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石峡摩崖书法艺术创作及美学风格论文

红石峡摩崖书法艺术创作及美学风格论文

　　【摘要】中国书学向来讲究阴阳之道，一直以来，帖学与碑学二者一阴一阳平衡发展。榆林红石峡摩崖石刻书法艺术就是碑石刻书法的代表。它在中原的边缘地区以阳刚的艺术品格兼容柔美格调，通过其创作的规定性情境和创作者心态探析，从艺术本质中考察其刚柔相济、阴阳和谐的书法美学。

　　【关键词】红石峡；书法；创作心态；风格

　　书法艺术完美地涵摄了中国文化的精髓——阴阳之道。比起其他任何艺术形式它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展现中国人生活的价值观念。盛唐以后，书法艺术出现了以临帖为主的帖学风潮，在帖学的柔靡之风中，书法艺术仍然贯注着一股潜在的阳刚之气，平衡着书法艺术，平衡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就是常出现在摩崖石刻上的书法艺术。它们书法艺术精神的风骨。位于陕西榆林的红石峡摩崖石刻书法就是这一艺术景观的重要代表。

　　一、红石峡书法创作的规定性情境

　　红石峡摩崖书法充满阳刚的艺术品性。榆林地处塞上，有镇北台雄镇大漠，自古是中原与草原之间的战略要地。榆林又拥有塞上极为难得的水文条件，成为即便在艰苦条件下，依然能够使中国文化与书法艺术呈现阴阳相济、相互平衡的绝佳之地。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宋元以后书法艺术中不多见的雄强、浑厚的阳刚正气，盛唐之前书法的壮美和豪情在此延伸到了明清时期。在荒漠绿洲之中书法艺术的阳刚之气得以坚守，虽然不乏柔美格调，却也是阴阳之道所贯注的中国书法艺术的两个流脉——帖学与碑学的融汇相济。书家创作向来有“三要素一灵魂”之说。三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一灵魂即：抒情性。三要素可谓之“法”，即“书法”之法，顾名思义也就到此为止。然则这三“法”皆需服务于“一灵魂”——抒情达意。书法的最高目的是抒情，抒情就有意、像，像服务于意，意制约着像。三法即在构建独特的书写艺术之“像”，灵魂则是“意”，有什么样的“意”，就有什么样的“像”。意与像结合在一起，就是传统艺术对意象要求的浑然天成之美。要实现意像的浑然天成，就务必使创作置于某规定性情境之中，方可实现。在规定性情境中才会有特有的情感应激效应，才能产生要抒发或表达出来的某种情意。因此，书法之“三法”构建书法意像，要紧紧服务于表达某种情感意愿。出于表情达意的某种需要，书法要来选择具有某种规定性的用笔、结字和章法。从而使意象之间的关系高度融合，不着痕迹地实现情感自然率意地表达。红石峡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最佳的创作环境。这种创作环境有两方面，一是指特定的时间，时间包含大的时代氛围和小的创作时间点；二是指特定的空间，空间也包括创作所处的大空间和小的创作处所。在红石峡特有的大小时空中，创作者们从全国各地到达塞上榆林，风云际会，在规定性情境中诞生了红石峡书法艺术瑰宝。红石峡摩崖书法艺术创作的规定性情境是特有的，不复再现。明代成化年间，以后蔚然成风。究其原因，首先是大时代原因所致。该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权长期的势力均衡期。蒙古瓦剌部再度兴兵，曾俘获明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位于万里长城中段的榆林一带也常常遭遇蒙古侵袭。成化八年（1472），余子俊为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将延绥镇镇治由绥德迁到榆林。大大有利于对蒙古骑兵入侵的防御。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修补和增筑了东起清水营西到花马池全长一千七百里的延绥段长城。又构筑了黄甫以西至定边营一千二百余里的墩台，阻挡了蒙古骑兵长驱直入。在余子俊手里，这段近二千里的长城才由点连接成为线。该工程规模浩大，效率非常高，影响巨大。榆林塞一跃成为榆林镇，也就奠定了日后“小北京”的基础。红石峡书法文化就滥觞于成化年间的大时空背景下。余子俊的开边经略之功，使边陲的榆林塞成为能够屯兵垦边、招徕民众修生养息的风水宝地，也就有条件满足文官武将在闲暇之际雅集溪谷，一抒胸臆的风雅。该地因日后多次边境战争，无数文官武将汇聚来此，施展保家卫国、立功疆场的人生抱负。这样一个蒙汉争战难休的大时代，激起了创作者们的豪情，拿起巨笔挥洒下如今红石峡东西两崖之上的巨幅摩崖石刻书法。每当家国危难之际，边患告急的大时代，榆林边地烽烟烧起的时候，总会带来红石峡书法艺术一时的繁荣。据实地考察，有明嘉靖十五年延绥镇兵备副使刻纪出击鞑靼获胜的“褚将振赈凯旋大会于红峡”的战功；嘉靖二十六年三边总督曾铣《山墩望套》诗；万历九年巡抚王汝梅题刻的“龙蟠虎踞”；万历十四年兵备副使李春光题刻“万里长城”；万历二十七年巡抚陈性学题刻的“雄石封关”；万历四十四年巡抚刘敏宽题刻“华夷天堑”等。还有表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还我山河”、“中外一统”、“蒙汉一家”等。清末，蒙疆之乱、捻军、回民起义一波一波扰动着整个中国，左宗棠奉调陕甘总督，其间在此所题“白云初晴，如月之曙；黄唐在独，与古为新”气魄浩大。大革命时期杜斌丞、刘志丹等榆林中学师生题刻“力挽狂澜”；抗日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驻榆时亲笔写的“还我河山”，抒发了誓保国土的豪情壮志。这些创作，无一不是一个个大时代所触发的情感。

　　二、红石峡书家的创作心态

　　书法创作环境的小时间点，是影响书家创作心态及抒情水准的关键因素。心理活动、情感状态是生活中的具体环节。在心舒气畅、心境安闲的状态下提笔来写，手随灵感率意运笔、结字，自有一种笔墨情趣。正像内家功夫调心、调息、调身之态，然后挥笔而书，自是佳态。《书谱》中谈王羲之说：“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1]《论书》中说：“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人微耳。”[2]这都是说这种小的时间点调整书法创作心态的意义。有的书家赞赏书法要乘兴而作，尤其是草书、行书创作。如果在创作中已兴尽，也该收笔了，要强以理性牵笔，往往折损整个作品风貌。为了使书法神韵和内容的情感和谐一致，创作前往往会采用一定的方式酝酿情感，调整精神状态。创作雄浑的书作，先吟诵“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唤起一种雄浑的心境；创作恬淡静谧的书作，先静赏一曲《春江花月夜》，让心灵平静、安详等等；还有一种醉时心态，李白创作诗歌常得益于此，张旭草书创作也得益于此。创作心态对书法创作产生不同的美学趣味。不同情境像磁场一样影响人的心态，在规定的特殊效应下催生绝佳的创作欲。负面的创作心态比如心烦气躁、无奈应酬、寒暑不舒、身心疲惫则不利于书法创作。红石峡书法创作者具体的创作的小情景在小时间点上无法知晓，但可以从落款时间和史书记载中分析，是在边塞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也常有庆功凯旋、公务之余或击退敌兵之后足够放松、足够闲暇的时光，趁着那些月明、夕照等良辰美景，在三五同好陪同下雅集榆溪谷，清流赋诗，听琴鼓瑟，挥毫泼墨，纾解战时的紧张，表达对敌战斗的豪情壮志。此时此地，不论你来自哪里，都会精神为之一振，书写下气势雄浑的壮丽书作，摩于东西崖壁，巍然高悬，有别于纸上书写的柔靡时风。

　　三、红石峡雄浑与柔美兼容的书风

　　红石峡书法艺术创作的规定性空间，是将大空间和小空间两方面统一在一起，这也就使其书风兼容了雄浑与柔美。红石峡的大空间就是明代榆林镇所在的毛乌素沙漠，万里长城的中段，是中原王朝兵指草原的前哨，也是防御和反击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堡垒，历来是边塞诗的创作地，那句惊人魂魄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是出自此地。塞上平沙出日月，大云横飞九万里，如此情境，已然改变着任何进入其中的创作者的审美趣味，再不好写下小桥、人家、杏花、烟雨般格调的作品。而是“禹迹摩崖”、“中华天柱”、“天外奇峰”、“潮海蓬莱”、“开元图画”、“天成雄秀”等，是形容军事地位之险的“大漠金汤”、“长天铁垛”、“天边锁钥”、“雄镇三秦”、“榆关雄山”、“威震九边”等为题的作品。这些主题盈溢着不可遏止的壮阔雄浑之气，如同天边的大云一阵阵飞滚而来。这些作品用笔大都硕大有力，饱满欲破，比如“山河巩固”、“天边锁钥”、“大漠金汤”、“华夷天堑”遵循颜体正宗，结字端正大方，有如镇北台一样，气势庄严，不偏不倚，雄视大漠，昂首瞻望，可令敌人心生敬畏。最大单体结字有4平方米之巨，单字最长达6米，最大字幅达44.8平方米。如此书法奇观也正是塞上风景的最佳呼应。书法作品正如边塞诗主题有杀敌报国的豪情，也不妨有思乡念亲的柔情。这都是人之常情，也正是中国文化的阴阳之道。两者平衡着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审美精神。红石峡的书法艺术中亦有柔美的一面。这与红石峡所提供的书法创作的特定小空间有关。红石峡是榆溪河贯穿而过的一道峡谷，峡谷内充满柔情，榆溪河源流清澈，是榆林传说的桃花水的来源。峡谷上游榆溪河凝结而成浮光耀金的天然湖泊，一股清流溢出湖面，穿石而下，有“水帘飞雪，石洞栖云”之称。谷中河滩尽是洁净匀称的沙粒，细腻如水。谷中杨柳成荫，百草丰茂，在蓝天之下，整个溪谷呈红、黄、蓝、绿纯四色组合，如果桃花盛开就犹如幻境。有桃花盛开的地方就有家乡，镇边的文官武将也是这么认为。远离故乡的人在红石峡溪谷找到了唐诗里的“人面桃花”、找到了《诗经》里的“杨柳依依”，纾解了相思之苦，宽慰了十万征人！旧时外地文官、武将、儒士来榆林，必在红石峡的轻松氛围中设宴讽咏唱和，在这样的规定性情境中，就自然产生了“三山拱翠”、“榆溪胜地”、“蓬莱仙岛”、“流沙蓬岛”、“溪壑回春”这些文辞柔美的题刻。

　　四、结语

　　红石峡既有“白马秋风塞上”的雄强浑厚，又有“杏花春雨江南”的毓秀旖旎；两者结合产生了红石峡特有的规定性情境，也成为书法创作的最佳情境之一，激发出红石峡书法中杀敌报国、思乡念亲的两种主题。红石峡书法从用字、结字、章法上更好地贯注了书法艺术的灵魂——抒情性，既抒发镇边从军、杀敌报国的豪情，又绝不回避追求幸福生活的“蓬莱”、“桃源”仙境的美好理想。这两点正是人生追求的高度统一。一阴一阳两种生活美学在矛盾的审美体验中走向终极统一，这是中华文化“一阴一阳之谓道”[3]的奥妙。

　　【注释】

　　[1][唐]孙过庭著.书谱[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45.

　　[2]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296.[3]《易经系辞上》.

　　【参考文献】

　　[1]孙过庭著.书谱[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

　　[2]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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