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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爱玲的散文
张爱玲是个传奇，她的细腻笔触，她对生活独特的领悟力，让人望尘莫及;张爱玲是个普通女子，她也曾爱过，恨过，在时代的夹缝中纠结于自己的幸福。
张爱玲是个怎样的女子?你能读懂几分?下面更多内容由小编为您提供，希望大家喜欢!
一、夜营的喇叭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
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了。
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我说:“啊，又吹起来了。
”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
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
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
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
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二、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
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
我不知道。
”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
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
——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
——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
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三、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
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
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
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
上海就不然了。
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
《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
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
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
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
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
”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
“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
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
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
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
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
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
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
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
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四、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
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
张爱玲谨上。
”)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
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
所以一直缄默着。
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
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
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
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
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
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
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
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五、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
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
“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
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
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
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
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
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
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
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
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
)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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