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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粤海关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学术研讨会上重要讲话（全文）
导语：11月有许多重要的会议召开，其中有许多会议内容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陈春声在“粤海关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阅读，仅供参考，更多相关的知识，请关注文书帮!
尊敬的李克农会长，叶显恩、李庆新研究员，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同行：
非常高兴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来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沙面，出席这场研讨粤海关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学术盛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有机会作为会议的承办单位，我也非常高兴。我先代表中山大学祝贺这次会议顺利进行!
刚才，李克农会长讲到，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对外交往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史前的历史先不讲，从中国有历史记载开始，广州进入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很重要。作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口岸和对外交往的口岸，从康熙二十四年设立粤海关到现在，粤海关这个名字已经运用了几百年。期间，粤海关的性质一直在改变，但是粤海关的长期设置也凸显了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大格局里面的地位。刚才李会长在整个报告里面对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阐述，我完全赞成。
我们这个会议另外一个特别的主题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与海关史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题目。我们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21世纪国家对外交往，在整个大的国际格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决定。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国家在制定这样一个大的战略的时候，用了历史名词“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这让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有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发表自己专业的见解，做我们专业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做历史最难得的事情就是亲历历史，现在我们在做历史的研究，其实我们也在亲身经历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回到学术史上，20世纪初至今的一百余年，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术研究传统，就是对西域、南海史地的研究。这是在中国最特别的一个事情——做西域的、做西北的和做南海的是同一批学者。所以，西域、南海的史地研究传统，其实跟我们“一带一路”的整个战略格局是吻合的。这说明两个事情：第一说明我们国家在提倡“一带一路”的研究，是很有历史深度和历史渊源的，是一个在历史上、在我们整个亚洲甚至是在亚欧交往格局基础上提出的。这说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历史基础，这个是我们比起那些域外的国家最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强调“一带一路”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站在学术研究领域里面，一百年前的学者在做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时候，也许他们不会想到一百年后，在21世纪，中国到一个新的发展历史阶段，我们的国家会制定“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而我们百年前的研究，为现世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提供了服务。他们应该不会想到历史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历史学或者说学术的基础工作，也许在当时我们做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用，但到后来会不断有一个新的意义的解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道理。回到历史去看，上一代的学者，甚至上上一代的学者，他们在做西域、南海史地的时候，中国在经历边疆危机，为什么那一代学者在做?他们在讲国家的兴亡，他们做西域、南海史地的研究，其实背后一个很强烈的愿望是“救亡图存”。我们现在做“一带一路”研究很不一样，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是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面临着不一样的国际形势，面临着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国际地位的情况下做“一带一路”研究。一方面我们感觉到历史在发展，历史在传承，另一方面又感觉到时代在变化。我们在这里讲“一带一路”的时候，我们在“走出去”，可以用对外发展来描述。当年我们在做西域、南海史的时候，做的非常好，那时面临的情况真的不一样。所以，做历史最难的是要把时间看远一点，我们不但在研究历史，我们也在亲历历史。
讲到学术史，我很高兴。我昨晚九点钟回到家里，花了三小时把电子版的研讨会论文集翻了一遍，很高兴看到这一次论文质量相当高，也有很多新的材料，很多跨国的视野，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学者出现，这个是真正感觉到高兴的事情。回到海关史，中国做海关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如果健在的话都是一百多岁了。我们马上会想到汤象龙先生，汤先生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届的毕业生，当年在故宫、在午门整理近代海关的档案和文献。他后来到了四川财经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财经大学，去组织创办这个学校。他是梁方仲老师的师兄。刚好我爱人是成都人，所以时不时我回岳父岳母家的时候就会去看看汤老师。他会回想起上个世纪30年代，比现在还晚一点的冬天在东街的故宫午门上面整理几百沓海关档案的那种辛苦日子。当然，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汤老师也曾经把我们带到鼓浪屿见陈诗启老师，陈先生是我们海关研究史的另外一位老前辈。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做的工作，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受惠，还在得益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积累。我也知道，汤象龙老师当时很希望陈诗启老师给我影响，让我也去做近代海关史，不过我本人受的训练是明清史，所以，后来没有顺从老师的期待，还在继续做另外一个领域的研究。
当我们回忆起这些，就知道学术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这次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撰写大批论文，能看到老一辈学者们开创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真的非常高兴。我昨天看论文，感觉有一些还是要跟老一辈学习的，特别是他们的胸襟和眼界，和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学。
这次会议的研讨论文粗粗一读，有很多新的材料，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做历史研究，还是得有新材料。不足的有两点：第一，制度史的研究还是不够，特别是跨国的制度，因为我们做海关史也好，做海上丝绸之路史也好，我们其实在跟贸易制度、跟商业制度、跟货币制度、跟经济制度打交道，我们不仅仅是在做中国的制度，我们还要做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制度，在这方面我感觉还有努力的空间。另外一点，海外资料用的不够。如果有可能，我们还要更多地使用外面的资料，因为我们还是有机会到吕宋去，到巴达维亚去，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材料，我们要多用一点。
有个高兴的事情，是有一大批非常好的论文，是海关的同行们写的，这跟传统做历史的很不一样，大家对海关的专业非常熟悉，论文揭示出来很多海关独有的制度、独有的想问题方法、独有的范畴，我相信这是一般的历史学者想不到的。所以，感觉特别好，这是一个历史学者跟从事海关工作的研究者们结合的非常好的范例，我感觉非常高兴。
我今天来开这个会议，一方面是代表中山大学来，另一方面还是因为作为一个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谈一谈。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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