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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写感恩的散文
是不是因为一路风风雨雨,而忘了天边的彩虹?是不是因为行色匆匆的脚步,而忽视了沿路的风景?除了一颗疲惫的心,麻木的心,你还有一颗感恩的心吗?...小编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是关于名人的感恩故事。
(一)我的母亲 胡适《胡适自传》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
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
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
”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
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
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
医来医去，总医不好。
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
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
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
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
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
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
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
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
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
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
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
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
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
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
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
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
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
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
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
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
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
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
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
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
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
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
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
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
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
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二)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结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是的，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
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
“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
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
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笑了。
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
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
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
我疑虑，害怕。
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
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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