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论文
导语：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的一个经济部门，即财政部门，通过其收支活动筹集和供给经费和资金，保证实现国家（或政府）的职能。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财政与金融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财政与金融论文一
1 地方财政与地方金融业开展有关性剖析
1.1 地方财政与金融业具有高度的有关性
地方财政和地方金融是完成地方经济开展的首要资金来历，二者在支撑地方经济开展上构成彼此补充的作用。财政与金融的有关性目标跟着经济的开展为提高，金融与财政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依据北京市2005-2011年的数据计算，地方财政与金融的相联系数可达0.9845，在剖析地方财政出入与金融存贷的有关联系标明，财政开销与金融存贷相联系数分别为0.9427和0.9468，地方财政与金融的相联系数较低。
1.2 财政安稳是化解金融危险的首要条件
金融财物的最大威胁时不良信贷业务过多，安全性能对比低。假如金融职业发作危险，有必要及时处置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切断金融业务对同行构成的冲击，这单靠金融机构的实力是不够的，需求政府财政资金的写入才能构造危险问题。金融是经济的中心，联系到社会的安稳和公民的出产日子，因而，假如你金融业发作危机，政府以财政手法介入。在对金融财物不良的处置中，都需求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撑，才能处理金融危险问题。因而，通常把金融机构不良的财物作为政府的债款处理。
1.3 地方财政干涉地方金融力度呈正有关
自从施行分税制以来，尽管税收收入添加和经济开展了，可是地方财政收入比重锐减，由此，地方财政压力非常大，有些地方出现捉襟见肘的景象。为了处理地方财政出入的压力，政府财力来历伸向金融机构，2005-2011年，中国政府金融信贷与GDP之比由2.95上升到5.25，地方政府财力的下降与金融才能的上升，构成了“弱财政、强金融”的局势。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因为财力的弱化，必定下降对社会的操控才能，由使用金融体系的特殊性，套取金融借款，来补偿地方财力缺少。
2 地方财政与地方金融联系中存在的问题
2.1 地方财政在金融开展中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的问题
地方财政过多的干涉地方金融，构成财政越位。有些地方政府寻求开展的计划，不按照商场经济体系的请求，随意把小型金融机构集中起来构成一致的.法人实体。如地方商业银行由地方政府和公司联合出资组成，政府变成金融机构的股东，管理人员有政府官员兼任，这致使商业银行随意受到政府的支配，影响了商业银行遵从商场金融职业的开展规律。同样，财政缺位的景象也存在着，地方政府在信誉社的变革上首要是减免信誉社处置不良财产中的各项税费，可是这种优惠政策是短期的政府做法，财政支撑有限，无法树立长效的信贷危险搬运机制。在推进地方金融开展中，中小公司的信誉担保机制建造因为缺少资金，制约着地方金融业健康开展。
2.2 地方金融业在地方经济开展中的缺位问题
地方经济开展落后，金融信息不对称、信贷危险对比高级因素，全国性的银行分支机构只吸收存款，不愿意发放借款，支撑地方相应的金融效劳。从而使城乡资金流向城市，流向沿海区域，已经变成一种景象，致使了贫穷区域社会经济的开展严峻缺少资金。地方经济开展没有金融支撑，而贫穷区域的经济制约着地方金融业的开展，地方经济开展中金融支撑缺少致使了地方经济的开展与地方金融业开展彼此制约的景象。
2.3 地方财政缺位引致的地方金融越位问题
国家关于财政的请求是地方财政作为公共财政退出商场竞争职业，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效劳。可是，一些地方政府衷于搞出资项目，请求地方金融供给财政担保的信贷支撑，而一些项目失利致使很多不良借款。地方财政是教学投入的首要资金，可是有些高校经过地方金融机构大举借债，构成了巨额的不良借款。有关数据计算，地方政府债款高达1万亿元公民币以上，县乡政府负债变成普遍景象。地方财政缺位致使的地方金融越位问题严峻影响了地方金融可持续开展，也反过来影响地方经济开展和财力提高。
3 完善地方财政与地方金融联系的主张
3.1 树立具有束缚力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
在分税制下，答应地方政府经过标准的法定程序、在高透明度和有用监督的条件下适度计划举债，处理短期内市政建造等开销缺口，同时下降或消除地方政府无规则举债而致使的很多隐性债款危险。在地方政府举债问题上，树立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它妥善处理政府各类债款和担保职责，操控举债计划，避免财政危险的堆集和加剧。地方政府举债机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安稳的税基，逐渐完成中心、省、县三级财权和税基的对应，深化以“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为标志的财政层级扁平化变革，完善分税分级财政体系。二是树立一致标准的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制度结构，完善核算法、搬运付出法规，以法令方式清晰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硬化核算束缚，清晰地方政府是债券发行和偿还债款的法定主体，对地方政府融资来历、资金管理、投进规模和债款偿还等作出清晰的法令规定。三是加强中心对地方政府债款监管，地方政府举债须同级人大经过并报中心政府同意，加强对债款出入核算的审计监督，逐渐树立全国一致的地方政府债款管理信息系统，树立地方财政危险预警和操控机制。
财政与金融论文二
我国财政与金融风险的界定
财政、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当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着力探讨的热门课题。对两者的系统研究，将促进市场经济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财政职能与金融职能的成功转变，顺利实现传统财政模式向公共财政模式的过渡，以及金融体制的创新。
财政风险象一切经济风险一样，是由经济活动中的多种因素的不确定性引发的。财政活动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它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极为复杂。财政风险是财政矛盾的激化，风险的大小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而上下波动。这些影响因素既可能是财政内部的不完善或不规范行为，也可能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使财政政策和相关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发生了偏差甚至背离，由此产生了财政风险。若从微观经济角度来衡量其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则是一种易于估量的、有形的经济风险。而财政这一在宏观经济活动领域中产生的风险，不仅包含不可估量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经济风险，而且可能导致经济秩序紊乱甚至危及社会政治安定。
金融风险是资本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的价值或收益损失的可能性。它可以表现为一种货币制度的解体和货币秩序的崩溃，也可以表现为某家金融主体在从事金融活动中因不确定性因素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它既包括金融机构从事融资活动，从事投资和资产运用等经营活动产生的金融风险，也包括个人及其它非金融业的工商企业在从事融资活动时产生的风险。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是指因经济波动或金融制度的缺陷、运行秩序紊乱等原因导致的金融领域一系列矛盾激化，对整个货币制度、货币秩序的稳定性造成破坏性威胁。
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紧密相连，其原因是财政与银行实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存在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财政负责政府资金的筹集与运用，银行则负责信贷资金的存入与投放。双方在经济活动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杠杆，两者互相影响、彼此推进发展。当银行受体制、经营不善等因素的影响，效益下降，形成不良资产而引发金融风险时，它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转嫁给财政。反之，当财政出现收支矛盾激化而形成风险时，它必将波及到银行。因为作为我国主体的银行与财政一样，资财归政府所有，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最终都由政府来兜底。从我国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来看，银行与财政盘根错结、纠缠不清，无论是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都有对方的因素起作用。因此，要真正弄清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必须深入分析金融风险中的财政问题与财政风险中的金融问题。
金融风险中的财政问题
（一）财政体制变革中隐伏的金融风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国家财政集中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再通过计划手段分配经济资源。国有经济的生产和投资主要由财政注资完成，企业的生产积累多数上交国家财政，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由国家确定。这期间，银行完全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只扮演一个出纳和记账员的角色。因此，此时的银行自身并不存在风险问题。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国家主动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储蓄来源从财政转移到居民手中。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实行“放权让利”的“分灶吃饭”体制，使财政集中的资源大大减少，表现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2000年的14%左右。这样，财政便没有能力向企业注资，于是推行“拨改贷”改革，将财政无偿拨款变为银行有偿信贷，以及要求银行统管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而“拨改贷”的计划经济色彩和银行代替财政向国有企业供应流动资金，实质上是银行代行财政职能，将财政的包袱抛给银行去背的做法。在政企关系尚未理顺的前提下，我国的国有企业不具备硬预算约束，自我积累意愿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却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不断地追求规模扩张，使得企业负债中高达80%以上来自银行贷款。企业视银行为“第二财政”，还贷意识淡薄，对高负债有恃无恐。加上不少企业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缺乏效益，亏损严重，造成银行大量的逾期、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另外，银行本身的制度不健全，使得银行过度追求信贷的扩张，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在信贷软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了贷款风险，埋下了风险隐患。这几年，仅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就达1.39万亿元。综上所述，我国财政体制在变革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产生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财政与银行不规范的关系导致金融风险
由于财政、银行的职责界定不清，使得两者的运作呈现出一种貌似互不相干的“独立性”。双方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都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确定干什么或不干什么。这样一来，两大部门更多的是站在本部门的角度，依据自身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及部门自身的机制来运行，缺乏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沟通，存在银行与财政之间职能的“越位”与“缺位”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1.财政与银行的调控目标错位。当财政财力不足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时，不是去加强财政，而是简单地让银行“双肩挑”，使银行过多地承担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安定的责任，致使信贷职能与财政职能划分不清。由于超出了银行效能的内在规定性，自然是收效甚微。比如在结构调整问题上，在每次总量扩张中，结构失调不但不能扭转，反而不断加剧。这是因为银行“独木难撑天”，反而增加银行的风险。
2.行政干预的影响。我国国有银行一直受政府的控制，实质上是“政府的银行”。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后，地方政府有了相对独立的财权与事权，企业效益直接影响着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为保护地方利益，政府凭借行政手段指令银行对不景气的企业实行贷款挂账或减免利息；对一些经济效益差的项目，所需资金也要银行提供。加上企业在兼并、改制与破产中，政府不合理的介入，使债权难以落实，形成许多不良资产。另外，当财政出现赤字时，为解决资金缺口，往往强迫银行贷款，作为财政资金补缺的渠道，挤占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使银行信贷资金跳不出供给制窠臼。这样无疑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3.政策性贷款加大了金融风险。政策性贷款是为实施政府政策而发放的，以政策性银行为载体，不以盈利为目的。据统计，90年代以来，政策性贷款已占国家银行贷款总量的1/3以上。我国政策性银行自诞生起，财政、银行对它的认识上存在分歧，致使营运中出现很多问题，并且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其政策效应未能得到应有发挥。面对这一新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视其为一块“肥肉”，融资劲头足，而运用效益却很低。当前，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得不到保证，资金运用潜伏着很大的风险，其生存与发展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三）银行的财政负担加重
从1978年起，财政几乎年年出现赤字，拨给银行的信贷基金逐年减少。特别是1983年企业流动资金供应由银行统一管理后，财政很少给银行增拨信贷基金，反而加强对银行税利的.征收。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 618.49亿元，税前利润总额95.31亿元，缴纳的营业税与所得税合计为348.99亿元。1999年营业税税率由5%调增为8%，可见商业银行的税收负担逐步加重。另外，财政借款及大量不良债权和冲账使银行自有资金占信贷资金来源的比例由1980年的17.9%下降到1999年的8%.这其中还依靠1998年中央政府指令财政部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 700亿特种国债进行注资，才使商业银行的资金充足率达到8%，基本上符合国际清算银行对商业银行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的下限。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使银行自身的经营体系显得脆弱，降低了防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四）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
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乏力的特殊情况下而采用的。它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较为明显，1998年对GDP的贡献率为1. 5%，使经济增长率达7.8%；1999年在更为严峻的环境下致使经济增长率达到7.1%；200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7.9%.无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复苏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启动经济的效果与预期的仍有差距，它的运用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1.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 700亿特种国债，补充了银行的资本金，增强了银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但财政必须保证其发行的国债获得7.2%以上的收益，否则财政不能按时向商业银行付息。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这部分资本金也将成为虚假资本，随时会引发金融风险。
2.1998、1999年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 100亿国债，2000年发行1500亿国债，全部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同时，地方政府和银行落实4 000亿相应的配套资金以拉动经济。不尽如人意的是，国债资金的使用带有很强的计划性。许多地方政府沿袭过去争项目、争投资的做法。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不按用途使用国债资金，项目前期准备不足，相应配套资金不到位，财务管理混乱等情况，造成一些“半截子”、“豆渣”工程，浪费了大量的国债资金。要知道，积极财政政策是防范和治理通货紧缩的短期手段，本身是以巨大的财政赤字为代价。若投入的资金大量流失，不能发挥效益。不仅财政背上巨额债务，陷入赤字—借债—赤字的恶性循环中，而且银行也会形成新的不良资产。到时，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共沉浮。
3.财政发行的国债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于加工业及其他方面，其目的在于克服经济中的短线瓶颈，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的投资中，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对劳动密集、中小规模、以及吸纳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较少考虑。至于将增发的国债用于消费性的转移支付如支持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则更欠考虑。因此，积极财政政策难以迅速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得在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支出极度扩张，增收缓慢。由此影响到银行，增强金融风险程度。
财政风险中的金融问题
（一）金融机构经营方式对财政的影响
改革以来，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和管理办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业务也开始交叉。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营管理方式上仍存在较大缺陷。国家银行仍沿袭国家机关管理体制，未能真正建立起现代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机构、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造成经营成本过高和管理效率低下，使得银行效益下降。与此同时，银行的财政负担又未减轻，其自身的积累速度放慢，于是银行业作为财政稳固财源所具有的持续性受到影响，波及到财政的收支平衡。
（二）金融机构重组方面的财政负担。
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金融机构重组的负担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财政。在处理金融机构的关闭、破产。或者为了化解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中，中央银行往往要损失部分过去的老贷款或增加新贷款给予支持，中央银行的贷款损失实际上由中央财政来垫底。另外，中央财政常常提供某些形式的暗补贴。例如，某国有商业银行在接受被关闭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债务以后，减免该银行一定期限内应缴的中央银行贷款利息，那么应交税金相应减少，这实际上接受了财政补贴；或者，某国有商业银行偿付了被关闭信托投资公司的外债后，该银行上缴的利润减少了。
对于地方财政而言，同样要经受金融机构重组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1.当地方金融机构自有资本不足，以及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出现支付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动员地方国有企业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注资，以缓解支付危机。或者给予这些有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以税收减免，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对金融机构分立、合并时，地方财政往往要投入一部分资本金予以资助。
2.在地方金融机构出现资不抵债而破产关闭后，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存款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动用本地单位的存款，甚至财政性存款去偿付自然人的存款债务。有时还以某些优惠条件让本地企业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变现。不仅造成地方财政资金捉襟见肘，而且连累了不少效益好的企业。例如，资不抵债146亿元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境内自然人存款由广东省政府垫付。
3.财政体制不健全下滋生的“畸型儿”——农村基金会，最终缘于政策、管理等问题而在全国范围内整顿关闭，对县、乡一级政府的财政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农村基金会的大面积亏损导致缺乏足够的资金偿付存款，而这些存款直接涉及到农民利益，处理不好将影响到农村政权稳定。因此，县一级政府动用财政性资金分期偿付，乡镇一级政府拿不出钱来偿付的，承诺延期偿付，并同意存款者用存单抵缴应交款项，这对举步维艰的县乡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
上述这些都是财政资金信贷化的表现，使金融风险转变为财政风险。
（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的风险。
我国从1999年起先后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用于收购、管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同时，运用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资产置换、转让及销售等市场化债权重组手段，实现对负债企业的重组，推动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转变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企早日脱困。其目的是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四大AMC所需资本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投入，人民银行只做业务上的指导。它能否良性循环，事关金融风险的化解程度及财政负担大小。从三个方面可看出它的运行中存在的风险。
1.AMC在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有可能与债务企业谋合套取财政补贴。在AMC运行成本高，不良贷款回收率低的情况下，财政每年弥补的亏损将增大，界时财政将不堪重负。
2.国有商业银行一边将不良贷款存量划给AMC处置，另一边又不断的产生新的不良贷款，使AMC永远脱不了身，积累越来越多的风险，将财政也连累进去。
3.国有企业出现的“道德风险”。企业一看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由AMC来处置，财政还出资补贴，就赖账不还贷款，贷款债务约束变得十分弱化，致使AMC运行困难，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是我国宏观经济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我国已初见端倪，若不及时加以防范，任其发展，到时将会突变为银行支付危机、财政信用危机，直至殃及政府政权的稳定。因此，只有充分认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内在关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才能规避好财政、金融风险。
财政与金融论文三
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区域性的金融危机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波及到全世界，其负面影响甚深。因此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已成为“跨世纪的经济难题”。当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之际，中国政府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中国经济幸免于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未来发展中，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负效应将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经济体制中的金融风险隐患并未彻底根除。因而从财政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如何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本文力图在理论方面阐述财政运行机制与金融风险的相关性，在实证方面剖析中国潜在财政金融风险的联动性，并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财政基本思路。
一、财政运行机制与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
从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来看，金融风险可分为微观层面的风险与宏观层面的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决策失误、经营管理不善、债务人违约以及其它一些经济原因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它表现为个别金融机构在营运过程中发生挤兑破产现象或企业资产及收入受到损失。宏观层面的金融风险则是指由于经济制度缺陷与宏观调控偏差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它是指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金融机构的挤兑；金融资产的沉淀和损失。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这种极端的形式是指金融体系出现严重困难乃至崩溃，表现为所有的或绝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各种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金融机构陷入严重困难并大量破产，汇率急剧变动，股市暴涨暴跌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等突发事件，从而对实物经济的运行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金融风险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不仅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生存和运作，而且还将使经济增长、价格、产量、就业及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恶化，从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
财政运行机制是指各种财政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推动其运行的有机体。财政作为社会产品分配的主要杠杆，通过其运行机制将对金融状况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由上图可见，财政运行机制通过财政状况从两方面影响国家的金融状况：一方面财政运行机制将直接影响金融运行机制来诱发与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财政运行机制将通过国民经济运行来间接诱发与化解金融风险，因此财政运行机制的优劣对诱发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财税体制与金融深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Ronald Mckimin）和爱德华。萧（Edward S.Shaw）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于1973年分别提出了“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从而建立了一套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征的货币金融理沦。
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在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机制自由运行的前提条件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并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另一方面，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的扩展，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麦金农和萧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正好与金融深化相反，在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这就称之为金融压制。金融压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金融机构高度国有化，金融市场不发达，在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水平下，金融体制难以有效地吸收各种闲散资金。与此同时，由于资金使用成本极低（在通货膨胀时甚至为负数），形成旺盛的资金需求。在资金匮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金融体系只能在政府的控制下，以“配给”方式提供信贷，能够获得贷款的多数是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或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其他企业，贷款不讲经济效益，这种资金集聚困难和使用浪费的状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呆滞的经济反过来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业的扩展，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掣肘，双双落后的恶性循环。
他们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政策建议。主要有：（1）政府应放弃对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的管制，彻底改革金融体制。（2）实施财税与外贸体制的配套改革。一是金融与财政要各尽职守，金融不能代行财政的职能，不能依靠通货膨胀帮助政府增加收入，或通过利率进行补贴，而应通过采取紧缩货币的方法压抑通货膨胀。同时，财政也不能代行金融职能，如以行政拨款形式进行优先投资，进行人为的资金配置；二是要进行税制改革，实行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增值税，提高税制结构的收入弹性，从而为金融深化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①
虽然，“金融深化”与“金融压制”理论也存在主张完全取消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干预的缺陷，但它毕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与政策思路。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考察，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健全的财税体制是缓解金融压制，促进金融深化的重要前提；二是良好的财税政策是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手段。
（二）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
财政风险是指由于经济活动中多方面的原因造成财政资金损失，以及财政不能提供必要的财力，致使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的可能性。财政风险将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会危及国家政权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转轨型市场经济体制下（比如我国），财政与信贷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共存。从财政方面来分析，第一，中央银行代理财政金库，财政性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因此财政性存款的规模会影响信贷平衡；第二，财政向银行发行债券会影响信贷资金的来源和运用，从而有可能影响信贷平衡。例如，1998年我国财政直接向银行发行了3700亿元国债，使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密切关联，风险共担；第三，当国有企业亏损而财政无力及时足额进行弥补时，将影响到银行无法按时足额收回贷款，从而加剧银行的风险；第四，财政赤字将影响货币供应量，有可能导致信用膨胀，诱发金融风险。再从金融方面来分析，第一，银行税利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银行税利的变化将直接影响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银行调整利率，变动利差，则不仅会影响银行的结益，而且还将影响财政收入与财政平衡；第二，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要通过财政手段弥补在财政依靠发行债券补充银行资本金的条件下，如果财政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则财政必然承担风险，同样国有银行的这部分资本将成为虚假资本。此时，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共沉浮。第四，国有独资银行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国家财政。一但国有独资银行的的不良资产无法收回时，最终都要直接或间接地落在财政身上。
二、中国潜在财政金融风险联动性分析
金融风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国家的金融风险各有其特殊性。从我国现状来分析，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多种矛盾的综合作用已加剧了潜在金融风险积聚，而且呈现出财政金融风险交织的特点。从诱发我国财政金融风险的经济体制根源来分析，在经济转轨时期，主要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以下特征：
财政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一直处于整个国民经济“总管”的地位，财政是政府配置资源的基础，它体现“强财政”的职能特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演化为目前的财政体制，即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性质不分明，两类财政收支绑在一起的混合财政体制。而且，呈现出“弱财政”的职能特征。从财政收入方面看，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预算外资金不断膨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额一直在增加，但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从1978年度的32.1％下降到1995年的10.7％。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严重影响以至削弱了政府职能的发挥。从财政支出方面看，财政收入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我国财政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职能决定了：一方面国有资产财政要求政府不断投入资金，保证国有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公共财政要求政府建设公共工程，为市场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然而，目前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有效财力相当部分只能用于“吃饭”，难以满足实现财政职能的需要。再从财政收支平衡方面看，1979～1998年的19年间，除1981年和1985年略有结余外，其余每年都是财政赤字，而且赤字额不断膨胀。财政收支差额一是靠增发货币、搞财政发行弥补；二是靠发行国债方式弥补。前一种弥补方式因《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约束已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后一种弥补方式也容易形成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格局，从而诱发财政危机。
金融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发行货币，接受存款，并依照中央指令性计划提供国营企业贷款，实际上是财政的会计和出纳。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改制为中央银行，但因商业银行不存在，所以也无从发挥中央银行的`功能。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法》。这两个法的颁布虽然为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了理论与法律依据，但其效果并未立即得到显现。目前国有专业银行虽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但仍受制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地方政府的干涉压力，因而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市场法则为导向的商业银行。
从财政与金融的关系来分析，在财政方面，由于目前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使财政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财政只得将缓解转轨时期各种经济利益摩擦的任务转移给金融部门；在金融方面，由于目前还未形成产权明晰、以市场法则为导向银行体制，因而财政就能通过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血缘纽带将财政的资金配给功能与社会保障替补功能转嫁于金融部门，其结果导致金融功能异化。在微观方面将导致银行信贷不良资产大量沉淀，银行效益下降甚至亏损，银行与企业均陷入债务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在宏观方面将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货币供给倒逼机制，从而诱发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
融资体制 目前我国是国家垄断信用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国家垄断信用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间接融资必须在融资制度中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居民的消费剩余存入银行，使国有银行成为主要的金融中介，间接融资制度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政府为维持其投资主体的垄断地位，只能求助于银行。在通货膨胀率、国家投资高成本的情况下，必然造成银行的软资产与硬负债的高结构性风险，必然使企业的经营风险直接或间接转嫁于银行，使银行成为经济风险的焦点。
银企关系 在国家垄断信用制度与银行主导型的融资制度下，我国存在着银企之间的巨额债权债务链。人民银行总行初步统计表明，到1994年底这一数额已上升为10000亿元，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约为30％，相当于国有银行总本金的4倍多，其中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所拖欠。1999年年底国有企业出现的整体净亏损直到目前仍不断上升，仅2000年上半年就亏损了674亿元，可见银企债务危机正处于恶化之中。但通过中央银行货币的超量发行和国有银行扩大负债来维持金融系统的清偿能力总有限度，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和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极不对称的趋势如不能得以有效遏止，则不能否定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这可以用经济学家费雪等人的债务—通货紧缩的金融危机理论加以解释。费雪等人认为，一些外生事件引起了经济的扩张过程，因为这些外生事件为经济的关键部门提供了新的盈利机会，引起这些部门投资增加，使产量、物价和利润水平上升。物价和利润水平上升，即鼓励更多的投资，也诱发了为获得资本利得而进行的投机。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债务融资的途径，其中最重要的途径是银行贷款，使存款和货币供给增加，促使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这一切使人们对经济势头保持乐观，从而会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使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扩张。物价水平上升也使未清偿债务的实际价值降低，进一步鼓励了借贷活动。这一过程将持续到“过度负债”状况，即没有足够的流动资产来清偿到期债务的状态，从而引起一个连锁的债务一通货紧缩过程。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高，并且效益不佳，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很高，银行体系比较脆弱，因此存在发生债务—通货紧缩过程的可能性。
金融市场体制 中国目前金融市场不规范。从货币市场看，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短期游资，据刘光弟先生估计其规模约为3000亿元，这笔游资和一些金融机构非法拆除的更大规模的资金一起曾严重地冲击了股票市场。从资本市场来看，国债市场曾爆发了最终导致闭市的“327国债风波”；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更明显。股票市场中资产的剧增和高额回报游资的迅猛流动一起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可能因股市泡沫的最终破裂、拆借市场的无法出清和某一金融机构非法操作后巨大亏损无法弥补等形式而突然爆发。
正是由于转轨型经济体制的种种偏差导致我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形势已不是一般的金融风险问题，而是潜伏着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财政风险（他们认为金融风险属于财政风险的范畴），包括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养老金债务问题、对外债务问题、政府债务问题、国有企业亏损及其资本金补助问题、中小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问题以及对科学、教育、环保增长比率的承诺问题。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金融风险的产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银行称作为“流动性短缺”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与体制原因。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已不是单纯的金融问题，而是财政与金融问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引发的联动性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仅从金融的角度寻求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而应该联系财政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探明导致我国潜在财政金融危机的成团，才能寻求根治的良策。
三、防范中国金融风险的财政基本思路
（一）体制选择：构建双元财政体制模式
双元财政体制模式是指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既相对独立，又相对统一的财政体制模式。
相对独立而统一的公开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双元财政体制模式：公共财政使我国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效，确保市场有效运行；国有资产财政使我国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直接进入市场，开展盈利活动，以保证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反之，如果继续把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收支混淆于财政单一体中，其结果将非盈利性的财政行为介入市场活动，盈利性的财政行为介入非市场活动，①从而造成财政“越位”与“缺位”并存，扰乱了各种经济关系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诱发财政金融风险和危机。因此，优化财政金融风险的关键是构建双元财政体制模式。从我国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来看，目前是财政部管资产、经贸委管企业、人事部管干部，这种多头管理有一定的弊端。
对此，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企业工委，由中央企业工委监管国有资产。无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管理形式如何变化，国有资产的投资与风险总是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使国有企业经营者既要享有经营利益，又要承担管理责任和经营风险，以割断国有企业风险向财政转嫁的传导机制。
（二）政策选择：实施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近几年来，尤其是在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几十年供给不足和需求过旺转向了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经济运行进入了低谷时期。这种通货紧缩状况进一步加重了银行与企业之间债务关系的恶化，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聚。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增加财政支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当经济运行处于偏冷的时期，一般可以采取较宽松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如减税、增加支出、扩大国债数量和加大财政赤字等手段，以此来增强企业和个人的可
① 袁星侯：《财政风险：成因及对策》，《四川财政》1998第6期。用现金；同时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公共消费和出口补贴的支出政策，使这些财政支出产生乘数效应，数倍地扩大社会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是否也应该选择减税政策呢？对此，学术界有不同观点： （1）实施减税政策；（2）不能实施减税政策；（3）实施税负结构调整，局部征税与局部减税的政策。
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现状，笔者赞同实施税负结构调整与保持适度赤字的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1）总体税负相对稳定，合理调整税负结构。一方面，总体税负应该相对稳定。首先从理论上讲，如果从直接减少财政赤字，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政策目标出发，应该选择增税政策；但从直接扩大社会需求，启动消费的政策目标出发，又应该选择减税政策。这两种政策目标的冲突使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
其次，从实际来看，虽然我国目前税负总水平偏低（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但我国除税收外还有大量的基金和收费项目存在，这部分收入估计古GDP的10％以上，所以纳税人的总体负担水平并不轻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如果再进一步提高税负水平，势必进入“拉费曲线”禁区，导致经济进一步萎缩、税收进一步减少。
因此，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不存在增税的空间。同时，我国目前财政收支矛盾尖锐，财政赤字年年居高不下，如果实施降低税负总水平的政策，又将进一步激化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风险。因此，目前也不存在减税的空间。为此，我们只能选择总体税负相对稳定的政策。在保持现有税负水平的条件下，通过加快费改税的步伐，加强税收征管，促进经济发展等措施相对增加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实行有增有减的税负结构调整。通过开征遗产税及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增加税收收入；同时通过实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局部减轻税负，进而调整税负结构，优化税收政策。
（2）实施适度国债与适度赤字的积极财政政策。在适度增发国债与适度财政赤字（国际警戒线内）的前提下，扩大财政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促进经济增长，防范与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与危机。
参考文献：
[1]赵征。论振兴财政与金融深化[J].财金贸易，1998，（2）。
[2]李崇准等编著。西方货币银行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财政与金融论文四
对于未来 中国 经济 的改革和 发展 来说，国债市场将长期成为重要的议题。这是因为，上世纪末以来，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常态，所以，努力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的国债规模的扩大和种类的增加，都将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深入 研究 国债 问题 ，应当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
由于国债兼有财政和金融的双重功能，围绕它的研究一向就集中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本文将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讨论，重点则在于分析国债的规模问题。
一、从美国国债规模缩减谈起
关注国债市场运行及其 理论 研究动态的人们一定会注意到，1997年以来，在全球金融界，掀起了一波新的关于国债问题的热烈讨论。讨论的因由来自美国：这个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时间最长，国债未清偿额规模最大的国家，预算开始出现盈余。1998年和1999年，美国财政盈余分别为690亿美元和1230亿美元，由此，美国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净额清偿国债，致使国债余额下降，进而导致其占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统计显示：公众持有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已从 1994年的50%降至1999年的40%，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在资本市场上，国债发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已从1995年的38%降至2001年的14%，同期，其余额所占份额也从33%降至16%，并且首次落在抵押贷款债券和公司债券之后，在全部债券中名列第三。
赤字的消除和赤字国债的发行额及国债余额的下降，固然使美国的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受益，但是，它也给财政证券的管理，特别是给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课题。问题的焦点是：在预算持续出现盈余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中最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国债的净额清偿对金融体系的 影响 。人们普遍注意到，财政部在市场上清偿国债，已经在金融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这是因为，国债已成为所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储备资产(所谓“二级准备”)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所要买卖的主要资产。所以，该资产的迅速减少，几乎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均感到流动性不足，同时也使得中央银行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展开公开市场操作。
众所周知，美国财政证券具有信誉高、流动性强和可减免所得税等多种优势，它不仅是投资者的理想选择，也是其他固定收益证券的基准价格。规模庞大且交投活跃的回购市场和期货市场，更为投资者进行套期交易、规避风险提供了便利。财政证券余额的下降、发行规模及发行周期的变化，将对其流动性、交易活动和竞标差价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而削弱财政证券基准价格的功能。在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财政证券市场实现其三大目标，即，始终保持充足的现金余额、降低纳税人的融资成本，以及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以维护其基准价格的地位，成为财政证券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为了减少财政证券余额下降对其金融功能的影响，美国财政部在债券管理上做了若干新的尝试和努力。(1)降低发行规模，维持国库券定期发行的周期不变。1996年，国库券每周的发行规模平均为200亿美元，1998年降至140亿美元，降幅为28%，1999年后又有升降。(2)将定期发行有息证券的次数从每年39次减少至26次。为此，财政部取消了3年期和30年期国债，将5年期国债从按月发行改为季度发行。这种调整，为财政部继续发行大量的、流通性强的基准定价证券奠定了基础。
然而，仅凭简单的规模调整并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债管理的需求。为维持不同期限债券的规模，美国财政部进一步启动了三种新的债券管理工具：(1)在一级市场上重新拍卖(reopening)已发行的债券品种，以增加此种国债的余额，提高其流动性。根据原有发行贴现规则(OID)，只有当发行价格跌破一定幅度后，才可重新拍卖。按照新的规则，财政部有权在债券发行一年内重新拍卖，从而有效地维护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和流动性。(2)回购未到期债券。这种回购的优势在于：可以维持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和拍卖的规模;可以灵活地调整债券的期限结构，在不影响现有债券期限的情况下发行期限较长的债券;回购可作为现金管理工具，在一定阶段内(如四月份税收余额大于财政支出时)吸纳过量的现金余额。(3)尽管没有弥补赤字的需要，财政部还是发行了一种为期4周的短期债券，以缓解市场上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几年来，这种发行进行过多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证券基准定价功能不断减退的同时，美国联邦机构债券的基准定价的功能却日趋显现出来。1998年1月，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就效仿财政部，开始发行投资组合大、不可提前兑现的“标准价格中期债券”(Benchmark Note Program)。1998年4月，联邦住宅抵押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参照价中期债券”(Reference Note Program)。紧接着，1999年3月，农户信贷银行启动了“指标长期债券计划”(Designated Bonds Program)，同年6月，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债券项目”(Tap Issuance Program &Global Debt Program)。1999年11月，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公司还推出了“短期基准价格债券”(Short-term Benchmark note)。尽管这些机构每次发行的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均比财政证券的规模小(约为国债的1/5—1/2)，但是，经过若干年的此盈彼消，情况势必发生重大变化。1999年，公众持有的联邦机构债券余额为1.4万亿美元，国债为3.7万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倍多;到了2001年，两者的规模分别达到2.2万亿美元和3.0万亿美元，已经相差不多了。预计，到2007年，联邦机构债券市场规模就可能超过财政证券市场。人们希望，联邦机构证券将取代国债，成为美国金融市场上其他定期收益证券可参照的基准债券。
从 文献 上看，因财政部净额清偿国债而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在美国 历史 上曾出现过若干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是一次。当时，由于战争结束，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增长强劲，运用财政赤字手段来筹集战争经费的必要性消失，政府预算开始出现盈余。面对此状，美国政府开始在市场上净额收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的国债。当时就曾出现了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的现象。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财政部紧急发行了一笔非赤字国债。我们看到，这一次，财政又一次出现盈余，同样的政府债券净额清偿的现象也开始出现，继尔，同样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又一次出现，而且，财政部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政府更多地借助了政府机构债券来填充财政部债券净额清偿留下的空白。如果考虑到这两类债券均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共同点的话，美国当局这一次采取的对策事实上是乏新可陈的。
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认识：(1)国债不只是一个财政问题，甚至不主要是一个财政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金融问题。(2)在 现代 经济条件下，无论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如何，发行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市场，是维持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3)退一步说，如果财政部因种种原因一定要减少国债的发行，金融市场也一定要找到另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债券(在美国，即政府机构债券)。我认为，上述第二、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它指出了用政府信用(通过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券)来支撑金融市场运行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和可能性。
二、国债的财政观点
从理论文献上看，对于国债问题，从财政角度和从金融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反。
立足于财政角度展开分析，人们对国债基本上持比较消极的否定态度。普遍认同的看法是：财政运行必须遵循“谨慎财政”原则，即必须追求收支平衡，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出赤字，当然也就不发行国债。与此相应，一旦财政预算有盈余，政府便 自然 地要净额清偿国债。
不妨将此类观点称作关于国债的财政观点。与此相关的几个主要观点如下：(1)政府赤字以及相关联的发债有排挤效应，因此，发行国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相比政府而言，市场和民间 企业 是更有效率的，它们能够更好地使用经济资源。政府通过发债挤占了民间的资金，因此会使整个经济的效率降低。这是关于国债的一个基本看法。(2)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现在的债就意味着未来的税，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既然如此，政府就不应当发债。这种观点认为，债的经济效果和税对经济的效果是一样的。然而，最近的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表明，“李嘉图等价”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非常严格的。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完全具备。因此，李嘉图等价原理并不是经济的现实，我们不能用它来评判国债的经济影响。(3)从“代际交换”角度看，这一代人发行债券并安排支出，其实质是提前占用了本应由后人使用的一些经济资源。对这些经济资源的使用(而且常常是滥用)，会给后一代人使用资源造成一些缺口;后一代人会因此而承担沉重的负担。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与李嘉图等价异曲同工，即，它们都特别强调，这一代人用发行国债方式筹集了资金，就要由下一代人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当然也有不同，这就是，“代际交换”观点更关注实际可用的经济资源的消耗问题，其讨论的重点在实体经济层面;而李嘉图等价则更多考虑的是资金的跨代运作以及带来的相应问题。(4)从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在理论上，国债的增加容易导致较高的利率，货币当局若想降低利率，则须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国债的增加将导致货币政策扩张，长期来看，则会引起通货膨胀和较高的名义利率。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却无实践的支持。以美国为例，至少在上世纪的肋、90年代，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没有明确的这种反应。 (5)政府大量发债，会降低私人部门的储蓄意愿，从而降低全 社会 的储蓄率，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这是因为，储蓄率，以及长期来看由之决定的投资率，究竟还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简言之，从财政角度出发，如果确认谨慎原则是健全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则对财政赤字以及与之关联的国债一般持否定态度。从总体来讲，虽经多年发展，这种财政观点依然没有变化。凯恩斯主义也罢，自由主义也罢，新古典主义也罢，一旦财政出现盈余，都是主张立刻要清偿政府债务的。可见，平衡预算，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等，是财政当局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是其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之一。
当然，在财政界也有其他的看法。比较重要的看法是，认为公债和私债不能等量齐观。这种看法认定，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说，公债是从左口袋掏钱放到右口袋里，而且，发行公债，在整个国家中，并没有任何人感觉到增加了负担，相反，倒是很多人感觉到金融财富在增加。而私债就不是这样。私债虽然并不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因为，在宏观层面上算账，债权和债务是相互抵消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主要是债务人)，私债一定是净的负担，因而一定会改变很多人的行为方式。不过，在财政界，这种观点并不占主导地位。
三、国债的金融观点
与此相反，对于国债，金融界一般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至少，金融界的人们一般不会去讨论国债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
金融界对于政府债券市场的认识，是以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基础的。在这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政府债券市场作为核心金融市场的特性，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主要内容。
在金融理论中，“流动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它指的是“资金的可获得性” (availability)，即金融资产迅速变现而免遭面值损失的能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流动性问题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因此，保持流动性，成为金融体系健全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
“市场流动性”尽管在原理上与“流动性”相通，但毕竟存在较大差别，如果说流动性着重刻画的是微观经济个体取得资金的便利性的话，那么，市场流动性则侧重刻画的是金融市场的运行状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解说，市场流动性指的是“市场的参与者能够迅速进行大量金融交易，并且不会导致资金资产价格发生显著波动”的情况。仔细体会两个定义的差别，大致可以这样认识：市场流动性是全体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状态的综合反映，它是一个更整体的概念。而市场“流动性”是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刻画某一市场的流动性状态，人们通常使用交易规模、交易者数量、交易频率、价格波动幅度等一系列指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清算银行推荐使用密度(Tightness)、深度(Depth)、弹性(Resiliency)等三个指标来对之进行深入分析。
我认为，相比而言上面的指标中，后三个指标有其更反映本质的优越性。(1)所谓市场密度，指的是交易价格偏离市场中间价格的幅度，它反映的是与市场价格无关的交易成本，通常可以用债券买卖价差(bid—askspread)来刻画。一般地，债券买卖差价越小，市场密度越高，说明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效率越高。反之则相反。度量买卖价差的 方法 有几种：一是交易商报价的价差(quoted spread)，二是一段时期中交易价差的加权平均(realised spread)，三是实际交易的价差(effective spread)。从效果上看，后一种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价格的实际变化及其发展趋势。(2)所谓深度，是通过不会影响现行价格的市场交易量来加以反映的。实践中，人们一般用某一既定时期间做市商(market—maker)交易订单中的交易量来刻画，也可以通过债券的过手率(年交易量/未清偿量)来反映。一般地，不影响交易价格的交易量越大，说明市场越有深度，市场效率越高。(3)所谓弹性，指的是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恢复均衡的速度。从其实际意义看，市场弹性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刻画的市场深度。通常，人们通过观察、比较新的债券交易后市场恢复正常状态(买卖差价、交易量、价格水平)的速度来确定市场的弹性。显然，市场在新的交易冲击后回归其初始状态的速度越快，该市场的弹性越大，市场效率越高。
一般说来，各种 金融 市场在提供流动性方面，能够自主地做出一些制度安排。而且，市场流动性存在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该市场是可以“自我强化”(self—fulfilling)的。就是说，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市场的流动性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他们就更愿意持有债券，就会更积极地从事交易。相应地，市场的流动性就越高。但是，市场流动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提高市场流动性的好处是“外溢”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和整个 经济 都能以“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好处;因而，单个市场参与者缺乏足够的促进和维持市场流动性的积极性。这就意味着，公共部门(财政部、中央银行等)在促进市场流动性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主动作用。
上面所说的市场流动性是就金融市场整体而言的。在现实中，一国的金融市场通常由多个子市场构成，而且，市场的运作通常会环绕一个核心市场展开。具体言之，在金融体系中，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该市场的债券存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资产结构中，从而，其充分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这样的市场就可被称为核心金融市场(core financial market)。在绝大多数国家，国债市场正是这样的核心金融市场，因为，国债的规模巨大，发行主体同一(政府)，不同国债的付息时间、期限均较稳定，所以，不同的国债之间的替代性或同质性(homogenous)更强。同时，国债作为一种零风险资产，是其他资产定价的基准(benchmark)和众多衍生金融资产(例如回购、期货、期权等)的基础资产，也是交易者对冲风险的重要工具。
市场流动性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能够提高市场参与者对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信心，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操作效率。
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所以能够提高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主要有三个原因：(1)它为投资者们提供了一种无风险(无信用风险)的资产，使之成为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 社会 公众的主要投资对象。(2)由于国债具有无风险的特征，借助它，市场可以 计算 其他债券和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3)国债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组合、减小资产风险时的一种重要资产。
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政策条件方面看出来。我们知道，在 现代 市场经济中，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同时实施金融监管。这两项功能得以顺利履行，均以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为前提条件。既然发达的国债市场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它对于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监管效率的涵义就是不言而喻的。
国债市场 发展 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国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最主要对象，是其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场所。如果国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央行调节货币供应和社会信用总量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公开市场操作在国外已有多年 历史 。就是说，国债一直就同货币供应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美国，2001年底，联邦储备券(我们通常所说的“美钞”)的发行准备资产的94%以上是政府债券。上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更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传统的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被逐渐封冻，或者干脆被废弃不用，公开市场操作逐渐独占鳌头。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要想富有效率和弹性，没有一个规模庞大、密度高、有深度、富于弹性的国债市场是不可想象的。(2)国债市场上形成的利率期限结构，能够反映利率的长期变化和人们对长期价格变化的预期，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准确信息，使得货币政策的意图能够有效地传导。(3)国债作为零风险金融资产，既是其他所有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也是多种衍生金融资产的基础，同时还是从事金融交易时对冲风险的主要工具。因此，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在国债市场上显示出的政策意图，将全面 影响 金融市场的运行，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方式。
此外，一个富于流动性的国债市场，也有助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因为，当民间的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能够通过资产形式转换的方式从金融市场融资时，资产价格就不会过度波动，金融市场至少不会出现结构性失衡，进而，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压力无疑会大大减小。
显然，从金融角度来讨论国债市场，我们会得到另外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基于金融市场的核心概念——市场流动性之上的。概括本节的讨论，我希望强调两个要点：(1)因为提高市场流动性是发展金融市场的核心任务，鉴于国债市场构成核心金融市场，所以发展一个规模适当，运作有效的国债市场，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2)在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增加货币供应的制度背景下，在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将国债当作应付流动性需求的二级准备的条件下，事实上存在一个不断增加国债而不会引致通货膨胀的适当的空间。这使得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了新的 内容 。
四、国债的规模应考虑金融市场的需要
以上我们分别从财政和金融角度讨论了国债 问题 ，旨在指出国债在经济生活中的多方面功能和多样化影响。
不难看出，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国债并非绝对必要;只是在财政出现赤字需要弥补时，当局才会不情愿地使用它。由丁同样的原因，一旦资财充裕，当局首先就会想到去净额清偿债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对于金融部门来说，情况则相反。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成了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它是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润滑剂”。质言之，在货币供应只能通过信用渠道发放，而且这种发放必须有无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与之对应(所谓货币发行准备，其作用是“担保”货币发行的价值)的条件下，货币当局将成为国债的稳定需求者。与之对应，在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吞吐国债来增减基础货币并调控市场利率的条件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均须在其资产中保持一个显著的国债份额：一方面保证取得无风险收益，另一方面则形成其应对流动性变化的二级准备。不仅如此，就是广大的非金融 企业 以及普通的居民户，也都需要在其资产结构中保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债投资。因为，作为市场参与者，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在自己的资产中保持一个无风险的资产来应付越来越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作为总体的风险厌恶者，大多数居民需要获得产生自国债的无风险收益。
这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所讨论的美国经济近年来遇到的问题：由于财政部净额清偿国债，美国的金融界日益感觉到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事实上，国际金融领域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在我们 中国 也有感觉，当然是在与美国的金融资产相关联的那些部门中，首先有了这种感觉。举例来说，最近三年以来，由于美国政府净额清偿国债，我国外汇储备的“摆布”就出现了新问题。过去，我们的外汇储备主要“摆布”在以美元定值的债券，主要是美国国债上。现在，由于美国国债的供应已绝对减少，其他替代性的产品又不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外汇管理当局，很长时间以来都觉得无所适从。
上面说的是国际的情况。其实，与美国相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出现。自从货币政策的运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国债市场纳入视野以来，我们就曾多次感受到缺乏有效和大容量国债市场的限制。举例来说，1994年以及其后几年中，我国外汇储备每年以300亿美元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当时国内物价水平较高，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更给国内带来了“输入型”通货膨胀。那时我们就发现：如果能够在大量买人外汇的同时，反方向地大量卖出等额的国债，货币供应量就不会控制不住，物价上涨就不会那么严重。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中央银行手中，当时根本就没有可供用来做这种“对冲”操作的工具和手段。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相反的情况。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陷入物价持续下跌境地。为了弱化物价下跌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增加货币发行。同样，我们也痛切感觉到，此时，我们的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无风险的国债可供中央银行去“购买”，以便将货币供应扩大。总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债市场的规模太小、品种过于单一，已经严重束缚了货币政策的操作。我们注意到，中央银行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不得不采取很多替代性的手段。如允准发行金融债券，甚至用自己的融资债来进行操作，等等。上述种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金融系统从投资和保持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提出了对国债的稳定需求时，当国债在 理论 上和实践中都可以被经济社会当作一种无风险资产来持有和交易时，对于应否在经济中保持一个适度的国债规模不予清偿问题，对于国债的规模可否脱离开财政赤字筹资而有单独的政策考虑等问题，均须重新认真 研究 。
既然肯定了国债在现代经济中不可或缺，为了更完整、更 科学 起见，我们必须回过头来， 分析 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国债的规模(无论是用哪一个指标来衡量)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程度是不高的。就是说，在现实中，由于国债占GDP的比重很高而导致经济出现问题的国家有之;但是，由于国债占GDP比重很高导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且质量很高的国家也有之。相反，国债占GDP比重很低而导致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固然有之;但国债占GDP很低，而经济状况不好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很典型的是东南亚危机的例子。在危机发生之前，用各种标准来衡量，亚洲各国的财政状况都算是较好的，有的国家甚至被IMF夸奖为“财政十分健全”。但是，金融危机还是在那里发生了。这意味着，衡量国债规模的若干指标，诸如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等等，虽然都有很强的经济分析意义，但用来指导具体的实践，其操作性尚待提高。
说到这里，如何管理国债规模，使之适应金融部门的需要的问题， 自然 需要提出。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财政部门的国债规模是与财政赤字相联系的，而金融部门对国债的需求则是相对稳定且不断增长的。显然，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割开国债发行与财政赤字的僵硬关联。
在这方面，看一看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助于寻找解决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发债在大多数国家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手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很多国家，在弥补财政赤字之外，也常常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也需要发债。
在各国的实践中，除了弥补财政赤字，至少还有两个原因需要政府发债：(1)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发债。例如美国，在相当长时间以来，其发债的收入中就有很大的一块是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2)政府的一些兼有财政性、公共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和金融性的事务，也就是那些介于纯商业活动和纯公共活动之间的活动，不适合直接用财政手段来筹资，常常也是政府发行债务筹资的领域。美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在绝大多数的年份中，政府国债发行的净额，都是超过了当年的赤字额和当年还本付息额之总和的，而且超过的规模很大。显然，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为弥补财政赤字之外的目的发行的。
上述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认为，除了弥补财政赤字以外，诸如筹集解决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资金、为国有商业银行筹集资本金、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等等，都可以成为我国发行债券的合理且合法的理由和基础。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国债规模对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约束问题，当能获得有效解决。自然，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债管理体系和国债管理政策就应当重新调整，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就应当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协调配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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