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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转型辩证法经济论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表示，现在好像还不能说是“危机”的范畴，但地方财政的“紧日子”，已经到来。
如果按照不乐观的估计，这一次的财政“紧日子”，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救，还是不救？如何救？尺寸如何拿捏？这都是地方财政相当头疼的问题。
而实质上，这一次所谓“危机”，考验的正是地方财政思路的一次转变。
放慢脚步
“我也不知道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描述我们即将要做的工作。”赵全厚研究金融理论多年，对于结构性减税政策，他有自己的理解。
“官方的词汇叫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地方财政来说，只有执行的份儿。因为税政并非是地方可控的。”赵全厚表示。
“但你问地方能做什么，其实地方财政是很棘手的。一方面要稳增长，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减税政策，这就出现矛盾了。”赵全厚说，所谓减税，在地方财政来说，不如说是一种“正税”方式。即让地方财源，主要是企业活的更为宽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或者方式。”赵全厚表示，减税要减，但这不是地方财政对企业“挖地皮”的理由。“越是减税，越应该关注我们的财源。现在有一个怪圈，中央财政越是说要减轻对地方财政的压力，压力就越大。”
相对的，浙江省某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提前入库了一年的企业税收。“中央一方面让我们执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另一方面我们地方政府要求不能减少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这日子没法过了。难道真要让我们去做账不成？”
所以其一，他认为地方财政需要的，可能是忘记曾经的“火箭式”增长，改之看清脚下的道路，稳步前行。
平衡收入
在地方减税减收大潮面前，另一个怪现象出现，那便是地方非税收入的大幅上涨。但对此，赵全厚表示，非税收入，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收入。
“我们的媒体，或者说我们的舆论，很多时候都有非黑即白的趋势。非要把一件事界定好与坏。比如现在的减税，有些媒体就当头一棒，告诉地方‘不许增加非税收入’。其实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结论。”赵全厚表示，非税收入与税收一样，都是我们财政收入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费改税等等工作的开展，我们的税收收入逐渐占到一个很大的比重，但这并不能说明剩下的非税收入都是一些“不好的收入”。
“以北京为例，由于交通拥堵，北京正在研究开征拥堵费，这是一项非税收入，但这种费用不可能被改为税务，又的确是对北京交通拥堵的实际措施，那我们就可以界定，这是一项良好的非税收入。再比如说财政征收的矿业环境恢复抵押费用等等，这实际上都是必要的非税收入。”赵全厚说，作为专业的财政人和财政媒体，一定要主动引导舆论。“但这是客观界定非税收入。我们现在也发现，在税收减少的同时，一些地方财政也确实是在增加非税收入。这种‘为了收入而收入’的非税，我认为其中必有问题。”
而一些地方财政也间接的证实了赵全厚的猜测。江苏省财政厅绩效处张绍光表示，在绩效工作中，确实最近也发现很多项目“严格了很多”。“最近罚没收入等都有所增加。”但他也表示“这不是什么好事。非税收入说白了是一种非正常、非广域的财政手段，单纯的为了收入而收入，没什么道理。”
所以其二，赵全厚表示，平衡对非税收入的心态，或者说，平衡对财政收入数字的追求，转而追求收入质量，是地方财政应当做出的第二种转变。
土地财政之后
在减税减收，非税抬头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着的可能是我们现有的地方财政收入组成的不科学。
“土地财政，从时间上来源于分税制改革，就相当于给了每一个地方财政一块‘土地矿藏’。而我们的地方财政，就是一直在拼命的挖它。”赵全厚表示，这已经成为了很多地方财政思维上的一种惯性。“他们不会考虑土地还有多少，怎么使用，等等。因为土地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现在一些地方财政确实也出现了土地即将售空的情况。”
赵全厚表示，在土地财政即将没落之时，地方政府应当在手里还有一些土地的时候转变经济发展思路。“因为在我们的现状来看，土地依然是我们的地方财政手里最大的一块资源。那么按照我的想法，我们应该从经营土地，向经营空间发展了。”
那么什么是经营空间？赵全厚说，“以苏州为例，已经有政府投资建设园区，然后租赁给相应的公司的做法。类似这种做法还有唐山的动车城，以及北京周边香河地区的高科技园区等等。这些地方都不以出让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而转为政府建设，招商引资出售或租赁。这种方式虽然短期内见效较慢，但在长期看来，有可能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出路之一。”
所以其三，赵全厚说，地方财政需要的，是从急功近利的“政府投资”，向长远的“政府理财”理念改变。
坚持减税，保证财源，控制非税，改良土地财政，这似乎就是地方财政现在可以做的全部。
“因为对于地方财政来说，一无税权，二无大改之余地。所以说了这么多，最终地方财政能做到的，可能只有四个字，力所能及。”赵全厚说。如果说地方财政是一艘小船的话，那么财政的整个大环境就像是汪洋大海，一个地方财政能做的只是让自己更坚固，但无法改变整个海洋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一个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配合上。我们现在这两个模式是很脱节的，基层实践往往落地之时才发现远不是设计的那么一回事。而基层倒逼顶层设计的案例，我们却很少见到。也正因此，我们的政策可能并不是‘不好’，而是不适合。这些问题真正能在地方财政手里解决，我认为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赵全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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