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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统治时期的敦煌研究
西夏统治时期的敦煌研究【1】
[摘要]自古以来敦煌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
同时，因其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西夏势力进入敦煌以后，在敦煌地区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西夏时期;敦煌;社会发展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族建立的一个多民族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开疆拓土，一度将其势力拓展至敦煌地区，在该地区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西夏在敦煌的统治的研究，学术界的著述成果颇为丰硕。
本文欲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夏在敦煌的统治作一综述。
一、西夏占领敦煌的时间
关于西夏正式统治敦煌的时间，下限没有分歧，上限在学术界则长期存在争议，其中以1036年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说法。
近年来，学者们又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西夏正式对敦煌实行有效的统治是在1067年左右。
因前人对此多有研究，本文只叙述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最新观点。
(一) 1036年说
支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陈炳应、刘玉权等。
陈炳应在《西夏与敦煌》一文中对大量的史料作了严谨的分析之后认为：西夏于1036年攻占了敦煌，并在其后的《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一文中重申此观点，认为西夏在1036年攻占瓜、沙后就一直统治着二州，但对州城以外边远的回鹘民族实行宽松的羁縻政策。
刘玉权在《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对其他种种西夏攻占敦煌地区之时间观提出质疑，亦认为西夏于1036年攻占敦煌，并将其纳入西夏王国的版图，期间虽然曾经遭到沙州回鹘等异族势力的攻击甚至有时还被攻占，但总体而言，西夏对敦煌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227年。
《续资治通鉴》记载，宋景三年(1036)十二月，“赵元昊……举兵攻回纥瓜、沙、兰(肃)三州，尽有河南(西)故地。
将谋入寇，恐嘉勒斯赉(旧作厮)拟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西夏于1036年占领了瓜、沙、肃三州，顺利占领了整个河西地区，而且改元大庆。
《宋史夏国传》记载，宋景二年(1035)，元昊“自率众攻猫牛城，一月不下。
既而诈约合，城开，乃大纵杀戮。
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厮部将安子罗以兵绝归路，元昊昼夜角战二百余日，子罗败，遂取瓜、沙、肃三州” 。
“遂取瓜、沙、肃三州”当为景二年(1035)之后之事。
据此，可以推断《宋史夏国传》中将景二年至景四年(1035～1037)之事并为一条，因此可知，西夏或于1036年占领瓜、沙、肃三州，即敦煌地区。
(二) 1067年左右说
这种说法是学术界新近提出来的。
1990年，敦煌学国家学术讨论会在莫高窟召开。
会议期间，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沙州回鹘研究之一》的学术论文。
前者认为，西夏在1036年消灭了瓜沙曹氏政权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的统治，直到1067年。
后者则指出，大致自10世纪初开始，沙州回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逐步壮大起来并逐渐控制了沙州，并于1036年左右建立沙州回鹘国。
此种观点认为，1036年曹氏政权灭亡后，西夏未能在瓜、沙地区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直到1067年才正式确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
而在这一时期，统治瓜、沙地区的是1036年建立的沙州回鹘国。
此说对学术界研究西夏占领敦煌的时间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重视。
二、西夏时期敦煌的政治制度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因其繁荣的商业贸易，各国贡使、商人往来频繁，加之民族迁徙、屯垦等原因，使得这一地区很早便成为一个民族聚居区。
首先，在西夏境内生活着的主体民族为番族(即党项族)，它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
从7世纪中叶开始，党项族不断地向我国西北方向迁居，到北宋建立后，开始脱离宋朝的羁縻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夏。
其次，还有文化先进的汉族，汉族在西夏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夏的另一个重要民族是笃信佛教的吐蕃族。
西夏中、晚期时，由于大力发展藏传佛教，聘请吐蕃高僧，因此大大提高了吐蕃族的地位。
再次，西夏境内还生活着回鹘人，多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
除上述所述主要民族外，西夏境内还生活着契丹、女真等其他少数民族。
面对如此复杂，多民族、多政权交错的状况，西夏在敦煌地区设置有军事、政治、经济机构，对之实行全面、有效的统治。
西夏攻战瓜、沙之后，行政上继续唐、宋的建置，设置瓜、沙二州，从《西夏文物研究》中我们可知西夏有“州主”、“通判”、“都案”等职，州之下有县、乡等，乡下还有“社”的组织。
因为西夏的主要精力要对付宋、吐蕃和辽，所以，“西夏在占领敦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也曾在个别必要的时候征调过这个地区的人马，但基本上实行的是羁縻政策。
即可保持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可按本民族的习惯和意愿进行生产和生活。
这是一种非常宽松的、基本上由各民族自决的政策” 。
这种政策有利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使当地的政治决策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够更好地适应、促进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西夏民族政策中积极的一面。
三、西夏时期敦煌的经济发展
敦煌地处丝路要冲，是各国商人来往必经之地，西夏占领敦煌后，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未对这里的贸易活动施以过多的限制，因此敦煌地区的经济是比较发达繁荣的。
(一)敦煌地区的商业贸易
西夏占领敦煌后，继续与宋、辽、金进行贸易，这主要表现在双方的榷场贸易上。
西夏建国初期，与北宋连年交战，北宋朝廷关闭榷场，双方贸易一度中断。
但因为西夏是游牧民族政权，其境内盛产畜牧，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资，因此停止榷场贸易对西夏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西夏不得不乞和。
一旦遇到战事，宋朝就利用断绝岁赐、关闭榷场等手段实行经济封锁，这样的时间越长，对西夏的影响也就越大，西夏为了缓和国内社会矛盾，不得不停止战争。
榷场贸易只是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
此外还有和市贸易、贡使贸易和私运贸易等。
和市贸易是指经过双方政府批准的在民间自然形成的合法市场，有固定的交易地点。
较榷场的规模小，管理也较榷场松散，但数量众多，分布于两国边境。
贡使贸易是西夏政权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外交往和经济贸易的传统形式。
西夏时期在敦煌地区实行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使这个地区的人民不仅可以与西夏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同时也可以同其他政权进行贸易。
(二)敦煌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
西夏占领敦煌时，敦煌地区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
从敦煌文书以及西夏石窟的壁画中可知，敦煌地区种植的主要是粮食和麻，后来开始种棉花，并且开始纺织棉布，使其逐渐取代麻等成为敦煌地区人民的主要衣料。
同时在敦煌地区还存在养蚕业。
畜牧业方面主要有马、牛、羊、骆驼等。
根据陈炳应的《西夏与敦煌》可知当时敦煌地区的冶炼业也很发达。
四、西夏时期敦煌的文化事业
(一)佛教文化
佛教在西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巩固西夏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
西夏设立帝师，大量翻译佛经，政府还给寺庙赏赐大量的钱财、客户，使得佛教在西夏境内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敦煌地区最能充分反映西夏佛教盛况的莫过于石窟艺术。
“除了莫高、榆林二窟外，这个地区的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旱峡口等石窟中，都有西夏时期的作品。”
(二)石窟艺术
西夏时期的建筑、塑像、壁画等艺术颇为丰富。
西夏时期敦煌地区的壁画艺术中，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等，题材比较单一。
从整体看，西夏石窟艺术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以中期作品居多。
其早期作品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中期则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风格的影响，到晚期由于藏传佛教的发展，吸收了一些密宗艺术的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
(三)世俗文化
西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作为全国必用的文字。
同时，敦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使用的语言文字以及文化也比较多，主要有汉、藏、回鹘的文字和文化，这就造成了敦煌地区多种文字、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
在各种文化中，“儒学逐渐成为西夏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敦煌地区也不例外，在敦煌的西夏石窟题记中，有不少是对中原皇帝的祝词，反映了儒家有关尊王、民为本的思想。
综上所述，虽然西夏占领敦煌的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西夏自占领敦煌后，在这里实行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人民可以自由的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这为敦煌地区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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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统治时期的河西教育【2】
西夏又称白高大夏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族建立的王朝，由于位于北宋西北部，故称西夏。
党项族原为羌族的一支，游牧于川西高原的山谷草甸之间，唐朝初年迫于吐蕃压迫迁徙至陕北一带，以牧畜为生。
唐末时党项部落首领拓跋思恭因平乱有功获赐姓李，被封为夏国公节度夏州，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
夏州政权被北宋并吞后，部落首领李继迁起兵占据银州，攻破会州(今靖远、会宁一带)，向辽称臣与宋抗衡，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
其继位者李德明与李元昊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陆续占领兰州以西、玉门关以东的广大地区。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称帝建立西夏，之后经过数年的宋夏战争与辽夏战争，与宋、辽(后为金所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统治长达190年，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亡。
西夏立国前后，为了稳定局势，驾驭各部酋豪，与宋辽抗衡，在“严以刑赏、尚武重法”的同时，采用“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政策，将汉族文化、吐蕃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一并吸收融合，从而形成了贯穿西夏王朝始终且颇具特色的西夏文化。
元昊继位后，注重使用汉族人才，重教兴学，成就显著。
1034年他命大臣野利仁荣效仿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之后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蕃学，选拔党项贵族和汉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并提倡尊孔读经，吸取儒学营养，发展汉学，使各类文化教育机构迅速发展，日臻完善。
据《西夏书事》记述：“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到夏仁宗李仁孝时，更是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宇宏敞，并如帝制”，并开办科举，策试举人，还再次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复直小学于禁中”，接着又立大汉太学。
而所有州县的学校、禁中小学、京师太学，均以儒学为教授内容，儒学之盛与中原不分轩轾。
河西地区自东汉以来儒学就获得蓬勃发展，至五凉而达全盛，后经隋唐的着力经营历五代而不衰。
西夏入主前，河西地区的割据政权都是在吐蕃统治瓦解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除瓜沙归义军政权外，甘州回鹘政权和凉州蕃汉奴隶主政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文化教育发展非常有限。
极为重视发展教育的李元昊，称帝立国后的第二年(1039年)即下令各州置蕃学、设教授，并对硕儒博学之士大加重用，使河西各州郡县学在重儒兴学之风中逐步设立，学校教育随之恢复、发展和兴盛，并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
镌刻于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的西夏黑河建桥敕碑，落款中有“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兼郡学教授王德昌”之句，不难看出王德昌的职务除“都大勾当镇夷郡正”外，还兼郡学教授，由此也可证明元昊统兵占领河西并在甘州设立镇夷郡后，镇夷郡的郡学就已建立。
至于人才培养方面，《西夏书事》曾记载，夏仁宗李仁孝时期的凉州人权鼎雄“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当然，因才学而得到重用的河西人，肯定不止权鼎雄一人，据《元代西夏人物表》统计，活跃于元代初期的370余位西夏历史人物中，祖籍属河西地区的就达64人。
西夏时期河西地区文化教育情况，也可从各地大量的西夏文物中得到佐证。
上世纪，在河西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西夏文字经册、文书和碑刻，甚至还有学子们写字用的文具笔架和习字残片。
1972年在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字《四言记事文》残页，其中的“坐卧徘徊，欢喜踊跃，乐人歌舞，吹笛鸣鼓”，“父母智慧，选择师长”等内容，四字一句，便于记忆，应为当时学校教育的启蒙读物。
这些文物都表明了在西起敦煌、南至兰州、东尽天梯山的整个西夏所统治的甘肃地区使用和进行西夏文字教育的史实。
河西走廊作为西夏文化区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教育发展程度是西夏统治区内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
整个区域内的教育并未因党项族别及政权性质而改变，相反除承接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儒学教育发展成果并继续向前推进外，对甘、凉等地的文化教育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与同时期北宋王朝所辖甘肃各地相比，河西地区的教育无疑在建置及教学内容上都要标准和规范得多。
宋统治下的甘肃各地，大部分处于政权交错地带，民族成分复杂。
虽然宋王朝是汉族政权，但“蕃学”的设置有很强的政治、军事目的，受教育者以吐蕃子弟为主，因而学校的文化传承功能始终不明确。
而河西走廊则不同，虽然隶属于党项，但却是西夏统治的中心地区之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及政策的执行程度都较为彻底，再加上河西地区尊儒重教的良好传统，以及受教育者大多为汉族的实际状况，都有效地保证了该地儒学教育的水平和效果。
可以说，宋夏时期，甘肃教育的中心内容仍以经学为主，教育发展的中心在西夏统治下的河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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