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镇综合经济功能的增强与城乡经济论文

时间：2022-10-12 13:45:04 经济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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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从来就不是一个脱离乡村而存在的封闭的孤岛，其功能意义是在封建社会经济的宏观系统格局中体现的。任何城市的功能也都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当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职能。在中国，城市的功能向来就具有政治和经济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是封建国家权力统治广大农村的政治据点，这个职能始终没有改变，在封建时代前期尤其突出。但另一方面，在发展趋势上，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能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愈益重要，与乡村的内在经济联系愈益密切。因此，这里所说的“城乡一元化”是指，在政治上，城市和乡村都处在封建官僚地主的统治之下，不管是京府州县、还是穷乡僻壤，概莫能外；在经济上，城市和乡村都是封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孤立于乡村的城市，也很少有与城市毫无关系的乡村。

宋代城镇综合经济功能的增强与城乡经济论文

　　宋代城市经济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地位，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是构成区域性市场网络的枢纽和支点。

　　鉴于很多论著已经详细敷陈描述了宋代各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我们在这里不再胪列具体的史料，主要利用前辈们关于商税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因为一般说来，商税收入的多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较全面地反映相应的商品流通状况。

　　漆侠先生将熙宁十年的商税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后，揭示了如下现象：

　　（1）全国每年商税收入额在3万贯以上的城市共有44个，商税税额为2250254贯，占熙宁十年商税总额8788621贯的25.6%。这就是说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商品交换是在这44个城市中进行的。如果将川峡路使用铁钱地区的16个城市及其年收675759贯抛去，则行使铜钱路分的28个城市，共收商税为1574495贯，占铜钱总额7139677贯的22%，就是说在28个城市中的商品交换，占了全部铜钱地区贸易的22%。

　　（2）全国商税收入在3万贯以下2万贯以上的城市共有27个，商税额为912218贯。如果不管铜钱铁钱的区别，将这27个城市及其商税额与（1）的44个城市及其商税额相加，则全国商税收入在2万贯以上的城市有71个，商税额为3162472贯，占熙宁十年全国商税总额的36%。就是说，在71个城市中的商品交换，占了全国商品贸易量的36%。

　　（3）全国市镇商税总额为625734贯（其中包括川峡四路的铁钱税额37045贯），占全国商税总额的7.2%。如果除去川峡四路，则只占6.7%[1]。

　　郭正忠先生将《宋会要辑稿》和《宋会要补编》两书记载的熙宁十年商税数字分别加以考订，又把四川的铁钱税额折算为铜钱，进行排队后认为：熙宁十年全国的商税总额为7685717贯或7702111贯。其中，商税收入在3万贯以上的城市有28个，其商税额合计为1550811贯或1570811贯，占全国总额的20%；商税收入1万贯～3万贯的城市有99个，其商税额合计为1688776贯或1688786贯，占全国总额的22%。以上两类城市合计为127个，其商税合计额为3239587贯或3259597贯，占全国商税总额的42%[2]。

　　漆先生和郭先生关于宋代商税的考察范围稍有不同，某些具体数字也有出入，但他们所揭示的基本情况却是一致的，即，北宋时期的大部分商品交换活动是在大中型城市进行的，在市镇这样的初级小市场上商品交换量并不大。大部分的商品交换集中到大中城市，一方面表明这些城市吸纳了农村和城市生产的大部分的商品，城市是各类商品的最大的消费者，也是最大的商品交换场所，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生产提供了巨大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表明，城市并不是只进不出的蓄水池，还是市场网络的枢纽和支点，正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才架构起了区域性市场的网络体系。显然，如果没有城市这个巨大的市场，如果城市不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发挥中转集散的作用，宋代的商品货币经济是不可能有所进步的，宋代的区域性市场网络体系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城市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市场空间，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消费与生产、供给与需求是一对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从来没有只生产不消费的经济，也没有只消费不生产的经济。通过交换而进行的消费，就是商品的销售市场。“产品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3]。商品的消费市场扩大了，商品生产发展的空间也会随之拓展；商品的消费疲软萎缩，商品的生产也会萎靡不振。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宋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工商业人口的增加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巨大的销售市场。

　　不用说，城市所交换消费、周转吐纳的商品很多来自乡村、是由农业提供的。因此，城市商业的繁荣主要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此，就连宋代人都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宋哲宗时的殿中侍御史孙升就说：

　　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仓库，而流通之以钱，……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4]。

　　所谓“养乡村”当然不能理解为城市赡养乡村，而是城市对农产品商品的消费，城市的商贸流通，为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开辟了市场，从而带动了农业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乡村通过商品交换获得的收益，又可以反回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继续再生产或改善条件扩大再生产。

　　当然，在实际交换过程中乡村农民往往遭受着商人的无情盘剥，交换常常是不等价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即城市的繁荣主要建立在掠夺乡村的基础之上，城市剥削乡村所造成的城乡关系的对立是主要的基本的一个方面。但也不能否认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商品需求的扩大对于小农的再生产、特别是对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事例同样不少。

　　在宋代的各类城市，居民所需消费品的供应方式是不尽相同的。郭正忠先生认为，政治、军事城市居民的消费品主要依靠官府调拨来解决，只有少量允许市场流通，略事调节；经济城市主要靠本地的商品市场；综合性城市则调拨供应和市场调节参半[5]。我们对郭先生关于经济城市的看法基本没有异议，但对其他三类城市的看法则不敢苟同。这里仅就粮食的供应方式略作分析。因为粮食是最主要的消费品，粮食的问题清楚了，其他消费品就容易理解了。

　　宋朝政府为了保证汴京的皇室贵族官僚士兵等居民的食用粮供应，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漕运制度，大规模地组织南粮北调。江淮漕运米粮之船沿汴河抵达开封，一年三次。宋真宗时，漕运粮食最多达700万石，一般在600万石左右。另外尚有沿五丈河从京东路等地运来的每年约50～70万石。这些漕粮中的大部分是江淮荆湖等地的赋税所得，并以实物的形式分配给京师等地的皇室贵族官僚兵卒，基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收购来的。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其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就说：“今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江浙诸路，岁籴米二百万硕，其所籴之价与辇运之费，每岁共用钱三百余万贯”[6]。据此，若来自东南的漕粮总额以每年600万石计，则通过市场购买的部分就占了其中的1/3左右。既然是籴买而来的，这部分漕粮就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宋政府还经常就近从汴京的市场上收购粮食。如天圣年间，唐肃担任度支副使，“会官籴麦京师，数且足，有豪姓欲入官者以数十万石，因权幸以干掖庭。（刘）太后面命肃，肃曰：`麦贮于仓，率不过二岁，多则朽腐不可食，况挠法耶？’卒不受”[7]。问题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居民的增多，这每年650万石左右的漕粮，究竟能否满足汴京的需求呢？

　　宋人通常采用的人均粮食消费的计量数是，一人日食2升[8]。一个享受中等待遇的士兵的饷粮标准是“月粮两石五斗”[9]。汴京人口，据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10]。在宋朝开国之初就已达一百数十万之众，此后肯定要持续增多。以至出现了300万、500万、甚至700万等种种说法。即使按周宝珠先生的考证，以北宋汴京最盛时有13·7万户，150万人计[11]，那么650万石左右的漕粮，只是89万余人一年的口粮，或22万士兵的饷粮。很显然，汴京居民实际的口粮需求量与漕粮供应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这还没有包括造酒、饲料等其他种种消费在内[12]。这个缺口主要或者说只能通过商品粮填补。三司报告说：“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13]。以至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次能够拿出数十万石麦子的大粮商。巨大的商品粮消费市场自然造就了一大批专门以经营粮食买卖为业的商贾稗贩，单从汴京行会中的米行、麦行、面行等就可窥其一般。

　　那么，汴京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粮究竟在口粮需求总量中占有多大比重呢？假设汴京的常驻居民按150万人、人均年消费口粮7.3石计算，汴京全年的口粮需求总量则是1095万石。除去650万石的漕粮，则商品粮应达445万石左右。也就是要占到口粮需求总量的41%左右。更何况，东南地区运到汴京的漕粮并不是始终保持在每年600万石的水平上。自宋仁宗时起，由于汴河涸浅、粮区遭灾等原因，漕粮经常缺额。这样一来，对商品粮的依赖更得成倍增加。

　　汴京如此，其他城市对商品粮的依赖程度就更高了。吴自牧说：南宋的“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所以，杭州的粮食贸易十分繁荣。“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湖州市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接客出粜。……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表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晚不绝可也”[14]。另据周密记载，“杭州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5]。的确，如果算上方圆若干里的城外南北二厢居民区和众多的流动人口，仰籴而食者之数肯定会成倍增加。即使官府调拨分配的漕粮，也像汴京一样不完全来自赋税。据李椿计算，临安“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而政府储备漕粮的“省仓之储，多不能过两月”，必须经常从市场上购买加以补充[16]。临安漕粮中购买的数量究竟有多大呢？据宋孝宗乾道元年，司农少卿张宗元奏称：临安“辇毂之下，供馈至广，岁用粮一百五十余万硕，虽全仰两浙苗米，然所得不过八十余万硕，其余七十余万硕尽系坐仓收籴及和籴客人米斛”[17]。可知临安每年消费漕粮官米150万石左右，其中80万石属于租税上供米，其余的70万石是在杭州等地从客商等处籴买来的。如此说来，在临安，即使是政府调拨分配的漕粮当中，来自市场购买的也占了46.67%，真正属于租税收入的只占53.33%。

　　建康府的繁华仅次于杭州，它在南宋的政治军事地位也仅次于杭州，但对于商品粮的依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宰说：“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众，生之者寡，岁仰籴客贩。长江天险，舟至不时，价辄翔踊”[18]。袁燮说：“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辏，米、麦、薪、炭、鹾、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19]。担任建康知府的余嵘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得更严重：“此邦虽名为繁庶，而民生最艰，素无盖藏，日食所须，仰给商贩，米舟一日不至，米价即倍腾踊。……万一上江岁歉、邻邦遏籴，则狼狈尤甚。……以是数十万之生齿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而米价低昂之权又倒持于牙侩之手”[20]。这座城市所需要的粮食，恐怕绝大部分靠市场解决。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城市的汴京，还是综合型城市的建康府，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杭州，其城市居民日常消费的粮食当中，依赖市场供应的比重都很大，依靠赋税收入调拨的部分反而较小。商品粮对于这些城市而言，绝对不是零星的补充。这些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可想而知了。同时，粮食是城市居民消费量最大的商品，也是宋代官府通过二税征收最多、调拨数量最大的物资。粮食的供应结构尚且如此，城市消费的其他商品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城市不仅是农业商品的消费市场，而且是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基地。如四川农民通过成都的蚕市贸易：倾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唯箱篚供妇女，亦有锄博资男耕[21]。

　　张方平说：“彼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22]。朱熹说：“近城乡民，全藉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23]。方回说：在浙西秀州的魏塘镇，“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水乡佃户”[24]。这些都是农民自己通过与城市市场的交换，直接获得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例子。至于农民利用商人的中介间接向包括城市在内的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事例就更不胜枚举了。前面谈到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就尤其是城市市场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双向的商品流通，使双方建立起了密切的商品交换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经济的纽带，城市和乡村结成了一个经济的统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关系并非仅仅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对立关系，还有彼此促进、相互依存的一面，尽管后一方面的关系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人们较强调城乡关系中对立的一面，却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城乡相互促进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第三，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斯波义信先生把南宋时杭州的商品集散和流通划分为三个层次（环）的市场圈。一环市场圈由杭州和它的近郊区组成；二环市场圈是杭州的中距离商业运输圈，它直接供应杭州150万人口的日常需要物资，如米谷、薪炭、油脂、鱼肉、生鲜食品、工业原料、建筑材料、茶、盐等，其范围涉及明州、衢州、镇江、黄池等地；三环市场圈是杭州的远距离商业运输圈，它联络全国，甚至波及海外[25]。其实各个城市都能够划分出大小不等的市场圈。市场圈是通过商品的消费和商品的吐纳构筑的。一方面，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购买力越强，城市的辐射能力也就越强，以它为中心形成的市场圈就层次越多、范围越广。即市场圈的大小通常是与城市的大小成正比的。另一方面，从大小不等的城市对其各个层次的市场圈的影响力度来看，越是距离较近的地方，受城市的影响越大。也就是说，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是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而逐步递减的。多数情况下，受城市影响最大的还是其一、二环市场圈，即城市周边的地区。

　　一般说来，城市的近郊和附近地区，受城市消费需求的拉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相对好一些。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布帛、薪炭、鱼肉、蔬菜、水果等日用消费品，还有城市需要的雇佣劳动力等，都为这些地区农业商品生产和劳动力提供了市场。同时，城市集散销售的各种外地商品，也使这些地区得近水楼台之便。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恐怕最初多半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

　　如果说市镇的兴起是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那么市镇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辐射带动。根据龙登高博士的研究，宋代大城市周围的市镇数量多于小城市，并且一般而言，州治所在的县份比其他县的市镇多。例如，南宋建康府所属各县计有16个市镇，其中有12个市镇位于距县治60里以内的地方。会稽府有10个市镇，其中的8个距离县城在60里以内。在杭州的周围，市镇的分布也是由远而近愈来愈稠密。临安府管辖的钱塘、仁和县境内有19个市镇，其中距县治10里以内者有10个，另有6个在30里以内，其余3个也都不超过60里[26]。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汴京开封府有31个镇、西京河南府（治洛阳）有22个镇、南京应天府有13个镇、北京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路有163个镇等等。都说明在大城市的周围和城市密集的地方镇市也较集中。这些市镇众星拱月般环绕在城市的周边，依次递进，构成了市场网络的联结支点。它们的兴起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是分不开的。一些市镇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湖州的新市镇，在北宋时就已“以其水陆环绕，舟车通利，……岁久成聚。谓弃陆市而新徙于此，故曰新市”。到了南宋，更直接受到了临安的辐射影响，“建炎南渡，密迩行都，衣冠鳞集”[27]。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商贸交通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另外，城市向来就是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宋代的乡村人户大量离乡进城，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渠道，这表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进城的农民提供谋生再就业的机会，表明城市吸纳和安置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这也是宋代城市综合经济功能增强的一个显著标志。

　　总之，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其内部突破了坊市分离的旧体制，商业空前繁荣，而且对于区域性市场体系的构建、对于带动农村商品经济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作用汇聚到一起，表明宋代城市的综合经济功能大大增强了。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经济依托乡村经济的发展而繁荣，农村的商业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则以城市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和销售网络中心。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城市已经远远不仅是政治的堡垒、军事的据点，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的意义明显提高，其带动的能力大大增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工商业者队伍的壮大和城市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社会经济格局在表现出一种从城乡对立和分离走向城乡一体的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间的分工。所以，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应是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一大结构性标志。

　　顺便说一句，中国古代的城市无论是政治的产物、还是经济的果实，随着全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它都在宏观经济体系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城市经济，不应只关注其自身的繁荣与否，还应当重视其综合经济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学术界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中，城乡一元的分析构架正在逐步取代城乡分离、城乡二元体系的理论模式。把城市作为封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局限于城市本身，而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上加以认识，应是研究的方向之一。

　　注释：

　　[1]参见《宋代经济史》第1012～1013页。

　　[2]参见《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第232～23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1963年版。

　　[4]《长编》卷394元佑二年正月辛巳。

　　[5]参见《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第92～99页

　　[6]《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

　　[7]《长编》卷109天圣八年三月已卯。

　　[8]《梦溪笔谈》卷11；《横浦集》卷12《状元策》。

　　[9]《长编》卷161庆历七年十二月；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国计出纳事》。

　　[10]《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六月乙酉。

　　[11]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34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