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研究生群体论文

时间：2022-10-11 20:16:57 研究生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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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研究生群体论文

　　【摘要】大龄研究生是正常国民教育序列之外的特殊群体，其存在的原因离不开对现行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等社会因素的探究。韦伯社会行动的划分提供了解释他们读研考量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即从劳动市场的供需平衡、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社会财富聚集下的社会成员选择新生活方式等方面分析其读研的目标理性计算和个人价值合理性考量。大龄研究生梦想未灭，但诸多现实困境，不仅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往往让一些“追梦人”黯然折翼。

大龄研究生群体论文

　　【关键词】大龄研究生;社会行动;现实困境

　　按照我国国民教育的序列，正常来说，一个人18岁考入大学，22-23岁是完成本科学业的年龄。心理学、教育学相关理论认为，年龄相差4年，其思维方式、阅读习惯、娱乐爱好、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另一个年龄段的人群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大龄研究生可被界定为27岁以上的脱产硕士研究生，30岁以上的脱产博士研究生。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是年龄偏大，很多人已过而立之年，多数已婚者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被同班的同学戏谑地尊称为“老王、老蔡”。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不喜欢和其他同学交往，生活方式倾向保守，处事低调沉稳。

　　2009年7月，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了一位38岁的三轮车夫蔡伟攻读古典文献博士学位，蔡伟最高学历只有高中，下岗多年，依靠蹬三轮车来养家糊口，但因为在网上发表多篇有关古代文字研究的文章，被慧眼识才的复旦大学教授看中，圆了博士梦想。蔡伟执着的“追梦”过程，让大众重新开始思考对人才的定义，也给有梦想的大龄青年带来巨大鼓舞。同时，在大学研究生中，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大龄研究生在一些地区高校的比例有19%左右[1]。现行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双重作用下，大龄研究生群体有着怎样的求学行动动机，现实的生存状态如何，本文试做一下社会学分析。

　　一、大龄研究生入学社会要素压力下理性选择的探究

　　1.目的合理性行动下的理性考量。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人的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韦伯说“如果目的、手段及其间接的成果都得到合乎理性的考虑和衡量，其中包括对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的选择、对目的与间接成果的关系以及最后对可能出现的相关重要性的理性思考”可被定义为工具———目的合理行动。目的合理性行动具有最高程度的合理性，是通过仔细考量和利用外界情况和他人期待的“条件”和“手段”，最大限度和最有效率实现预期目的的行动。

　　大龄研究生入学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的约制和社会条件下的他人期待，是目的合理性行动的表现。

　　大龄研究生基本由两类身份的人组成，一种是大学毕业后顺利就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工作数年后报考研究生;另一类是大学毕业即失业，或者不想就业的学生，本着范进中举的不锲精神，参加数次考试而最终成为研究生。

　　在中国的教育改革过程中，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本科生数量每年指数级增长，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供应饱和的状态，而研究生教育仍然被人们期望为精英教育，研究生被定位为高层次人才。人力资本理论同时告诉我们，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最有效的途径，同等的教育投资可能带来终身的收益。因此，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以及对未来良好预期的理性考量，是这两类人参加研究生入学的根本动机。但两类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工作数年的人还要对机会成本进行计算，如果全脱产读研，会损失现有工作带来的经济收入，基本切断了工作几年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刚有起色的事业基础轰然倒塌，还有猛然逝去的无法挽回的青春年华，因此，理性的考虑告诉他们机会成本十分高昂。然而，职业的天花板效应促使他们做出另一种抉择，工作几年后，职业技能遭遇瓶颈，社会资本不足，升迁无望，机遇稀缺，现行制度下前途渺茫，但又不甘于现状，才不计机会成本的加入读研的行列。

　　一位大龄研究生在网上如是说：作为大专毕业生，为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默默奉献了十多年后，某一天突然反省。有比我更具奉献精神的一批人，与他们相比，我汗颜自己的修养不够，因为，作为一个十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虽然我问心无愧，却真切地感受到教师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需要完全的奉献。“为人作嫁”，我似乎很难达到这一高度。于是，经过个人努力，我成为A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研究生。[2]对于后者，有人更鄙视他们，所谓“啃老”，“不敢接受社会挑战的逃避者”。其实，他们依然有着理性的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樊平研究员认为“，啃老族”通常家里条件不错，依靠父母他们能继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社会中部分成员快速增长的财富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影响整个家庭或者家族成员生活方式的力量，他说“：这些人有机会、有条件、有资源选择职业，或者待业在家。”从樊平研究员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啃老族”的理性考虑，他们对社会公认好工作的偏爱在高校扩招下不能得到及时满足，竞争压力大，有条件延长就业时间去选择职业或者提高人力资本来增强竞争力。劳动力市场供应饱和，劳动价格下降，即使加入这样的市场也不能补偿教育的投资，不如延长投资。

　　2.价值合理性行动解释。当然，韦伯也注意到，并非所有人的行动都秉承目的合理性的原则，当社会行动是“通过有意识的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其他形式的行为的固有价值的信仰，不管最后能否获得成功决定的”时，这类行动被称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它遵循某种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一部分大龄研究生把获得研究生学历视为体现人生价值的标志，如果能成为名校博士研究生更被视为取得某种社会声望的体现。网络上最近有位很火的“学历姐”，这位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33岁女生，一共取得8本学位证书。她花7年时间取得这样的成就，还想继续读博士，就是因为不舍得离开校园。

　　大龄研究生的行动让很多人唏嘘不已，还有一些人表示了由衷的感动和钦佩，他们是一群执着的“追梦人”，但现实中他们遭遇到种种困境，甚至让一些人折翼。

　　二、大龄研究生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

　　南昌大学苗元江教授对研究生幸福感指数调查并做量化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20-25岁年龄组的研究生幸福感指数最高，随着年龄增长幸福指数显示下降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30岁以上年龄组的生活满意得分显著低于20-25岁年龄组和26-30岁年龄组的研究生。笔者对知名络空间《考研论坛》专栏《研爸研妈》中发帖的关键字进行初步统计(2010/5/20———2010/8/30)，120篇发帖中，标题中直接说明“迷茫、困惑、忧郁、郁闷”等消极词汇的占了10%，大龄报考女研究生的求助生育问题的帖子占6.5%，讲述多年艰难考研奋斗历程的帖子5%，疑虑年龄过大的帖子占19.5%，剩余的帖子绝大多数是求助解答各种顾虑。可以看出，大龄研究生从入学开始，就存在心理、年龄劣势，面临婚恋困惑、生育意愿、就业歧视等现实问题。

　　具体问题非常多，下面两种困境是大龄研究生普遍面临的生存不良状况。

　　1.大龄女研究生的情感婚恋困惑。大龄研究生中还存在不少“剩男”、“剩女”，由于心理特征和社会经历与年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大龄研究生普遍和周围的同学存在一定的代沟，生活模式单调，与同学和导师联系很少，社会接触面狭窄，情感婚恋成为严重的个人心理压力。

　　相对于男生，大龄女研究生的情感婚恋问题更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研究议题。社会上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来形容女研究生：“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更可怕，是东方不败!”，人们更把大龄女研究生归为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类人”。研究证明，大龄女研究生婚恋难除了自身个性原因外，更多的是受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传统不平等观念正在消失，但人们还不能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各自的生理差异并不能导致作为群体的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差异和等级关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对生理上不同的男性和女性的分类给予不同的角色期望，为他们设定了不同的行为规范。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大女小等传统观念早已渗透到人们的观念中。男士更倾向找一个能力、学历方面比自己低的女性作为自己的伴侣，而获得高学历的女性在择偶方面却有相反的观念，这种期望上的错位使得女研究生婚恋择偶困难重重。

　　2.前途危机。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做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话题”。他举例说，“当一座10万人的城市只有一个人失业时，那是他个人的困扰，为了救济他，我们最好要了解这个人的品行、他的技能和目前的各种机遇。但是，如果一个有5000万雇佣大军的国家，却有1500万人失业，这就是一个公众话题，我们也许不能指望在某个个人所能获得的机遇范围内找出解决办法。机遇的结构已经解体了。为正确地表述问题和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仅仅是零星分布的个人处境和品行(米尔斯,2001:7)。”可见，看待大龄研究生就业问题不只从研究生的个人素质、职业期望着眼，而更应该从社会就业政策、人才市场供需等宏观社会因素去考虑。

　　大龄研究生也受到教育扩张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饱和影响，客观上，国家和地方设置了政策壁垒加剧大龄研究生的前途危机感，“35岁”门槛设置愈加明显，不只地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对年龄有硬性指标，一些单位规定博士不得超过30岁，甚至35岁以后基本无望成为国家公务员或者国家事业单位的一员，就业年龄歧视越来越“深入人心”。大龄研究生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工作态度端正，接受过专门化的精英教育后，应该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有生力量，但越来越强调年轻化的倾向，使大龄研究生找不到适合的位置，造成人才浪费，对大龄研究生是人生的重大打击，也是对人格的极大践踏。据调查发现，87.6%的大龄研究生认为部分单位存在年龄歧视。

　　三、结语

　　大龄研究生处境尴尬，一方面有主动成才的强烈期望，另一方面遭遇国家政策壁垒的阻挡。社会资本不足，职业技能赶不上时代变化需求，造成大龄研究生过早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人未老，先淘汰”这样的现实未免过于残酷。但重新获得优质人力资本后，又遭遇制度歧视，不仅造成宝贵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加剧青年人对社会期望降低，抛弃感和边缘化使他们反社会情绪的膨胀，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年龄的制度歧视应该及早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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