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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时间:2023-04-01 09:27:17 常识大全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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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那么楚辞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呢?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希望对你有用!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

  楚人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

  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

  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

  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

  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

  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

  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

  最后楚为秦所灭。

  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

  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

  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

  《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

  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

  《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

  ”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

  《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

  ”(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

  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

  ——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

  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

  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

  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

  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

  《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

  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

  ”已可窥见一二。

  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

  从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

  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

  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

  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

  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

  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

  《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

  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

  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

  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

  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

  《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

  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

  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

  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

  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

  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

  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

  我们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

  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

  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

  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

  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

  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

  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

  这就是“吟”。

  (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当然,楚辞之中应该还有当时楚地的楚音。

  )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

  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

  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

  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

  《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

  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

  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

  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

  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

  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楚辞有何特色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

  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

  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

  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

  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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