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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的散文
十多年前寄居乡下的时候，曾经托一个老木匠做一张书桌。
我并不认识这个老木匠，向当地人打听，大家一致推荐他，我就找他。
对于木材，我没有成见，式样也随便，我只要有一张可以靠着写写字的桌子罢了。
他代我作主张，用梧桐，因为他那里有一段梧桐，已经藏了好几年，干了。
他又代我规定桌子的式样。
两旁边的抽屉要多少高，要不然装不下比较累赘的东西。
右边只须做一只抽屉，抽屉下面该是一个柜子，安置些重要的东西，既见得稳当，取携又方便。
左右两边里侧的板距离要宽些，要不然，两个膝盖时时触着两边的板，就感觉局促，不舒服。
我样样依从了他，当时言明工料价六块钱。
过了一个星期，过了半个月，过了二十多天，不见他把新书桌送来。
我再不能等待了，特地跑去问他。
他指着靠在陰暗的屋角里的一排木板，说这些就是我那新书桌的材料。
我不免疑怪，二十多天功夫，只把一段木头解了开来!
他看出我的疑怪，就用教师般的神情给我开导。
说整段木头虽然干了，解了开来，里面还未免有点儿潮。
如果马上拿来做家伙，不久就会出毛病，或是裂一道缝，或是接榫处松了。
人家说起来，这是某某做的“生活”，这么脆弱不经用。
他向来不做这种“生活”，也向来没有受过这种指摘。
现在这些木板，要等它干透了，才好动手做书桌。
他恐怕我不相信，又举出当地的一些人家来，某家新造花厅，添置桌椅，某家小姐出阁准备嫁妆，木料解了开来，都搁在那里等待半年八个月再上手呢。
“先生，你要是有功夫，不妨到他们家里去看看，我做的家伙是不容它出毛病的。”他说到“我做的家伙”，黄浊的眼睛放射出夸耀的光芒，宛如文人朗诵他的得意作品时候的模样。
我知道催他快做是无效的，好在我并不着急，也就没说什么催促的话。
又过了一个月，我走过他门前，顺便进去看看。
一张新书桌站在墙边了，近乎乳白色的板面显出几条年轮的痕迹。
老木匠正弯着腰，几个手指头抵着一张“沙皮”，在磨擦那安抽屉的长方孔的边缘。
我说再过一个星期，大概可以交 货了吧。
他望望屋外的天，又看看屋内高低不平的泥地，摇头说：“不行。
这样干燥的天气，怎么能上漆呢?要待转了东南风，天气潮湿了，上漆才容易干，才可以透入木头的骨子里去，不会脱落。”
此后下了五六天的雨。
乡下的屋子，室内铺着方砖，每一块都渗出水来，像劳工背上淌着汗。
无论什么东西，手触上去总觉得黏黏的。
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散发出霉蒸气。
我想，我的新书桌该在上漆了吧。
又过了十多天，老木匠带同他的徒弟把新书桌抬来了。
栗壳色，油油的发着光亮，一些陈旧的家具有它一比更见得黯淡失色了。
老木匠问明了我，就跟徒弟把书桌安放在我指定的地位，只恐徒弟不当心，让桌子跟什么东西碰撞，因而擦掉一点儿漆或是划上一道纹路，他连声发出“小心呀”“小心呀”的警告。
直到安放停当了，他才松爽地透透气，站远一点儿，用一只手摸着长着灰色短须的下巴，悠然地鉴赏他的新作品。
我交 给他六块钱，他随便看了一眼就握在手心里，眼光重又回到他的新作品。
最后说：“先生，你用用看，用了些时，你自然会相信我做的家伙是可以传子孙的。
”他说到“我做的家伙”，夸耀的光芒又从他那黄浊的眼睛放射出来了。
以后十年间，这张书桌一直跟着我迁徙。
搬运夫粗疏的动作使书桌添上不少纹路。
但是身子依旧很结实，接榫处没有一点儿动摇。
直到“一二八”战役，才给毁坏了。
大概是日本军人刺刀的功绩。
以为锁着的柜子里藏着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前面一刀，右侧一刀，把两块板都划破了。
左边只有三只抽屉，都没有锁，原可以抽出来看看的，大概因为军情紧急吧，没有一只一只抽出来看的余裕，就把左侧的板也划破了，而且拆了下来，丢在一旁。
事后我去收拾残余的东西。
看看这张相守十年的书桌，虽然像被残害的尸体一样，肚肠心肺都露出来了。
可是还舍不得就此丢掉。
于是请一个木匠来，托他修理。
木匠说不用抬回去，下一天带了材料和家伙来修理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家，木匠已经来过，书桌已经修理好了。
真是看了不由得生气的修理!三块木板刨也没刨平。
边缘并不嵌入木框的槽里，只用几个一寸钉把木板钉在木框的外面。
涂的是窑煤似的黑漆，深一搭，淡一搭，仿佛还没有刷完工的黑墙头。
工料价已经领去，大洋一块半。
我开始厌恶这张书桌了。
想起制造这张书桌的老木匠，他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简直使缺少耐性的人受不住，然而他做成的家伙却是无可批评的。
同样是木匠，现在这一个跟老木匠比起来，相差太远了。
我托他修理，他就仅仅按照题目做文章，还我一个修理。
木板破了，他给我钉上不破的。
原来涂漆的，他也给我涂上些漆。
这不是修理了吗?然而这张书桌不成一件家伙了。
同样的事在上海时时会碰到。
从北京路那些木器店里买家具，往往在送到家里的时候就擦去了几处漆，划上了几条纹路。
送货人有他的哲学。
你买一张桌子，四把椅子，总之送给你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决不短少一件。
擦去一点儿漆，划上几条纹路，算得什么呢!这种家具使用不久，又往往榫头脱出了，抽屉关不上了，叫你看着不舒服。
你如果去向店家说话，店家又有他的哲学给你作答。
这些家具在出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总之我们没有把破烂的东西卖给你。
至于出门以后的事，谁管得了!这可以叫做“出门不认货”主义。
又譬如冬季到了，你请一个洋铁匠来给你装火炉。
火炉不能没有通气管子，通气管子不能没有支持的东西，他就横一根竖一根地引出铅丝去，钉在他认为着力的地方。
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窗框下。
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天花板上。
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墙壁上。
可巧碰着了砖头，钉不进去，就换个地方再钉。
然而一片粉刷已经掉了下来，墙壁上有了伤疤了。
也许钉了几回都不成功，他就凿去砖头，嵌进去一块木头。
这一回当然钉牢了，然而墙壁上的伤疤更难看了。
等到他完工，你抬起头来看，横七竖八的铅丝好似被摧残的蜘蛛网，曲曲弯弯伸出去的洋铁管好似一条呆笨的大蛇，墙壁上散布着伤疤好像谁在屋子里乱放过一阵手槍。
即使火炉的温 暖能给你十二分舒适，看着这些，那舒适不免要打折扣了。
但是你不能怪洋铁匠，他所做的并没有违反他的哲学。
你不是托他装火炉吗?他依你的话把火炉装好了。
还有什么好说呢?
倘若说乡下那个老木匠有道德，所以对于工作不肯马虎，上海的工匠没有道德，所以只图拆烂污，出门不认货，不肯为使用器物的人着想，这未免是拘墟之见。
我想那个老木匠，当他幼年当徒弟的时候，大概已经从师父那里受到薰陶，养成了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了吧。
而师父的师父也是这么一丝不苟的，从他的徒孙可以看到他的一点儿影像。
他们所以这样，为的是当地只有这么些人家做他们永远的主顾，这些人家都是相信每一件家伙预备传子孙的，自然不能够潦潦草草对付过去。
乡下地方又很少受时间的催迫。
女儿还没订婚，嫁妆里的木器却已经在置办了。
定做了一件家具，今天拿来使用跟下一个月拿来使用，似乎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延到明年拿来使用也不见得怎样不方便。
这又使他们尽可以耐着性儿等待木料的干燥和天气的潮湿。
更因主顾有限，手头的工作从来不会拥挤到忙不过来，他们这样从从容容，细磨细琢，一半自然是做“生活”，一半也就是消闲寄兴的玩意儿。
在这样情形之下做成的东西，固然无非靠此换饭吃，但是同时是自己精心结撰的制作，不能不对它发生珍惜爱护的心情。
总而言之，是乡下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了老木匠的那种态度。
都市地方可不同了。
都市地方的人口是流动的，同一手艺的作场到处都有，虽不能说没有老主顾，像乡下那样世世代代请教某一家作场的老主顾却是很少的。
一个工匠制造了一件家具，这件家具将归什么人使用，他无从知道。
一个主顾跑来，买了一两件东西回去，或是招呼到他家里去为他做些工作，这个主顾会不会再来第二回，在工匠也无从预料。
既然这样，工作潦草一点儿又何妨?而且，都市地方多的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
每一件东西预备传子孙的观念，都市中人早已没有了(他们懂得一个顶扼要的办法，就是把钱传给子孙，传了钱等于什么都传下去了)。
代替这个观念的是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
住亭子间的人家新搬家，看看缺少一张半桌，跑出去一趟，一张半桌载在黄包皮车上带回来了，觉得很满意。
住前楼的文人晚上写稿子，感到冬天的寒气有点儿受不住，立刻请个洋铁匠来，给装上个火炉。
生起火炉来写稿子，似乎文思旺盛得多。
富翁见人家都添置了摩登家具，看看自己家里，还一件也没有，相形之下不免寒伧，一个电话打出去，一套摩登家具送来了。
陈设停当之后，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招一些朋友来叙叙。
年轻的小姐被邀请去当女傧相了，非有一身“剪刀口里”的新装不可，跑到服装公司里，一阵的挑选和叮嘱，质料要时髦，缝制要迅速，临到当女傧相的时刻，心里又骄傲又欢喜，仿佛满堂宾客的眼光一致放弃了新娘而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似的。
当然，“想要什么”而不能“立刻有什么”的人居大多数，为的是钱不凑手。
现在单说那些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的，他们的满足似乎只在“立刻有什么”上，要来的东西是否坚固结实，能够用得比较长久，他们是不问的。
总之，他们都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
主顾的心理如此，工匠又何苦一定要一丝不苟?都市地方有一些大厂家，设着验工的部分，检查所有的出品，把不合格的剔出来，不让它跟标准出品混在一起，因而他们的出品为要求形质并重的人所喜爱。
但是这种办法是厂主为要维持他那“牌子”的信用而想出来的，在工人却是一种麻烦，如果手制的货品被认为不合格，就有罚工钱甚至停工的灾难。
现在工厂里的工人再也不会把手制的货品看做艺术品了。
他们只知道货品是玩弄他们生命的怪物，必须服事了它才有饭吃，可是无论如何吃不饱。
——工人的这种态度和观念，也是都市地方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的。
近年来乡下地方正在急剧地转变，那个老木匠的徒弟大概要跟他的师父以及师父的师父分道扬镳了。
1937年8月1日发表
叶圣陶的散文【2】依靠口耳
咱们写东西，以前用文言。
文言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文言就是古代口语的记录，有人说只是一种人为的笔语，是历代文人集体创造的产物。
这两种说法可以说都对都不对。
文言这个名称包皮括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式样的文章，实在含混得很。
就时间说，从甲骨文字到现在有三千多年，就风格说，有非常典雅僻奥的，也有非常浅近通俗的，通统叫做文言。
世界上没有，也决不会有完全没有口语做根底的笔语，文言不会完全是人为的东西。
可是文言也不大像曾经是某一时代的口语的照样的记录，孔子当时说“学而时习 之，不亦悦乎?”是不是就是这么九个音(语音古今异同且不管)，就是这么个次序，都很难说。
在各式各样的文言里头，咱们可以提出一种来叫它做正统文言，那就是晚周两汉的哲学家、史学家笔下使用的，以及唐宋以来摹仿他们的所谓古文家的文章。
这一路文言在当初大致跟口语相差不太远。
可是口语不断地在变化，如果笔语大体上跟着口语走，也会变得很厉害。
实际上可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不管口语怎么样变化，后一代人竭力摹仿前一代人的文章(为什么会走这一条路，这儿不说了)。
这就变得很少了，虽然要绝对不变也是办不到的。
这种正统文言一代代传下来，直到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凡是拿笔杆儿的都使用它。
就后代人说，文言跟口语的距离很大，几乎可以说是另外一种语言。
谁要写文言就得学会这种语言，学得到家，写得合式，就是通，否则就是不通。
这种语言虽然叫它是语言，可不能拿到口头来说(只能摇头摆脑地哼)，所以跟口没有多大关系。
你要拿到口头来说当然也没人来禁止，但人家听了不能完全明白，甚至大部分不明白(即使是通文的人)，所以跟耳也没有多大关系。
原来这种语言是必须“目治”的，你得一个个字看下去才明白。
白话文运动起来之后，大家改写白话文，可仍旧承接着文言的传统。
白话文也跟口耳没有多大关系，只在程度上比文言差了些。
白话文也得“目治”，口说耳听都不很成。
当时大家只想把文章写得明白通俗些，还只着眼在普及上。
现代的事物跟现代人的心思要用现代的语言才能表达得精确而且入神，这个意思虽然有人提出，可是连提出的人也没有认真去实践。
这一半由于习惯了文言的路子。
虽说要改，不知不觉中仍旧走了老路。
一半呢，没有提明把依靠眼睛的改成依靠口耳，没有提明惟有依靠口耳写下来的才是地道的现代的语言，也是个重要原因。
现在有些写文章的朋友，民国十一二年间上的小学，到中学时代读些文言，分量少，时间短，没有受到文言多大的影响，论理该能够依靠口耳写文章了，实际上可不然，因为他们有早期的白话文做底子，早期的白话文是管眼睛不管口耳的。
三十年的时间不算长，白话文已经成了口语以外的另外一种语言。
你能说话，认得字，还不成，你得学会这种另外的语言才能写文章。
这多麻烦，跟文言比起来，至多是五十步跟一百步的差别。
再说，现在不是有人依据种种理由，主张改用拼音文字吗?拼音文字的利弊怎么样且不说它，在这儿要指出一点：假定用拼音文字写白话文模样的文章，无论你词儿连写也好，在字母上加上声调符号也好，总要叫读的人胡 摸胡 猜，到底不能够完全明白。
必得依靠口耳才能使用拼音文字。
反过来说，咱们用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才有不依靠口耳的文言跟白话文(说来话长。
这儿不细说)。
就实际效果说，白话文当然不能一笔抹煞。
试想这三十年来假若仍旧用文言，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的传布将成什么样的情形?那必然传布得非常之狭窄。
白话文虽说承接着文言的传统，可是比文言进步，公平话是应该这么说的。
不过它并不依靠口耳，所以还得改变。
原因不在通俗不通俗的问题上，原因在前面说过的一句话上，就是：现代的事物跟现代人的心思要用现代的语言才能表达得精确而且入神——现代的语言是必须依靠口耳的。
最近几年来，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认真实践的多起来了，有意地依靠口耳，把笔语跟口语归到一致。
特别在文艺的部门里，咱们已经有了些出色的样品。
文艺写人写社会，要紧的是时代性，而且文艺不只叫人知，还要叫人感，自然得依靠口耳才不至于打折扣。
依靠了口耳不一定就是好文艺，可是不依靠口耳至少是文艺的一个后天的致命伤。
咱们还可以推车撞壁地问一声：既然不依靠口耳，为什么不索性用了文言?在报章杂志文章以及教科书、各科著作方面，一般作者似乎还不大留意这回事，大多仍旧使用白话文。
我个人以为这也可以改变，应该改变。
白话文已经尽了它的桥梁的任务，咱们该一致努力，过渡到依靠口耳的一边去(这里有通用口语跟方言的问题，语言变化，后代人难以完全了解前代文章的问题，一时说不尽，待有机会再说)。
1949年7月1日发表
叶圣陶的散文【3】我们的骄傲
我们四个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谈着幼年同学时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开头讲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黄花的观察引起了大家对自然界的惊奇;某先生教体操，说明开步走必须用力在脚尖上，大家听了他的话，连平时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为了让厨夫受窘，大家相约多吃一碗饭，结果饭桶空了，添饭的人围着饭桶大声叫唤，个个露出胜利的笑容;为了偷看《红楼梦》一类的小说，大家把学校发给的蜡烛省下来，到摇了息灯铃，就点起蜡烛来，几个人头凑头地围在一起看，偶尔听到老鼠的响动，以为黄先生查寝室来了，急忙吹灭了蜡烛，伏在暗中连气也不敢透……
重庆市上横冲直撞的人力车以及突然窜过的汽车，对于我们只像淡淡的影子。
后来我们拐了弯，走着下坡路，那难走的坡子也好像没有什么了。
我们的心都沉没在回忆里，我们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邹君拍着戈君的肩膀说：“还记得吗?那一回开恳亲会，你当众作文。
来宾出了个题目，你匆忙之中看错了，写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
散会之后，先生和同学都责备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两颊已经生满浓黑的短须，额上也有了好几条皱纹，这时候他脸上显出童稚的羞惭神情，回答邹君说：“你也哭了的，你当级长，带领我们往操场上运动，你要踢球，我们要赛跑。
你因为大家不听你的号令，就哭到黄先生那儿去了。”
“黄先生并不顶严厉，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
”孙君这么自言自语，似乎有意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
我就接着说：“他的一句话不只是一句话，还带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
我小时候常常陪父亲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从听了黄先生的修身课，说喝酒有种种害处，就立志不喝，一直继续了三年。
在那三年里，真是一点一滴也没有沾唇。”
“教室里的讲话能在学生生活上发生影响，那是顶了不起的事。
”当了十多年中学校长的孙君感叹地说。
我们这样谈着走着，不觉已到了黄先生借住的那所学校。
由校工引导，走上坡子，绕过了两棵黄桷树，校工指着靠左的一间屋子，含胡 地说了一句什么，就转身走了。
我们敲那屋子的门。
门开了，“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那声音沉着有力，跟我们小时候听惯的一模一样，“咱们多年不见。
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今天在这儿聚会，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黄先生遇见，还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时间加在黄先生身上的痕迹，仅仅是一头白发，一脸纤细的皱纹。
他的眼光依然那么敏锐有神，他的躯干依然那么挺拔，岂但跟十二三年前没有两样，简直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没有丝毫改变。
我这么想着，就问他一路跋涉该受了很多辛苦吧。
黄先生让我们坐了，就叙述这回辗转入川的经历。
他说在广州遇到了八次空袭，有一次最危险了，落弹的地点就在两丈以外，他在浑忘生死的心境中体验到彻底的宁定。
他说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地拔地而起，形状尽有奇怪的，可惜没有千岩万壑茫茫苍苍的气概，就只能引人赏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
他说在海棠溪小茶馆里躲避空袭，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还在呼幺喝六地赌钱，他就给他们讲，叫他们非守秩序不可。
他说得很多，滔滔汩汩，有条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课时候一个样儿。
等他的叙述告个段落，邹君就问他从家乡沦陷直到离开家乡的经过。
“我不能不离开了，”他的声音有些激昂。
“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没有一点儿操守。
我宁肯挤在公路车里跑长途，几乎把肠子都震断;我宁肯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飞机打赌;我宁肯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一个无业难民;我再不愿留在家乡了。”
听到这儿，我才注意那个房间。
以前大概是阅报室或者学生自治会的会议室吧，一张长方桌子七八个凳子以外，就只有黄先生的一张床 铺，床 底下横放着一只破了两个角的柳条提箱;要是没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个房间真太萧条了。
黄先生略微停顿了一下，就从家乡沦陷的时候说起。
他说那时候他在乡间，办理收容难民的事，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四百多人，总算完全安顿停当了，他才回到城里。
于是这个也来找他了，那个也来找他了，要他出来参加维持会。
话都说得挺好听，家乡糜烂，不能不设法挽救啊，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无非那一套。
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你们要这么做，我没有那种感化力量叫你们不这么做，可是我决不跟着你们这么做。
”接着他愤慨地说：“这些人都是你们熟悉的，都是诗礼之家的人物，在临到考验的时候，他们的骨头却软了，酥了。
我现在想，越是诗礼之家的人物，仿佛应着重庆人的一句话，越是‘要不得’!”
一霎间我好像看见了家乡那些熟悉的人的状貌，卑躬屈节，头都抬不起来，尴尬的笑脸对着敌人的槍刺。
“在他们从小到大的教养之中，从来没有机会知道什么叫做民族吧，”我这么想着，觉得黄先生对于诗礼之家的人物的感慨是切当的。
黄先生又说拒绝了那些人的邀请以后，他们好像并不觉得没趣，还是时常跟他纠缠不清。
县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学务委员，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教育厅科长，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当过省督学多年，全省六十多县的教育界人物，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
他为避免麻烦起见，就在上海一个教会女学校里担任两班国文;人家有职务在这儿，你们总不好意思再来拖三拉四的了。
于是他到上海去，咬紧了牙对城门口的日本兵鞠躬，侧转了头让车站上的日本兵检验良民证。
说到这儿，他掏出一个旧皮夹子，从里边取出一张纸来授给我们看，他说：“你们一定想看看这东西。
这东西上贴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办米去的。
你们看，还像吗?”
我们四个传观之后，良民证回到黄先生手里，黄先生又授给孙君说：“送给你吧。
你拿到学校里去，也可以叫你的学生知道，现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让敌人在身上打着耻辱的戳记!”
孙君接了，珍重地放进衣袋里。
黄先生又说他到了上海以后，半年中间，教书很愉快，那些女学生不但用心听课，还知道现在是个非常严重的时代，一个人必须在书本子以外懂些什么，做些什么。
但是，在两个月之前，纠缠又来了，上海的什么政府送来了一份聘书，请他当教育方面的委员，没有特定的事务，只要在开会的时候出几回席，尽不妨兼任，月薪两百元。
事前不经过商谈，突然送来了聘书，显而易见的，那意思是你识抬举便罢，要是说半个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
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学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前程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
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
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叫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我筹措了两百块钱，也不通知家里人，就跨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我们有黄先生这样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骄傲!”戈君激动地说着，讷讷然的，说得不很清楚。
我心里想，戈君的话正是我要说的。
再看黄先生，他那敏锐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们四个，脸上现出一种感慰的神情。
他大概在想我们四个都知道自好，能够做点儿正当事情，还不愧为他的学生吧。
1940年3月5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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