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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两京官署志的纂修及其政治文化分析论文
明代之前，已有官署志书。如唐代李肇《翰林志》与《翰林内志》，宋代程俱《麟台故事》、陈骙《南宋馆阁录》及佚名《南宋馆阁续录》，元代王士点《秘书监志》、刘孟琛《南台备要》等。明代之后，亦未尝绝迹。如清代鄂尔泰《词林典故》、慧中《台规》、梁国治《国子监志》、梁章钜《枢垣记略》、席吴鏊《内阁志》等。但数量及所涉官署有限，不成体系。唯明代官署志独多，尤以两京为最，有名可考者66种，基本上文职官署皆修有志书，颇成体系。
有关明代官署志的著述，首推《千顷堂书目》卷9 《职官类》，虽非专录官署志，但收录明代官署志书目最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职官类”亦收录不少明代官署志提要，不乏现已失传之书，价值颇高。其它如《绛云楼书目》、《传是楼书目》等书目，多有“职官”或“典故”之目，著录有明代官署志信息。现代研究有方骏《明代南京官署志概说》和《现存明朝南京官署志述要》，前者论述了明代南京官署志，不过该文缺乏必要的考证，又过于依赖现代书目，未免讹误缺漏，后者介绍了八部现存明代官署志①。其他论述单部明代官署志的论文，如王英姿《南京图书馆藏〈南京太仆寺志〉考述》，吴娱《〈旧京词林志〉著者及文献价值述略》，吴璐《孤本〈南京尚宝司志〉考述》②，范围有限。有鉴于此，笔者拟据明清及当代书目，参稽相关文献，在梳理明代两京官署志的基础上，分析其特点及政治文化蕴涵，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自发修志：万历以前两京官署志的纂修
以明代两京官署为记载对象的志乘不下180余种，包括志书、职掌、条例、历官表、题名录、传记、典故、纪事、杂记、杂考、杂录等类文献。这还不包括官署一时之办事条规、章程类文献。其中以“志”命名者近70种，其它史乘110余种。不论从体例，还是从内容、编纂意图上看，这些志乘难以俱视为官署志。本文所要研究的官署志，意在足备某一官署典故之总志。首先，以某官署之名，或简称、别称，后缀以“志”命名者，除部分杂志外，如《南京五城都察院职掌志》、《工部器皿志》、《工部铁治志》、《仪瓜工部分司志》、《刑部狱志》等，显非一司一署之总志，摒除在外;其次，部分以“记”、“考”、“纪”等命名之书，如《翰林记》、《留台杂记》、《太常续考》、《太常寺续纪》等，虽不以“志”命名，但从内容上看，具备官署志书之实，亦量为收入。
嘉靖至万历朝两京官署修志逐渐兴起。嘉靖朝14种，隆庆朝3种，万历朝14种，涉及南京、北京20余官署，范围明显扩大。时间分布比较均匀，仍以自发修志为主。修志者仍以本署官员为主体，但已有不少低品级僚属参与。如林希元以寺丞，应廷育、谢彬、汪宗伊以郎中，卢维祯、雷士祯以博士，王材以司业，朱廷益以参议，纂修该署志书，说明官署官员参与修志的程度也在加深。此时期两京官署志的修纂虽以本署官员为主力，但开始出现聘请生员修志。如嘉靖中南刑部郎中庞嵩聘无锡生员高栋修《南京刑部志》，万历中吏部袁外郎聘贡生宋启明修《吏部志》，开天启以后诸司聘人修志之风。此时期官署志的卷数也在增加，如《吏部志》40卷，《南廱志》24卷，总体上较嘉靖以前官署志内容增多。嘉隆万时期是明代诸司典章制度趋于成熟的重要阶段，官署志内容的增多，反映了诸司典制日渐完备的现实。
二 聘人修志：天启之后两京官署志的纂修
天启初，因修神宗、光宗实录，征诸司故实，两京官署纷纷修志，形成修志高潮。崇祯朝，虽值末世，但两京官署修志却未停息，仍不断增补、完善。此时期修志集中，规划性强，多聘人修志，有专业化的趋向，且所修志书多卷帙可观，带有集大成的色彩。
天启朝修志13部，崇祯朝9部。另有纂修时间不详官署志7种，大致可以判定，多修于晚明。一方面，一些旧有官署志得到续修，如《南京刑部志》、《南京太常寺志》、《续南雍志》、《南京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志》、《太常寺续纪》、《太常续考》等;另一方面，一些无志官署创修志书，如《南京鸿胪寺志》、《南京尚宝司志》、《南京詹事府志》、《礼部志稿》、《南京锦衣卫志》、《南京行人司志》、《南京钦天监志》、《鸿胪寺志略》、《工部志》等。官署志的卷数也空前增多，如《南枢志》170卷，《工部志》139卷，《礼部志稿》100卷，远远超过之前官署志的卷数。天启崇祯时期是明朝的哀亡期，诸司典制高度成熟，故官署志书卷帙最丰，带有集大成的色彩。天启朝两京官署修志频度最高，7年间修志13部，形成修志高潮期，其直接动因是修两朝实录。如《南京都察院志》之修，即是因“今天子龙飞之岁，诏修神、光两朝实录，征诸司故实，下南御史台”。《南京行人司志》之修，亦是“会上以修神宗、光宗实录，下南京诸司，各志其故实”。又据董其昌记载：“天启初年，礼部奉诏移文海内，求岩穴佚才，有所纂述，可为实录用者，所司以闻。于时附丽而起者甚众，两都九卿之署，各自修志，志成，其秉笔者各予官郡倅或中书舍人。” 可见天启朝修志高潮的出现，确是以纂修实录为直接动因，使发始于景泰时的官署修志活动，由自发走向各官署集中规划，并影响到崇祯朝的修志活动。
因此，天启后两京官署志的修纂，时间集中，规划性强，多聘请专人修志，其中又以监生、生员为主力。如王逄年、施沛、邵点、王荩明、朱长芳、翁逢春、施瑞云，皆以监生的身份修志，江山丽以贡生，俞汝楫、俞廷教、张可仕以生员修志，潘焕宿、刘振身份不明，亦是应聘修志。相较于官员自发修志，如黄儒炳修《续南雍志》，“书成于职业应酬之余”，时间、精力有限，是一种业余行为。聘人修志使事有专责，且所聘多为饱学之士，时间、精力都有保证，使得修志趋于专业化，故修成之志不乏卷帙恢弘、体例严谨之作，达到较高水准。但也要看到，聘人修志只是将执笔权委诸专人，修志的内在动力、主导权及规划，仍出于官署官员，与自发修志并无二致。此时期官署志的修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南京的官署志远远多于北京。天启朝13部官署志中的12部，崇祯朝9部官署志中的5部，皆是南京官署志。
三 两京官署志编纂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明代两京官署志大部分已失传，只能据传世书目等文献考证其信息。囿于条件，现存者笔者也未能一一翻阅，统计有所误差在所难免。初步统计，两京官署志凡66种，北京31种，南京35种，南京略多于北京。现存者(包括残卷)30种，北京、南京各15种，已不足总数一半。两京六部皆有志书，颇成体系。此外，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太仆寺志书较多，其它官署修志参差不齐，但基本上文职官署皆有志书。
明代两京官署志之多，独冠历代，其纂修跨越景泰后各朝，涉及官署众多，且集中在文职官署，以文官群体自发修志为主，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两京官署志不仅记载了官署职掌，也记载了圣训、公署、历官表、列传、艺文等官署相关掌故，是官署政治文化的载体，有深厚的政治文化蕴涵。
(一)地方志与政书体系对官署典故的缺载：两京官署志纂修的客观需求
两京官署志既能较系统、条理地记载官署相关典故，又能反映官署的机构架设与权力层次，其内容与功能，是方志与政书等文献无法完全覆盖的，此构成官署修志的客观需求。明代两京之设，及众官署之置，无疑是官署修志的制度基础。两京官署多为上层建筑，其掌故难以纳入地方志体系中。在外官署因有方域、齐民之寄，如布政司、州县衙署，即使修志，其内容也会像地方志。明代省府州县地方志繁多，而未见布政司志及州县官署之志，大概即以地方志中已有公署、职官题名、名宦等在外官署相关的内容，无需另外修志。因此，明代在外官署之志极少，仅见《长芦运司志》、《山东盐运司志》、《两淮运司志》、《河东运司志》、《福建运司志》等运司志，多与盐政相关。《陕西行都司志》，亦被视为地方志，以及《福建市舶提举司志》、《龙江船厂志》等少数几种。明代顺天府、应天府虽俱有志书，但显然两京官署典故难以纳入其详细记叙的范围。
明代政书以官修《诸司职掌》与《大明会典》为代表。《诸司职掌》以六部为核心，内容较详。其中，仅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以及五军都督府立有条目，且内容疏略。之后所修弘治、万历二部会典，皆以北京六部为核心，内容详尽，其它诸司虽亦立目，多不过一卷。既使是六部，亦以职掌为主，而缺乏官署、职官表、列传等方面的内容，无法反映官署典故的全貌，才有修官署志的必要，尤其是那些会典中记载阔略，但掌故繁多、礼乐齐备的官署。如弘治时谢铎修《国子监续志》时即云：“或疑今朝廷会典方行，诸司之法制具在，此志虽不作可也。铎窃以为古者既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又有小史以掌邦国之志，盖列国各有史，以纪时事，正欲详略相因，大小悉备，而不容以偏废也。监之有志，殆不可缺。”可见，虽有会典，但所载“国子监”仅一卷，不足以备国学典故，才有修志的必要。又如北京太常寺，所掌天地、宗庙、社稷、陵寝、孔庙等祀，皆礼之重典，而会典中仅一卷篇幅，难以据之行事，是以北京太常寺之志最多。而且在晚明，出现了《太常考》与《太常续考》，《太常纪》与《太常寺续纪》二种续修版本的官署志。《太常寺续纪序》载：“故郊焉而天帝格，庙焉而列圣享，递至百神，尔主群黎，遍德何非，此夙夜敬止者为之召乎?此君道也，臣道也，纪之所繇作也。”可见太常所掌，乃“君道”、“臣道”攸关，至为重要，才是《太常纪》与《续纪》纂修的根本原因。《太常考》之修，亦是因“太常志疏略，而居其官者罕明掌故，每祭祀，乃苍黄求之士隶”。可见太常寺行事难以凭借会典，而要依靠所修志书。
明代南京官署修志范围较北京广，种类也更多，主要原因亦在于政书中记载的阙如。即使是南京六部，在会典中也是一笔带过，更遑论南京其它官署。而且不像北京的官署，因政事较繁忙，即使会典中未详细开载职掌的官署，本署也多有办事条例、规章、文册等文献，足以备本署掌故。南京为留都，各官署较清闲，官吏怠散因循，政务废弛，掌故易于湮灭，更有修志的必要。所以天启朝征诸司故实时，南京官署修志远较北京官署多。
(二)备官署典故以便本署行事及垂范后世：两京官署志纂修的动机
两京官署志的纂修，最主要的动机是备官署典故，其功用又可分为价值示范与行政实践两个层面。首先，价值示范层面。官署修志可歌咏盛世典章，光耀官署前贤，以垂范天下后世。景泰时祭酒吴节修《南廱志》，出发点即是“所以备师儒之遗忘，并以俟史氏采用于他日也”。由于太学的地位极为重要，乃“贤士之关，风化之原，天下学校视以为宗也”，其善制美政更有必要保存，以传诸后世。所以吴节云：“今之良法美意，与古先帝王大学之道，诚同符而合辙也，录之以传，不亦宜乎?”万历时周应宾作《旧京词林记》时，亦是因为“旧京翰苑，固文献之所稽也，乃今去之二百有三十年，其间建置沿革之规，十不存七;职司故实之纪，十不存五;姓氏爵里始末之牒，十不存三，若是令后世胡以征也”。乃修此书，使得“圣主右文之规，名公巨卿华国之业，犹得有所考镜，垂之无穷”。可见修志的目的，一是备本官署之掌故，一是备曾任职本官署之前贤事迹，皆足以垂范后世。《南京大理寺志序》亦云：“志官府，未或前闻也，然备一官之事，以垂一代典常，亦典之不可缺也。”又云：“前辈道德如薛文清、章枫山，功业如马端肃，气节文章如胡公润、邹公瑾、黄公巩，皆命世之英，寺之光也!夫得一人如文清公，已为盛矣，况弗止乎!然则斯志也，得六君子，亦可以传矣。”
其次，行政实践层面。官署修志可以史为鉴，便于本署行事。嘉靖时雷礼修《南京太仆寺志》，即因“南署颇称燕闲，士大夫咸缓带舒绅，乐其无事。顷者虏骑猝至，军需告急，有司犹怠散因循，雷公始至，疏行六事，明约束，肃官常，吏稍稍用命。余公继至，则按图籍，揆宪令，修明牧政，而故牒漫灭，并缘为奸，乃图不泯”。可见是因该寺故牒漫灭，吏得为奸，乃创为寺志，以便官署行事。又如《四译(夷)馆馆则》之修，亦是因“馆之文献湮漫，滋久法守寡稽，道莫折衷，诸所措布，悉咨胥吏”，“废缺相沿，奚缘考信”，也是出于方便官署行事的目的。南京都察院所行《修志札》亦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历观各衙门，莫不具有志书，今昔政治，一览昭然，轨辙可寻，奸宄莫溷”，而本司无志，因而“欲急成志书，以存往昔，以诏将来”。充分展示了官署志的史鉴作用。
当然，官署修志动机也有其它方面的因素，如上文提到的纂修实录。又如从众的因素，嘉靖以后，两京官署修志蔚然成风，一些官署受其它官署修志影响，亦纂修志书。嘉靖中修《南京刑部志》，即是“以南京各衙门类有志书，刑部尚缺”。泰昌元年礼部议修志书，亦是因吏部修成志书。“吏、礼并称鸿巨”，“本部典礼最称繁巨，而纪载缺焉无稽。历朝掌故，几同藏壁之书;四署文移，半是存羊之朔。挂漏未睹其全，敝舛莫知其自，志书一节，不可谓非本部之缺典也”，乃聘俞汝楫修志。
(三)文官治国及其文化意识：两京官署志纂修所反映的政治格局与政治话语权
明代两京官署志萃于文职官署，基本上文职官署皆有志书。修志的主体是本署文官，多为自发修志，虽天启后多聘人修志，但主导权仍在文官。反观武职官署，除锦衣卫外，如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指挥司、京师诸卫等;杂职官署如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宫内诸监等，皆未有志。首先，两京官署志的修纂，与该署官员文化素养与意识有关。明代是科举社会，文职官署官员主要由科举与国子监而进，人材众多。文官群体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不仅是政治文化传承的主力，且富有传承政治文化的使命感，才会有大范围自发修志之举。像国子监、翰林院更是人才济济，志书也就多。而武职、宦官及僧道等杂流官署，其官员结构不以文官为主，文化素养有所未逮，也缺乏传承政治文化的意识与动力，故少有修志之举，未必是该官署无典故可记。且从传统上看，前代亦罕见武职、宦官及僧道等杂流官署相关史乘。
其次，两京官署志书的分布，反映了明代以文官治国的政治格局，以及文官群体在政治文化中的垄断话语权。明初罢中书，废丞相，政归六部，皇权得到强化，但那只是最高决策权的独揽，以天下政务之繁巨，皇帝不可能事事躬亲。即使后来有内阁与司礼监替皇帝分责，也仅限于重要政务的决断。事实上，天下政务萃于两京，其具体处理与施行，还是归于以六部为首的部、寺、院、司、监等文职官署，形成以文官分理天下的政治格局。明代既以文官治国，自然在政治文化中易于形成文官的垄断话语权，两京官署志集中于文职官署，无疑是这种状态的反映。在官署修志的过程中，体例的裁定、内容的取舍、书法的拟定、史实的评陟等方面，无不蕴涵着文官群体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因此，两京官署志亦是解读明代政治文化的重要门径。
第三，两京官署志的纂修，还寄寓了文官群体辅佐君主，以致太平之治的政治理想。文官群体广泛而经久的纂修本署志书行为，展示了文官群体心系政事的情状，也寄寓了其仕宦理想，通过修本署志书，揭明过往政事得失，来为当政者提供参考，以臻至治。崇祯《南京太仆寺志》之序言之甚显，云：“今上中兴，辇毂下诸君子以为国家重熙累洽之后，百度虑有不备于方策者，于是两京诸司皆纂修志书。臣职在冏寺，不可不讨论故籍，咨询遗老，以俟参考。”而所采辑者，皆是“二百余年见行故事，与列圣之垂训，深谋远见，诸臣之嘉言谠论”。末又云：“倘有可以禆牧政者，不惜为圣明条奏之，则虽弁髦此志可也。”拳拳佐君致治之心，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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