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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没你想的那么任性
高考：没你想的那么任性
从罗家伦到钱钟书
有关民国时期的“高考”，被传诵最多的大概是与钱钟书有关的故事。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就是钱钟书。为了突出戏剧性，在另外的版本中，钱先生的数学成绩被说成是0分。
他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钱钟书并没有说自己数学考了多少分，但他英文、国文是特优，确实是事实，而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
拍板录取钱钟书的时候，罗家伦一定想到了自己当年考北大的经历。
罗家伦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也参与了阅卷工作，他负责国文阅卷。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后来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
怎么办呢?胡适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这位偏科严重的考生。幸运的是，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也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北大。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的决定是正确的。罗家伦不但成为“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1928年，还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清华大学首位校长。
钱钟书并不是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特例，1931年，吴晗考清华，数学是不折不扣的零分，但也被录取了。
这样的“故事”或许会让人认为，破格录取是很随便的事，其实并非如此。民国时期，由于其政局不稳，无法保持大学的连续性，而那时的大学，也多处在“青春期”，录取工作也难免随意。
1930年，臧克家在青岛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数学考了零分，作文也仅仅是三句诗歌——“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就凭这三句诗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将臧克家“破格录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诗人。系主任这么“任性”，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或许可以作为当初招生制度不规范的一个明证。
张充和：“数学零分入北大”
随着当时大学教育的日益成熟，在招生方便就日益注重程序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事实上，在30年代初北京大学就已经做出规定，单科考零分的，禁止录取。周有光、沈从文的小姨子张充和被北大“破格录取”，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也想不妨一试，于是就到北大旁听。
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充和见到数学就头大，她在16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代数。她干脆放弃，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
第二年临考的那天，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因为她连题目都看不懂。数学当然得了零分。但她的国文考了满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的激赏。
试务委员会资深评委胡适希望录取这名优异生。然录取规则明文规定，凡有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试务委员会向阅数学卷老师施压，希望“网开一面”给几分。那阅卷先生软硬不吃，复判后，仍给零分。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格录取”了她。
这个故事，从叙述角度看，应该来自张充和的家人，也有可能是后来某个知情人的追忆。
1934年9月24日的《大学新闻周报》对此事有过报道，标题是《北大新生中的女杰》。
从这篇报道看，确实是胡适确实很赏识张充和，不过张充和的数学是不是零分，国文是不是满分，这篇报道都没说到。而且这篇短消息里提到的不是破格录取，而是“仅以试读生入学”，意思是备取，没有正式学籍。
长期以来，人们放大了各种“零分考入北大清华”的故事。出于美好想象，人们夸大了钱钟书这样的天才路径。
杨振宁：16岁少年震动西南联大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一年杨振宁还不到15岁，刚念完崇德中学的高一。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带着全家大小，乘坐火车经过天津到了南京，改换乘轮船到芜湖，再坐公共汽车回到合肥老家。
杨武之在清华大学教书，北京和天津沦陷了以后，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便南迁到湖南长沙，联合成立为临时大学，由三个学校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共同主持校务。杨武之在合肥安顿好家小之后，就兼程赶往长沙的临时大学去了。
1947年4月27日，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大书院的泸州中学继续高二的学业。1937年12月，杨武之由湖南长沙赶回三河镇附近的桃溪镇，这个时候临时大学已经决定迁往昆明，于是杨武之杨武之带着一家大小辗转 5000公里的行程到达昆明。
1938年，杨家七口在昆明城内西北角文化巷11号租赁的房子住下之后，杨振宁进了昆华中学念高二。那个时候辗转流离而来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教育部门在那年夏天公布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杨振宁在父亲的鼓励下，读了半年高二，就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
他借了一本物理书在家里学习。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圆在旋转之时，“加速度”等于“速度的平方除以半径”，整整想了两天，最终搞懂了向量的重要性。最终，在两万多的考生中，他以第二名考进西南联大。
16岁的杨振宁心怀探索大千世界莫测变幻奥秘的愿望，报考了联大化学系。物理系教授吴有训翻阅杨振宁的入学试卷时，发现杨振宁更适合学物理，便向杨振宁讲述了物理学对促进人类科技发展的重大作用，引导他入学后转到了物理学系。
物理学系由饶毓泰等名师执教，给杨振宁上普通物理课的是赵忠尧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周培源教授、上热学课的是叶企孙教授……杨振宁跟随这些大师，很快步入了物理学的殿堂。
西南联大的招考，体现了自由和严谨的统一。自由是因为时代原因，不得不放开报考资格，开“同等学力”报考之先河，而严谨则体现在它严格按照分数高低进行录取。
在录取后，学生的转系和换专业又非常自由，最终能做到因材施教，因兴趣施教。最终，西南联大短短数年，却培养了非常多的人才。
何炳棣：“复读”一年入清华
在西南联大之前，和北大一样，清华大学在招考方面也制度化和严格化了。史学泰斗何炳棣当年比杨振宁大5岁，他1932年冬被南开中学开除，但“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于1933年夏考入山东大学，一年后他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
他后来回忆，在他被南开中学开除的两年内，他的同学和朋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大代数只做美国Fine所著教材中的习题是不够的，还要作英国Hall和Knight合著的课本中的习题才够用，因为后者要比前者繁难不少，这种印象和何兆武先生的回忆是一致的。
当时的学生，研究过各高校数学考试难易程度，发现交大和武大的数学，都比清华的要繁难，但是这种繁难中也透露出一种笨拙，相比之下，清华的数学题，要轻巧，似乎更能考出学生的灵性。
何炳棣在山东大学的一年，其实类似于今天的复读，他最大的收获是英语成绩的提高。这一年他有机会学习地道的英语口语，改进英文写作。
教他英语的是美国的泰勒女士，作为美国人，泰勒警告学生不要学美式英语，而要练英式发音，所谓“皇家英文”。她带领全班学生读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后，让学生用英文写出一篇这样的中国故事来。这样的训练，对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可谓立竿见影。
经过在山东大学一年格外的努力，何炳棣于1934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那是他童年的第一志愿。这一年，清华大学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共有报考者4000余人，正取317人，何炳棣名列第二十一，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清华一向不公布入学考试分数，何炳棣入学后，却发现了自己的物理和数学分数，因为这与理工方面的选课有关，何炳棣的物理考了77分，数学则只有55分。因为其志愿是主修化学，一年级必须选高数，这成为让他头疼的事情——然而最终，何炳棣成为了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
如今回头看民国时期的高考，与考试的方式相较而言，更有值得借鉴之处的，是当时大学的培养方式。招生过程的严格和培养过程的灵活相结合，既保证了相对公平，又尽可能地做到了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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