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管理教育哲学和价值论文

中西艺术管理教育哲学和价值论文

　　艺术管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布法罗大学乌代苏克海姆（UdaySukhatme），约翰托马斯（JohnThomas）和尼尔斯奥尔森（NilsOlsen）认为：艺术管理依托于法律、管理和艺术，有着丰富的跨学科知识学习和分析机会[1]，其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或多或少也受到商业管理学科的影响。在中国的艺术管理高等教育中，其教授的基本管理思想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商业管理。而随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价值逐渐被世界所认知，“西方思想管事，中国思想管人”的艺术管理教育思想逐渐被管理界认可。本文在对比中西方艺术管理教育哲学思想的同时，也试图解释和论证其背后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原因。

　　一、艺术管理学科的缘起及发展

　　西方艺术管理学科的建设可追溯到50年以前。1965年美国国家基金会（USNationalEndowment）的成立被视为该学科的开始。这一时期的艺术管理教育主要对资深艺术管理者在商业经济、管理、法律和审美方面进行培训和提高，并注重培养案例分析和协调能力，如哈佛商学院成立的艺术管理学院（ArtsCampManagementInstitute）和耶鲁大学的音乐剧场管理[1]。此后，艺术管理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以欧美为首的西方高校陆续成立，并确立下该学科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课程大纲。中国的艺术管理学科起步较晚，是在高校文化管理先驱者和文化产业发展背景的共同推动和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尤其表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3年上海戏曲学校举办的“艺术管理专修班”，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成立的文化管理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的艺术管理人才培养中心[2]。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艺术院校相继开设了艺术管理本科课程，在西方艺术管理思想、艺术学和经济学学习基础上，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审美也进行培养，以打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艺术管理人才。而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和国家层面上的逐渐兴起，在中西艺术管理思想和哲学的碰撞与融合之下，其理论发展不仅学习西方管理思想所注重的系统、高效率的管理，也需要中国传统哲学中更深层的思想智慧。这其中出现了“管事”还是“管人”的教育哲学，“人本主义”还是“以人为本”的不同的中西教育价值。

　　二、“管事”还是“管人”？

　　在艺术管理高等教育中，基本的中西管理思想和哲学的学习成为学生必修课。对比中西不同的管理思想，“管事”还是“管人”之争不仅是中西哲学的不同，其背后的理论指导也能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和哲学支撑。西方的管理哲学主要来源于长期的管理实践，并在管理过程中起到了实践和特定操作的指导作用。而中国的管理哲学主要来自儒、释、道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管理文化[3]。这个不同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思想管事，中国思想管人”的侧重，也成为教育中学生需要辩证吸收的重要部分。西方管理思想注重科学管理，如哈特和斯科特在1982年的《美国管理哲学》一文中曾给出管理的定义：管理是基于某种特定价值或观念对于事件的控制和对技术人员的塑造，而这一环节是管理执行的心脏和灵魂[4]。也就是说，在西方传统管理模式中，计划、组织、人员配备、监督和控制这五项管理功能是基于技术的管理而不是人本身的管理[5]。马克思韦伯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管理目的加以区分，更对管理的人和事进行控制。然而，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与革命，越来越多员工对自身心理和人格的完整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单一的“管事”管理模式中，人成为了“高产的机器”，或“单一的人”[5]。因此，西方管理理论在发展中开始寻求对于“人”的管理，并希望这种管理思想能够通过吸收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来达到“管事”和“管人”的平衡。而在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中，儒家强调的规训和道家注重的自然辩证对中国管理哲学影响更为深远。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更注重对于“人”的管理，目的是培养人的品性和品德。管“人”也即管“心”。在儒家影响下的中国管理模式中，首先是对于管理者的要求，讲究的是管理者的德行。《论语宪问》中，孔子提出“修己以敬”，《为政篇》的“为政以德”，以及《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先对管理者自身的品性提出要求。其中，“仁、义、礼、智、信”成为管理环节中“自我修养和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儒家影响下的中国管理模式从“修己”开始，以“安人”结束；以“修己”为前提，以“安人”为目的[6]。管理者关注更多的是自身品行的修养，并用“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被管理者，甚至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通过回顾中西管理哲学的历史，西方的管理关注更多的是提高管理效率；而儒家中式管理更多的是在提高管理者修养和品性，并辅助以“德”的管理方式达到管理的目的。在艺术管理教育中，由于被管理者主要为艺术家群体的特殊性，学生在学习西方管理哲学中侧重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机构盈利的同时，也逐渐关注中国传统管理中“管心”的方面。除此之外，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方面，中西管理价值也显示出了不同。

　　三、“人本主义”还是“以人为本”？

　　在个体与集体的利益问题上，中西管理哲学也显示其不同之处。在这里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和“以人为本”之不同。“人本主义”在古希腊时期指的是“发展人的德性”。在管理层基于效率和技术而忽视人的条件下，西方管理开始回溯“人本主义”的基本内涵，并基于人类行为学的方式注重对个人的管理。梅尔对于这样的管理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即管理是关于人，人内在的价值和成就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在现代张扬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中，管理者高度重视创造环境和条件来激发个人的创造力；被管理者被看做是一个个体，强调其个人的自由和喜好、上下级间的“以事为先”和团队协作。在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中显示了“以人为本”的哲学智慧。其最早为我国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提出，而“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孟子尽心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理论在艺术管理中展现出既能够偏重于对于艺术家需求的满足，提供足够的容错能力，又能够促进对于艺术家整体和谐的智慧。然而在这样的中式管理模式下，有些管理者会综合德、仁与自己的权威于一身，在艺术机构里表现为“家长式管理”[7]。这尤其表现为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日本、韩国和印度，却对艺术家个体的实现和利益造成一定的阻力。总体而言，西方的管理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平等，而儒家影响下的管理模式更偏重于领导者个人的影响力和集体概念。

　　结语

　　我国艺术管理教育在其发展中，学生被鼓励共同学习中西管理思想哲学与价值。教育者需要对中西管理哲学和价值进行综合地阐述，同时也需要教会学生如何理性辨别和应用中西哲学和价值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学生需要对两者进行区分学习、综合应用，而不是单纯地选择“中式”或“西式”的管理办法。这样才能很好地兼收并蓄，达到中西艺术管理互融的应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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