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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前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形态研究论文
北魏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长期汉人统治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想要在中原建立并巩固、持续政权，它所原有的文化与汉文化势必会产生矛盾，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少数民族原有的文化会逐渐与汉文化融合，这不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
一、北魏前期的经济状况
长城作为古代中国的军事工程，不仅是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的侵袭，还是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分界线。当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超越草原民族，并且深入沙漠，便会在长城外农业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建立许多防卫性的屯垦区，来辅助长城防线，但是当农业社会的力量退回到长城之内，无法控制这些屯垦区时，草原民族的势力便会进驻到这一地区。这些地区，因为处于农业和草原的过渡地带，又时有草原民族势力的进驻，因此逐渐成为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形态。进驻到这一地区的草原民族，渐渐融入这一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农耕，开始半农半牧的生活，在长城之内政治或社会动荡时，就伺机进入长城之内。建立北魏的拓跋氏部族也曾在这些屯垦区停留过很长时间，由游牧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变，对后来进入长城之内，建立并稳固政权产生很大的影响。
拓跋氏在进入这些屯垦区之初，游牧经济仍是主导地位。因为游牧经济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生活资料，也为他们对外扩张提供了战斗力量。依靠游牧经济所积累的战斗力量，拓跋氏战胜了许多其他部落，不仅获得大量牲畜，还有众多人口，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受到屯垦区原有农业基础的影响，拓跋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拓跋氏进入长城后，拓跋址建立了北魏政权，定居平城，但是由于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原有的畜牧业难以发展，因此为了解决生活之需，开始大力发展农耕业。此外，发展农耕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游牧经济所具有的流动性和分散性，不适合中原定居的生活。在草原上，游牧民族通常逐水草而居，因此具有流动性，而游牧经济需要较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人们不得不分散居住，因此也具有分散性。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相对草原的地广人稀，中原地区人口较多，活动空间也比草原小，而北魏建立政权之初，战争不断，人们必须要聚居来保持战斗力量，来抵御连绵不断的战争，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基于这些原因，北魏的经济状况逐渐从游牧经济过渡到农业经济，这为北魏不断汉化，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北魏前期的文化现象
虽然拓跋氏部族由游牧经济逐渐转变为农业经济，但这并不代表畜牧业完全被农耕业取代，相反，畜牧业在北魏的社会生产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与当时的军事需要和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及社会风俗是密切相关的。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王）肃处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铆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
这段记载，说明了两种文化饮食方面的差异，王肃是在太和十七年入魏的，“数年后”，应该是指孝文帝迁洛之后，由此可见，尽管经过长期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拓跋氏的饮食习惯仍保持了草原文化的特点，由此上溯到北魏初期，可知北魏初期时，在饮食习惯上草原文化的特点体现得会更加明显。对于中原的饮食方式，拓跋氏进入中原后也曾尝试过，据《魏书》记载，拓跋氏统治者及其后宫女眷，对中原的饮食方式都是非常欣赏的，但仅是欣赏，而日常饮食仍以酪浆和畜肉为主。
在衣着方面，草原民族的衣着是以兽皮为主，而中原人却是穿丝绢，在进入中原之前，拓跋氏部族中少有丝绢，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从商贾贸易中获得，二是从农业社会中抢劫而得，三是晋朝的赠给。因此丝绢在当时被视为极其珍贵的物件。在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定居平城后，开始逐渐从事生产丝绢，以满足拓跋氏统治阶级的需求。虽然丝绢比兽皮轻柔舒适，更易洗涤，深得拓跋氏的喜爱，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弃传统的衣着，如《魏书》记载，长孙篙着“一熊皮郭泥，数十年不易”，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传统，不愿轻易更换，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孝文帝改革，下令国人都着汉服才开始改变。
社会习俗上，北魏初期，拓跋氏有狩猎的习俗，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尚武之风。当时狩猎的规模较大，而且较为频繁，基本上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直到文成帝时期，对狩猎开始有所限制，而到孝文帝时期，改革时革除狩猎旧俗，以便推行汉化政策，顺应时代潮流。
三、北魏前期的政治形势
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方便统治，孝文帝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即“太和改制”，我们通常称之为“孝文帝改革”，认为完全是孝文帝的功劳，但其实，冯太后在这场改革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太和八年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推行“班傣禄”，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解九斗，作为发放百官傣禄的来源。次年，冯太后又在大臣的建议下颁布了“均田令”，即按人口分配土地，既增加国家的税收又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太和十年冯太后又主持对地方基层组织即宗主督护制进行改革，实施“三长制”，按照汉人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地方基层机构。冯太后的这些改革措施，对北魏的山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过渡产生重要作用，推动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为孝文帝大规模汉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清扫障碍。
在冯太后改革的基础上，孝文帝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化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如果说冯太后改革，创建新的制度是“太和改制”的第一阶段，那么孝文帝大规模汉化则是第二阶段。首先，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接着开始着手改革风俗习，喷，包括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通汉婚、定门第、改籍贯等，并且学习汉人的典章制度，恢复礼乐制度，尊崇儒术，兴办学校。
“太和改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为北魏政权的巩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汉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
北魏的汉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先有崔浩“国史之狱”的悲剧，后孝文帝迁洛后，原太子拓跋饲也在孝文帝为代表的先进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成为牺牲品。
拓跋氏进入中原后，要想稳固北魏政权，基于现实的需要，拓跋氏与中原的世家大族进行了合作，拓跋氏从中原世家大族吸收统治汉人的政治经验，中原世家大族希望凭借拓跋氏的政治力量来维持家族的繁荣，这种基于双方需要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北魏初期政治势力的均衡。
清河崔氏是中原的世家大族代表，崔宏、崔浩父子更是清河崔氏的族望，崔宏为避免犯禁，小心谨慎地伺候拓跋氏，到太武帝时期，崔浩受到太武帝的重用，一方面是因为父亲的余荫，另一方面则由于崔浩“恭勤不怠”，取信于拓跋氏。
崔浩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广泛的兴趣，并且对在动乱中逐渐没落的门第怀有深厚的情感。当时大多数的中原世家大族的成员为了在动乱中保住自己的家族，他们没有希望，没有理想，也没有对现状改革的企图，而崔浩却不同，他具有突破现状的雄心壮志，这也成为后来他“国史之狱”悲剧的主要原因。
崔浩虽然身处拓跋氏统治之下，在生活之中也保存了大量的草原文化的因素，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却有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他将保存和发扬中原文化视为他的责任和使命。因此他“恭勤不怠”替拓跋氏君主工作，希望在拓跋氏君主的支持下，完成对当时胡汉杂糅的社会的改革。为此，他著书立说，并且结合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协助推行改革。但是他却忽略了客观的环境，他所鄙弃的草原贵族和他排斥的中原细族的知识分子，以太子拓跋晃为中心，又形成另一个政治集团，并且这个政治集团掌握了实际的军事力量。于是，在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太子拓跋晃领导的政治集团借“国史之狱”彻底铲除了崔浩的政治力量，使崔浩和他的家族，以及追随他的知识分子遭到了杀戮。“国史之狱”的悲剧不仅是崔浩个人的悲剧，也是两种文化形态冲突而变成政治斗争的悲剧，“国史之狱”后，汉文化在拓跋氏政权中暂时退缩，直到孝文帝时期大规模的汉化才重新抬头。
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进行迁都。孝文帝迁都虽然受到北方大多数人的反对，但也得到部分和拓跋宏一样受过良好汉文化教育的新生力量的支持，他们认为只有进行大规模的汉化改革才能消除胡汉之间的矛盾，才能巩固和持续北魏政权。因此，平城的保守势力与孝文帝为代表的新生力量之间又展开了斗争。
拓跋宏迁洛后，留在平城的保守势力变得更加顽强，为了缓和保守势力因迁都引起的怒气，为了获得他们对汉化改革的谅解，孝文帝做了很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保守势力没能理解孝文帝的苦心，还企图发动政变，原太子拓跋饲也因此卷入南北政治斗争的漩涡。保守势力利用太师冯熙之丧，上表要求孝文帝回平城祭吊，孝文帝不能前往便派遣太子拓跋饲代替前往祭吊。拓跋饲十岁时被立为太子，孝文帝对他寄予厚望，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典型的汉文化君主，但是拓跋饲却较为喜好草原文化。因此，拓跋'r到平城后就被保守势力包围，被认为是可以复兴草原文化的象征，他们企图推翻孝文帝而拥立拓跋饲，但最终，拓跋饲失败被废，此次叛乱中涉及的主要保守势力也被铲除，孝文帝大规模汉化的政策才得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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