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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散文作品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以下是陈西滢散文作品，欢迎大家阅读！
捏住鼻子说话【1】
中国的智识阶级和老百姓非但隔了一道河，简直隔了一重洋。
你们尽管提倡你们的新文化运动，打你们科学和玄学，文言和白话，帝国主义有没有赤色的仗，他们悟善社同善社的社员还是一天一天的加多。
有一个新从安徽回京的朋友谈起一件事，很可以表示中国的国民有没有出中古时期。
二三年前安徽的霍邱来了一个河南美少年，自言有一个仙狐跟随他。
这仙狐不肯显色相示人，可是声音是可以听见的。
每到黑夜到它的坛前去焚香祷告，仙狐就可以判人的休咎，医人的疾玻霍邱本是闭塞的地方，何况捧这美少年的是做过知县的翰林，所以全城若狂，捐了二三万金建造了一座极宏大的天狐庙。
今年春天这美少年奉了仙狐到蚌埠，大受那里军政长官的欢迎。
新近又从蚌埠到了安庆。
安庆城里的官绅也都拜倒在“仙姑”香案的底下。
仙姑降坛的时候，全城的阔人，从厅长以下都上朝似的，听讲似的恭立在坛前。
可是安庆城比不得蚌埠，更比不得霍邱，那里是有“学生”的。
一天晚上十个教育界的人居然也杂在官绅中间混了进去，每人袋子里怀着一把手电灯。
仙姑降坛还没有说满三句话，一声咳嗽，十把手电灯齐注射在坛后，大家看见的是……那个本坐在坛旁的美少年立在坛后，捏住了鼻子学女人说话。
这出其不意的电火把他骇呆了，他所以还是捏住了鼻子学女人说话，结果受了一顿打。
打的时候，什么厅长也溜了，什么局长也溜了，什么道尹也溜了，什么监督也溜了，只剩了某县的知事溜不掉，只好硬硬头皮把这坛上的仙姑拿下来做了阶下犯。
这种事也许在中国算得很平常。
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绅本来只有拜在妖狐坛前的程度。
可是我们代受骗的人的身份设想，骗子应得稍为灵巧些。
在黑夜里捏了鼻子说话就可以弄得举省若狂的两三年，那些官绅似乎非但没有出中古时期，简直还应当向斐洲的土人学些文化呢。
多数与少数【2】
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
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
可是，少数人的意思并不因此就没有错的了。
我们主张什么人都应当有言论的自由，不论多数少数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可是，我们固然反对多数因为是多数就压制少数，我们也不承认少数因为少数就有鄙夷多数的权利。
中国人向来是不容异己的论调的，所以在全国鼎沸的时候，有人居然肯冒众怒出来说几句冷话，只要他是有诚意的，我个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气，不管他说的对不对。
可是他的勇气不一定就使他对了。
把这次的国民运动与拳匪来打比，实在未免过于不偏不类，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他们始终“什么都学不到，什么都忘不了”，自然这样的想。
中国人自己如若不看见这二十余年的进步和分别来，只可以证明他们自己的不进步。
至于人家已经打了头阵，自己跟在后面说便宜话，还要以“袁许”自负，――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将法――我们听了着实有些替他肉麻。
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
中国的大兵，叫他们残杀同胞虽然力量有余，叫他们打外国人就非但没有充分的训练，并且没有至少限度的设备。
如果许多热心的军民人等自己投效去作战，那么，以血肉之躯去和机关枪，毒气炮相搏，就完全牺牲完了也得不到什么。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么都逆来顺受。
我们虽然打不过人家，我们不妨据理力争，不妨用他种方法与他们奋斗。
我们固然不宜宣战，但是要求英国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护人民并不就是宣战。
英国的政府也一定不会因此就与中国宣战，因为他们是以民意为向背的，中国政府这样的态度正可以告诉英国民众这次的运动不是暴动，而是全国的义愤。
英国握政权的固然是帝国主义者，普返民众，尤其是劳工阶级可不全是帝国主义者。
总之，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
这与拳匪的一味强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
如果一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打你一个耳光，你虽然不能与他决斗，你尽可理直气壮的与他评一评理，不能因为恐怕他再打你一顿便缩缩颈跑了，你如缩缩颈的跑了，或是对他作一个揖，说他打得不大得当，他非但不见得看得起你，还许要尊你一声“死猪”呢。
有人说，中国人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尊容。
自己的军阀每年杀人遍野，大家一声也不响，一旦外国人杀了几十个中国人，便全国一致的愤慨起来。
这话是很对的。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向没有纠正军阀，现在就不抵抗外人。
我们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因为如果杀了你几十个人不抵抗，将来也许杀你几百几千几万人。
我们同时希望以后国民对于内乱也要有同样觉悟，也要有同种的愤慨，也要有同样的抵抗才好。
蔡先生的回忆【3】
蔡先生与稚晖先生是我生平所师事的两个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几句诗，完全可以表出我对于两位先生的情绪。
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生的旅途上，他们是悬在天际的巨大的两颗明星，所以虽然有时会迷途，有时不免脚下绊倒，可是由于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来，仍然可以向正确的方面前进。
蔡先生与吴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连系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的。
蔡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一天夜间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与自己的关系，处处地方便连带的想到吴先生。
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与吴先生虽同样的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细细追想起来，我与蔡先生的接触，实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却很早。
因为在六七岁的时候，曾经在上海泥城桥爱国学社里上过几个月学，可以说是蔡先生与吴先生的学生。
那时候住在吴先生的家中，天天见到，可是蔡先生却只听到过名字。
至于是不是认识，甚至于是不是见过，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以后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吴先生自英法写给先父等几个老朋友的数千字长信里面。
这样的长信，一连大约有两封或三封，里面叙述事物很多，所以也当常会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样，怎样。
那时候的“蔡孑民”还只是一个名字。
武昌起义之后，吴先生与蔡先生都是先后回国。
在他们未到以前，他们的一位朋友，商务印书馆主编“辞源”的陆炜士先生，常常对先父等说，将来修清史，只有“稚晖与鹤卿”。
那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知道鹤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
听了陆先生的谈话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国后住在上海的时候，似乎曾经跟了吴先生到他的府上去过。
但是除上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之外，什么也不记得。
也许这一楼一底的房子还记忆的错误，实在不曾去拜访过也说不定。
但是那时候一个印象是相当清楚的。
也可以说是蔡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大约是在张园举行的许多群众大会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讲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
他的演讲，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内容是朴质的说理，不打动听众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的交谈，甚至于表示不耐烦。
所以演讲辞更不能听到。
蔡先生的演说也就很快的完毕了。
十年以后听众对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
蔡先生不能说是一位雄辩家。
再会见蔡先生，是在十年后的伦敦。
那时候蔡先生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校长，到欧洲去游历。
在伦敦摄政街的中国饭店里，北大学生开了一个欢迎会。
名义上虽是北大学生，可是原先与北大没有关系的也多人在场，我自己便是一个。
此外记得起的还有张奚若，钱乙藜，张道藩。
在场的北大教员有章行严与刘半农两位，学生则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彦之，刘光一等。
那时我新买了一个照相机，初学照相。
即在中国饭店的楼上照了两张团体相。
这相片到抗战以前还存在，现在可无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伦敦时的故事，现在只记得二三个，大约因为稍微带些幽默，所以至今没有忘掉。
有一次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社会心理学者怀拉斯请蔡先生到他家去茶叙，座中有他的夫人与女儿。
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与我两人。
起先我们任翻译。
忽然志摩说蔡先生在法国住好久，能说法语。
怀夫人与小姐大高兴，即刻开始与先生作法语谈话。
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样回答。
我为了解围，说蔡先生在法国只是作寓公，求学是在德国，所以德文比法文好。
怀夫人、怀小姐不能说德语，只好依旧作壁上观。
怀拉斯说他从前到过德国，可是德话好久不说已不大能说了。
他与蔡先生用德文交谈了几句话。
我记得怀指窗外风景说SCHON，蔡先生说IE―BRACBON，可是这样的片言只字的交换，没有法子，怀先生说还是请你们来翻译吧。
一次我与志摩陪蔡先生参观一个油画院。
里面有约翰孙博士的一张油画像。
我与志摩说起约翰孙博士的谈吐，骨气，生活状态，很像中国的吴先生。
在出门的时候，蔡先生选购了几张画片，微笑着的说“英国的吴先生的画像也不可不买一张”！
最难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馆中蔡先生的房间里。
一向总是有第三人在一处。
此时第三人却因事出去了，房内只有我与蔡先生两个人。
那时与蔡先生还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
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
可是蔡先生却恭恭敬敬陪我坐着，我提了两三个谈话的头，蔡先生只一言半语便回答了。
两个人相对坐着，没有谈话。
心中着急，更想不出话来。
这样的坐也许不到半点钟，可是在那时好像有几点钟似的。
幸而第三人来了，方才解了当时的围。
民国二十一年冬与吴先生同船由法回国，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与吴先生同乘津浦北上。
拜访蔡先生后没有几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厂的菜根香请吃饭。
吴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从前在英国的熟朋友。
饭后一干人一同步行从先农坛走到天桥。
当时感觉到一种北平闲暇的趣味。
可是没有多少时候，空气突然紧张，蔡先生离京南下，此后他便有十年没有到过北平。
大约是民国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过几天。
武汉大学的同人给他一个很热烈的欢迎。
可是那时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够行动。
倒是蔡先生走上百余级石级，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问。
对于一个后辈，而且实在是很少见的人，看做亲切的朋友，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一年的夏末――还是次年？暑假时我从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
到南京后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时北上，出席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一同相约同行。
在车上除了一位基金会的美国董事外，没有什么很熟识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处。
这时与伦敦旅馆中大不同了。
自己没有了拘束的感觉，没有话的时候也并不勉强的想话说。
可是这一次蔡先生谈话很多，从中国的政治教育到个人琐事。
特别是过泰安附近时，我们在窗口凭吊志摩遇难的地点，谈了不少关于志摩的回忆。
蔡先生带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车上喝的。
第一天晚餐时我们两人喝了一瓶――应该说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
那晚上蔡先生虽没有醉，脸却红得厉害。
第二天中晚两餐喝了一瓶。
蔡先生说这样正好，听说他每餐得喝一点酒，但并不多。
车快到北平时，他对我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所以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花。
心里觉得有些不安，饭车的账请我让他开销了罢。
他说得这样诚恳委婉，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
可是第二天早晨发现不仅饭费，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他都付过了。
车到站时，他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而且有人来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处运去。
所以这一次与蔡先生同行，一个年轻三十多岁的我非但没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蔼体贴的风度。
蔡先生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后重游旧地，盛受各团体、各个人朋友的欢迎招待。
常常一餐要走两三个地方。
他到一处，一定得与每一客对饮一杯，饮完方离去，所以每晚回家时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
他对一切的兴趣都很厚浓。
故宫博物院欢迎他去参观时，他进去看了一天。
他的脚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无倦容。
我们从游的年轻些的人，都深为惊异。
那时候我们认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龄，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事。
那一年以后，除了某年暑假，我与叔华在上海经过到愚园路进谒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没有再会见过了。
追想过去，自己与蔡先生接触的次数实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给予的影响，却异乎寻常的大，异乎寻常的深刻。
是怎样来的呢？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学问文章。
蔡先生的书我一本不曾读过。
他讲演辞和文章，也只偶然的读到。
对于他的学问文章我没有资格说话。
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业。
他办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他办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国在科学各有各种贡献，但是这种种可以使人钦佩，却不一定使人师法，使人崇拜。
蔡先生的所以能给予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推求起来，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伟大。
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
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如写介绍信之类，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经验。
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
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
我与他接触的机会虽不多，但是先后有二三十年。
我无论在什么时候见到他，蔡先生始终是蔡先生，犹之吴先生始终是吴先生，并不因环境的不同，时运的顺逆，而举止言语有什么不同。
这是说来容易，却极难做到的一件事。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蔡吴两先生才可以当大丈夫的名称而无愧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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