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描写的名家文章

时间：2024-03-11 18:42:00 王娟随笔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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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描写的名家文章

　　文章包括各种文体的著作、作品，如诗歌、戏剧、小说、科学论文，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等等。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人物描写的名家文章，欢迎大家分享。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

　　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

　　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泪来。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过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

　　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

　　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

　　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学。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

　　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

　　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

　　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

　　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

　　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

　　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

　　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huì)，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不幸7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

　　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piē)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一九二六年)

　　断魂枪

　　老舍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看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预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尽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柳妈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头，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便都围着大黑圈。

　　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