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

时间：2023-03-08 19:58:46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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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通用13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说到论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通用13篇）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1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郁的美学精神，中国古代美学深植于天人合一、美善统一等哲学基础，并在古人们的心理、意识、趣味、好尚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文章旨在通过对其精神取向以及在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来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趣味特质。

　　[关键词]古代美学;审美趣味;精神取向;平淡之美;意境之美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魅力、不可磨灭的美。中国古代美学形成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意识、心理、好尚、趣味之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组成我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本文择以审美趣味视阈，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

　　一、中国古代美学审美趣味的精神取向

　　从意识形态的范围来看，我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以至整个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无疑是一切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美学。而如果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国古代美学指的实际上就是以古代儒家和道家学派为代表的美学思想。

　　首先，“天人合一”的观点，即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它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认为天与人有着共同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善的本性得到了充分地张扬，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而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了。道家也有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而作为美学范畴，“天”与“人”所探讨的是关于美的本原与审美的归宿问题。“天”在古人看来即是“人”及万物的本原与归宿，因此，对于美来说，也是其本原以及审美的归宿。中国古代美学由于深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所不适作为其最高审美境界，因而在追求美、表现美的过程中也总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统一。

　　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善”指的是对人有用、有益、有利的功利价值。与伦理学上所讲的“善”的概念相比，它有更为广泛的涵义，不仅包括人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功利价值(即对人有用有益)，还有各种社会事物的功利价值(即是否与人类的目的性相符)。而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最先将“善”的概念引入审美领域。他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也为其美学理论打上了鲜明的伦理烙印。据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他感叹：“《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在这里，“美”即是对美的形式的最高评价，而“善”则是对符合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内容的最高评价。在孔子对“美”与“善”的论断中，他提倡的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不仅把“善”和“美”联系起来，甚至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同样，孟子的“充实之谓美”里的“充实”也是指将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化为自己的精神，使之充盈全身，这就是一种美。荀子也曾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在这里的美就是善。总之，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美学家都肯定了道德感和审美感的一致性。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人们接受某种伦理道德原则，既非受法律的强制，也并非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体的情感，通过情感的感染而接受的，这就使古代美学在艺术上对情感的表现更为关注。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这一中国古代美学的古老命题，其中就阐明了艺术是情感表现的萌芽，之后又通过《乐记》《毛诗序》及其他着作得以明确和具体的发挥。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情”与“理”相统一。古代美学认为真正的艺术无一不是真实无伪地体现了灌注于个体全部人格中“善”的情感，“理”和“情”不能分离，应融为一体。因而古人日：“言，心声也;画，心画也”。以画竹为例，西方画竹，往往只画出竹本身的特点，把竹画得维妙维肖即可;可是竹作为中国画的题材则不然，它更强调要在运笔中表现出作者的精神和人格。中国画中的笔墨不仅是气韵的.表现，而且也是作者精神的灌注。

　　中国古代美学以审美境界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和“美善统一”两个观点之上的。“美善统一”的观念中，虽然儒道两家在关于“善”的最高境界上有所争执，但最终都遵从“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有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达到此境界的途径以及对其意义与价值上的理解。而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既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境界，由于它的高度自由，因而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在古代美学中，如果达到了至善，也就是在最广阔最根本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美学是以“天人合一”为源头，而从中分流出“美善统一”、“情理统一”、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等等几股纯朴的如清流般的观念。也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成就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

　　二、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美学审美的“趣味”

　　“趣”与“味”，二字的解释在古代颇多。

　　先说什么是“趣”。有解释为意旨、意味。《列子·汤问》中有“曲每奏，钟之期辄穷其乐”。“趣”不单单用在音乐上，而且还运用在绘画上。顾恺之在论画时，评《孙武》像为“古趣神奇”，又评《醉客》像为“变趣佳作”。还有说为兴会、兴趣，比如《晋书·王羲之传》中就有“恒恐八辈觉，损其快乐之趣”。可见在古代，“趣”就与艺术和人的心情有了紧密的联系。

　　再说什么是“味”。其实，“味”比“趣”更早运用在艺术领域。春秋时期，晏婴便以将“味”引申到音乐上，日：“声亦为味”，用“五味”来形容“五声”。将“味”由食的范畴引领进了美的殿堂，单义也因此变为多义：一为体味，如《后汉书·郎颛传》中就有“含味经籍”;二为辨味，如《列子·无端》中有“有味者，有味味者”(其中第二个‘味’就为辨味);三为意味，如《晋书·成公简传》中有“潜心道味”。《红楼梦》中更是记载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可见“味”早已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与感受和情感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2

　　关键词：当代设计，中国传统美学，设计思潮

　　摘要：

　　当代设计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各种思潮共生共存，但蕴涵其中的一些共同元素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不谋而合，这种文化和美学上的共鸣是出于巧合还是一种东西方民族差异和民族认同的表现?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和论证。

　　现代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迅速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进人高度成熟的阶段。”为适应新的国际化贸易的需求，设计以一种统一、简洁、理性的国际主义风格风行全球。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设计的程式化和单调，千人一面的作品比比皆是，这是商业高度繁荣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由于个人出发点和认识角度、思维方式的不同，当代设计师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式:从对现代主义的形式批判出发形成的后现代主义设计成为当代设计的主流思潮;为现代主义设计注入个人表现和象征因素的新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重新研究和发展;各国和各地区从自身文化的本体立场出发重新提倡设计的民族化发展;出于人类全局和整体考虑的生态设计和女性设计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蕴涵在这风格万千的设计中的同一性因素时会发现:所谓的最前卫的、现代的设计风潮和理念之于中国人是那样的亲切和贴近，支撑和左右其表象的深层美学理念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竟然不谋而合!这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是一场意外的偶遇还是必然的邂逅?

　　一、和谐的生态美学思想。

　　道家美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天人合一”。庄子讲“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同一”，以老庄为首的古代先哲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纯自然的状态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人是整个宏观宇宙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道家对规律和目的、必然和自由相互规律的理解，透射出朴素的美学锋芒。

　　儒家美学则由人对自然的态度问题出发构建自己的生态美学体系，从而演绎出魏晋人物品评中以自然作为最高的评价标准，如中国山水画中“自然者为上品之上”，园林造景中借景的“收四时之烂漫”等。先儒对自然的欣赏、崇尚和以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的博大胸襟作为古典生态美学思想的瑰宝传承至今。

　　中国审美中的这种和谐的生态美学思想被时下正悄然兴起的生态设计、绿色设计演绎得淋漓尽致。就生态设计而言，设计师通过作品与周围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既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设计意义，即“天人合一”这一东方审美理念，也体现出艺术设计本身的自治性原则，典型代表为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日本九州绿色高层住宅等。

　　绿色设计则在保证设计基本的信息传达功能与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强调环保、节能，要求设计师同时兼顾设计的宜人价值、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从设计理念及材料使用等设计环节中摈弃无谓的奢华和浪费，使设计者、设计品、设计展示空间、设计品的回收利用作为一个整体和谐运作。就其实质而言，绿色设计是设计师在自身专业领域对全球化的绿色环保风潮的呼应。绿色设计以对人的生存关怀为出发点，使设计、环境、人“和谐共生”，这难道不是华夏文明光芒的映射?

　　二、对人的关怀和理解。

　　“中国传统美学始终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始终贯穿着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这一人文主义主旋律，儒家美学的核心就是人学。”重视美和艺术对于人生和社会具有独特而必不可少的作用，坚持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态度，使得儒教对于“乐教”与“诗教”特别重视。中国传统美学的另一支点—道家美学则把对人的关怀纳人宏观宇宙之中，形成了对于理想的人格美的一系列论述，如“冰清玉洁”的容貌，“旁日月，挟宇宙”的气概，“至乐无乐”的人生境界，这些都确立了对人的关怀和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中的核心地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代设计对于人性的回归是从现代主义设计对人性的否定而来的。坚硬的几何形、冰冷的直线、无生命的形体，作为冷机器时代国际主义的代表符号风靡一时，这是对工艺美术运动复兴传统手工艺装饰和曲线形式的完全否定。这种明确清晰、完全简化的信息传达方式的确带来了沟通交流的便捷顺畅，但当这种形式被无限复制，侵略我们的生存空间时，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生命的多样性和温情被埋葬在了极其填密、整齐划一而又近乎冷漠的符号框架之下。经过一番艰难的反思，他们开始追求更加富于人情味的、装饰的、变化的、个人的表现形式，成为艺术和设计思想重要的催生剂，如后现代主义的戏谑、调侃态度，绿色设计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关注都是以此为契机产生的。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化设计。人类两性是自然的造化，设计的两性意识也是自然的赋予，仅仅强调一种设计、一种意识、一种风格难免造成“畸形”的设计。如果说现代主义设计以其刚硬、明确和理性给人男性的阳刚感觉，那么，当代设计则是刚柔并济的。对人性复归的需要使得以突出表现曲线、有机形态，强调自然的装饰动机等具有女性特征的设计式样重新被关注，设计被注人了个人情感和直觉的内涵。女性意味是隐藏于人的自然天性中，所以设计对人的关怀和理解必然要对女性意识缺失的尴尬现状作出反思和修正。

　　三、设计的文化意味。

　　何为文化?季羡林先生的定义是:“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设计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作为文化大概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设计体现历史积淀下的人类文化心理和当今社会的文化状况。以文化为本位，以生活为基础是现代主义以后设计的准确定位。如果说大机器生产初期，人们选择商品的最主要动因还在于商品质量的话，如今由于生产技术的日趋成熟，商品在质量上已难分高下，而商品的附加值—品牌设计和企业文化形象成为影响消费心理的主导因素。设计作为塑造企业形象、提升商品附加值及增强其感染力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依托文化的名义，一时间出现民族风格、现代风格、国际风格等繁多名目，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后现代主义尤其注重作品的人文精神，强调历史文化，即所谓“文脉主义”。加之设计师自身文化品位的多样性，使现代以后的设计一改以往的千人一面、单调乏味，以极其多元的面貌应对不同人群的需求。从根本上说，当代设计就是各种文化在具体设计作品中的凝结和物化。

　　这同中国传统艺术对文化的突显和传承异曲同工，最典型的就是传统文人画对文化的近乎偏执的追求。作为文人画的创作主体和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文人士大夫既是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承者，又是知识和民族文化艺术的代言人。他们深受儒、释、道传统哲学的影响，艺术作品中无不体现出文化之于个体的深刻渗透和个体之于文化的承载体悟。注重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讲究“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整体艺术观，这都是中国文人艺术家对文化的传达与阐释。除此之外，文化的传承也能在手工艺的发展演变中得到体现。青铜文化、陶土文化、绳文化等原始文化在继承发展的漫长历史中酝酿沉淀，并随时代的进步被当代设计师重新诊释，使之历久弥新、醇厚隽永，显示出超越时空的美。

　　四、审美表达的隐喻含蓄。

　　含蓄是“平静之下蕴含的内在张力”，是藏而不露的修为，是内蕴含忍，是意在言外的表达。东方智慧的基本态度是含蓄的，其表现手段则是简练的，以有限表达无限，使人产生欲说还休、回味无穷的审美体验。而隐喻、象征、借代是含蓄有限中体味无限，写意画的“笔到意不到”、华表的.贯通天地的象征意义、太极图的包容万象等无不具有中国文化的独特神韵。

　　“隐喻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的方式，是从一个知识领域向另外一个知识领域的映射”，是不直接表露自己的心绪思想，而是将其隐藏在形象中，遗民画家朱聋用冷漠怪异的画面形象营造一个符号化的隐喻世界，令人有“墨点无多泪点多”之叹。

　　含蓄和隐喻在当代设计中比比皆是:同现代主义提倡的直白、明确的国际化语言相反，后现代主义以装饰和隐喻的手法和特殊的形式产生象征比喻的意义，期待受众的解读，如孟菲斯设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造型符号构成的摈弃功能的隐喻世界;新现代主义设计在遵循现代主义设计的功能主义、理性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赋予设计象征主义的内容，我们从华人建筑家贝幸铭的水晶金字塔中可见一斑。当代设计师越来越意识到，在有限的空间中使视觉元素合理配置，以达到传达商品信息，表现商品优势的目的，只是设计的浅层要求，通过有限符号的隐喻、象征突出商品的精髓—神，才是设计的最高境界。

　　结语：

　　综观当代设计，我们还会发现诸多与中华美学的不谋而合。当代出现这种设计思潮并不是突发的、偶然的，它带着对传统的继承，对过去的反思，它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的基础之上，是向简单、朴素、和谐的回归，是一种“繁华之后见真淳”，而这种朴素的“大美”恰恰又是中国历代文人艺术家的根本追求。可以说，当代设计思潮归根到底是以对自然的人类本原状态的归依，是一次青春期叛逆之后的醒悟，而中国传统审美则没有这样的历程，它是一脉相承、波澜不惊的，可见，“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正是基于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认同，我们认识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悟中，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的本土设计发展的广阔空间，可以在国际化和民族化的洪流中找到设计应有的平衡点，同时，对传统的思考也使我们不至于迷失在各种时尚设计的风潮中，对设计行为有一种理性的、宏观的、深刻的把握，这也是这次讨论的目的所在。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3

　　中国美学和文论在20世纪的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失范”，一个是“失语”。

　　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人们发现，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是“自上而下”的，它既有严格的学术范畴，又有严密的论证手段，还有严整的理论体系。就拿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来说吧，它们一开始就要对“悲剧”和“美”这样的范畴下一个定义，然后再一步步地推演开来、论证下去。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又常常借助于统计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先要找到具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作品，然后进行实证的考察和试验的分析，以建构“科学”的学术命题。在这里，无论是前者的演绎，还是后者的归纳，都有其自身的“规范”。而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文论学说则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和“诗无达诂”，既不想对“美”和“诗”这类基本范畴进行界定，也不曾对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进行实证分析，而只是喜欢用“幽眇以为理，想像以为事，徜恍以为情”的“以诗论诗”的方法进行描摹和阐释，因而是没有规范的。

　　当我们发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主张“失范”的缺陷之后，便力图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引导下建立自己的规范，其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将西方美学和文论的范畴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然后再加以改造;一种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范畴进行梳理，使其能够被纳入西方学术的体系。然而，正当这种努力获得部分的成功之后，人们却突然发现，中国的美学和文论学者已经不会、或至少不会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而只会鹦鹉学舌地操练着西方的术语了。换言之，当我们刚刚解决了“失范”的问题之后，“失语”的问题却又不期而遇地冒了出来。而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更重要的是那种外来的、或借助外来方式改造过的术语并不足以解释我们民族自身的审美经验和艺术问题。于是，美学也好，文论也罢，最后只成为同行学者讨论的话题，对具体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并无助益。

　　这样一来，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发展便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我们继续沿袭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主张的言说方式，中国美学和文论将永远处于“前科学”的经验形态;如果我们继续学习西方人体系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中国美学和文论将与我们民族自身的审美实践和艺术活动渐行渐远，直至分离。对于如此重要而又重大的问题，学术界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在确立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发展方向之前，先来看看西方美学和文论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西方文论，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均与符号的误用有关。具体说来，西方美学的误区是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而造成的。这个理论上的“陷阱”在苏格拉底区分“美的事物”与“美本身”的时候就已经挖好了:“美的事物”是经验对象，是可以用语言宋描摹的;“美本身”却不是一个经验对象，因而无法用语言来描摹。所以，当人们用“精致的陶罐”或“美丽的女子”来形容“美本身”的时候，便必然会犯下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的错误，从而受到苏格拉底的讥讽。当然了，人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即用超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就像柏拉图那样，用“理念”来指称“美本身”。但是，“理念”和“美本身”一样，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超验对象，因而这样的结论是既不能证伪也无法证实的。所以，柏拉图之后，普洛提诺还会提出美不是理念，而是“太一”的学说。这样一来，美学领域也便成为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场所，这正是后来的分析哲学家所要着力批判的。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误区是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那么西方文论的误区是用推论性的“能指”来指称表现性的“所指”。在卡西尔符号学的基础上，苏珊·朗格进一步将人类常用的符号分为“推论性符号”和“表现性符号”两大类:前者是人们常用的语言，后者则是与语言并列的艺术。在她看来，语言尽管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却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万能的。在人类需要表达的范围内，还存在着一些用语言所无法表达而又非要表达不可的内容，这便是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而西方美学家的误区就在于过分相信推论性符号的作用，他们之所以要将文艺理论纳入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就是相信文学艺术的内涵是可以通过逻辑的范畴和科学的命题来加以表述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用逻辑的符号来表述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但却无法表述它的美学奥秘;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但却无法分析它的艺术体验。这样一来，使用“推论性符号”的文艺理论又如何跨越到“表现性符号”的领域去分析和研究文学和艺术问题呢?

　　换一个角度，我们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符号，因而它就不可能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加以解决;由于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实事，因而它就不可能运用经验归纳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加以解决。“自上而下”的逻辑演绎和“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虽然可以使西方的美学和文论具有了所谓的“理论形态”和“科学形态”，但却无法解决它们所要真正解决的实质问题。这种分析不得不引起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美学和文论究竟是一种普世的科学呢?还是一种具有地理和历史语境阈限的文化描述?如果它们是一种普世的科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和澄清那些在西方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如“风骨”、“意境”之类），甚至没有必要建立所谓的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如果说它们只是一种文化描述，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将东方传统的美学和文论概念纳入西方式的逻辑或科学系统，去建构什么体系。

　　同许多学者一样，笔者也认为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是必要的，但其必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满足我们特有的民族情感，也不仅仅在于解释我们独特的审美活动。同许多学者一样，笔者也认为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是可能的，但其可能性并不仅仅在于梳理已有的概念和范畴，也不仅仅在于向西方的“逻辑形式”和“科学形态”靠拢。在我看来，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现有的西方美学和西方文论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在我看来，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之所以是可能的，其可能性恰恰不是要向西方的“逻辑形式”和“科学形态”靠拢，而是要保留东方智慧的独特品性。

　　在我看来，人类所面对的世界至少有三个:一个是纯粹理性的思辨领域，一个是纯粹感性的现实领域，一个是感性和理性相交融的情感领域。而对于理性和感性相对分裂的西方人来说，前者主要依靠逻辑演绎的方法来研究，这与其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是相适应的;中者主要依靠经验归纳的方法来研究，这与其在17世纪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实证科学”的方法是相适应的;而后者则既不是适用于单纯的逻辑法则，也不适用于具体的实证经验，所以并不是西方人所擅长的研究领域。

　　从中西互补的思维结构看，西方人不太擅长的工作恰恰是中国人能够胜任的事业。与具有“逻格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西方人不同，中国的古人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老子》开篇中的名句自不待言。《庄子·秋水》说得更加清楚:“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在他们看来，人类的语言和逻辑虽然有用，但也有限。在大千世界上，总有一些“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的精微之处有待于我们去表达和探究。如何表达和探究这些内容呢?在庄子思想的启发下，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集校注》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如果我们把这里所说的`卦象之“象”扩展为审美之象、艺术之象、卦辞之“言”扩展为学术之言、语言之言的话，便可获得巨大的启发意义。在这里，作为表达“意”的符号系统，“象”和“言”之间虽然有着具体与抽象、表现与推理的重大区别，却不是截然分离、彼此对立的。如果说，“象”的特点是具体鲜活而又无限丰富的，那么“言”的特点则是抽象概括而又逻辑严谨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前者并不能通过后者来加以穷尽，找到其所谓的本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后者可以在相对的意义上趋近于前者。而如何运用概念和范畴在相对的意义上趋近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无限意蕴，这才是美学和文论研究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如果我们只用是否具有“逻辑性”与“科学性”来衡量美学和文论成熟的标志，便必然会陷入一种缘木求鱼的境地。

　　过去，我们总是觉得逻辑严谨的西方概念有着无往而不胜的学术优势。现在，人们似乎发现，越是清晰的概念、严谨的逻辑，就越发难以趋近人类复杂的审美情感。因此，与西方美学和文论不同，中国人一开始便不去探讨抽象的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而采取一种“以诗论诗”的灵活态度，用一种虽不严谨但却贴切的语言形容之、描述之。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一种准确、严谨，而又一劳永逸的逻辑命题，而是让人们在“得意忘言”的过程中去体悟艺术、情感和美的奥秘……。或许，这种体悟的方式不仅更接近于东方的智慧，而且更接近于审美和艺术的应有之义。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语言的原初意义上有过深入探讨的海德格尔，在其晚年却需要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存在的理解;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曾经翻译过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宗白华先生，在其晚年却出版了《美学散步》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重新对中国古代那些并不严谨但却韵味十足的审美范畴加以利用;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对中国美学和文论中的“失范”和“失语”问题加以重新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4

　　关键词：人生；实践；中国当代美学；新实践美学；人生美学

　　建构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找准自己的学科定位或基点。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就一直在不断地寻觅着自己的这个“基点”。为了寻觅这个“基点“，形成了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几次美学热潮和一些重要的美学派别。除去客观效应外，各派别主观上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推动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中国当代美学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美学转型将问题纳入了一个焦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之争。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野就在于对“实践” 问题的理解。我认为要真正超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还是要真正回到“实践”上来。“回到实践”已似乎是美学界普遍认同的无可争论的事实，其关键在于对“实践”的解读。因此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实践”的内涵和意义就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新突破。为此我提出了建构“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的策略，以消释当代美学研究中的偏差，真正超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本文将着重阐述“实践”的内涵及其在当代美学建构中的重大意义。

　　一、“实践”无疑是中国当代美学建构中最为耀眼无与伦比的词汇。

　　当年从“实践”出发建构的实践美学曾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发展具有决定性或根本性的意义，使中国美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迈出了极其关键性的一步。后实践美学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孰是孰非、评价如何是一回事，“实践”本身的真理性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并无多大的必然联系。因此，“实践”这个美学的“基点”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而这是由“实践”的特殊本性所决定的。那么，“实践”究竟具有何种特性和品格呢？这里，我们必须真正回到马克思、真正回到“实践”本身、真正回到“实践”的现实，才能真正完整准确地把握“实践”的特性和内核。

　　在规定“实践”之前，有必要先看看“实践”不是什么。这更利于问题的呈现和解决。

　　“实践”不是一种纯自然的本能活动和行为。“实践”不只是有理性的行为和活动，同样也包括人的自然的本能行为和活动。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的自然本能活动决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纯粹自然的本能活动和行为。“做梦”在人们看来是人类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本能的所谓“无意识”的无法控制的活动，但依然有着人类所特有的意识蕴涵其间。

　　“实践”不是一种纯物质的生产劳动行为。一般而言物质生产活动好像只是将客观的物质实体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活动，是一种纯粹的物与物的关系，其实不然。任何一种人的物质生产劳动都蕴涵着某一特定人类的精神的、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在物质生产的前期或过程中都有其精神的意识的思维活动伴随着。

　　“实践”不是一种纯粹伦理道德关系行为活动。“实践”包含着或应有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行为活动。伦理道德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但不能说实践就是伦理行为活动。如“君臣”、“父子”、“师生”等最为普遍的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在“真理性的”“实践”被“遮蔽”的时候，“实践”者有理由和义务去打破这一伦理道德关系。于是就有“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箴言。

　　“实践”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空想”“和“建构”活动。“实践”内涵着人的一种有意识的精神思维活动，但决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只要一谈到“实践”就首先要考虑到主客体关系。这是由人的内在本质特征（本性）所决定的。人永远是社会的人的存在、无法脱离客观的现实的社会存在而去进行所谓的“空想“等纯粹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精神活动都有其最终的客观现实基础。

　　“实践”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行为实体。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实践”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己存在的方式和事实。“实践”充分地体现了人所特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实践”是一个开放性的视域，不可能是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高高在上的实体。因此由“实践”为核心的体系也是一个开放式的系统或结构方式，永远指向未来。

　　看来，“实践”是自然本能性与超自然本能性的统一体、是物质生产与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统一体、是道德性与超道德性的统一体、是静态的客观事实与动态的`发展态势的统一体。 “实践”有哪些基本的规定性呢？

　　“实践”的批判性或否定性。人类的历史事实和理论研究都已雄辩地证明：每一新的“实践”都是对原有“实践”的“批判“或“否定“，是对原有“实践”的发展和完善。从历史事实而言，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的新的“实践”对原有“实践”的“否定“或“批判“。比如“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对原有的“工业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乃至“采集经济时代“等原有的“实践”的“批判“或“否定“，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全面展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全新的发展阶段。就理论研究而言，任何一个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理论“实践”体系的出现，都是在原有理论“实践”基础上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就是在亚理士多德以来的“实践”理论的基础上的改造、批判、否定和发展完善。“实践”永远关注人的或人类的现实并指向未来。“实践”的最基本品格就是“批判“或“否定“。

　　“实践”的创造性。“创造性“是人的最为本质的、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性因素之所在，是人成为世界万物之灵的基本原因。人类的依赖自然、模仿自然的因素固然重要、不可或缺，但人类的创造更具有能与上帝鬼神相匹敌的威力。试想若没有人的创造性的“实践”，哪有世界上的各种奇迹，哪有向人类敞开的“意义世界“。

　　“实践”的价值性。“实践”是具有价值性的，而价值有正价值和负价值之分。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利的“实践”就具有正价值，而那些反人类或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实践”就具有负价值。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个体）的“实践”就是在这种矛盾悖反的价值性的激烈斗争和痛苦选择中进行的。无论是整体人类，还是个体人的存在都更趋向于正价值的“实践”，而反对或排斥负价值的“实践”。自席勒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尤其是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这种负价值“实践”的忧虑和批判以及对人的特别关怀，就充分体现了人类的重大的价值选择。

　　“实践”的自由性。从本质上说“实践”是人的区别与一般动物的那种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活动或方式。有“实践”，才会有人的自由可言。人的自由也就体现在人的“实践”对现实、对历史、对自然的不断超越之中。正是“实践”的超越性，人才有了历史、有了相对独立的思想、有了照亮世界的能力；正是“实践”，世界之为世界的意义才真正为人敞开，也才有“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

　　“实践”是物质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的统一体，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过程。可以说，人是“实践”的动物。只有用“实践”才能从本质上阐释人的意义、真正揭开“人之谜“，同时也是“美之谜“真正揭橥者。

　　二、上述对“实践”的完整准确的把握、阐释和规定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

　　要真正超越现有的实践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等派别，必须以“实践”为“基点“建构起“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以消释当前美学研究中的偏差。为此，我们倡导建构“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那么“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究竟有些什么内涵呢？也就是说，这种“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学体系呢？简单地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以完整的人的生命存在为目的，充分吸纳现当代中外美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中国传统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美学观念而建构起的面向生活、面向现实的开放式的“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这一美学体系的建构主要依据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实践”和“人生”是本体系的中心或核心范畴。在这一体系中，“实践”和“人生”属于同一序语，可以互通或互释。“实践”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具体化或事实化；而“人生”也只能是“实践”的“人的生命存在“。这样就把美学定位为“为人存在“的学科，杜绝了那种将美学泛化为“动物也有美学“等倾向。“人生”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形式。就整体的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而言，个体的“人生”既有性质的不同，也有层次的差别。但就个体的心理的理想追求而论，每个个体的“人生”又具有同质性或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个体对美好未来和幸福生活的主观追求中。在社会现实中，这种“主观追求“不可能都得到实现，在这种追求中不可能都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人生”的价值悖立现象。人毕竟是社会的人，总是生活在个体感性的扩张与社会历史现实的“遮蔽“矛盾之中。但人自身又总是在消解旧矛盾之中制造新的矛盾。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人生”才更加显示出极大的魅力或美感。这种“人生”也就是“实践”的品质或特性。“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就是围绕着“人生”或“实践”的这一矛盾统一体展开其学理之思的。

　　其次，“完整的人的生命存在“是“新实践美学“或“人生美学“研究的目的和对象。如前所述人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生命体。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溶自然性、非理性、道德性、社会性、价值性、超越性等性质为一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复合生命体。因此，美学研究必须将人的这种复杂性充分加以考虑。就人的动态过程而言，人的审美是随着人的实践而同步发生和发展变化的。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5

　　一、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与相关学科有何区别

　　“中国传统音乐关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实际上就是界定“中国传统音乐关学”本身，就是它的特殊性，比如它的性质、它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等。但是在这里，我不想按照一般的音乐美学概论或者是其他课首先有的绪论，来正而介绍该学科的性质、对象、方法等问题。我想采用和其他相关学科进行比较的途径，来摸一摸“中国传统音乐关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首先，和一般音乐关学相比，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所谓一般音乐关学，就是我们所说的“音乐关学基础”或“音乐关学原理”。与这样的一门学科相比，它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常常持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一般的音乐关学是一个共性的音乐关学，而其他的，比如中国传统音乐关学，是一个特殊性的音乐关学，它们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意味着一般音乐关学是在抽象的、高层次的层而上进行的，而“中国传统音乐关学”是在一个比较具体化的层而上进行的。

　　我们都知道哲学概念中“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共性是对个性的抽象，它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中体现着共性。我们往往也以此来解释“一般音乐关学”和“中国传统音乐关学”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其实在音乐美学界，已经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般音乐关学”实际上只是西方近现代音乐关学，甚至还不包含现代音乐现象的关学，它主要是指17. 18世纪以来由职业作曲家所创作、职业演奏家所演奏、在欧洲发生的一些音乐文化现象的关学。

　　这种音乐关学主要研究他们的创作、演奏、欣赏等等一系列环节的规律或原则，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汉斯立克，他们研究的对象都是针对这些，在这样的层而上进行理论总结、理论陈述。如果我们再将其下放到欧洲本土，欧洲本土也有其民间音乐，他们实际上连自身的民间音乐也不包含在内。除非我们能够承认，西方近现代作曲家创作的这样一种共性写作的音乐是一种普遍的音乐，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承认，研究它的这样一种音乐关学是一种普遍的音乐关学。

　　实际上，西方近现代共性写作的音乐，也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在欧洲文化整体当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层而，在欧洲文化当中，各个地方的民间文化仍然多样存在。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地球上所有的音乐都是民族音乐，都是特定文化的音乐，而不是哪一个是普遍性的'音乐，哪一个是特殊性的音乐。

　　那么，和“一般音乐关学”相比较，“中国传统音乐关学”也是这样，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现象、形态、活动本身的一种关学理论，从地位和性质上来说，与研究其他音乐现象应该是等价的，它们在同一个平而上，不存在哪一个具有普遍性，哪一个具有特殊性。这两者之间不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是个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两种不同地域音乐之间的关系，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的音乐关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认清这一点，我认为有些问题就自然会清楚了，有些现象也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感觉用西方的音乐关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是非常吃力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用另外一把锁的钥匙来开这一把锁，结果当然打不开。所以，与“一般音乐关学”相比，这两者应该是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而并不是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不是说“一般的音乐关学”是普遍、抽象的理论，而“中国传统音乐关学”只是它的一个具体化。

　　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作为美学其方法论有何特点

　　方法论在20世纪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方法论几乎就是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许多哲学都是方法论，现象学是一种方法论，解释学是一种方法论，或者说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方法论在20世纪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方法论上我们发现，近现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关学，如果再扩大一些，哲学，乃至人文科学，自17世纪工业革命，自然科学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形成了强大的攻势。

　　人文科学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一切都要向实证方法靠拢，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相比之下，人文科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很难做到客观性、普遍性和绝对性，每一个哲学家都提出一种体系和理论。这是什么原因?开始时人们也不在意，17. 18世纪以前的哲学家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我对世界就是这样一种看法、一种理解、一个构架，我就是用这样一种模式来解释世界，如此而已。

　　结果是各讲各的，可以互相批评，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后，便对原来的观念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因为自然科学提出一个定义、定理之后，是非常客观的，而且带有普遍性效用。在这个方而，人文科学显得相形见细，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于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期，它们也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努力寻找人文科学通向客观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道路，使自己也能够和自然科学一样。但有趣的是，好像是上帝和我们开了个玩笑，本来是追求客观性，但是却发现并且走向了主体性，认识到这个世界本身就离不开主体的参与;本来是追求普遍性和绝对性，结果却发现并且走向了特殊性和相对性。

　　三、结语

　　这是从大文化背景来说的。再从小的方而来说，传统音乐还有很多个性的东西，如江南丝竹与陕北音乐，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音乐类型，有很不相同的艺术个性。这个层而上的个性是怎么形成的?也是文化。江南有江南文化，即吴越文化。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从文化解释江南丝竹音乐特色的文章江南丝竹具有很多形态特点，说出这些特点并不很难，关键是，为什么会有这样而非那样的特点?它为什么会有“雅”?为什么会有“细”?为什么会有“轻”?这些个“为什么”是音乐本身解释不了的，必须要到文化中寻找与宏观的传统音乐相比，江南丝竹之类的音乐形态是一种个胜的存在，个性的东西与共性的东西一样，也是由文化决定的，不同的只在范围的大小。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6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儒家道家墨家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

　　善、和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孔子（公元前511——公元前479）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以政以德”，提倡“礼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从道德上能感化人。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之一。推崇以歌颂舜的文德为内容的《韶》乐为尽善尽美的艺术，把表现武王伐纣的《大武》评为尽善未尽美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论理准则。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偏见。

　　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音乐文化揉合到了一起，它的核心是自然、虚静，渴望达到“大音希声”的境界。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道家学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他们也不提倡音乐，甚至是否定音乐。老子的思想具有很多辨证的观点，如“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而治”，对统治阶级主张无为，对被统治阶级主张无知，因此，他反对一切欲望，而声音、颜色、味道正是引起人们欲望的根源，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第十二）所以要统统取缔。

　　而庄子对社会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希望能够过一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理想生活，因此他对一切科学文化艺术都是抱着一种排斥、否定的态度，他说：“五音乱耳，使耳不聪”，（《庄子·天地》）对音乐也是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

　　道家既然崇尚清静无为，爱好当然在题材上就偏重于山水美，它的“天人合一”观必然向往宇宙和人的合一，历史上凡道家思想浓厚的人，大多是超然物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寄情山水、自然或借助于自然景物来观照，琴曲《梅花三弄》就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她借用了梅花的自然属性，钢筋铁骨的性格，不畏严寒的精神，隐喻知识分子的人格美，用清虚朗畅的泛音，三次出现梅花主题B，穿插A、C、D音乐作为烘托陪衬。梅花的洁身自好，清雅高旷，是作者对人格美的物（乐）化表现，此曲是一首小型套曲，后部带有戏剧性，似梅花笑绽枝头，笑弄风霜，其韵昧令人回响不遗。道家不仅主张自然之美，而且追求境界无限，因此在音乐上就追求“神余言外”和“弦外之音”。同一时代一首咏梅诗句，可和此曲对照，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南朝梁、陈人何逊）。这首乐曲使我们不仅可以见到道家崇高自然，更可以体昧到道家主张自然和人的统一，以自然观照人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的组成部分。

　　三、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非乐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与儒家的音乐思想相对立的乐派墨子名，生于鲁国。伟大的思想家、博学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在音乐上竭力反对儒家以礼乐治天下的主张。墨子禁止音乐。墨子再三强调：“为乐，非也！”意思是，“从事音乐活动是不应该的啊！”

　　为什么墨子会这样说呢？墨子说：“如果是对百姓有利的，那么我是不敢禁止的。”战国时代的君王为了追求糜烂的生活，而大兴歌舞。为了制造乐器而征用大量材料，为了追求音乐的享受而把劳动力男性抓去跳舞和乐。而那种华丽的音乐却不能使百姓得到任何好处，所以墨子极其痛恨这种“音乐吃人”的现象，反对由于对音乐的需要而阻碍生产，坚决要求禁止音乐。此外，儒家宣称音乐可以消弭祸端，使得人们变得高尚，国家昌盛。墨子针锋相对地指出：音乐不能解决当时的三大问题——老百姓没有食物、缺乏衣服、没有休息时间。此外，音乐不能让骗子的人停止欺诈，不能使强大的停止欺凌弱小的，不能消除战争，不能让那些贵族停止对平民的蔑视，不能消除盗贼。所以在当时，墨家认为音乐是必须被禁止的。墨家音乐美学思想存在了一段时间后就消亡了，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仍以儒道二家为主。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7

　　早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已出现了以卢米埃尔为代表的主张纪实的逼真性和以梅里爱为代表的以照相机的公正、真实、直接可视等客观性来描绘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摄影对客观事物进行记录的内在能力赋予了其纪实的本性;因此纪实从一开始就成为摄影与社会的通道,由这条通道,人类用自身的形象形成了对社会的看法,并影响人们的行为,解释我们的社会,纠正过去,昭示未来。所以纪实摄影的镜头从一开始就指向社会的人,关于人的一切都是胶片感光的对象。纪实摄影家作为主体,用相机对人性进行复归,历史的瞬间凝炼把个人的观点及其意识等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溶为一体感染着人类。作为客体,这些纪实摄影家们是最地道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身体力行,打破了那种所谓的体验生活——构思——创作的传统艺术创作模式。而由此而来的纪实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不容小觑。

　　纪实美学的发轫和发展

　　纪实风格源于电影的创始人卢米埃尔,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维尔托夫创立了“电影眼睛派”,发展到二战之后四、五十代又出现了意大利现实主义和相关理论。为纪实性美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安德烈·马赞总结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法国纪实派的整套美学思想。与巴赞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纪实性美学强调电影的照相本性和纪录功能,它的特点是以忠实的、客观的态度摄录生活,保持生活客体的完整性,力求逼真地再现生活的本来面貌,揭示生活本身的“多义性”,发掘生活自身蕴含的诗情和哲理。五、六十年代纪实美学在中国开始盛行,蒙太奇美学受到贬抑,长镜头理论被推崇,现代题材影片在整个影坛占据相当比重。

　　那个时期,很多电影在叙事策略上尊重生活事件自身的完整性,用一种平视和倾听的方式来纪录人物的情态和谈话。电影中保持有一种现场感,同时保持一种间离意识,挖掘过去与现在相呼应的深度,努力表现生活本质的真实。

　　曾经一度风行的摄影影象的本体论和克拉考尔“物质现实复原”的理论成为我们理论观念的主导,认为电影的本性就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再现,是照像式的物质现实的还原,电影的纪实性功能似乎成了电影的唯一特性。

　　70年代以来,纪实美学、戏剧美学、蒙太奇和长镜头理论相互交融,并被作为电影美学的基本构成部分而并行不悖地发展着。张暖忻、李陀在《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引发了有关讨论,人们开始睁大眼睛观望外边的世界,长镜头、景深镜头、纪实风格成为一种新鲜的语汇,不断地出现在创作者的实践当中。

　　80年代是一个讨论的时代。而文学艺术问题始终占据着讨论的中心位置。关注文学艺术问题、关注文学艺术被扭曲的问题,其实就是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被扭曲的问题。敢于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大突破,推动着中国电影自1979年为起点,进入10年的新发展期,涌现出一批给人以清新感的好影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体讨论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蒙太奇为主,而另一派是以在西方并不新颖、在中国却有革命性品质的纪实美学为主。追求电影观念的进步与电影语言手段的完善,成了这一时期影片创作明显的艺术特征,其后崛起的是中国电影家以纪实美学为追求目标的电影探索。它是对电影形式探索的一种推进。中国电影对纪实性的追求,最初较多的是体现在技巧意义上的变革,主要特点是运用长镜头、实景拍摄,自然光效和生活化表演等手段来再现生活。《沙鸥》中非职业演员的本色表演,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之后,电影纪实性的追求,逐步在结构上演化为一种非戏剧化的散文电影。这类电影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主题的叙述方法,追求一种紧贴生活的艺术效果。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随后又涌现出《大桥下面》、《廖仲凯》、《没有航标的河流》、《红衣少女》、《高山下的花环》、《边城》、《野山》、《绝响》、《孙中山》、《湘女潇潇》等一大批影片。可以看到我国电影和电影表演发展的总趋势,或者说是主流,依然是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其发展变化主要是吸收西方电影的纪实美学,并且加以改造,纳入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也就是说80年代的社会思想改革,把中国电影推向还原人真实本身的现实主义之路,纪实美学(80年代前期)与生命美学(8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形态,为中国电影的巨大飞跃提供了许多出色作品,这里的理论概括也有相当丰富的资源可以采纳。尤其是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相继崛起,不仅展示了纪实美学和造型美学的新鲜、动人的魅力,而且也宣告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大规模接力的完成。

　　但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却很快地由纪实风格转向了表现风格,1983年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1984年陈凯歌的《黄土地》、1985年黄建新的《黑炮事件》、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表现手法上都摆脱了纪实美学的束缚,赋予画面形像强烈的主观意识,利用超常的色彩与构图处理,运用各种非现实主义的变形手法和独特构图的影像符号,将大块的写实与大块的写意结合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拓展了影像镜语的震撼力。另外,他们从生活出发,在原始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加工,但没有凭空虚构戏剧性,而是将传统的戏剧电影中那种强化的冲突淡化到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把浓缩的情节“稀释”到接近生活的本来状态,“以非冲突的形式去表现出的风格当然也是纪实性的,追求近乎自然状态的生活化表演,强调真实背景前的随意性和自发性,贬低一切看来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去掉表演的痕迹。纪实风格的叙事片就是以纪实性美学为准则的所谓‘真实电影’。”

　　中国纪实美学的时代特点

　　对于90年代的中国电影来说,市场化改革和发行制作方式的变化,合作制片的时兴,大片引进的冲击,票房标尺的凸现,尤其是社会生活的极大改变和人们观念的迅疾转向,都对审美创作带来猛烈的冲击。关注平凡生命的价值,着重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表现,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作为至高无上的艺术表现对象,就是看似散乱却生动的生命——自由美学的电影状况。

　　从电影看,不同审美阶段的艺术呈现出格外突出的一些特点,比如第四代纪实美学追求长镜头生活实录;第五代造型影像时期的艺术形式注重的色块造型、人与自然关系的镜像处理等;而90年代多元文化时期的电影创作则容纳了多样综合的技术美学,诸如电脑科技应用等等。而在中国内地的第六代导演中,贾樟柯致力于追求的是一种比较写实的影像风格。他拍的第一部作品是15分钟的纪录片《有一天在北京》,全片无故事情节只有生活的片段和琐事;第二部作品是50分钟的纪录风格故事片《小山回家》。107分钟的《小武》是贾樟柯1997年拍摄的首部长片,也是一部类似纪录片形式的作品,该片荣获了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等多个国际奖项。

　　现在很多业内人士也渐渐意识到拍故事片时追求非虚构风格实非易事,要能够打动观众,要让观众耐住性子看完一部看似毫无修饰的影片,还是要看导演的功力和信念的。巴赞指出:“同一事件、同一物体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每一种表现方式都会对客体的特征有所取舍,但是我们在银幕上仍然认得出来;每一种表现方式为了达到教育或审美的目的,都免不了引入艺术的抽象,而艺术的抽象必然有程度不同的侵蚀作用,使原物不能保持原貌。《小武》对现实的尊重是可圈可点的。运用纪实手法讲故事,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成就最高,以无数咄咄逼人的具体细节积累起整体虚构的事件为“歌颂性”主题服务,使这部形式创新的准中国主旋律电影得到威尼斯金狮奖的肯定和国家权威奖项的赏识。而《小武》之所以超越《秋菊打官司》,是因为其不回避现实中的苦难,而且内容的高度真实,反倒让观众忘了形式感的存在,吸引观众的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事,导演和摄影师等不露痕迹,化身无形,完全用事实说话,写实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小武》的创举之一是长镜头的应用突破了中国电影的历史纪录,“宿舍谈情”、“澡堂唱歌”、“炕头对话”、“街头围观”等几组长镜头,证实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什么能比生活本身更有戏剧性更具感染力。《小武》的摄影风格让人想起了移动、构图都稍嫌草率的家庭摄影,很多时候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让客观事物闯进了镜头而不是用力地去捕捉客观事物,让事实震撼观众、技巧则退居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而由李阳执导同样纪实味十足的《盲井》获得了53届柏林国际电影“艺术贡献银熊奖”、纽约Tribeca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第四十四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盲井》是导演的首部剧情长片,该片的获奖可以说是继贾樟柯后“纪实美学”在国际影展中的又一次胜利。《盲井》是一部真实地描绘当代中国底层煤矿工人的电影,它以纪录片式的风格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简单直接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没有刻意的戏剧化效果,只是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它是一部灰色的社会现实题材电影,片中宋金明是个有人性的谋杀犯,外在的罪恶和内在的真善,构成影片极大的反差,也由此引发人们的思考。

　　长久以来中国就是缺少这样观察性的电影,缺少真正在关爱社会进程中受伤害人物的作品。而往往纪实风格叙事片却又由于淡化情节,淡化冲突,往往带有“生活流”手法的那种冗长、单调的沉闷感,表演也偏于自然主义的琐碎、乏味,但是这部有思想的电影以特定的视角吸引到了一批观众。

　　李阳曾经指出这是一部真正的故事片,但它却再现了纪录片的表现风格,这是真实生活。尽管是纪实的,主体的影子却永远随着快门的释放而与时空同在,最本质地反映着社会的人。那些把纪实效果当作追求目标的人经常会把平平凡凡的影像视为纪录,但那些执着于苦难时代去为人性做见证的纪实摄影家是不会理会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够得上“艺术”水准的,他们只拍人,并且只拍苦难的人,只拍为生存而与自然搏斗的人,只拍平等社会里不平等境遇中的人的一切。

　　我们并不排斥那些讲究视觉和听觉效果的电影,但是我们也能够接受那些朴实的纪实电影。关注社会,关注并表现“当下”中国人复杂多变的生活是电影人的责任,影片只是一种媒介,一种认知手段,也是作者和观者沟通与交流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重新观察和审视当下的生活和价值理念以及曾经的历史,去发现被我们忽视的事物和问题,去寻找它们产生的现实和历史的条件,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理念层面上生成的原因,并借此扩展我们的视野,这样就能既保持了电影捕捉真实的特质和现场感,又不失电影对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展现。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8

　　在音乐教学中，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是一种传统的教学，它也得到了音乐节人们的广泛认可。但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很少人清楚它真正的意义。他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科学，谁也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在进行传统音乐教学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多在意的是学术上面的研究。很少会在站音乐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因素有很多种，但是主要的因素只有一个，就是具备完善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意识，根本没有完全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真正含义。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问题进行探究。

　　一、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含义

　　中国的音乐美学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一般音乐美学;第二种是中国特色音乐美学;第三种是外国特色音乐美学。其中，中国特色音乐美学又包含三种美学，第一种是古典音乐美学;第二种是近现代音乐美学;第三种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由于中国具备悠久的文化历史，这也给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初，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建设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将其所表达的内容融入到音乐中来了。进而形成一种传统的音乐表达形态。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和我国的古代音乐美学或者一般音乐美学进行比较，我国的传统音乐美学建设仍处于落后的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之后从而使得实践上出现一定的制约，进而导致我国传统音乐美学在发展上受到一定的阻碍。怎样才能让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真正的融合到现在的音乐中来，并打造出具有独特特点的中国式传统音乐美学，是我国音乐美学建设中首要处理的问题。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研究，我国的传统音乐美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

　　(一)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和一般音乐美学的区别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本质上、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式上。和一般的音乐美学进行比较。一般音乐美学主要是指音乐美学的基础。长期以往，一般音乐美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具有共性的教学方式。而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相比，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奇特性的联系。这也就是所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起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和一般音乐美学在研究上，是处于一个平面上。但是在个性上，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和一般音乐美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者之间完全是处于两种不同的音乐关系。我们只有认清楚这一点，才能保证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更好的建设。

　　(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和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区别

　　一谈起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我们就想到《乐记》。人们往往会觉得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主要来源与古代，但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主要是将古代的思想和理念以新的方式进行展现。就拿《乐记》举例来说，它就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和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时代背景的不同;第二个是学术意境的不同。因此，在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时，要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将其真正的含义进行充分的挖掘，才能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进行传承。

　　三、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须完善传统音乐形态

　　在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过程中，主要研究的对象就是音乐的形态。即使音乐的旋律再优美，还是需要物理形态进行表达。在进行形态表达时，我们可以采用阐述的方式进行表述，进而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形态进行充分的展示，这样不仅可以实现音乐美学的形态研究，同时也能推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要与文化相互联系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建设的根本就是文化的建设，因此，音乐是传递文化的有利手段。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时，首先要对我国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的了解，进而才能推动音乐美学的更好发展。在美学建设时，只是一味的对美学的性质进行研究，没有将文化融到在建设中来，这也就是不真正的美学。因此，只有将音乐和文化进行充分的结合，才能保证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建设的更好发展。

　　(三)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要与现代音乐美学相互联系

　　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中，溶图现代音乐美学，这可以保证音乐美学更好的传承，进而提高音乐美学的自身价值。我们可以利用具备中国特色的结构体系，来实现传统音乐美学的建设，把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和现代音乐美学进行紧密的联合，这样不仅可以达到传递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目的，也能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更好地传承下去。

　　综上所述，随着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也开始将音乐美学建设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美学的性质和内环上，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的了解，进而实现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更好的发展。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可以给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建设方面提供些许的意见。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9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

　　关键词：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审美意识 “和”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中华先民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未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从原始先民通过劳动摆脱了动物状态开始懂得装饰自己，便出现了最早的审美意识活动，其审美意识就已经产生了。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中华美学思想获得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传统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音乐绵延几千年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它是一定音乐思想特殊本质的集中体现，是音乐思想意识的结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将矛盾双方作为一种内在的和谐，即中华文化传统“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精神在美学领域里的集中体现，贯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核心思想。作为一种审美品格，“和”构成了传统音乐特有的气质和艺术魅力。“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涵义，不同的时代，社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将古代不同时期对音乐思想“和”的阐释作一梳理和简要述介。

　　“和”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和同之辩”的论争。《国语·郑语》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断，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里说明了在听觉感知上，只有不同的乐音组织相配才能生产美的音乐，相异的音乐组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好听的音乐。这是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对“和实生物”规律的体验和理解。

　　春秋时期晏婴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他对音乐有精辟的见解，曾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将音乐各种特征的“相成”“相济”都归属到音乐审美的和谐统一之中。晏婴在谈音乐诸要素之间的谐和时，并没有忽视音声与人心的谐和关系。“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只有“和”的音乐才能使君子听了产生心平气和的感情。

　　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倡导礼乐思想，对音乐所看重的主要是它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对“韶”一类的雅乐推崇备至，认为“中和”的音乐是最能移风易俗具有教化作用的，讲究借中和的音乐修身养性。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

　　道家倡导“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朴素自然，追求平和；庄子认为主客体和谐产生美感，以内心纯朴自然性情的复归作为乐的实现，用乐调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合乎其理想社会的乐，是具有自然无为，平和恬淡属性的“乐”。

　　汉代《乐记》从“德音”“中和”来看“乐”之美的社会属性与情感属性。只有具有“中和”情感特征的才是“和乐”，这就要求在情感表现上处于“中和”状态，“乐而不乱”“乐而不流”“刚而不怒”“柔而不慑”。

　　魏晋时期阮籍在其论乐专著《乐论》中，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去适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在音乐生活中继承乐教思想，要求“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礼作乐“使天下为乐者，莫不仪焉”。嵇康在《琴赋》中以平和之声为琴音乐美的特征，在琴声具“自然之和”的基础上描写琴音的美妙。他讲的“礼乐之情”是以“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的角度讲“平和之乐”对人心的`作用。

　　唐代白居易对琴乐审美问题上有较多论述，他视恬淡、平和为琴乐与“正始音”的音乐审美情感特征，以“淡”“和”为其审美标准。

　　宋代朱长文在“琴史”中以政不和故人心不和，人心不和故音不和的角度强调“乐之和”在于“正——心——音”之音的关系是否和谐。从音乐与人心的关系认为只有能够协调民心，“顺气正声、为群情之影响”的音乐才是“和”乐的，才是美的音乐。哲学家朱熹在《紫阳琴铭》中对琴乐审美明确提出“养群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体现了他对琴乐中和美的认识，即“中和”美的实现有赖于通过自己修养达到人心之正性。

　　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是中国美学思想史最为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之一。《溪山琴况》提出二十四况，其中“和”是最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溪山琴况》开首即写道“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这表明了“和”作为琴乐审美范畴，在《琴况》中具有其他诸况不能替代的地位。“和”在《琴况》中具有多义的内涵，如“和”况以琴乐陶冶人之性情，琴乐的实施目的在于使人心“和”，这具有社会伦理学的意义。“和”在《琴况》中与音乐审美理想有关，强调“和”的存在并不只是于技艺，要获得“和”之美存在的真谛要“不以情性中和相遇”。“和”是《溪山琴况》的主要精神，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

　　清代王夫之以“和”作为乐的审美规范和准则。他首先强调“律为和”，重视“律为和”的作用，

　　纵观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和”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和”是我国传统音乐美学中的优秀传统，至今这种美学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我国民间传统音乐之中。但“和”又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今日的“和”已不是儒家仅用于“雅颂之乐”的中庸之和，而是与多种非“和”品质相互融合的优美、平和、细腻的美学品格。

　　参考文献：

　　[1]顾建华，张占国主编.美学与美育词典[Z].学苑出版社，1999.

　　[2]邢煦寰.通俗美学[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3]张法.美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王一川主编.美学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陶伯华.美学前沿[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杨春时.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10

　　昆曲是融文学、音乐、舞蹈、戏剧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历史悠久，被誉为“百戏之祖”，无论是在中国的文学史、音乐史还是戏曲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自江南水乡中孕育而出的古典剧种，浸润着吴地氤氲的水汽，在那一出出折子戏中，吴地的纤细、婉约与大气纤毫毕现。然而昆曲中究竟有怎样的美，能令古人为之倾倒，传唱不绝？而曾今哀婉地淡出人们视线的昆曲，又是以何种魅力重返世界舞台？

　　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孤立存在，音乐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形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①昆曲作为一种戏曲艺术，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外显形式，更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缩影。吴地因水而生，依水而兴，江南的小桥流水给人宁静安逸之感。

　　水使吴地的文化散发出奇特的艺术光彩。于丹曾说：“人生有了水分，心就会变得柔润而多情。”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孕育出了许多对昆山腔做出重大贡献的吴士，他们放弃仕途，回乡修造园林，砌一堵高墙隔开尘世，寻找各自精神的乐土。经过文人雅士改革后的昆山腔，“气无烟火，功深熔琢，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散发出园林般“体局静好”的美感。所以，昆曲的兴盛是与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一脉相承的。他们良好的文化修养为昆曲注入了典雅的品味，而吴地闲适安逸的诗性生活，使得文人追求一种空灵的境界，也造就了昆曲节奏舒缓、意境曼妙的品格。“填南词必须吴士，唱南曲必须吴儿”，昆曲之雅，在于它凝结了吴文化趋雅的精髓。

　　吴地醇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昆曲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三千多年前，泰伯、仲雍两兄弟为遂父志，三让天下，不远千里来到长江三角洲的荒芜地带，给当地的原住居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农业成产技术，造就了后世江南历代的富庶的盛景。泰伯身上里仁、和谐、谦让的高尚品德在吴文化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为核心内容，并在一代代的吴地人民中传承和发扬，而这也使得孕自吴地的昆曲之中有了一种“中和之美”的艺术美学精神。“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它主张在“礼”的节制下，心理和伦理，个体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而在美学的概念中，悲剧是最高的审美形式，但在昆曲中，剧作家似乎设定了这样一种模式：一生一旦，两人在世界上寻寻觅觅，终遇知音，但是都要经历波折后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虽然这个模式有些以偏概全，但随着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大团圆的结局化解了剧中所有的哀伤，这种“哀而不伤”的和谐之感，使人们在听唱昆曲的时候能够找到内心世界的平静。所以明清时期的文人纵然在国破家亡之际也都放不下看戏、听曲。舒缓的节奏，曼妙的曲调，所有乱世之中的愁绪都被暂时搁浅了下来，暂离忧愁，寻一片精神净土。

　　吴地气象万千，江南水乡的平静悠远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自古令人心驰神往。昆曲中的“至情至性”也与吴文化的诗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代中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此时已有“苏常熟，天下足”美誉的江南犹有生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官府提供了大量的赋税，吴地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促使昆曲艺术进入全盛时期。江南的富庶，社会环境的安定让吴地百姓过上了宁静平和的生活。也正是这种安逸催生了江南的诗性文化。许多吴地的文人以诗言志，留下不甚枚举的华丽篇章，受这种传统创作思想的影响，剧作家们也在将自己的人文情怀写入剧中，使昆曲更趋于雅化，区别于其他声腔剧种。同时，吴地充满情趣的诗意生活也为昆曲的创作注入生命的灵动。有这样一句话：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高墙将尘世隔开，不愿被人打扰，园林中的景致是细腻而温婉的，文人们在尘世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这种远离封建朝廷，逃避官场混乱而追求安逸闲适生活的思想，是吴地人最高的生活向往。园林的构造讲究细节、品味和意境，园中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一桥一廊，一字一画，都是在经过文人和建造者们细致的斟酌后，才安置于园中的恰当位置，成为隽永，昆曲亦是如此。文人们像经营自己的园林一样，从审音度律、脸谱妆容到舞台表演，一一严格要求，为求符合心意，甚至亲力亲为。家班在园林中的演出更是彰显出他们独特的品味。所以，园林与昆曲往往相辅相成，显现出至情至性的光辉。

　　在吴文化的熏陶下诞生的昆曲，还发散出浓郁的江南人文气息。无论是杜丽娘因梦而死的痴情，还是史可法沉江殉国的悲壮，亦或是史香君血溅诗扇的坚守，昆曲中的人物被文人雅士赋予了吴地人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舞台上呈现。水乡所承载的不只是温婉，也有一种磅礴的浩然正气。历史上的吴地人，不乏像伍子胥头颅高悬国门这样的血气之士，他们的事迹已成为一种文化烙印，深深地刻在吴地人心中。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敢于反抗压迫的刚强意志，同样也体现在致力于昆曲创作的文人身上。明末宦官专权，世道险恶，程朱理学不断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此时人文主义思潮涌现，剧作家们将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诉诸于笔墨，他们心灵深处针砭时弊的批判意识和对人生的真切感受，使得作品中蕴含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追求和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向往。清兵南侵，在亲身经历明王朝的'覆灭后的文人，满含了对异族统治的反感和对前朝追忆之情，这使得由明入清的剧作家对历史的兴衰有着更直观的感受。“南洪北孔”造就了昆曲史上最后的辉煌,无论是《长生殿》中唐明皇迎像哭像的伤心欲绝，还是《桃花扇》中李香君“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的气魄，无不显露出文人对历史兴衰的感叹。这是一种悲壮的情感，同时也是深情、细腻的另一种表现。历史在昆曲中幻化为瞬间，如同一个还没做够的美梦，一下子破灭了。

　　昆曲中至情至性的美，纤细、曼妙、空灵，浸润着吴文化的芳香。当它不再只流于吴地而举国为之狂热时，便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折射出这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在“花雅之争”中的节节败退的昆曲，香火并没有从此熄灭，它的传承和如今重返舞台的光辉，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更显珍贵。今天的人们少了“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那个时代的从容与纤细的心境，因为昆曲舒缓的节奏，迤逦的曲调似乎已不适合现代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正如《中国的昆曲艺术》一书中所说道：“昆曲中没有现代人的嗔喜怨怒，它实在也不必有这些东西，要到它那里寻找现代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误解。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不一定要强求昆曲来适应我们，它就是在展示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精英倾注着的人生理想和文化追求，那是值得我们礼遇和尊敬的。”②如今，“慢活”的概念重返人们的脑海，人们开始讲究回归自然，享受宁静，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不正是吴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么？于丹曾说：“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寻寻觅觅，寻找自己的真心所依，终其一生不得结果？”③在这个什么都“快餐化”的时代中，职业不一定代表自己真正的梦想，婚姻不一定代表发自内心的厮守终生，每个人在这个体制化的世界像行尸走肉般忙碌着，灵魂终究找不到托付。昆曲中的闲适安逸也许不属于我们，因为我们的情感中有太多的粗糙，但昆曲中那种诗化的意境是每个现代人都为之心驰神往的。所以当昆曲重返舞台，生活在喧嚣中人们便渐渐乐于去倾听昆曲那悠扬婉转的声音，体会那样一种“静听苹果花开，细数桂花声落”的细致心境，品悟人生的至情至性。

　　如今，迈入现代化的吴地依旧繁华。那些文人雅士审音度律之处，早已被包围在高楼大厦之中，高墙外车流穿梭，生生不息。在日益西化的生活里，历史没有湮没，文脉依稀可见。漫步在古典建筑之中，仿佛可以听见百年前悠扬的笛声。这里的人们至今说着保留较为完好古声的吴方言，穿过百年，静静地诉说着流淌的历史。现代吴地人的生活中，仍能体会到那一份生活的闲适与安逸，徜徉在古典园林、历史街区中，远处的古刹依旧诉说着吴风遗韵。吴地人诗性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昆曲的典雅光辉永不消逝。吴文化虽是地域性的，但她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代表，而昆曲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民族对美的追求。

　　注释：

　　① [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②《中国的昆曲艺术》编写组《中国的昆曲艺术》，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③ 于丹《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中华书局，2007年版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11

　　一、意境与境界

　　“境界”一词源于佛教，佛教所言的“境界”是：“人的六根及其所对之对象，对象可以称为法、尘、色、相、意，也可称为境。在这些名号之中，境是最虚灵的一个。作为人心的刹那逗留之地，它指心灵的某种非理性的状态，是直观或直觉。”[1]以空为首，让心境处于“空”的状态，排除杂念，在一刹那间得到顿悟，达到审美的精神境界，是对对象纯粹的直观。

　　境界之“境”与 “界”都是界域的意思，二者无甚分别。

　　但是意境之“意”与“境”的差异是巨大的。“意”乃人的主观情感的体验、体悟。“境”乃客观物境，是客观外物的具体或者抽象的存在。“意”与“境”的结合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意境是“意”与“物象”结合的最高状态，而不同于简单的意象叠加。意与象的结合构成含义丰富的意象，意象的集合体浑然同一的状态构成意义深远的意境。

　　境界与意境分属不同的领域，存在着变化和差异。境界注重“空”，注重“直觉”、“直观”。意境则注重意象的集合与整体体验，是对物象群的整体把握。由此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意境是由意象发展而来，还是由禅宗发展而来？

　　二、意境说发微

　　《禅宗美学》认为“境界和意境作为美学史的概念，应该在禅宗起来以后，唐代才告成立。禅宗境界对精神生活的意义在于通过感性去‘证’和‘悟’精神本体。”[2]关于禅宗进入中国与“境”的产生年代并不能说明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境”这一概念的提出确实产生于唐代，但是“境”是否产生于佛教还值得进一步探讨。“境”这一概念产生于佛教，但是“境”作为审美范畴却未必产生于佛教。要将概念与意义区分开来。“境”作为概念的提出只是人类对其符号化的产物。在事物概念出现之前它的意义已经存在了。如果撇开中国先秦时期出现的“意象”论去谈论“意境”，恐怕只能是空中楼阁。不错“境”的产生吸取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如刹那，直觉等思想，但是“意境”是否就是佛教之思想呢？所以境界和意境不能等同，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

　　“意境”的产生得益于“意象”，中国先秦关于言、象、意的阐述多不胜举。“意”乃人的主观情感、思想，“象”则是客观物象，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外物的结合，从而产生了意象。在诗歌中产生了以物象代情感的意象模式。意象与意象之间构成了意象群，但并没有达到“意境”。只有意象之间处于和谐统一的整体之中，给人以整体直观的审美愉悦时，才能达到“意境”的状态。意境产生于意象，并以意象为基础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经典范畴。而“意境”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唐以后“意境”的发展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就诗歌而言，以王维为代表的禅理诗就颇具特色。禅宗对“意境”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就“意境”的根源来说，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禅宗。

　　“境界”是佛教的产物，它强调直观、直觉的审美状态，这是值得肯定的，是佛教产生之后对美学的巨大贡献。“境界”与“意境”仍处于不同的领域。前者作为心理状态而存在，后者则是作为审美范畴为人们所把握。

　　概念的提出依赖于人类的语言，而语言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符号。我们研究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概念提出的时间，以此来划分某些问题的界线，如果仅限于符号上的束缚，我们很难看清问题的本质。“境”这一语言符号出现在唐代，不等于唐代之前没有“境”的作品。唐代提出“境”是人们对先前作品和当下作品提出的新的审美批评标准。事实发生在前，概念提出在后。“境”的概念在唐代的提出，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从创造和接受两方面都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影响，这一点不容泯灭。但不能仅因为佛教对这一概念的提出起到促进作用，就把“意境”的本源归根于佛教，这是不妥帖的。

　　我们把意境的源头归于意象，“象”在古典美学中的地位也是非凡的，而在佛学中常提及“相”，它与“意象”之“象”有什么关系呢？

　　三、“象”与“相”

　　“象”与“相”作为汉字符号而存在，使用于不同的文化领域。“相”《说文》：“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於木。”从汉字的本义来看，“相”关注的是事物客观存在的表象，而且要通过表象来关注其本质或规律。是求真的过程，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体现。如“相貌”、“相同”。“相”所蕴含的`是客观事物的现实存在，人们在考察外物时是理性的选择。

　　“象”以客观物象为依托，与客观物象有一定相似性，但不等同于客观物象。《说文》：“象，南越大兽，长鼻牙，三年一乳。”此乃“象”的本义。《说文解字注》：“周易传辞曰：‘象也者，像也，此谓古周易象字。’即像字之假借。”“象”不追求与客观物象完全相同，它注重一种相似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是人们对外界事物汲取、提炼出来的物象形态，包括具有更深刻的含义抽象符号。如远古人类的图腾意象，通过简单线条来勾勒图像，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憧憬与慰藉。从审美角度讲，“象”的产生并与“意”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经典范畴“意象”。

　　所以“象”不等同于“相”，“象”不是简单的完全的等同于客观物象，而是人类讲客观外物符号化的产物，具有与客观物象相似的具体形态，也有与客观物象差距较远的抽象的形态。现代艺术中，人们对“象”赋予新的含义及意义，将其符号化，使其代表某种文化含义。“象”是客观外物的集中反映，它有人类情感的参与，更多的关注人类情感的发展轨迹，在文学艺术上具有更高的价值和影响力。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12

　　摘要：中国“竹”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紧紧相连。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深入推进之背景下，探讨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问题，具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和意义。生态美学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人与自然在理论上的关系和谐，对当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本文从生态美学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竹”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生态美学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联系，深入剖析“竹”文化中的生态功能、审美功能等，将“竹”在自然环境保护上的作用与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互相渗透，发现“竹”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保护和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竹”文化具有园林景观、楹联匾额、诗歌作品、丹青绘画等多种形态，在理论内核上体现出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及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智慧一脉相承。因此，发掘中国“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不但有利于深入实现竹子的生态保护功能，而且有利于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关键词“：竹”文化；生态美学；环境保护；生态文明

　　一、问题的提出

　　不可否认，“竹”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尤其是它对于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及精神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竹”一方面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字、生产、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即使是平常百姓也对“竹”情有独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找到一件与“竹”有关的重要东西；另一方面，竹成为“人”的品格和高尚精神的象征，代表着坚贞、谦虚和气节，它的内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与品格，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人们的精神世界相辅相成，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如“竹”一样对中华文明产生了这么深刻的影响。然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竹”文化与其他植物文化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不仅体现了独特的文化符号价值，还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特殊关系及环境伦理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研究“竹”的自然属性，还应发掘“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新世纪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不断遭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但在整体上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的掌控欲望越来越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逐渐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这在理论根源上可以追究于人类中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场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但是，我们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时候，在理论上却又不小心划入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以致不但未能扳倒“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自身的缺陷却暴露无余，因为它将自然生态的利益放在首位，力图阻止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否定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的贡献，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生态美学以生态人文主义为哲学根据，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保留了其中内在合理的“人文主义”内核，而在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利益的过分强调的同时保留了合理的“自然主义”内核。②由于生态美学超越“二元对立”的西方审美哲学范式，人与自然在理论上达到了和谐，对于今天正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而言，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从生态美学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竹”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结合，剖析“竹”文化中的生态功能、审美功能等，将竹的物质资源价值与精神文明价值相交融，把竹在自然环境保护上的作用与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互相渗透，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对于改善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通过“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研究，深化人与文化环境关系的内在联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寻求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方式方法，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竹”文化的生态美学形态

　　“竹”拥有的颜色美、姿态美、声音美等特征，使其成为景观建造领域不可或缺的理想植物，它不但可以以竹造景来营造独特的审美环境，还可以烘托品位高雅的文化氛围。它的生态美学形态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园林景观形态

　　在中国园林设计中，“竹”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秦始皇在咸阳兴建“上林苑”时,就派人从山西云冈选上佳竹子，竹子造园艺术从那时开始萌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私家园林的大量兴起，中国园林进入发展时期，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时期洛阳的大量私家园林中相继出现“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景象。唐宋两代的竹运用最为广泛，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专门描述了董氏西园、刘氏园、归仁园等10座宅园的竹景观。①南宋周密的《吴兴园林记》中提到吴兴的尚书园、丁氏园、倪氏园等三十几座宅园中几乎园园有竹。明清时期，竹子造景成为江南园林的一大特色，苏州的拙政园竹径通幽、沧浪亭竹柏交翠、狮子林密竹鸟啼以及扬州的个园等都成为竹子造园的典范。由此可见竹在园林造景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其独特的自然之美可以与周围的环境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优雅惬意的景观，让人赏心悦目。在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中讲究“以画入园，因画生景”，将竹与园林中其他的建筑或自然景观相互搭配，形成别样的画面，也是竹子造景的重要方式。竹与亭台楼阁的搭配体现了空间上的艺术，在生硬、单调的建筑物周围植竹，不仅可以使其色彩和谐，更加可以使灰色的墙体展露一丝柔和与生机，营造一幅水墨画般的意境。在园林中，我们常见蜿蜒曲折的长廊边有一丛绿竹随风摇曳，透过墙上的石窗欣赏绿竹，就好像一幅自然形成的国画，栩栩如生。竹与山石、湖水组景也是我们在园林中常见的景色，竹与假山石头的搭配，体现出层峦叠翠的山林之美；在水边植竹，竹子的倒影映在湖水中又是一幅动静结合的独特画面，更能表现出“水可净身，竹可净心”的崇高意境。

　　（二）楹联匾额形态

　　“竹”文化的另外一个生态美学形态就是楹联匾额。楹联匾额，虽然以园林景观的点缀而出现，但是它所具有的独特意蕴，常有画龙点睛之作用。在楹联中，有很多描写竹在风雨中声音之美的，如“风过有声留竹韵，月夜无处不花香”“风前竹韵金轻戛，石罅泉声玉细潺”“石含太古水云气，竹带半天风雨声”“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这些楹联将竹在风雨中的声音比喻成乐器演奏，让人在翠竹环绕的环境中产生联想，给人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也有描写竹林清新幽静韵味的，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竹衣”“千山夜静香林月，万壑凉生竹阁风”“山静竹生韵，池清兰自香”等；还有更多的是表达竹虚心、坚韧的高尚品格的，如“山色不随春老，竹枝长向人新”“劲节生来瘦，高材老去刚”“竹青怀素志，梅老秉芳心”“菊兰金秋傲霜轻冷，梅竹隆冬斗雪抗寒”“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心”“此人如碧梧修竹，其志在流水高山”“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青阴留竹，四时不改茏葱”等。楹联是“竹”文化独特新颖的表现方式，它不但可以描绘阐释园林景观，融入不同的自然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意境，更是竹文化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匾额可以体现景色的典型特征，还多角度且直观地将虚实之景表达出来，并书写具有感染力的意境。例如苏州网师园的“竹外一枝轩”取苏轼的“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之意，与庭院内青葱潇洒的翠竹交相呼应，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北京集秀园的“师竹轩”周围绿竹环绕，故取白居易“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之意，命名为“师竹轩”。用竹来命名景色也能够体现出浓厚的竹文化韵味，例如苏州狮子林的“修竹阁”、拙政园的“梧竹幽居”、曲园的“小竹里馆”和北京紫竹院的“江南竹筠”“斑竹麓”等，使游人仅仅看到景名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绿意萦绕、清新雅静的景色。

　　（三）诗歌作品形态

　　“竹”，是中国文学中描绘的重要题材，古往今来青青翠竹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咏竹赋竹，创作了不计其数的文学佳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将竹作为描绘对象的歌谣，《弹歌》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咏竹作品，“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歌谣虽然歌颂的是弹弓的制作过程，但是可以看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竹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并以歌谣的形式将其传承下去。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开始发展，出现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就有大量的咏竹诗。①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盛行，崇尚自然风光、游山玩水成为主要话题，竹林成为自由洒脱的文人们聚会、游玩的好去处。竹的“高风亮节”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成为人们抒发情感、宣泄自己的寄托，因此，咏竹、赋竹开始盛行。唐宋时期的咏竹文学达到鼎盛，许多著名文人如杜甫、李白、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皆有咏竹的佳作，并流传至今。这些作品，有描写竹清新秀丽的自然之美的`，也有赞扬竹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的。我们从中可发现生态美学的主要内涵体现在这些咏竹诗歌中，其中有直接赞美竹的外形、颜色、声音等自然之美的；也有将竹与我们生活相关联，赞扬其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实用性；更多的是将竹拟人化，歌颂其高尚品格，借以表达作者的精神世界，抒发自身的情感与理想。这些都体现了生态美中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达到了相通与融合，是我们几千年以来都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与愿望。咏竹诗中所体现的竹之美，不仅可以使作者和欣赏者直观地感受到清新自然的优美画面，也具有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效果。

　　（四）丹青绘画形态“竹”

　　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生态美学展现的重要样态。在三国、两晋时期，就曾有人将竹作为绘画题材。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画竹艺术逐渐发展，尤其是唐代，竹开始成为专门的绘画题材。第一个专门画竹的画家便是中唐时期的肖悦，曾做《十五竿图》赠与诗人白居易。宋元时期，墨竹盛行，出现了以北宋文同为首的“湖州竹派”，其中文同被称为墨竹画的鼻祖。诗人苏轼也是画竹的大师，他继承并发展了文同的“胸有成竹”理论，被后世许多墨竹画家所推崇。苏轼的《潇湘竹石图》构思独特、独具匠心，竹枝或直或斜，枝叶摇曳飘逸，画面充满张力。到了元代，绘画题材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大多以自然中的山川河流、梅兰松石为对象，竹画也成为文人们表达心声的最佳手段，借竹来抒情寄兴。明清之后，画竹的技巧和形式更是丰富多样，以竹为绘画题材的优秀作品大量出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清代郑板桥。郑板桥画竹，不仅仅注重竹的自然形象的真与美，更赋予了竹更深层次的涵义，借竹言志的画竹方式是其竹画的最大特点。郑板桥画竹层次分明，泼墨有浓有淡，极富立体感，并且在每一幅画上都题诗，将书法与绘画相结合，不但使得竹画意义更加鲜明，而且更能充分表达作者借竹抒情的情怀。郑板桥曾作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这幅画中的竹就不仅仅是竹自然属性的再现，结合画中的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明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不难看出作者通过画竹以表达自己心系百姓、为民担忧的情感。通过上述可以发现，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大自然具有灵性的生命力，我国传统绘画中的竹是要展现其自然的状态以及顽强的生命力。画家们通过对竹的认真观察，将竹在不同季节、不同状态下的自然形态展现在画作中，就是大自然的真实写照。“竹”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了作者对人格、思想和社会的态度，很多画家将竹拟人化，通过画竹表达自己心中的志向与情操，借助竹所具有的虚心、坚韧、高雅等品格来抒发对社会的期盼、对自身的鞭策，是将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态美的表现。

　　三“、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

　　中国“竹”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儒家的“至善至美”、道家的“道法自然”等重要的哲学思想在“竹”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将“竹”文化中传统生态智慧予以发掘，对于重新认识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一）“竹”文化体现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而这与中国“竹”文化是相同的。儒学的真谛在于“仁”和“礼”的统一，人在行动和思想上都要受到道德的约束，道德规范是人与社会最重要的桥梁。孔子主张的“仁礼”思想与人们所赋予“竹”的精神意义具有共通之处。竹的精神象征也给人们和社会带来了新的感悟与思考，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的道德秩序是相互依存的，因此，“竹”文化的价值在于给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我们也可以认为儒家思想是“竹”文化的启蒙与基础，而“竹”文化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的发展与延续。儒家思想中历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自然山水寄托人的仁德智慧。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①聪明的人通达情理，反应敏捷且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流动的水一样，这样的人更加快乐；仁厚的人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又沉着冷静，心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这样的人也更加长寿。这里的“知者”和“仁者”指的是道德修养高的“君子”，具备了“知”和“仁”的品质，就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孔子用山水来类比仁和智，他认为万物的品性是相等的，因此花草山水常用作比喻君子的德行。山代表着可靠、稳固的形象，而水则象征柔和、锋利的性格，有智有仁的人就具备了山和水的特质，是儒家人格的最高理想。儒学中“克己复礼”的主张强调伦理道德上的人格修养是需要不断磨炼与提升自身修养才能达到的境界。孔子喜爱游山玩水，亲近自然，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人心胸更加开阔，得到精神上的升华，从而获得像大自然一样的道德品性。“竹”的形象正直、虚心，正是“德”的代表。历代文人咏竹、画竹，也是以竹喻身，用竹来赞扬那些清高正直的形象。孔子的著作中还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②一说，以射箭比赛来说明谦让的道理。孔子认为君子没有什么可争，即使在比赛中，也要相互礼让，友好比赛，这便是君子之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③真正的君子应具有谦逊的品质，行为庄重，团结和睦。而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默默无闻的形象，它坦诚无私、不炫耀、不奢求，远离城市喧嚣，潇洒自然，正是孔子主张的谦逊礼让的君子形象。中国“竹”文化还蕴含了庞大的教化力量，继承发展了儒家的德育思想。孔子开创了“比德”的诗性教育，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以松柏来比喻刚正不阿的人。郑板桥一生热衷于画竹咏竹，重视以竹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郑板桥在《篱竹》中写道：“一片绿阴如洗，护竹何劳荆杞？仍将竹做篱笆，求人不如求己。”他赞扬了竹子坚强独立的品格，并以竹来勉励自己。他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把对竹的情感升华到对百姓的关怀，从风吹竹叶的声音联想到百姓疾苦，体现出他体贴为民的为官之道。竹对人有着特殊的教化作用，它的教育方式体现在审美上，人们通过对竹文化的欣赏与了解，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享受与升华。

　　(二)“竹”文化蕴含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

　　首先，道家提出了万物平等的思想。在《老子》第25章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指出人天地之间的法则，人要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庄子齐物论》中也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说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老子》第42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③人与自然都来源于“道”，因此，人与自然应是平等统一的。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进一步提到：“天地万物，不可一日而相无也。”④天地万物不仅是平等存在的，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在庄子的心中，“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才是真正具有“德”的世界，“德”就可以看成“道”，而真正的君子就是符合“道”的规律的人。在中国“竹”文化中，“竹”一直被人们当成符合“道”标准的谦谦君子，与人是平等的。《晋书王徽之传》中讲了王徽之爱竹的故事：当时吴中有一士大夫家有好竹，王徽之想要观赏，便坐上轿子到了竹林下，吟诵歌唱了很久，主人正在清扫庭院便请他坐下，王徽之回头不理。他刚刚想要离开，主人关上门强留他，徽之只好留下赏竹，尽兴才离开。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住下后就令人种竹，有人问他原因，他只是吟诵歌唱，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⑤这则故事正是苏轼的名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由来。从此“，君子”便成了竹的别名。宋代黄庭坚的《和师厚栽竹》：“大隐在城市，此君真友生。”清代丘逢甲的《题画诗二首》：“此君在今日，大觉无不可。风雨震诸天，空山自龙卧。”郑板桥的《竹石》：“淡烟古墨纵横，写出此君半面，不须日报平安，高节清风曾见。”蒲松龄的《竹里》：“尤爱此君好，搔搔缘拂天，子猷时一至，尤喜主人贤。”很多诗词都用“君”来称呼竹，说明在诗人眼中，“竹”不单单是一个作为描绘对象的自然景物，而是已成为人的形象，与人平等地存在，这与老庄思想中天地万物平等共存的思想相吻合。另外，中国“竹”文化中“竹”被赋予了“无为”“不争”“返璞归真”“道法自然”等特征，“竹”象征着归隐避世、与世无争的清高形象，淡泊名利、虚静恬淡正是“竹”所代表的典型的人格品质。竹子谦虚、高洁、淡泊名利、不问世俗的品性正体现了老庄的“返璞归真”思想，归隐避世、不问世事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心境，也是古今文人雅士们所追随的崇高理想与志向。魏晋时期人称“竹林七贤”的七位名士，也主张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他们常在竹林中饮酒、颂歌，与竹林融为一体，借竹的清高虚淡净化自己，勇于打破世俗、逃脱世俗，揭露和批判社会的虚伪，展现自身的清新脱俗之气。

　　四、发掘“竹”文化生态美学价值的意义

　　（一）有助于深入实现竹的生态保护功能

　　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和演变中，“竹”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环境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竹子具有调节气候的作用。据古籍记载，竹在古代就已经被运用到改善环境的建设实践中。刘恂的《岭表异录》中记载：“自根横生枝条，辗转如织，虽野火焚烧，只燎细枝嫩条。其笋丛生，转复牢密。”①这直观地总结了竹密集如织、耐火烧、生存能力强的特性。元代陆广的“已有双溪竹，得无一点尘”，唐代刘德仁的“偏思诸草木，惟此出尘埃”，都直接写出了竹的防尘、净化空气作用。杜甫的“我有阴山竹，能令朱夏寒”，还说明了早在唐代，竹林就已开始发挥其调节气候的作用。其二，竹子具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竹容易种植，属绿色植物，有可再生性，枝叶繁茂、四季常青，不但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对改善碳氧平衡、有效净化空气具有明显的功效，是美化环境的重要资源。竹林对环境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净化空气，它吸附粉尘、吸收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释放氧气，可减少空气中50%左右的尘土量。竹林还可以吸收、阻碍声波的传递，大大减少噪声污染。其三，竹子具有涵养水源的作用。竹叶可以保留15%—40%的降水，降低雨水的流速；竹根可以使土壤变得疏松多孔，从而提高土壤的蓄水量。竹叶截留雨水，减少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击打，削弱了对土壤的冲刷，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的现象。竹林还是许多生物理想的栖息地。竹林隐蔽而又舒适，空气湿润，土壤疏松又富含营养，有利于生物的繁衍与生长。竹快速的生长方式以及极强的生态适应能力，有利于增加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种类与数量，对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竹”文化是围绕竹子的基本功能逐步生长起来的价值观念体系，对于其中的生态美学价值的发掘有助于竹子生态保护功能的强化和进一步被发现。尤其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发掘“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就会使得竹子的环境保护功能在新形势下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而这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中国“竹”文化已经深入地渗透进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当中。中国“竹”文化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其中显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道德思想观念，可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其一，“竹”文化可使生态文明落到实处。我国竹文化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开始，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现并利用竹作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工具，从简单实用的竹筐、竹笠等生活用品到现在兼实用和观赏为一体的精美竹工艺品，竹的实用范围不断扩大。对“竹”文化的深入开掘，有利于我们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提高我国整体的环保意识，更快更好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其二，“竹”文化可使抽象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活化。“竹”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一直被人们赋予做人的精神风貌，如坚贞、虚心等品质，是中华民族品格与精神的象征。而且有关竹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那种归隐山林、与世无争的志向与情感通过这些作品得以表现，这些就是朴素的生活方式与理念。我们知道，这些有关“竹”的璀璨的文艺作品，是生活化的，否则没人理解、没人接受，而它们在本质上又是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只不过此种理念是生动的，有相当的诉求力和感染力。其三，有助于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变成民众的修身哲学。“竹”所代表的人格内涵告诉了人们生活中的处世态度，将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相结合，也使人们在精神上意识到自然的重要性，从意识上转变了征服自然的态度。中国竹文化的丰富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发扬，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逐渐转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避免了对环境的破坏，逐渐形成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的修身哲学。

　　五、结语

　　“竹”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代表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和谐关系。发掘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价值，在当下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人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人作为世界万物中的一部分，如何与我们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保持平衡和谐的关系，是生态美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竹”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紧紧相连。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深入推进之背景下，探讨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问题，具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和意义。中国“竹”文化具有园林景观、楹联匾额、诗歌作品、丹青绘画等多种形态，在理论内核上体现出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及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智慧一脉相承。因此，发掘中国“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不但有利于深入实现竹子的生态保护功能，而且有利于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论文篇13

　　摘要：我国绘画美学可以说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瑰宝，每幅画当中都蕴藏着画家各自的绘画风格，而当前对于我国绘画风格的研究较少，这种情形会降低大众对我国古典名画的鉴赏水平和审美能力，不利于中国绘画精妙之处的传播和普及。本文正是基于此，首先将中国绘画的风格做了概述，然后介绍了绘画风格的构成，最后讲明如何对绘画风格进行评价，最终目的是阐释中国绘画美学风格观的真正内涵。

　　关键词：绘画风格中国美学绘画技巧

　　一、绘画风格的概念

　　风格其实是由“style”这一英文词汇翻译而来的，我国古代并没有形容风格的专用词语，但是与风格意思最为接近的词汇是人物品评，对人物的品评和鉴定直接促成了風格的产生。中国美学的绘画风格，是受人物品评思维观念影响的，对某一人物在一个阶段或者人生的全部阶段逐渐形成的绘画习惯和一致的绘画技巧做出的总结，最终形成了这个人的绘画风格。比如顾恺之的绘画风格是传神，把外在的形式看作内在精神的载体，从他所创作的佛像、禽兽或者山水当中都可以看出其绘画风格和特点。同一时期的谢赫、姚最等画家对其人物品评也是“传神写照”，这也证实了顾恺之一以贯之的绘画风格。

　　二、绘画风格的构成

　　中国绘画风格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物像、笔墨及章法。从这三个层面上就可以剖析出画家的画风和总体的绘画基调。其中物像处于主要地位，绘画的重心围绕物像展开，画家想要表达的主体和所选取的题材也是通过物像展示，笔墨和章法配合物像最终构成绘画风格；笔墨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从画家笔墨的分布和运用也能窥探出其画风和神韵；章法始终处于配合物像和笔墨构成的地位，只看画家的章法不能决定其绘画风格，需要更多的`因素综合考虑。

　　（一）物像

　　物像指的是物体或者景观的大体形象和布局，能够直接反映出绘画者的审美风格和所要传达的意境。比如画牡丹花或者凤凰时，必然使人联想到富丽堂皇之意境；当画闲云野鹤时，则体现出悠闲之感；画腊月寒梅便觉意志坚定、临危不惧。所以，对于一些寓意被众人所熟知的物像，很容易联想到背后所包含的意境，也就可以从不同的物像当中区分出不同画家的绘画风格。

　　（二）笔墨

　　笔墨的运用可以体现出画家的绘画风格，比如笔迹的轻重缓急、用笔的起势和落笔的收尾，不同画家所用的力度是不一致的。画家的水平越高，挥洒笔墨的方式就越是相同，也就可以从笔迹的品评当中获知其绘画风格。用笔和用墨可以区分来看待。笔可以分为不同种类，用笔的选取上也能推测出画家的绘画风格。如果画家使用圆笔，则用此笔做画线条圆润、笔势内敛，以厚重为主；画家使用侧笔，则笔势倚重轻浮，圭角显露。由于侧笔弊端较多，被主流绘画界所遗弃。此外，用笔也分干笔和湿笔，湿笔的运用多见于盛唐时期的水墨画当中，干笔则多见于元朝之后。干笔的特点是笔意苍老，易见姿态，画风颇有残枝败柳之感。湿笔的特点多为轻盈滋润，用笔灵动，画风平淡天真。用墨的不同，对绘画的风格也有一定的影响，用墨主要分为浓墨和淡墨两种形式。画家使用浓墨则画风苍老古朴、画质浑厚，使用但淡墨则画风清新，出韵幽淡，淡雅飘逸。

　　（三）章法

　　章法较为特殊，其必须以物像和笔墨为载体，若是脱离两者，则绘画风格无迹可寻。章法指的是绘画的构思和定势，在绘画的布局当中要进行充分的考虑。绘画的章法主要集中于两点，一种是“奇”，另一种是“安”。“奇”主要体现在布局新颖大胆，性灵机趣。比如有的画家喜爱孤石怪木，专一而画，甚觉有趣；有的画家章法偏重于“安”，稳重工整，思路清晰，一板一眼，法度严谨。

　　三、绘画风格的评价

　　不同的时代对画风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比如隋唐时期的画风大都工整富丽、气势磅礴。宋代画家注意对生活的深入观察体验，艺术上倡导写实，在创作中又注重提炼取舍，要求形神兼备。在元明清时代，强调抒发主观情趣，提出“不求形似”“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不趋附社会大众审美要求，借绘画以自鸣高雅，表现闲情逸趣。

　　四、结语

　　中国绘画美学当中的风格观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和画家的用意，不同的画家有不同的风格，共同构成了我国灿烂无比的历史文化。对风格观的研究也能对当代绘画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值得借鉴的地方，有助于我国在世界绘画文化发展当中地位的提升。

　　参考文献：

　　[1]裴瑞欣.中国绘画美学中的风格观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6.

　　[2]胡明娥.中国古典绘画的空间图式--中国绘画美学空间观念的一种解释[D].南京：南京大学，2005.

　　[3]刘春霞.中国画的色彩美学研究[J].学理论，2010（19）.

　　[4]王嵋.中国哲学对中国画风格形成的深远影响之探讨[J].美术教育研究，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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