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而复返的出租车杂文随笔

去而复返的出租车杂文随笔

　　多年后父母已经忘记此事了，提起时他们只说我在胡诌，但我怎么会记错呢，那个让人刺骨的冬夜 。它教会了我无可奈何。

　　夜很黑，没有星星，这个时间，末班车早已离开，我们只能打车回家。大伯住得远，拦到的第一辆车便让给他了。过了两分钟，从大伯离去的方向驶来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我一愣——司机是同一个人。我心猛地一沉，整个人压抑起来，把自己裹在袄子里一动不动。

　　大伯今年已经71岁了，大伯母走得又早，单剩他一人照顾我的姐姐们——大姐精神病，二姐白化病。为了给她们治病，大伯家里很是拮据。

　　大姐的癔症并不是天生的，相较于二姐，她在我记忆里，总还有些明媚的时光。大姐对绘画有着极好的天赋，我还记得她的窗边洒满日光，向光长着着一幅她临摹的《向日葵》，与梵高的手法如出一辙。最后大姐和梵高一样——她疯了。后来大姐发病时扔了家里所有裱装起来的画，那幅向日葵，一些素描，还有她母亲的遗像。在原本遗像该有的位置，打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叉。她不肯告诉任何人遗像的去处，我渐渐的忘记了大伯母的模样。大姐也再没碰过画笔了，她把所有的笔都丢进了角落。

　　因为白化病，二姐看不了强光，她也尽量避免出门迎接路人像太阳一样灼热而露骨的眼光。久而久之，二姐幽暗的房间里的墙壁上，布满了歪歪扭扭，或大或小的铅笔字。我记得她抄了一份小餐馆的菜单，一些报纸上的文章，广告，也有“聚众卖银”这样的有错别字的，大概是她自己写的东西。还有在更暗处的文字，密密麻麻的叫我看不清楚，只能推断出她是蹲在墙角，或是踩在床上，桌子上，手里拿着一支大姐不要的半短铅笔，咬着唇，执拗而癫狂地写出的。

　　大姐和二姐今年四十有余，没有工作，都未婚，大概也嫁不出去了。伯父却不着急，总是笑眯眯的，顶着明亮的脑袋，毫无怨言的照顾我的两个姐姐们。

　　他是头发斑白的七十一岁。洗衣的是他，买菜的是他，做饭的是他，扫地的是他，去银行取退休金的也是他。孤身一人。

　　大伯背负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却从不让晚辈知晓。他只是笑。

　　扎西拉姆？多多曾说：“有人在笑，或许仅仅是因为墙外刚好有人在听，如此而已。”枷锁一直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对此熟视无睹。

　　“我不如死了算了！”直到我坐在饭桌上听到喝酒的父亲哑着声告诉姑妈，大伯曾这样对他说过。我闻言心下大惊，我是万不知伯父有这般想法的。却知这话不是我们晚辈该听的。父亲仍闷头喝酒，倒是姑妈半含顾忌半含担忧地看了我一眼。我低了头屏声吃饭，却只觉得惨淡无味。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哪一次从姑妈家到大伯家是可以用双腿抵达的，无一不是转乘公交三四次，叫我头昏脑胀双腿发软。沉默的数着车窗外的路灯，大伯走回家的路是我难以想象的，两小时？三小时？我实在是不清楚，大伯还要背着这沉重的枷锁走多远。

　　今夜寒风烈烈，又有谁看见了一个裹紧了衣服埋头走路的瘦小老头呢？

　　后记：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又问了母亲“从姑妈家走到大伯家到底要多长时间呢？”母亲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走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那太远了。” “那到底是多久呢？”我又问。母亲回答：“四个小时吧。”我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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