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养老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养老保障资金来源单一，其实还是不稳定的。
在养老支出结构中，除了政府举办的第一支柱养老金制度支出有所提高外，企业举办的第二支柱、个人参加的第三支柱的支出都应有所提高，真正形成退休收入来源多元化格局
中国人比较看重代际遗赠，所以对以房养老不太能接受。
但如果转换一下，不是反向抵押房屋，而是出租房屋，从资金来源看其实也是一种以房养老，这不就符合中国人又能遗赠、又能靠房屋挣钱的想法吗?所以，对于以房养老的前景不能“一棍子打死”
从国际比较来看，全世界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即便在美国和欧洲，机构养老的比例也仅为个位数。
此外，我们还有一种相对特殊的养老模式，即社区养老。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邻里友谊，我们还有街道基层组织，社区应该发挥相应作用，如日托、登门服务等
本报记者 李小佳
日前，《人民日报》刊登的《从国际经验看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 一文在网上被热转。
文章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
在为中国发展前景鼓舞的同时，大家也非常关心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会给人们带来哪些新的“获得感”。
例如，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养老保障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养老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就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该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
养老水平会更高?
解放新论：据联合国预测，2040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高峰，为4.31亿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目前美国人口总量。
当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养老水平会否更高?
郑秉文：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人均养老水平通常会相应提高。
这背后是有规律的。
不仅养老水平会相应提高，方方面面的福利水平都会相应提高。
但是，评价一个国家的养老，不能只盯着养老金这一数字的多少，还要看养老收入结构有没有变化、养老制度是否健康可持续、养老服务事业是否健全等。
以养老收入结构为例，即便养老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养老保障资金来源单一，其实还是不稳定的。
好的养老保障结构应当是多元化的，这就是所谓多层次和多支柱的涵义，即在养老支出结构中，除了政府举办的第一支柱养老金制度支出有所提高外，企业举办的第二支柱、个人参加的第三支柱的支出都应有所提高，真正形成退休收入来源多元化格局。
这样，养老保障的深度和密度都会提高，养老保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会更强。
此外，我国还没有建立来自财政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制度，这被广泛称为“零支柱”。
同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建立了高龄补贴，但还未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基本统一的制度网络。
这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也是需要考虑的。
需要注意的是，高收入国家不等于发达国家。
我国2024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也只能算刚刚变成“小土豪”，此时千万不能自满，还必须加强养老制度的设计、养老结构的优化、养老服务的提升等，而更深层的是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哪种模式会成为主流?
解放新论：新形势下，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哪种养老模式会成为主流?现在争议较大的以房养老，会不会被更多人接受呢?
郑秉文：“以房养老”指的是资金来源，它是市场提供的一种养老金融产品。
也就是说，如果金融市场 可以提供住房反向抵押，老年人则多了一个产品选择。
以房养老在一些国家比较发达，究其原因与西方家庭的遗赠文化紧密相关。
中国人比较看重代际遗赠，所以对以房养老不太能接受。
但如果转换一下，不是反向抵押房屋，而是出租房屋，从资金来源看其实也是一种以房养老，这不就符合又能遗赠、又能靠房屋挣钱的想法吗?所以，对于以房养老的前景不能“一棍子打死”。
此外，对以房养老不要过度解读。
比如，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存在一些误解，政府出面的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加强市场监管。
这是因为，在设计复杂的反向抵押市场里，单个消费者往往是弱势一方。
所以，政府出面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养老模式，即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
从国际比较来看，全世界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即便在美国和欧洲，机构养老的比例也仅为个位数。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我国的机构养老比例会有所增加，但依然会以居家养老为主。
此外，我们还有一种相对特殊的养老模式，即社区养老。
我的理解是，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邻里友谊，我们还有街道基层组织，在老龄化过程中，社区应该发挥相应的作用。
比如，日托的功能、登门服务的功能等。
总的来说，在很长的时期内，居家养老仍将是我国一种主流养老模式。
这就要求，在进行政策设计时，更加注重居家养老配套服务的供给，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
解放新论：有观点认为，我国养老保障效率不高，缴纳的钱最后都贬值了;有人还认为，现在工作的人缴纳的钱都用于支付当下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了，不大公平。
这些看法虽然未必准确，但或多或少影响了人们缴纳养老金的积极性。
展望未来，我国养老保障在战略方向、制度设计上，是应注重效率，还是更注重公平?
郑秉文：公平与效率是养老保障制度中的一个基础问题，处理好这对关系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公平和效率相辅相成，这不是一句“官话”。
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找一个突破口的话，我认为应当还是效率。
例如，现在又到调整养老金缴费基数的时候了。
北京市刚刚公布2016年养老金缴纳基数，为每月7086元，但有些人就抱怨，年年上调基数，负担太重了，甚至少数人会千方百计地少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