪时，在高昌就已经有了著籍的粟特人，《唐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残文书中，存户主名46人，其中属于粟特姓者24户：计康姓10户、安姓6户、曹姓4户、何姓2户、石姓2户;属于其他胡姓者4户：白姓2户、竹(竺)姓2户;汉姓只有18户。有些姓名如安浮?台、康?延、何无贺?、石浮?盆、石浮?满、曹莫盆等都是典型的胡风名字。这件文书表明了唐西州粟特聚落的存在，而且“崇化”这个名称，也与这个乡作为粟特胡人聚居地不无关系[59]。

　　自西州东行，在今甘肃敦煌、河西、内蒙古、辽宁等地也存在大量的粟特人聚落，尤其是敦煌从化乡的情况，与西州崇化乡性质略同，但更为典型。敦煌所出天宝十载(751年)敦煌县从化乡科差簿残卷，登记了从化乡居民236人，其中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粟特姓氏占总人数的九成以上，而在他们中有四成以上仍然以粟特语起名。在8世纪中叶，虽然农业生产在他们的生业中已很重要，但是商业活动仍然占相当的比重，而他们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作为商业交易的中介人来维护粟特人的利益[60]。

　　近年在各地发现的粟特金银器皿，为粟特人在唐朝各地的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据。1963年春，在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了一批银器，其中有1件“圈足，圆口，腹部十二曲”的银碗，碗底正中有阴雕长角鹿图案[61]。这种图案在七八世纪粟特器物上较为常见。更重要的是，在银碗的口沿下有一行粟特文铭文，意为“祖尔万神之奴仆”，可知是粟特火祆教徒使用的器物。1990年在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出土了6件银器，其中有一个碗上的铭文被识别为粟特文，意为“这件器物属于得悉神……达尔玛特神，银重30斯塔特”[62]。1975年，在内蒙古昭盟敖汗旗1号墓发现了一批金银器，其中有鎏金银壶1件，鎏金银盘1件，椭圆形银杯1件，带柄银杯1件，银勺1件。这是有组合关系的一套餐具，在唐代金银器皿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同类器物。这组器物中，最有特点的是带柄壶和带柄杯。带柄壶捶揲成型，壶身扁圆，口部有流，略似鸟形。束颈，鼓腹。圈足呈喇叭形，底缘以联珠环绕。壶柄上端起自口部，下端止于中腹，呈弧形。最奇特的是，壶柄上端与口缘相接处立一胡人半身像。带柄杯呈扁圆形，口部两端上翘。束颈，鼓腹，圈足外侈。腹部有环形柄，上加椭圆形指垫。在中国传统器形和唐代金银器中还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器物。据研究，这组器物属于粟特银器，时代在公元7世纪下半到8世纪上半叶，较墓葬年代为早[63]。这组器物的发现为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和粟特人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粟特商人甚至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将中国的商业制度带到了粟特本土。在粟特语中，tym这个词指“店铺、商栈”，而在现代塔吉克乌兹别克语中，这个词是指“有棚盖的巴扎(集市市场)”或“发售布匹的客栈”，在穆斯林著作中，意思也基本相近。据研究，该词应该就是汉语“邸”或“店”的音译。吐鲁番文书中有“取当县群牧、庄坞、底(邸)店及夷胡户”的记载[64]，唐营州都督宋庆礼也曾“招集商胡，为立店肆”[65]，可知“邸”或“店”是唐代的习称，而来源于这一称谓的tym则一直延用到了10世纪以后[66]。

　　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唐朝文化艺术也对粟特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5-1971年之间，前苏联学者对康国故城(Afrasiab)宫廷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在发现的30多间居址中，以1号室的壁画保存最为完整，壁画年代为7世纪末至8世纪初期的15年间，约略相当于唐高宗朝至玄宗开元初年，这些壁画反映了粟特地区与唐朝密切的文化联系。

　　西壁主题为诸使献礼图，其中数人为唐装使臣，有一人手托织物三叠，一人手托丝。人物头戴唐初盛行的幞头，身著窄袖长身袍，系腰带，垂鞶囊，佩长刀，是典型的唐初官吏形象。

　　北壁正中绘一河流，将画面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西侧为唐装仕女泛舟图，东侧为唐装骑士猎兽图。泛舟图绘二艘红色小舟，其中一艘凤舟上有十女子，正中突出位置为一贵妇，由五名贵妇簇围。船首一红衫侍女持竿、船尾一红衫侍女划桨，近船尾有二女乐弹奏。泛舟图画面可与敦煌莫高窟55窟相比较。居中贵妇与身边五位贵妇均梳双鬟髻，可与吐鲁番所出绢画仕女发型相比较。划船仕女著窄袖小衫，裙腰高束，与莫高窟初唐329窟女供养人服饰略似。女乐所持乐器之一为筝(或琴)，可与敦煌莫高窟初唐220窟及盛唐127窟之筝比较。骑士猎兽图主要表现数名骑士狩猎的场面，骑士或持枪、或弯弓，形象威猛勇武，服装与西壁唐使所著相同，马及猛兽的形象也可以在莫高窟壁画中找到类似的形象。

　　东壁残损过甚。南壁为支汗那人出行图。与莫高窟156窟“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中的马队、驼队和贵妇出行场面以及420窟西域商队图中的驼队比较，可见其线条勾勒与中国壁画相似[67]。

　　此外，在泽拉夫善河上游，距撒马尔罕(Samarkand)70公里处的品治肯特Ⅵ号遗址42居室的8世纪壁画中，也发现了唐装女乐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同遗址13号室还发现了乐人手中所持的排箫。排箫起源于中国内地，它的发现表明在西域胡乐对唐朝音乐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中土音乐也对西域音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8]。

　　此试将粟特诸胡国向唐朝遣使情况列表如下：

　　粟特诸国遣使唐朝表[69]

　　2.与吐火罗诸国的交往

　　唐玄奘将吐火罗诸国称作“覩货逻国故地”，谓此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厄葱岭，西接波剌斯(波斯)，南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北据铁门”。玄奘所记，吐火罗国故地分为27国，但实际上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29国[70]。在唐朝初年，这里与粟特地区一样，是西突厥汗国的属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长子呾度设驻在活国(Warwaliz)，“管铁门已南诸小国”[71]。西突厥灭亡之后，唐朝于显庆三年(658年)和龙朔元年(661年)在这一地区设置都督府州，唐朝载籍将设置州县的使节称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72]，但是唐朝设置州县的“吐火罗道”与玄奘所载“覩货逻国故地”已有所不同。玄奘记载了29国，唐朝设置州县者只有16国。唐朝在各国设置都督府如下：吐火罗国设月氏都督府、?哒国设大汗都督府、诃达罗支国(即谢?)设条支都督府、解苏国设天马都督府、骨咄施国(即骨咄)设高附都督府、罽宾国设修鲜都督府、帆延国设写凤都督府、石汗那国设悦般州都督府、护时犍国设奇沙州都督府、怛没国设姑墨州都督府、乌拉喝国设旅獒州都督府、多勒建国设昆墟州都督府、俱蜜国设至拔州都督府、护密国设鸟飞州都督府、久越得犍国设王庭州都督府、波斯国波斯都督府。都督府下各设州若干，州下设县，此外还设置了军府系统，共设都督府(或州都督府)16、州72、县110，折冲府126。

　　唐朝在吐火罗道的名义之下设置都督府的诸国中，有些没有被玄奘列入覩货逻国故地，如诃达罗支、罽宾、帆延等就属于这种情况[73];有些不见玄奘记载，如乌拉喝国即属此例[74];而所谓的“波斯国”，则是由逃奔吐火罗故地的波斯末代国王之子卑路斯建立的流亡政权。波斯本土这时已被新兴起的大食占领。吐火罗国在吐火罗故地诸国位居首领，大约相当于康国在粟特诸国中的地位[75]。

　　吐火罗故地居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8世纪以后，随着大食的东进和吐蕃的北上，吐火罗国故地成为双方势力交汇的地方，但是直到8世纪中叶，唐朝从西域撤军为止，诸国与唐朝间的交往一直没有断绝，唐肃宗乾元(758-760年)初年，吐火罗甚至发兵与西域9国援兵东进中原，帮助唐军打击安史乱军。吐火罗军当时被编在朔方军之下。护蜜国王纥设伊俱鼻施也在乾元元年(758年)入朝，并被唐朝赐姓李氏[76]。

　　此试将吐火罗诸国向唐朝遣使情况列表如下：[77]

　　吐火罗故国遣使唐朝表

　　第三节 唐朝与天竺诸国的交往

　　由于传统的历史、文化联系，在唐朝对外交往中，天竺国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文叙述的吐蕃泥婆罗道，实际上就是为了适应唐朝与天竺往来的需要而开通的。本节主要以天竺为中心，介绍唐朝与天竺诸国及附近地区的交往。

　　1.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讲到唐代对外交通，尤其是讲到唐朝与天竺诸国的交往，就不能不提到家喻户晓的唐玄奘与根据他西行求法经历整理的《大唐西域记》。

　　唐玄奘(600-664年)，俗姓陈，名祎，河南缑氏人(今河南偃师县)，出身于儒学世家，自幼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玄奘在13岁出家为僧，先后游学洛阳、成都、荆州、扬州、相州、长安等地，遍访名师，游学请益。因感于佛教诸宗派对佛学基础理论解说各不相同，贞观元年(627年)，“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78]，踏上了西行取经求法的漫漫征途。这一年玄奘28岁。

　　玄奘从长安西出，经河西走廊，过玉门关，度莫贺延碛大沙漠，历九死一生抵伊吾(今新疆哈密县)。自伊吾向西南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经屈支(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北越天山，沿伊塞克湖西行，到达西突厥可汗的驻跸地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之托克马克附近)，复在西突厥的护送下，穿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粟特诸国，经由铁门关，进入吐火罗国故地。自此向南，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入北天竺。从贞观二年(628年)至十七年(643年)，16年间遍历五天竺诸国，访求名僧、研习佛典，在贞观十七年(644年)岁尾，经葱岭东返瞿萨旦那国(即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遣高昌俗人马玄智随丝绸之路商队上表朝廷，向唐玄宗告知自己归来的消息。在沿途各地方政府的迎送下，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时年46岁。

　　唐玄奘在印度游学多年，获致了极高的声誉。贞观十四五年间(641-642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季)举行规模盛大的法会，特别以玄奘为论主，召集五天竺各国不同宗教、不同学派的学者齐来预会。“时四方翕集，乃有万数，能议论者数千人，各擅雄辩，咸称克敌”[79]，经过18天的辩论，唐玄奘取得了胜利。“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婆提婆’(此云‘解脱天’)。”[80]归国后，玄奘带回了佛教经、律、论各类经典657部，如来肉舍利150粒，金、银、檀佛像7躯，受到了唐朝官民、僧俗人众的热烈欢迎，彦悰称叹“遗法东流，未有若斯之盛”[81]。

　　玄奘还殚精竭虑，主持了佛经翻译工作。据统计，从隋初(581年)至唐贞元五年(789年)，总计208年之间，内地总共翻译佛经492部，2743卷，而从贞观十九年(645年)至龙朔三年(663年)短短19年间，仅经玄奘翻译的佛经就有75部，1331卷。玄奘翻译的佛教经典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质量上也超迈前古，“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82]。

　　《大唐西域记》集中体现了玄奘对唐代对外交通的重大贡献。《大唐西域记》12卷，是在玄奘返回长安后，遵照唐太宗的旨意修撰的，由玄奘口述，辩机笔录而成。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初，玄奘往洛阳谒见唐玄宗，奉敕撰《西域记》，次年七月，就在翻译五部经论的同时，完成了《大唐西域记》的撰写工作[83]。如此急迫，或与唐太宗定于贞观二十一年(648年)末发起对西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急于了解西域情况有关。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在取经途中亲历和听说的138个西域国家或城邦的情况，范围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或地区，详细记录了各地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对了解和研究古代中亚、南亚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重建印度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不仅众多印度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主要依据《大唐西域记》保留的资料写成，甚至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也是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在当今印度，玄奘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玄奘本人也久已成为中印友好的化身[84]。

　　2.王玄策出使印度

　　中国古代从事对外交通活动的人最主要有三种，即僧侣、使节和商人，如果说玄奘是唐代僧侣舍身西行求法的典型的话，王玄策则是官方使节的突出代表，在唐朝与天竺诸国交往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王玄策，河南洛阳人，新、旧《唐书》无传。在贞观十七年(643年)至显庆年间(656-661年)，他至少曾三次出使天竺，对唐朝对外交通和古代中国与印度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玄策将前后出使经过写成了《中天竺国行记》，文字部分10卷，图3卷，至宋时，图、文并佚。唐高宗麟德三年(666年)，曾在王玄策和唐玄奘有关著述的基础上，由官方修成了《西域志》(或称《西域图》)100卷，文60卷，图40卷，此书也在宋时散佚。王玄策的行迹散见于唐代僧传转引以上两书的内容及官书的零星记载[85]。

　　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此前，唐玄奘至摩伽陀国(Maghadha)，叙说唐朝情状，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遂在贞观十五年(641年)遣使入唐，太宗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抚慰，尸罗逸多复遣使随唐使入朝。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太宗再命卫尉丞李义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率随从22人，送天竺使节返国。同年十二月，抵达摩伽陀国，历游天竺各地，并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七日在著名的灵鹫山勒铭留念，同年二月十一日，又“奉敕”在摩诃菩提寺立碑，二篇铭文现存于《法苑珠林》[86]。贞观二十年(646年)，王玄策一行返回长安。第一次出使，前后历时4年左右，往返都经过泥婆罗国(今尼泊尔)。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作为正使，率副使蒋师仁等三十余人再次出使五天竺。适逢尸罗逸多去世，其臣阿罗那顺发兵拒唐使，并劫夺诸国贡物，王玄策从人悉数被擒。玄策逃奔至吐蕃国，发精锐1,200人，又发泥婆罗国7,000骑，还攻阿罗那顺。经过激战，生擒阿罗那顺，斩首3,000余级，俘虏12,000人，获牛马30,000头，于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648年6月16日)回到长安[87]。

　　显庆二年(657年)[88]，唐高宗复遣王玄策出使天竺，送佛袈裟。据有关记载可知，显庆四年(659年)王玄策在婆栗阇国，国王为唐使设种种杂伎表演。显庆五年(660年)九月二十七日到摩诃菩提寺，十月一日离开此地返唐[89]。到达长安似在龙朔元年(661年)初[90]。

　　王玄策的出使活动大大推动了唐朝与天竺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首先表现在促进双方思想文化方面的了解与交流。上文所述王玄策勒铭天竺，宣扬“大唐之淳化”，当然会促进天竺各地对唐朝的了解。更可注意的是，王玄策还着意在天竺宣传道家传统经典《道德经》。据王玄策与李义表第一次奉使归来时向太宗的报告称，唐使途经迦没路国时，发现这里除了信佛，“外道”也很兴盛，于是对其国王童子王说，中国在佛教未流行前，就已有道家经典在民间广泛传布，道经如果传到迦没路的话，这里必定也会信奉。童子王于是请求得到老子像与《道德经》。太宗令玄奘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一起参详，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91]。此事虽因佛、道信徒相互争论不决而中辍[92]，但它的确是古代中印思想文化交流的一个重大事件。

　　王玄策的出使活动还促进了唐朝与天竺的文化艺术交流。第一次奉使时，玄策带画工宋法智等同行。法智等人在天竺专门从事临募佛像的工作，“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模”[93]，在长安引起了轰动。宋法智不仅画艺精湛，而且工于雕塑，麟德元年(664年)，唐玄奘临终前设斋，“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94]。王玄策从天竺带回的佛像范本不仅被广泛“模写”，而且被收藏于宫禁之中。麟德二年(665年)，东都敬爱寺佛殿内雕塑菩提树下弥勒像，“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为样”，并由王玄策本人亲自指导帖金[95]。在佛像摹本广泛传播的同时，古代印度的绘画、雕塑技法，必定也随之流布到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

　　不仅如此，王玄策的出使活动还对唐朝与古代印度及周围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归来时，尸罗逸多遣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96]。第三次出使到达摩诃菩提寺时，寺主戒龙为唐使设大会，“使人已下各赠华毡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真珠八箱，众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97]许多古代印度物产就这样随着唐使传到了唐朝境内。最重要的是，在日用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蔗糖，也与王玄策的出使活动直接相关。据称，戒日王与唐朝通使，“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98]“石蜜”就是蔗糖。印度制糖法的传入对我国糖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99]。通过以上记载，我们知道不仅蔗糖随王玄策的出使而传到了唐朝，唐朝的“绫帛”也被王玄策等人大批携往天竺。

　　王玄策的出使活动，还推动了沿途国家或地区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如王玄策第一次出使时经过泥婆罗，曾受到其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次年(647年)，泥婆罗国遣使入献波稜、酢菜、浑提葱等物[100]，泥婆罗国与唐朝通使，显然与王玄策的外交活动有密切关系。“波稜菜”就是今天的菠菜，直到现在仍是最常食用的蔬菜之一。

　　甚至人们习称的“方丈”一词，就是来源于王玄策的出使活动。据载，天竺吠舍厘国宫城西北六里寺塔，是说净名处，寺东北有塔，是净名故宅基，多灵迹，其舍由砖砌成。“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101]。

　　王玄策出使活动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3.中华文明在印度的传播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度，与其他地区一样，印度的蚕丝也是由中国传入的，在?胝厘耶的《政事论》中有cīnapatta这个字，意思是“产生在中国成捆的丝”，梵文

　　cīnāmsuka，意思是“中国衣服，丝衣服”，梵文中与“丝”有关联的物品名，大都冠以

　　cīna(支那，中国)，可知中国古代丝织业对印度的重大影响。除了丝以外，中国传往印度的还有纸和钢，印度古代没有纸，梵文中表示“纸”的字都是外来字，有学者认为梵文“asya”，就是汉文“纸”的译音。梵文表示钢的“cīnaja”，意思是“支那生”，也就是出产于中国[102]。玄奘指出，印度将桃称作“至那你”(Cīnanī，意为“中国传来的”)，“唐言汉持来”，梨言“至那罗阇弗呾逻”(Cīnarajaputra，意为“中国王子”)，“唐言汉持来”[103]。此外，由中国传入印度的物产还有白铜、磁土、茶、肉桂、黄连、大黄、土茯苓等等，种类繁颗，不一而足[104]。

　　上文提及，唐玄宗曾组织人力将《道德经》译为梵文，准备传往天竺。在谈到中国古代哲学对印度的影响时，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中国佛教“倒流”印度的问题。据载，开元年间(713-741年)，含光和尚前往天竺取经，天宝六载(747年)返回长安，后在五台山与天台宗和尚湛然谈起西域佛法流传情况，含光称，天竺有一高僧，曾向他询及天台宗创始人智?著作的情况，表示对天台教法十分钦仰，再三叮嘱含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含光称，这是因为“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愿流布也”[105]。唐玄奘也曾将《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使其在印度流传。《续高僧传》称：“《起信》一论，文出马鸣，彼土诸僧，思承其本，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其则法化之缘，东西互举。”[106]佛教倒流现象表明，唐朝对印度文化并不是仅仅限于被动吸收，而是在包括佛教在内的各个领域，对印度文化都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与倒流现象相关的，是求法僧人携住天竺的汉译佛教经典。高昌僧人智岸、彼岸法师泛舟前往天竺，中途病卒，“所将汉本《瑜珈》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矣”[107]。可知唐朝僧人多携汉经前往天竺。此仅就义净本人见闻所及者略作介绍。齐州人道希法师曾在那烂陀等地学习，“有文情，善草隶。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所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并在那烂陀矣。”当时将玄奘以前翻译的佛经称作“旧译”，玄奘翻译者为“新译”，所谓“新旧经论”，就是指新译和旧译的佛教经典。道希本人虽然在天竺病逝，但是他携来的汉经却留在了那烂陀寺。大乘灯禅师也是“持佛像，携经论”，前往天竺礼佛，在那烂陀寺“过道希法师所住旧房，当于时也，其人已亡。汉本尚存，梵夹犹列”。义净曾在那烂陀寺“检唐本”佛经，并发现了新罗僧慧业所写的《梁摄论》[108]。从义净的记载看，那烂陀寺很可能是将“唐本”佛教收集在了一处，供人们翻检。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玄奘与拘摩罗王一起晋见戒日王，戒日王谈起他听到的有关太宗李世民即位前的传闻。当李世民任秦王时(618-626年)，民间作“秦王破阵乐”，摹拟战阵动作，歌颂他的武功，这首歌舞曲在唐朝流传甚广。戒日王对玄奘提及“秦王破阵乐”，并说“闻其雅颂，于此久矣”。破阵乐迅速在天竺得以传播，可知唐朝与印度间的文化交流信息非常迅捷，而且唐朝音乐舞蹈，也曾对印度产生了影响[109]。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两处提到“汉质子”的传说。当玄奘到达兴都库什山中的迦毕试国时，有一所名叫沙洛迦的小乘寺，这里的僧众执意邀请玄奘住宿，称此寺是汉天子之子作质子时建造，玄奘来自汉地，理应住在这里。据说在迦腻色迦王时代，健陀罗国势力强盛，兵威及于葱岭以东地区，“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得到中国质子后，给予特别优厚的礼遇，在不同的季节，住在不同的地区。冬季居印度诸国，夏天住迦毕试国，春、秋两季住健陀罗国。沙洛迦寺就是当年中国质子夏季居住之所。寺内墙壁上一直保留着质子画像，“容貌服饰，颇同东夏”。历代相传，这里的僧众每到入安居、解安居时，都要大兴法会，为质子祈福树善，当玄奘到来时，仍然保持着这种习惯。东印度至那仆底国，是质子冬季居住的所在。至那仆底，玄奘称“唐言汉封”，即“Cīnabhukti”的音译，意思是“中国领地”，据玄奘记载，梨、桃等植物都是由此传往印度各地的。由于特殊的原因，“此国人深敬东土”，当玄奘到来时，大家都指指点点地说：“是我先王本国人也”[110]。以上记载与上文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载室利笈多王在东印度为汉僧建造支那寺的传说一样，反映了古代中印间密切的文化联系及中华文明对古代印度的广泛传播和强烈影响。

　　此试将天竺诸国向唐朝遣使的情况列表如下：

　　天竺诸国遣使唐朝表

　　第四节 唐朝与波斯、大食、拜占廷的交往

　　古代中国与波斯有着久远的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在唐代前期，这种联系继续得到了发展，甚至在7世纪萨珊波斯灭亡后的几百年间，唐朝仍然与波斯流亡政权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唐朝所谓的“三夷教”中，祆教是波斯的国教，而景教和摩尼教也与波斯有着密切的关系[111]。近年发现的大批波斯金银器、纺织品，以及活跃在唐朝境内的波斯人，所有这些都表明，波斯帝国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灭亡，但是与波斯的交往，仍然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内容。

　　大食兴起于7世纪。随着萨珊波斯的破灭，大食帝国就成了唐朝西邻大国，并与唐朝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尤其是在阿拔斯朝迁都东方，并日益完善内陆邮驿制度之后，更是促进了大食与中国及东方各地的贸易关系。

　　与波斯、大食不同，唐朝与拜占廷距离辽远，直接交往也并不频繁，相互间的了解往往并不真切，如《旧唐书》描述拜占廷的宫殿称：“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112]一望可知，这种描述中有非常浓重的夸张成分，但正是这种理想化的传闻，为双方增进了解，促进交流提供了强烈而恒久的动力。

　　1.与萨珊波斯的交往

　　萨珊波斯(226-651年)是伊朗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政权。萨珊波斯国很早就与中国内地的政权建立了联系。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左右，北魏遣使者韩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113]。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波斯国又与疏勒等国遣使朝贡。此后，与西魏、北周、隋往来不绝。

　　太宗贞观六年(632年)，萨珊朝末代国王伊嗣俟(Yazidjird Ⅲ)继承王位，未几，大食人开始大举入侵波斯，伊嗣俟与大食交战兵败，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1年)，逃往木禄，被人杀害。历时数百年的萨珊波斯帝国最终灭亡。此后，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避居波斯东境，在吐火罗的支持下建立了流亡政权。卑路斯向唐朝“请兵救援”，但是唐朝这时注意力集中在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无意在葱岭以西与大食直接对抗，唐高宗婉言拒绝了出兵的要求。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唐朝使臣王名远在吐火罗道大量设置羁縻都督府州时，以卑路斯所在的疾陵城设置波斯都督府，并以卑路斯为都督。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在大食的侵逼之下，卑路斯在西域无法立足，入朝唐朝，并最终客死于中土。

　　卑路斯去世之后，唐朝册立卑路斯之子泥涅师为波斯王，客居长安。高宗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背叛唐朝，与吐蕃联合攻击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以册送泥涅师为名，在途中袭击西突厥[114]。虽然裴行俭“安抚大食使”的衔号实际上只是虚有其名[115]，但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左右，泥涅师最终还是在唐朝军队的护送下回到了吐火罗。据近年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可知为了完成这次带有远征性质的护送行动，唐朝专门组织了“波斯军”，还特别颁发了《波斯军别敕》，波斯军兵员由蕃汉兵混合组成，除了兵募外，还有唐朝西州的府兵，最后是经护密送到了吐火罗[116]。泥涅师客居吐火罗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复返唐，授左威卫将军，后病死于长安。

　　至少在8世纪上半叶，萨珊波斯余部仍然在吐火罗地区活动，而且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贡使关系。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波斯流亡政权屡屡向唐朝贡献玛瑙、绣舞筵等物[117]。据《册府元龟》有关朝贡的记载统计，在此期间波斯向唐朝进献的物品主要有香药、犀牛、大象、猎豹等，甚至到大历六年(780年)，还有波斯国遣使献真珠、琥珀等物[118]。

　　波斯国残部的存在也得到了阿拉伯史料的印证，据泰伯里记载，回历110年(公元728-729年)，突骑施可汗苏禄在呼罗珊人的请求下，驱除粟特地区的大食军队，突骑施人在康国Kamarge附近的一个要塞，遭到了大食军队的顽强抵抗。为了促使守军投降，苏禄带来了伊嗣俟的后裔Khusraw。据信，Khusraw长期在吐火罗地区活动，号召恢复已经灭亡将近一个世纪的萨珊波斯的统治[119]。

　　萨珊波斯银币的流行，是中古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从4世纪起，萨珊银币就已在中国各地出现，截止1978年，至少已发现了49起，1200多枚。新疆、青海、内蒙古、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及广东等地都有发现[120]。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很惊人的。据传统文献记载，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121]。这里说的“银钱”，主要就是指萨珊银币。这里就唐代遗址中发现的萨珊银币略作介绍。

　　中国境内唐代遗存中出土萨珊波斯银币最集中的是今新疆地区。在公元7世纪高昌国末年至唐代西州时期，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中流行以波斯萨珊朝银币或东罗马金币敛葬的习俗，多数含殓于死者口中，或覆盖于两眼之上，敛葬银币多是卑路斯(459-484年)以后至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590-628年)式样，尤以库思老二世为多，有的银币铸造年代与殓葬入墓年代相距很近，说明萨珊银币的流通是很迅速的[122]。1950年、1955年、1956年、1957年、1959-1950年、1966年、1967年、1969年、1972年、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多次发现了大量萨珊朝银币，其中相当多的部分都是在唐代遗址中出土的[123]。1978年，在新疆焉耆博格达古城也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埋藏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124]。

　　新疆之外，唐代遗址中发现萨珊波斯银币的地点还有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地。西安7区30号唐墓出土2枚波斯王库思老二世和1枚约当7世纪前半期的仿库思老二世银币[125]。在长安国清寺舍利塔中，发现了7枚波斯银币，其中6枚属于库思老二世，1枚属布伦女王(Boran，630-631年)，这些银币是在天宝年间(742-756年)瘗入塔内的[126]。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第222号瘗窟时，在棺床草席下发现1枚卑路斯银币，可能是在隋末唐初，作为随葬品瘗入的[127]。1955年，在洛阳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萨珊银币16枚[128]。山西太原金胜村5号唐墓出土库思老二世银币1枚，正面圆框外右角有鸟形戳记，是大食初期东部各省加盖的戳记，这枚银币应该是在6世纪末年瘗入墓中的[129]。

　　萨珊波斯金银器对唐朝金属制造业的影响，是唐朝与波斯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内容[130]。早在五六世纪时，萨珊波斯金银器就已输入了中国各地。目前可以确定的波斯金银器皿主要有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银盘一件[131]，大同北魏墓出土银碗一件[132]，大同北魏城址出土银洗、银碗各一件[133]，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一件[134]，广东遂溪出土南朝窖藏银碗一件[135]。此外，在中国还发现过几件具有浓厚萨珊波斯风格的银器，这些器物很可能也是萨珊波斯的输入品[136]。唐代以前中国的金银器皿制造业并不发达，包括外国输入品在内，总共发现者也不过数十件而已。而到了唐代，金银器皿的数量骤然激增，已发表的出土和收藏品已近千件，与前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萨珊波斯对中国金银器皿制造业的大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唐代金银器皿中，保留了明显的萨珊风格。就器型言，唐代长杯忠实模仿了萨珊长杯的多曲特征，但是具有体深、敞口、高足等有别于萨珊波斯器的特点。在萨珊风格的影响下，唐代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纹样装饰。如萨珊器物上的动物形象多增添双翼，并在四周加麦穗纹圆框，即所谓“徽章式纹样”，这种饰样在萨珊银器上尤为常见。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所谓“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盒”和“凤鸟翼鹿纹银盒”盒盖上的翼狮及翼鹿纹饰[137]，就明显属于徽章式纹样，而这类装饰在唐代并不常见，只出现在8世纪的几件器物上，是受萨珊波斯器物饰样影响的产物。后来，这种饰样在中国器物上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首先是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形象，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宝相花之类的饰物，稍晚一些的器物则进一步取消了圆形边框，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消失[138]。

　　萨珊玻璃器对唐代工艺的影响，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较早输入中国的萨珊玻璃器是在湖北鄂城五里墩M121西晋(265-316年)墓出土的磨花玻璃碗。此后在北周和隋代的遗址中，都有萨珊玻璃器发现，在唐代遗址中发现的萨珊玻璃器主要有洛阳关林M118唐墓出土的细颈瓶，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的凸圈玻璃杯等[139]。在敦煌壁画中，可以见到85件玻璃器皿的画图，其中可以认定为萨珊波斯或罗马进口的玻璃器皿为69件，占总数的80%，可知外来玻璃器皿是很受当时人们青睐的[140]。

　　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有大批波斯人进入中国，并具备了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成为双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唐末五代波斯人李珣一家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李珣是唐代入华的波斯人后裔，即所谓的“土生波斯”。据载，当黄巢攻陷关中后，李珣的父祖在广明元年(880年)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率府率是东宫侍卫之官[141]，可知他的祖先曾经是充任宫廷侍从的波斯胡人。李珣的家族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与“香药业”的关系，一是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的弟弟李玹“举止温雅，颇有节行”， 是一位专门从事香药买卖的商人。后来以“金丹延驻”为务，因合和丹药费用不赀，晚年“家无余财，唯道书、药囊而已”[142]。李玹修炼长生之术，当与他从事药物贸易有关。不仅如此，李珣本人也写过一本名为《海药本草》的药物学著作，主要叙述唐朝的外来药物。香料和药物是唐朝进口的重要物品，而且主要由胡人经营[143]，李玹“以鬻香药为业”，李珣研究外来药物，必定都与他们的家族世代经营香药贸易有直接关系。

　　除了谙熟外来药物之外，李珣在历史上主要是以诗词知名于世。由他创作的《琼瑶集》，是已知最早的词人专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琼瑶集》原书佚，但是在《花间集》和《尊前集》这两部著作中，收录了李珣的作品，《花间集》收37首，《尊前集》收18首，除去重收者，现存李珣词共有54首。又据《碧鸡漫志》，李珣至少还创作过“倒排甘州”、“何满子”、“喝驮子”(即凤台曲)和“西河长命女”等数首作品[144]。因为具有了高深的汉文化修养，李珣以宾贡及第[145]，成为少数取得进士资格的胡人之一。李珣的好友尹鹗曾戏谑他说：“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146]可见李珣虽然诗名甚著，但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仍然被看作是波斯人。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李珣的妹妹李舜弦也是一位才情出众的女诗人。舜弦是蜀后主王衍宫中的昭仪，她创作的诗歌留传下来的有 “随驾游青城”、 “蜀宫应制”和“钓鱼不得”等，得到当时文人的赞赏[147]。李珣兄妹的事迹，为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

　　2.与大食的交往

　　大食(或称“大寔”或“多氏”)，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前，阿拉伯部落之一的塔伊部(Tayyi’)生活在与伊朗相邻的地区，波斯人称塔伊部为“Tachik”，并以此泛称阿拉伯人，“大食”就是波斯语的译音。

　　在伊斯兰兴起之前，古代中国就已经与塞姆语系的古代阿拉伯人发生了久远的联系。公元前64年，罗马人入侵今叙利亚等地区，取得了在这里久已流传的中国丝织品。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的特使甘英，也曾到达此地。叙利亚东部沙漠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汉字纹锦，更是为时人啧啧称道。这些丝织品属于公元一世纪，纹样和织入的汉字与本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属于汉代的绫锦、彩缯织物。4世纪时，罗马作家阿米亚·马赛林(Ammianus Marcellinus)曾经亲身参加过与波斯的战争，据他记载，360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沿岸每年一度的集市上，有中国商品出售[148]。所有这些例证，都表明古代中国与塞姆语系民族地区很早就有了物质文化的交流[149]。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即大食帝国消灭萨珊波斯的同年，大食王?密莫末腻的使者也第一次到达了唐朝宫廷[150]。这位大食王就是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Uthman)，?密莫末腻，是阿拉伯语Amīr almu’minin的译音，意思为“信士们的长官”，是阿拉伯人对哈里发的一种尊称，唐朝人用它来指称哈里发。阿拉伯使臣的到来，标志着唐朝与西域关系史的重大转折的开始，随着萨珊波斯的灭亡和大食帝国的扩张，大食人将逐渐取代波斯人，在中国古代东西交往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此后，随着大食势力向东、向北推进，唐朝与大食的接触日渐频繁，倭马亚朝(661-750年，即汉籍之白衣大食)及其派驻呼罗珊的总督不断派遣使节和商队与唐朝交好，开创了唐朝与西域交往的新阶段。750年，阿卜勒·阿拔斯(Abu’ l-’Abbas)灭倭马亚朝，建立了以阿拔斯朝(即汉籍黑衣大食)知名的阿拉伯政权。在阿拔斯朝统治时期(750-1258年)，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先是由大马士革东移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苦法，以后再迁到巴格达，然后又由巴格达徙至萨玛拉，每次迁都的用意都与开展与中国及东方各地的贸易关系有关。随着政治中心东移，大食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更趋密切，造纸术等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到西方的。

　　大食的东进，引发了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被大食消灭或受到大食压力的国家或政权纷纷请求唐朝的庇护，如上文提到的波斯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及卑路斯的儿子泥涅师，都曾在长安避难。甚至在将泥涅师送返吐火罗之后，唐朝与波斯流亡政权的关系还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下半叶。除波斯之外，西域的昭武九姓国和吐火罗故地各政权也都纷纷向唐朝请援，表示愿意与唐朝共同抗击大食东侵[151]。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由东而西，吐蕃由南而北，大食由西而东，三方势力在西域交汇。唐朝虽然曾在葱岭以西设立过羁縻府州，并进行过一些惩罚性的远征，但是总的来说，唐朝势力主要局限在葱岭以东的地区，并没有能够负担起保护葱岭以西中亚诸小国，抵抗大食东进的职责。

　　唐朝与大食在西域的唯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呾逻斯(Talas)之战。天宝九载(750年)，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以石国王“蕃礼有亏”，率军征讨。当唐军到达时，石国王向唐军投降，高仙芝与石国王约和于前，又背约翻脸于后，将石国王俘虏，并交给唐朝廷杀害。石国王被俘之后，石国王子引西域“诸胡国”及大食兵，与唐朝安西的军队战于呾逻斯，结果唐朝安西的军队在呾逻斯打了一个大败仗。这次战役的结果，对当时西域的形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与战前相比，大食与唐朝战后在西域的政策或实力对比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152]。但是这次战役在东西文化传播的历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战争中，大批唐朝士兵包括工匠在内被俘往阿拉伯地区，被俘的工匠中有金银匠、画匠，汉匠能作画者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有河东人乐?、吕礼[153]，而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被俘者当中还有造纸工匠，他们对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唐朝在西域丝绸之路东部沿途设立的完备的烽燧馆驿系统一样，大食帝国也在丝绸之路的西部设立了四通八达的邮驿系统，上文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就是根据9世纪时阿拉伯邮驿档案编纂而成的，书中详细记载了由阿拉伯地区通往唐朝境内的呼罗珊大道，这条道路从巴格达向东北方向延伸，经哈马丹、赖依、尼沙布尔、木鹿、安国、康国，到达锡尔河流域，再进而到达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区。完善的驿路系统保证了世界各地的物产源源不断地涌入巴格达，巴士拉学者扎希兹(al-Jahiz，776-868年)在他编纂的《商务的观察》一书中，具列了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物品，其中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甚至还有孔雀等动物。《道里邦国志》也记载了中国输入阿拉伯地区的货物，计有白绸、彩缯、金花锦、瓷器、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等[154]。

　　与波斯类似，在阿拉伯文中，由中国传入或与中国有关的物品大都被冠以“sini”(中国的)，如肉桂作“dar sinī”，姜作“zajabib sini”，玫瑰作“ward sinī”，治头痛药作“shah sini”，烧制陶器的高岭土作“khaki sini”等等。凡是从中国传入的物品，大都被赋予了神奇的特性，如白铜(即“鋈”)，阿拉伯语作“al-kharsini”意思是“中国铁”或“中国箭簇金”，被认为是一种产于中国的罕见的金属，据称用这种金属制成的箭簇含有剧毒，中人即死;用它做成鱼钩，不会使海里的任何生物挣脱;铸成铜镜可以避邪;制成钟铃，可以发出响亮的乐音。著名的阿拉伯炼丹术士哈伊延·本·扎比尔(Hayyan b. Jabir)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中国铁之书》的著作，专门论述这种金属[155]。与流行于唐朝各地的许多外来物品一样，这些从中国传来的物品已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自身固有的价值，成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的物品。

　　唐代最早亲历阿拉伯地区，并留下完整记录的是唐朝使节达奚弘通。《中兴书目》著录《西南海诸蕃行记》一卷，并解释称：“唐上元中(674──676年)，唐州(治今河南泌阳)刺史达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几(凡)经三十六国，略载其事。”[156]达奚弘通出使事无考。此赤土即马来半岛西部吉打(Kedah)南部之地，虔那可还原为Kana，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Bandar Hisn Ghorah地方[157]。虽然此书全佚，但在残留的记载中保存了唐朝使臣直航阿拉伯的宝贵记录。

　　来华的大食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唐朝境内，具备了很高深的汉文化修养。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唐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国人李彦升，次年，李彦升宾贡及第，成为唯一取得进士资格的大食人[163]。

　　在与唐朝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大食的器物也传入了中国。唐代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伊斯兰玻璃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在罗马时代玻璃制造业曾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当欧洲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后，玻璃制造也随之衰败。阿拉伯人在7世纪占领地中海东岸地区之后，继承了罗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使之发扬光大，形成了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伊斯兰时代。近年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约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为研究伊斯兰玻璃器和唐朝与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研究，这些玻璃器除了一件茶托属于典型中国器型，数件素面盘无法确定产地外，主要都属于伊斯兰早期玻璃器。根据其装饰工艺的特点，这批玻璃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1件贴花盘的口瓶，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型。使用了伊斯兰早期地中海东岸非常流行的贴丝和贴花等热加工装饰工艺。第二类为6件刻纹蓝玻璃盘，使用了刻纹冷加工工艺。刻纹以枝、叶、花为主题，运用葡萄叶纹、葵花纹、枝条纹、绳索纹等装饰手段，再加上菱形纹、十字纹、三角纹、正弦纹等几何纹饰，构成了繁富华丽的图案。刻纹玻璃工艺与贴丝、贴花工艺一样，都是伊斯兰玻璃工匠从罗马继承的工艺，在伊斯兰早期曾盛行一时，但是鲜有完整器物传世。法门寺地宫的这批玻璃盘不仅完整无损，而且根据地宫帐，属于唐僖宗的供奉品，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入藏地宫，确切的时间记载更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刻纹玻璃盘中，有两件描金刻纹玻璃盘，是至为罕见的珍品，填补了对伊斯兰玻璃器认识的空白。第三类为2件印纹直桶杯，无色透明，壁面由五组花纹装饰而成，使用了模吹印花工艺，这种工艺也源自罗马，但伊斯兰模吹玻璃器器壁较厚，而且底部往往带有粘棒的疤痕。法门寺印纹直桶杯的器形和纹饰在伊斯兰早期玻璃器中是十分常见的。最后一类是1件釉彩玻璃盘。釉料彩绘是玻璃装饰工艺的一种，它是将易熔玻璃配上适量矿物颜料，研磨成细颗粒，加上粘合剂和填充料混合后，涂绘在玻璃制品的表面，然后加热而成。一般认为伊斯兰彩釉玻璃的应用是在公元12至15世纪，9世纪的釉彩玻璃非常鲜见，所以法门寺发现的伊斯兰早期彩釉玻璃就更显其珍贵[164]。玻璃器易碎难存，传世品外，很难见到完整的出土器物，法门寺早期伊斯兰玻璃器的发现，不仅为唐朝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丰富了人们对伊斯兰早期玻璃工艺的认识。

　　阿拉伯金币也随着唐朝与大食贸易交往而传入了中国。西安西窑头村唐墓出土3枚阿拉伯金币，一枚标回历83年(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一枚标回历100年(开元六至七年，718-719年)，一枚标回历129年(天宝五至六年，746-747年)[165]。阿拉伯金币外，在中国还发现了阿拉伯人仿制的拜占廷金币。如西安土门村唐墓发现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铸造时间在公元7世纪[166]。1959年在新疆乌恰县以西的深山中修路时，在石缝中发现了波斯萨珊朝银币947枚，金条13根。银币中有97枚已锈蚀残损，其余850枚中，有库思老一世2枚，库思老二世567枚，阿拉伯倭马亚朝仿制库思老二世钱币，即所谓阿拉伯-萨珊式银币281枚[167]。特别有趣的是，在宁夏固原唐代史铁棒墓(咸亨元年，670年)中，发现了1枚非常罕见的萨珊阿尔达希尔三世(Ardashir Ⅲ，公元628-630年)金币的仿制品。一般认为，仿拜占廷钱币中没有银币，而在仿萨珊波斯的钱币中则没有金币，这枚仿制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据研究认为，这枚金币应该是7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阿拉伯人部分占领萨珊波斯之后的仿制品[168]。

　　3.与拜占廷的交往

　　拜占廷是人们对东罗马帝国的别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东罗马帝国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外高加索等广阔的地域，由于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通常又将东罗马称作拜占廷帝国。拜占廷占据了中、近东大片地区，与东方交往密切，在东晋及南北朝的史籍中，以拂菻、蒲林、普岚、伏卢尼知名。不同汉译名的出现，是由于用汉语转译各种不同的东方古代语言对东罗马帝国名称Rum的译音时形成的。6世纪后半叶，以争夺丝绸之路贸易为中心，拜占廷与突厥汗国往来频繁，进一步密切了与东方的关系。

　　唐代与拜占廷的关系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据载，贞观十七年(643年)拜占廷国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大食帝国的兴起和扩张并没有阻碍拜占廷与唐朝的交往。6世纪中叶以后，拜占廷继续保持了与唐朝的联系，唐人地理著述中也时见关于拜占廷的记载，7世纪后期以后，大食人攻占了叙利亚等地，但是新罗僧慧超在他的行记中，仍然将叙利亚地区称作“小拂临”，而将拜占廷保有的领土，即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等地称作“大拂临”[172]，拜占廷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汉文文献中有关拜占廷与唐朝交往的记载较少，但是近世出土的大批文书和文物表明，作为丝绸之路西端的拜占廷帝国，在东西交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上文中指出，近年在北高加索发掘出了大量的八世纪产于唐朝的丝绸、汉文文书和唐人题材的绢画等文物，在新疆、内蒙、宁夏、陕西、河北、河南等地，都发现了东罗马金币。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文书中条列人们名义上为死者陪葬的财物，葬于墓穴中，祈望死者携带这些物品到了冥间可以通行无阻。具列的内容虽然并不是真的陪葬物品，但是它却可以反映人们当时的经济生活的内容。这类文书通常被称为“随葬衣物疏”。据研究，在公元5世纪的随葬衣物疏中，冥财的内容只开具“铜钱”若干文、或笼统地称“黄金千两”或“黄金千斤”，而在6世经中叶至7世经中叶的一百年中，冥财的内容就变成了“金钱”若干文(枚)或“金银钱”若干文(枚)，金钱不仅作为冥财，而且在高昌地区的社会生活中，还被作为寄送信件的信物使用。

　　这些迹象表明，在6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个世经中，拜占廷金币可能已经成了高昌地区流行的国际标准通货[173]。上文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之“金钱”，可以包括拜占廷金币、印度金币及其他西域金币，但拜占廷金币具有标准货币性质，它的重要性当然在其它西域金币之上。传统文献的记载恰好可与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高昌使用拜占廷金币的情况相发明。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也可以为拜占廷货币文化在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提供实物证据。

　　与萨珊波斯银币一样，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属于中国境内发现的最重要的东罗马遗物。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与和田地区曾先后发现过10枚东罗马金币(3枚为仿制品)，其中有些就是在唐代墓葬中发现的[174]。此外，在内地唐代遗址中，也屡有发现。1979年，在陕西咸阳唐贺若氏(卒于武德四年，621年)墓发现东罗马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565-578年)金币1枚[175]。1981年，在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发现东罗马金币1枚，为东罗马福克斯(Focas，602-610年)所铸[176]。1969年，曾在西安何家村唐代窑藏中发现东罗马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币1枚[177]。

　　上文中曾提到过西安土门村唐墓发现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金币，在中国内地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远不止此。西安东郊唐陈感意墓中发现东罗马阿那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491-518年)金币的仿制品[178]。西安西郊曹家堡唐墓中也发现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79]。在拜占廷金币仿制品中，以宁夏固原南郊粟特胡人墓葬中发现的金币最引人注目。1981年，在唐史道德墓(仪凤三年，678年)发现的金币可能属于东罗马皇帝差诺(Zeno，公元474-491年)金币的仿制品。1985年，在唐史索岩墓(麟德元年，664年)中又发现了拜占廷金币仿制品。1986年，在唐史诃耽墓(咸亨元年，670年)也发现了仿制的拜占廷金币[180]。在粟特胡人家族的墓地中集中发现拜占廷金币的仿制品，再次证明了粟特商人在欧亚内陆贸易交往中起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敦煌文书伯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著录有“拂临样”银盏，伯2613“唐咸通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住交割历”中也有“弗临银盏”，也表明了拜占廷或拜占廷式银器对敦煌的影响[181]。

　　随着相互交往的增多，唐朝人对拜占廷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有关拜占廷的内容甚至成了文艺创作的题材。如唐朝著名画家张萱和周昉都曾创作过“?林图” [182]，五代画家李玄应和王道求分别有“会茀林”和“茀林弟子”等作品传世[183]，而五代王商更是创作了“?林风俗图”、“?林士女图”和“?林妇女图”等反映拜占廷风俗、物产的画图[184]。现在虽然已经无从知晓当时创作这些图画的现实依据，但它的产生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东罗马已经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

　　此试将波斯、大食、拂菻向唐朝通使情况列表如下：

　　波斯诸国遣使唐朝表：

　　以上在西域各国通使唐朝表中，分为粟特诸国、吐火罗诸国、天竺诸国、波斯诸国等4个单元，分别对西域诸国向唐朝遣使情况进行了大致表述。必须说明的是，在这些表中只选择了部分西域国家，而且引用资料范围也很有限，肯定有不少遗漏。更重要的是，古代史书中对西域诸国的通使记载本身就是非常不完备的，如《册府元龟》称武德四年(641年)十月“西域二十二国并遣使朝贡”[185]，但是在现存载籍中，并没有见到有关西域国家在此时朝贡具体记载。根据现存并不完备的资料做出的统计数字，更多地只是反映出西域诸国与唐朝交往的一般趋势，而不是双方交往的实际状况。综合以上诸表可以看出，西域诸国与唐朝的通贡关系主要集中在8世经上半叶。此以盛唐玄宗统治时代(712-751年)为界，将西域诸国向唐朝遣使分为三个时期，试将各时期所占比例统计如下：

　　西域各国遣使唐朝比例表：

　　由于距离和时间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在同一时期所占比例不尽相同，但是从以上统计中可以大体看出西域诸国与唐朝交往的一般状态。自唐朝初年到玄宗继位约一个世纪，西域各国向唐朝遣使数约占遣使总数的33%;玄宗统治时代约40年，但是平均占总数约60%，而8世纪中叶以降至唐朝亡国约一个半世纪，遣使数只占到不足10%，玄宗统治时代是唐朝对外交往的鼎盛期，更是唐朝与西域陆路交通的顶峰时期。

参考文献：

　　[1]《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册，第960页。

　　[2]《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卷二八《百官志》下。在炀帝之前，北魏就曾在洛阳设立过“四方馆”。《洛阳伽蓝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三“城南永桥”称：“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卷一四九梁武帝普通元年十一月“四夷馆”下附“胡注”云：“四馆皆因四方之地为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东，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

　　[3]《隋书》卷八一《东夷传》流求国，第6册，第1825页。参见《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67页。

　　[4]《隋书》卷八一《东夷传》倭国，第6册，第1827页。

　　[5]《隋书》卷八二《南蛮传》赤土国，第6册，第1834页：“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其年十月……至于赤土之国。”《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1册，第71页：“(大业四年三月)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国，致罗刹。”较《南蛮传》后一年。《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3册，第687页本条无具体时间。此姑存疑。

　　[6]《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序，第6册，第1841页;同卷“安国”条，第1849页。

　　[7]《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波斯国，第6册，第1857页。

　　[8]佚。《通典》(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1984年)卷一九三“边防”九，第1039页“康居”;第1040页“挹怛”摘引片断内容，请参见。

　　[9]《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雒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达摩笈多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35页;同卷“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第437页作“《西域传》”。

　　[10]《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4册，第986-987页。

　　[11]裴矩的传记，见《隋书》卷六七，第6册，第1577-1584页;《北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三八《裴佗传》，第5册，第1387-1393页;《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卷六三，第7册，第2406-2409页;《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年)卷一○○，第13册，第3931-3934页。

　　[12]《通典》卷一九七“边防”一三“突厥”上，第1069页。

　　[13]本节内容主要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147-435页。

　　[14]参见下文“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15]原书久佚。残存内容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引，第4册，第1149-1151页。

　　[16]参见新疆历史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7]参见张广达先生为汉译本《道里邦国志》写的前言。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16页。

　　[18]参见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

　　[19]参见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译》(中华书局，1994年)。本书较新的整理成果还有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主编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王邦维书评中对两部书进行了比较，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0]原书佚。杜佑《通典》在“边防典”中摘引了其中部分内容，可参考。

　　[21]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1985年)第二卷“河陇碛西区”。

　　[22]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

　　[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卷五，第123页“玄奘上太宗表”。

　　[24]主要请参见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

　　[25]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铭》”，《考古》1994年第7期。摩崖石刻宽81.5，高53厘米，阴刻，24行，满行30-40字，残存222字。石刻损毁严重，但首题“大唐天竺使铭”清晰可见。

　　[26]《释迦方志》(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卷上“遗迹篇”第四，第14、50页。

　　[27]《佛祖统记》卷三二，《大正大藏经》卷四九，第315页。

　　[28]据道宣本人的跋语，《释迦方志》写作时间在“大唐永徽元年(650年)，岁在庚戌”。而根据王玄策行程，《中天竺国行记》成书最早也在龙朔元年(661年)之后，《西域志》的编撰更晚在麟德二年(665年)。依常理，《释迦方志》中不应出现后两书的内容，但是实际上除了本条之外，《释迦方志》还记叙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时(657-660年)的事迹，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我们要知道，唐人的撰述是写本，随时皆可增改，书题或序题的年月，不一定就是定本的年月，所以发现后几年的事，亦不足为异。”(见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第105页。)也就是说，《释迦方志》中的内容可能是后加进去的。

　　[2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太州玄照法师”，第10页。

　　[30]参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247-252页，附录一“求法僧一览表”。

　　[31]参见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2]本段资料见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915. 主要参见附录Ⅶ，clx-clxvi页。另请参见C. A. Macartney, On the Greek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urks in the Six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Ⅸ,London, 1944, pp.266-275。

　　[33]参见Denis Sinor, Inner Asia:History-civilization-language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1。

　　[34]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8-21页。

　　[35]《唐会要》(中华书局，1990年)卷七三“安北都护府”，下册，第1314页。

　　[36]《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16册，第5174-5175页。

　　[37]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第十五篇“唐通回纥三道”。

　　[38]《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10册，第3166页。

　　[39]《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卷七“宋京师东安寺释慧睿”，第260页。慧睿以宋元嘉中(424-453年)卒，年85岁。《释迦方志》卷下“游履篇”第五，第98页称：“宋元嘉中，冀州沙门惠睿游蜀之西界，至南天竺。”以元嘉为自蜀游历天竺的年代。疑误。

　　[40]《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支那寺”，第102-103页，并参见本条有关注释。

　　[41]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卷四“南中志”，第430页。

　　[42]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卷一○“迦摩缕波国”，第709页;《南海寄归内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卷一，第12页。

　　[43]《一切经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卷八一，第15页。

　　[44]原书550卷，佚。现有今人贺次君在[清]孙星衍辑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的4卷辑校本。见《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2年。

　　[45]《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第4册，第1152页。

　　[46]《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6年)卷一九○“王建”(出《北梦琐言》)，第4册，第1424-1425页。

　　[47]《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72-100页。

　　[48]《佛祖统纪》卷三二(《大正大藏经》卷四九，第316页)称：“唐彦琮法师云：葱岭已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大体上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4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太州玄照法师”，第10页。

　　[50]《南海寄内法传》卷一，第69页。

　　[5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第30页。

　　[52]《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何国”，第1039页所载大一体相同，可参看。

　　[53]《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72页称“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即粟特)，人亦谓焉。”大体上就是指这一地区，“人亦谓焉”是说这个词还被用作民族名称。

　　[54]《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第16册，第5310页。

　　[55]参见《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第150页。

　　[56]《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78年)卷九“征伐”第三五，第261页;《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五年，第13册，第6091页。

　　[57]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58]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157-172页。

　　[59]《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67-174页。文书录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468页。

　　[60]池田温著，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九(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220页。

　　[61]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

　　[62]据称，以上两件器物上的铭文是英国东方语言学家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博士根据摹文和铭文照片识读出的，见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

　　[63]敖汗旗文化馆“敖汗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有关研究主要参见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64]“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107页。

　　[65]《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传》宋庆礼，第15册，第4814页。“店肆”，《新唐书》卷一三○《宋庆礼传》，第14册，第4494页作“邸肆”。

　　[66]具体解说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62-263页。

　　[67]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7-165页。

　　[68]《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165-169页。参见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69]资料来源见《旧唐书·本纪》、《新唐书·本纪》;《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七二“外臣部·朝贡”，第12册，第11396-11462页;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第12册，第11431-11436页;卷九七四-九七六“外臣部·褒异”，第12册，第11441-11470页;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第12册，第11495-11507页;卷九八○“外臣部·通好”，第11510-11523页;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第12册，第11525-11533页;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2册，第11721-11725页。下文“吐火罗故国遣使唐朝表”、“天竺诸国遣使唐朝表”、“波斯诸国遣使唐朝表”资料来源相同，不另注。

　　[70]《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记“呾密”等16国，卷一二载“安呾罗缚”等13国。

　　[71]《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第31页;《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二，第963页。

　　[72]《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下册，第1323页。

　　[73]此三国分别等于《大唐西域记校注》之漕矩陀、迦毕试、梵衍那。

　　[74]参见岑仲勉“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通考”，《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第150-151页。

　　[75]《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2册，第11721-11722页载，开元六年，吐火罗国质子阿史那仆罗在给唐玄宗的诉状中说：“吐火罗叶护部下管诸国王、都督、刺史二百一十二人”，并称父祖以来，一直是谢?、罽宾、骨咄、石汗那、石匿、悒达、护密、护时健、范延、久越得健、勃特山王等“诸国之王”，“蕃望尊重”。

　　[76]《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吐火罗，第20册，第6253，6255页。

　　[77]这里说的吐火罗诸国，只限于北天竺及葱岭附近地区唐朝在“吐火罗道”设置了都督府的西域国。与上述地区相邻，但是没有包括在“吐火罗道”羁縻州之内的西域国，将放在“天竺诸国”中讨论。

　　[78]《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10页。

　　[79]《续高僧传》卷四“京大兹恩寺释玄奘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53页。

　　[80]《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第109页。

　　[81]《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二，第1042页;《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第128页。

　　[82]《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第7页。

　　[83]参见杨廷福《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玄奘生平简谱”，注[49]，第142页。

　　[84]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第120-138页。

　　[85]本节主要参考了烈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载于冯承钧编译《史地丛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又，冯承钧“王玄策事辑”，冯承钧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关于王玄策出使天竺的研究，还可参看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及尼泊尔诸问题》，《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辨》，《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

　　[86]见《法苑珠林》(海王邨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1年)，卷二九，第437，439页。

　　[87]《旧唐书》卷九八《西戎传》天竺国，第16册，第5308页。

　　[88]上文提到的《大唐天竺使铭》中有“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及“年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等残存内容，可与传世文献相对勘。

　　[89]《法苑珠林》卷四，第51页引王玄策《西国行传》;同书卷三九，第607页引《西域志》。

　　[90]《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27页在谈及佛顶骨时说：“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可证。

　　[91]《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天竺，第16册，第5308页;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太宗诏奘法师翻道经为梵文与道士辩核事”，《大正大藏经》卷五二，第386页。;《续高僧传》卷四“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55页。

　　[92] 《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卷二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下册，第679页。参见“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3页。

　　[93] 《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36页引《王玄策行传》。

　　[9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第221页。

　　[95]《历代名画记》(于安澜编《画史从书》，第1册，上海美术出版社，1963年)卷三，第50页，东都敬爱寺条。原标点作“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自内出”属上句，不句。

　　[96]《旧唐书》卷一四八《西戎传》，第16册，第5307页。

　　[97]《法苑珠林》卷三九，第607页引《西域志》。

　　[98]《续高僧传》卷四“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54页。

　　[99]参见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69-105页。

　　[100]《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第20册，第6214页。

　　[101]《释迦方志》卷上，第49页;《法苑珠林》卷二九，第434页引《西域志》。

　　[102]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143页。

　　[103]《大唐西域记校注》卷四“至那仆底国”，第365-366页。

　　[104]参见季羡林“中印智慧的汇流”，《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64-465页。

　　[105]《宋高僧传》卷二七“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下册，第678页。智?传记见《续高僧传》卷一七“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564页。

　　[106]《续高僧传》卷四“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大正大藏经》卷五○，第458页。

　　[10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96页。

　　[10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36、42，88页。

　　[109]《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五，第436页。本条下注解(第439页)说：“《秦王破阵乐》在李世民为秦王时(公元618-626年)流行于世，而戒日王于会见玄奘时闻之已久，足见当时中印之间交往频繁，消息灵通。”对此事未提出异议。季羡林先生在同书“校注前言”中，曾论及玄奘回国后千方百计讨取唐太宗欢心，请太宗作序、称颂太宗盛德诸事，指出：“他(指玄奘——引者)在印度时，戒日王问什么《秦王破阵乐》，这可能是事实;但我怀疑也是他编造的。”(第112页)两处看法略有歧异。请参考。

　　[110]《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138-139页;卷四，第367页。参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第35，47页。关于质子伽蓝的解释不同，或认为质子即疏勒王之舅臣磐，“沙落迦”即“疏勒”(Salaka)的异译;或认为“沙落迦”即《梵语千字文》之“娑罗?”(Sarag)即洛阳。详见《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40-142页注[三]。

　　[111]参见本编第四章《唐朝的外来文明》第三节“唐朝的三夷教”。

　　[112]《旧唐书》卷一九六《西戎传》拂林，第16册，第5314页

　　[113]《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于阗国，第10册，第3210页;参见《魏书》卷四下《世祖本纪》第四下，第1册，第98-99页。

　　[114]《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第8册，第2802-2803页。

　　[115]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8-100页。

　　[116]参见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荣新江“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117]《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波斯，第20册，第6259页。

　　[118]《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四，第12册，第11408，11409，11410，11411，11413，11414页;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第12册，第11415页。

　　[119]参见冯承钧译，沙畹著《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58，233页;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世纪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强权史》(C.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108-109页。

　　[120]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77-681页。

　　[121]《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3册，第691页。

　　[122]参见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1期。

　　[123]参见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李遇春“新疆吐鲁番发现古代银币”，《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考古》1966年第4期;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24]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

　　[125]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26]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127]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二文同载《文物》1998年第10期。

　　[128]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12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130]主要请参考齐东方“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131]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1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133]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134]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135]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136]主要有甘肃靖远发现的银盘和河北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银碗。两件器物的报道分别见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37]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器物线图”第205、206。

　　[138]唐代出土金银器的归属相当复杂，迄今尚未有定论。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将唐代金银器皿分为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廷等三个系统进行归类，同时指出唐代金银器皿中还存在印度、贵霜、?哒、突厥及阿拉伯等多种文化因素。其它讨论中国古代金银器皿的论著，请参见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注①列举的参考文献。

　　[139]参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考古》1990年第2期;齐东方、张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创大アジア研究》(1995年)第16号。

　　[140]安家瑶“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辑。

　　[141]太子左、右监门率府，率各一人，掌东宫诸门禁卫之法。见《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卷二八“太子左右监门率府”，第719页。

　　[142]《茅亭客话》卷二“李四郎”，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042册，第926页。

　　[143]关于《海药本草》，请参见本编第四章《唐朝的外来文明》第二节“科技文化的输入”1“医药”。关于香料，请参见第一节“动植物的输入”2“商胡与香料贸易”。

　　[144]参见《唐代来华外国人生活考述》，第413页。

　　[145]关于宾贡，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四节“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1“新罗留学生与唐朝‘宾贡’”。

　　[146]《鉴诫录》(丛书集成初编)卷四。

　　[147]舜弦诗见《全唐诗》卷七九七，第23册，第8968-8969页。据《词品》称，李舜弦“有‘鸳鸯枕上忽然声’一首，误入花蕊夫人集。”参见《五代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卷八，第297页。

　　[148]转引自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总论”，第二分册，389页。

　　[149]本节内容主要参见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9-420页。

　　[150]《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大食国，第16册，第5315页;《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大食国，第20册，第6263页。

　　[151]参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2册，第11722-11723页。

　　[152]据汉文史料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甚至有“大食之卒”入援唐军。主要请参见《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第11册，第3478页;卷一九八《西戎传》大食，第16册，第5316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第15册，第7014页。

　　[153]《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食”引杜环《经行记》，第1044页。

　　[154]参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26页。宋岘汉译《道里邦国志》为“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肉桂、高良姜”，二说稍异。

　　[155]《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35-436页。参见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第364-407页有关各条。

　　[156]《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年)卷一六“异域图书”，第1册，第301页。《宋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90年)卷二○四《艺文志》三“地理类”著录达奚弘通《西南海番行记》一卷(第15册，第5152页)，同卷又著录达奚洪(一作“通”)《海外三十六国记》一卷(第5154页)，校以《玉海》，两书显指同一著作言，“达奚洪”或“达奚通”应为“达奚弘通”之脱误;“西南海番”应作“西南海诸番”。

　　[157]说见《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廎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前言”，第5-6页。

　　[158]《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食”，第1044页。经整理的辑本见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

　　[159]以上诸条请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二节“海上贸易及唐朝与南海诸国的交往”3“唐代沿海贸易城市的繁荣”。

　　[160]参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28-429页。

　　[161]《资治通鉴》卷二二○，第15册，第7062页。参见《旧唐书》卷一○《肃宗纪》，第1册，第253页。

　　[162]参见本编第二章《海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第二节“海上贸易及唐朝与南海诸国的交往”3“唐代沿海贸易城市的繁荣”。

　　[163]参见陈黯“华心”，《全唐文》卷七六七，第8册，第7986页。

　　[164]关于法门寺伊斯兰玻璃器的讨论，主要参考了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一文的资料和观点，原文见《考古》1990年第12期。另请参见宿白“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文物》1988年第10期。

　　[165]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

　　[166]夏鼐“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

　　[167]李遇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

　　[168]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56-158页。

　　[169]《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大秦”，第1041页。

　　[170]“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陈垣史学论著选》，第221页。

　　[172]《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张毅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108-118页;参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2-23页。

　　[173]《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7-13页。

　　[174]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677页。

　　[175]员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

　　[176]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77]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178]张全民、王自力“西安东郊清理的两座唐墓”，《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179]张海云等“西安市西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180]参见《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51-156页。

　　[181]参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16页。

　　[182]参见《宣和画谱》卷五，第56页;卷六，第61页。

　　[183]《图画见闻志》卷二，第22，25页。

　　[184]《宣和画谱》卷三，第25页。

　　[185]《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第12册，第11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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