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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精选9篇)
在学习和工作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1
【摘要】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是一般形态的历史哲学,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形态的历史哲学,它们相伴而生,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有指导作用,剩余价值理论又证明了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又从各自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关键词】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
可是,我们也同样知道,马克思的伟大成果不是他一个人的贡献,他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继承。
真正属于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则是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现实。
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两者截然分开,实际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两者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和互相渗透的。
具体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属于一般形态的历史哲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假设。
然而剩余价值理论却把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在这种哲学方法论指导下的经济学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性和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也就是说这个结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证明。
一、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揭示
是假设唯物史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1843年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阶段,在这篇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第二,1844年马克思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篇手稿中提出了社会生产方式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诸因素和社会意识各种形式的观点;第三,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阶段,第一次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另外,在后来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中,马克思又对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及其体系作了最全面、最系统、最经典概述。
至此,历史唯物主义彻底形成。
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的发展方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基本上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同时也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各阶段的动力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
这里当然也包括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存在而必定会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命运。
然而,单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却不能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源,也就是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
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是一个假设,并没有对各阶段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根源性的解释。
二、剩余价值学说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证明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
而马克思的另外一个伟大发明――剩余价值学说做到了这一点。
剩余价值学说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劳动的二重性基础上的,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必要劳动生产的是维持工人自己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价值,剩余劳动生产的则是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是超出工人的正常工作时间外所生产的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虽然由工人生产,却完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由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迫于竞争的外在压力,资本家开始进行资本积累,也就是就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社会在生产,或者说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有社会性.另一方面,资本愈来愈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完全服从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
这样,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并且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直接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
这两个矛盾激化,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
这成为了资本主义为自己所挖掘的坟墓,即由于经济危机的存在,资本主义必将灭亡。
这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谋而合,也就从逻辑上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其历史唯心观,看不到无产阶级及其他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身上,甚至乞求统治者发善心来帮助其实现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只陷入纯粹的空想中。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是人们或某个“天才”“理性”活动的结果,从而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拙上,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而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唯物史观同时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一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领导,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发挥、不依靠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因此,由于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所谓的“天才人物”,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平等伪善面具下的真正面目,即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付出的劳动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工人在工厂的绝大部分劳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剩余价值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平等”面具下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其剥削实质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形式更加隐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势必会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终究也逃不过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的被推翻和取代的命运。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只要还存在剥削的社会,就必定会灭亡。
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一旦强大起来,终究会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一个真正能实现人人平等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说,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综上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理论自身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相伴而生的。
唯物史观揭示一般规律,是假设;剩余价值学说则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证明,两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2
摘要:
唯物史观是一般形态的历史哲学,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有指导作用,剩余价值理论又确证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关键词: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大发现,由于这两大发现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一、唯物史观指导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发展、丰富、证明了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理论是对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分析和批判,剩余价值理论把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
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正确性。
首先,唯物史观指导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
唯物史观的发现、发展是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不开的。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为了解决这个“苦恼的疑问”,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对欧洲国家真实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研究考察。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发现物质利益、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这个事实。
最后,马克思接受了一般唯物主义原则,并开始否定和解构他原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
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
这次研究的成果,就是马克思说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⑴的唯物史观,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诞生。
我国学者张一兵教授对这一发现进行了界定,他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即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指出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新世界观的创立,不仅完成了哲学和历史观的根本变革,而且用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武装了政治经济学,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把作为“总的结果”的历史哲学进一步应用于后来的经济学研究,将其作为哲学方法论,完成了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和《资本论》的著述。
即马克思说的“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这个指导研究工作的过程就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具体化,这一运用和具体化是一个逐渐深入发展的过程。
在《l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克服传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描述,开始通过现象揭露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这种经济本质就是通过经济范畴所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不足的是这时马克思还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没有从劳动价值论中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
直至《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彻底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还要研究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为此必须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哲学。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以蒲鲁东为代表,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注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这一科学研究的过程,我国学者张一兵教授认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三次转变”,它“不是异质性”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的进一步深入”。
“这种转变基于马克思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它从《哲学的贫困》开始发生,经过《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中途跋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基本完成。”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就是这次转变的成果。
⑶就是说,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同时把唯物史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阶段。
从此,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就密不可分了,共同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
其次,剩余价值理论发展、丰富、证明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⑷
但是,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的基础——社会物质生产过程,这只是提供了一种正确的解释方式,还不是科学的证明。
科学的证明则应当是把次序倒过来,从各该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引出全部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所以,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继续进行深入地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运用、发展、检验和证明。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
也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丰富、具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阶段。
一直到《资本论》,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
同时,这也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而唯物史观在运用中得到了检验、证明。
《资本论》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不是仅仅通过分析来揭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而是从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出发,一步一步地引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生活内容,直到它的最抽象的思想形式。
因此,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⑸
唯物史观的发现离不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马克思一经发现唯物史观,就将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用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解剖。
同时,唯物史观本身也在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剖中得到了发展、检验、证明。
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一)唯物史观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论证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种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⑹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人的历史。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表现为人的历史活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那些处在社会下层占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奴役的革命阶级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革命实践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统一的,因为一定的生产力总是与一定的劳动阶级相联系,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
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不只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思想和政治领域。
阶级斗争将发展为全面的社会革命,推动历史前进。
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
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生存现状要求必须变革现存社会关系,彻底废除私有制,才能使全人类获得解放,从而使自己获得解放。
由于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代替。
这样,马克思就用他的唯物史观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二)剩余价值理论从现实性方面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唯物史观的确立为马克思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考察、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这个实现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二是社会化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这样,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使共产主义成为现实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分析了无产阶级非人的生活状况,并据此把无产阶级看作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的物质力量。
在这时期其它文本中,马克思多次分析了无产阶级非人的生存状况,指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从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唯物史观创立以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奴役的经济地位。
在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他花费大量的精力寻求和论证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主要成果体现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财富都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的。
资本的本质就是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不过是用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再去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本质到现象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对立赤裸裸揭示出来,得出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结论,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也预见了共产主义的实现道路。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共产主义的实现除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历史上一切革命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社会的基础,一要看生产力,二要看革命的群众,这是导致社会变革的两方面的物质因素。
自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马克思正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历史使命这两个方面探讨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的。
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与这种社会性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资料也必须是社会性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却被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
生产力越发展,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越激烈。
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必然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废除私有制。
另外,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却限制了人的这种发展。
资产主义把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领域的发展都局限于资产阶级自私的眼界、要求和自己阶级的限度内。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也加强了,就形成了垄断。
资本的垄断、生产资料的集中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必将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代之以共产主义。
可见,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准备了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经济地位必然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马克思理论发展完善的原初背景。
马克思在发现了初步的唯物史观之后,又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一步探索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形态的规律是对一般唯物史观的证明。
通过一般形态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从现实性上说,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形态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必将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代之以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3]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4]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5]《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M].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3
20xx年4月23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浅析唯物史观。
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4
编者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列宁把它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由此,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性和随意性,被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无疑,随着时代的前进,唯物史观也要丰富和发展。发展首先要在坚持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能重新回到被马克思所消除了的以往历史理论的主要缺点上去。倒退不是“创新”。唯物史观又只能在将其基本原则运用到社会历史实践中去、运用它们来分析和解决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丰富和发展,而不能对它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正确地理解、阐释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分析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揭示当今社会深刻的矛盾冲突及其根源,把握其发展规律和变化趋势,认清我们的历史地位和责任,已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里发表王锐生同志的文章,希望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蒋大椿先生的论文《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2001年,以下简称“蒋文”)从关心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来命运的角度出发,评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现状,提出超越唯物史观,另创新的历史观的任务。
蒋文在概述新时期史学思潮的现状时说:“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形成。这应当是我国史学发展并促成它继续发展的征象。”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新的情况,面对着新的问题,这是人们熟知的,不只是发生在史学领域。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环境的改变,当代唯物史观研究不能说一点缺陷也没有。哲学也应当在自己批判中发展。但是,我怀疑,唯物史观真的到了“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地步了吗?抛弃唯物史观,代之以蒋文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出路吗?
本文作者并非以史学为专业,所以对于蒋文中关于史学思潮的评述不拟置喙。但对蒋文有关唯物史观评价部分有若干困惑,拟求教于蒋先生。
一、代替唯物史观的历史观“新”在哪里?
蒋文宣称,“马克思的历史视域及其历史洞察力,在我们时代是无法超越的,但唯物史观却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对前一句话,我同意;对后一句话,我有异议。
在蒋文中,唯物史观与传统唯物史观两个提法并用,具有同一含义。众所周知,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观历来被称为唯物史观(有时也称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一词来自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
目前,世界上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但他们是把唯物史观当作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批评的。他们不会在否定唯物史观之后,再宣布确立一个与唯物史观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因为他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除了唯物史观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也有人批评唯物史观中的这个或那个论点,并主张用某些新的内容来丰富、补充或发展它。但丰富和发展了的这个历史观仍然是唯物史观――当然,可以称之为当代的唯物史观。
总之,蒋文把用来否定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蒋文宣布: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那个历史观是具有如下特征的:(1)唯物辩证的;(2)以实践为基础的;(3)系统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原来被人们公认的唯物史观诸特征中,是否有蒋文所列举的这些新东西。
首先,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是因唯物史观的出现而第一次在社会历史领域获得了“唯物辩证”的特征的。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恰恰因为不懂得辩证法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因而完全没有“唯物辩证”可言。只有在自然领域,它才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但旧唯物主义离开自然辩证法依然很远。唯物史观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辩证的,所以它才能够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驱逐出去,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把“自觉的辩证法”“用于……历史观”的结果,就有了唯物史观,即第一次有了对社会生活作出唯物辩证的解释的哲学。
其次,只有真正的唯物史观才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说用来代替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特点是“以实践为基础”,这等于说,原来的唯物史观是排斥实践的。这样的“唯物史观”当然是冒牌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历史领域做到对事物作唯物辩证的分析,就是因为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了社会历史的研究。哲学家吴江认为:马克思不是先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成为唯物辩证法,然后才把它运用于解释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辩证法真正变成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在唯物地阐发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之后,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确立科学的实践观之后”。“单纯的逻辑改造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吴江,第19页)可见,这里的关键是有无实践观。旧唯物主义者依靠感性直观去观察人,所看到的只能是生物学的人、受本能支配的人。用这样的抽象人和他的抽象人性解释社会生活,当然只能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社会是人的社会,而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社会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而人的社会本性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并不断获得新的素质。这就是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的观点就不可能对社会生活做唯物的和辩证的解释。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只能是唯物史观。
再次,唯物史观并不排斥所谓系统论思想。唯物史观历来就把社会看作“社会有机体”,就是说,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当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系统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甚至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也承认,在《资本论》里可以找到系统论的思想萌芽。
既然如此,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建立在否定或超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在是很费解的。
二、到底是谁的缺陷?
同唯物史观研究中的缺陷作斗争是对的,在这一点上,我与蒋文有共识。问题在于,这些缺陷绝大部分是唯物史观自身固有的,还是被人为地附加到唯物史观上去的,是唯物史观的被扭曲?换言之,缺陷的“账”应当算到谁的身上?这是我的另一个困惑。
如果归罪于唯物史观,那就要像蒋文所主张的那样否定它,如果不能归罪于它,那就是另一种做法――恢复真正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或者说,回到马克思,并加以发展。
在人类思想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在后人传承过程中,除了学说本身获得新发展外,也会在特定情况下被人为地附加上背离学说本质的某些消极东西。这种情况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出现过。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对此马克思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8页)在马克思离开人世后,类似情况再次在前苏联的30年代出现。蒋文列举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前苏联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前苏联也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但不为官方所重视)。该类文本是这样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以物质本体论贯彻始终。所以作为它所推广、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有了距离。差异集中反映在如何对待实践观上。我们知道,在哲学中引入实践观是马克思使以往哲学得到革命变革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苏式哲学读本(唯物史观部分)中,实践的观点长期得不到充分体现。实践的观点只是被安排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作为认识的来源与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历史是人们创造的,是人们的实践创造的。然而在“历史唯物论”中,实践观却基本上消失了。其结果是:与实践相联系的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历史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发挥等等问题都从哲学读本中消失。难怪历史学家对这种“传统唯物史观”感到失望了。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是来自前苏联的。加上长期革命与战争环境以及建国后多年的哲学对政治的紧密依附关系,哲学工作者的独立思考空间极其狭小。这就使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被附加到唯物史观中去的消极的因素长期得不到清理。如果马克思在九泉之下得知这种情况,他会像当年那样愤然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导致人们把背离唯物史观本质的缺陷归罪于真正唯物史观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20多年前,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时期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有所宽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蒋文所说的“传统唯物史观”的内容,展开了一场清理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相背离的消极成分的论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争论开始,经历80、90年代的无数次有关各种唯物史观问题的激烈辨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清理附加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种种缺陷的努力。比如说:
历史唯物论是先于它出现的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推广和运用的直接产物吗?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转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对唯物史观来说,实践是它的本体吗?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接受的提法?当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
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时,他是否肯定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命题,并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承认实践,就不能不承认历史主体与客体、人的主体性发挥等主客体关系问题。而主体性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80―90年代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人的问题在唯物史观中同样是新时期的热门问题: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人权等,还有热衷于企业文化的企业家们也深感兴趣的“以人为本或中心”的问题。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模式争论相关联的历史决定论与选择的关系问题也是新时期的热点。新时期不但重新提起人生哲学、思考人的价值,而且把价值论移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提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一致的问题。此外,人们在改革开放的启示下,重新发掘出马克思的历史观中长期被埋没的许多珍贵思想,如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都不能是地域性的,而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难道不是今天人们不断谈论的全球化、全球意识的先声吗?而且,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鼓舞下,人们还大力拓宽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把对生活方式、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等新问题的研究都纳入唯物史观研究课题之内。
以上这些长达20余年的讨论不但使“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得到清理,同时也使它得到发展。过去20年唯物史观所取得的进展,我认为大体上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践、人与价值。这不正是蒋文认为“传统唯物史观”缺乏的那些东西吗?其实,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些在“传统唯物史观”中失去的内容人们都可以找到。所以过去的20年对唯物史观来说,首先是回到马克思,同时也有很多发展。如果不首先回到马克思,发展是无从谈起的。在当前,如果一个严肃的学者要评述唯物史观,他就不能无视这20余年人们做过的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工作。然而蒋文对唯物史观的评述的出发点却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那种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文本的所谓“传统唯物史观”,并把它当作真正的唯物史观来批判。蒋文宣布:它从所有唯物史观著作中所概括出的6条内容当是“涵括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我敢断定,蒋文所说的“所有”,肯定不包括有关最近20年的论争内容的著作。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要求一位史学家十分熟悉哲学界的论争,也许是苛求。但在他着手评论另一个领域的学术时,是否应当大体上了解一下那里的基本状况呢?
三、可以商榷的问题
蒋文要求超越唯物史观,也并非完全由于对近期哲学界情况的生疏。从他对下面三个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的批评来看,他确实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1.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唯物史观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蒋文却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普遍的。文章质疑说:“社会意识也可以超越社会存在,当条件具备时,会经过新的超越意识支配下的社会实践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意识也可以经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这种情况并非特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出新事物,便是社会意识经过人的实践而决定社会存在的明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上所述,传统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关系这个被唯物史观称为的‘基本问题’、‘根本观点’,显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这个批评是对的吗?不对。
蒋文的论证是把社会本体论上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与认识论关于“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语)相混淆了。在社会领域中,行动着的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往往在人开始行动之时以及整个行动过程中,就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在他的头脑中,并作为意志支配着他的行动。创新的事物(存在)往往以行为者的创新观念为前提。但这个观念的根源仍然是来自实践、现实。因此反映客观世界的人的意识又可以创造客观世界的道理,并不能证明社会意识普遍地决定社会存在。就社会总体来说,作为一个有机体、系统的社会依然是受某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支配的。承认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就必然否定历史决定论。但是历史决定论是不能否定的。因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社会生活虽然是由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所创造,但是社会生活的结果却不是取决于哪个人的意志、目的,而是服从于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统计决定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各种意志最后“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至于蒋文所说的单个人的创新意识的作用,恩格斯也没有忽略:“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页)
不管蒋文怎样宣布他的目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只要他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就是从根本上拒绝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贡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哲学史方面的伟大功绩就是第一个在社会历史领域使唯物主义获得胜利。在他之前,唯物主义已经在自然领域确立起来,但是这种唯物主义一旦运用到社会历史方面,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原因无非是:在这里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所以许多具有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人往往在社会生活方面仍然认为:是某种观念(人生而有之或上帝赋予的)决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却认为,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从根本上说,就是承认社会意识的本原在于社会存在,换言之,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意识。近代社会的平等意识、竞争意识、人格独立意识、个体和个性解放意识之所以成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主流,如果不是近代工业社会商品经济占居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产物,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实践(社会存在)便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谁能在没有多少商品货币关系的古代社会里找出像近当代那样的在社会生活中占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意识来?
2.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蒋文说:“以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规律’来说,在人类历史实际进程中就不存在,找不出任何一条历史事实来支持这个规律的存在,因此它纯粹是一种思辨的思维运动。”蒋文论证其观点的方法是:把生产力归结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认为作为要素的劳动资料也好,劳动者也好,都不可能决定生产关系。蒋文的结论是:“没有生产力要素以外的社会支配力量的实践活动,生产力自身并不能决定出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或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首先是历史规律,属于哲学范畴,蒋文却偏要把生产力当作经济过程的生产要素来分解开,然后分别论证作为“物”的劳动资料和作为“劳动力”的劳动者都不能决定生产关系。这哪里是在讨论作为人的活动规律的历史规律呢?
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并非单纯是什么“物”的因素。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一起,都是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生产力表征人驾驭、支配自然的活动方面,而生产关系则表征在人驾驭自然的活动中所必须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即这种活动的实现所需要的社会形式)。与蒋文把生产力同人的实践活动割裂开相反,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和实践能力的结果。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而二者的相互作用则要通过人的利益这个环节来实现。举例来说,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体现在工业资本家阶级运用与配置工业生产过程的种种资源的能力及其活动成果上。当然也体现在工业无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操作能力上。而这种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要求的社会形式,只能是近现代的、受市场机制所支配的、通过契约形式实现的雇佣劳动关系,而绝不可能是封建性的等级关系。后者不能满足大工业生产的要求,从而使工业资产者得不到应有的最大限度利润。它同样不能满足刚刚从封建领主庄园解放出来的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法律上与雇主平等关系的需要。正是“利益之神”帮助生产力获得了与它相适应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在这里,资产者与无产者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着的个人,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规律仍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客观历史规律”。
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蒋文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社会构成的带有艺术性的形象说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应当结束其使命。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该代之以经得起推敲的严格的历史概念和术语,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包括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做出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不错,新阶段的史学理论应当有更加严密的历史概念和术语――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但是蒋文批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不属于“严格的历史概念”、不能有助于“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却未免过于苛求了。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对概念的用处其实仅仅限于在经济与非经济领域(主要指政治与精神领域)之间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艺术形象类比,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很简单的目的――没有经济做基础来支撑,观念形态之类东西是难以为继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极其简单的道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既然马克思当初并没有赋予它们以帮助历史学家对具体历史问题“做出更加严密的科学的历史分析”的功能(如果有历史学家拿它们来代替艰苦的严密的历史分析,那是他本人的误解),所以现在也无须“结束其使命”。除非上述恩格斯所说的那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不再起作用了,那么我们就确实应当抛弃它们。但我认为不会如此。蒋文之所以主张废除这对概念,其实是与他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立场相关的。
蒋文说,“我当然不是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而是指出探求历史规律应当改换思路亦即改变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如上所述,在对三个最基本的唯物史观的规律作了彻底否定之后,蒋文的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还能剩下什么历史规律?
至于在探求历史规律方面改换思路(改变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蒋文反对离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历史规律是对的。但他不应该为此而把上述三个历史规律同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相互排斥的。
综观全文,我认为,蒋文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想摆脱那种被教条主义的、极左思潮所扭曲的唯物史观,扭转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影响日益下降的局面。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在泼“洗澡水”的同时把“婴儿”(真正的唯物史观)也泼掉,就不对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仍然只能是唯物史观――与当代实践紧密结合、根据当代的情况加以发展了的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蒋大椿,2001年:《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载《历史研究》第4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吴江,2001年:《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5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从分类上看,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学界普遍认为在20世纪中叶思辨的历史哲学在汤因比等人那里又得到了复兴,但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而己经超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历史哲学尤其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系统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这四方而逻辑关系密切的问题形成其理论体系。那么,汤因比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将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基础上,得出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唯物史观的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吸收以往历史哲学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唯物史观诞生后便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征服了思想界。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社会是有机整体,经济结构决定政治和文化结构。
构成社会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结构是探讨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对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关键。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对社会结构的各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
显而易见,马克思认为:从静态社会之间关系的状况来研究人类历史。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经历了从经济标准转换为以人的发展为标准,也正是由于研究视角的转换,马克思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提出了东方国家可以不经过使人痛苦、屈辱的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口的在于人的人格、价值和尊严不为资本主义贬损。由此可以推断出: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从总体上看,体现出一幅向上发展的图景,而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
二、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观的批判
学界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始于维柯《1725年发表的馏了科学》,经伏尔泰、孔多塞、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直至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都力求探讨历史本体和本性问题,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动力,历史口的和意义、历史统一性等问题,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特性,被称为历史学的形而上学。在20世纪汤因比以《石史研究》为代表复兴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其思想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而:第一,社会文化结构(尤其是宗教)决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在《沥史研究》中汤因比通过对英国从古至今的大量历史资料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现在英国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己经扩展到了全世界,但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所使用的区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与英国最初形成的历史时期所覆盖的区域大体相当。因此,可以说基督教文化为经济与政治的成长提供了文化沃土。据此,汤因比认为文明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方而构成,文化是贯穿整个文明的主旋律,是文明中变化缓慢部分,它制约着政治和经济。
而宗教是文化的本质和灵魂,是区分各种不同文明的基础。显而易见,汤因比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得出方法是主观的,即从整个文明社会中找出某一相对稳定的领域,然后以支配这一领域的某种精神为前提解释整个社会结构,并确立彼此间的内在联系,不仅如此汤因比的内容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汤因比认为文化、宗教决定着文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即社会意识、社会精神决定社会存在,这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以此为逻辑出发点,在解答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时自然会得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文化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文化决定论。
汤因比是运用挑战与应战理论来探讨文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当某种文明成功地对外在自然或人为的挑战进行应战后,这种文明就起源、生长和发展了,反之则走向衰落和解体。但综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他著作就会发现,如果把汤因比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是归结于挑战和应战理论,那只是理解了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理论的表层,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其理论本质。“我在深入了解神话和宗教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神话和宗教表明了创造,而创造则是我称之为挑战和迎战之间发生的一场遭遇战的结果”。
事实上,汤因比认为,只是那些具有普罗米修斯秉性的少数人才具有创新能力,这些有创造力的精英带领没有创造能力的群众对文明社会所而临各种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于是文明社会便成长发展起来了。当精英们创造力衰竭的时候,文明社会便走向衰落和解体“持续成长所依托的进程原本是充满风险的。一个社会所拥有的那些创造性的领袖人才,为了带动没有创造性的群众,就必须求助于社会`iJl}练’。当领袖们的创造灵感消失的时侯,这个‘机械设备’会转过来反对它的操纵者。然后,我不得不解释这种创造性消失的原因,我把它归结为精神道德的败坏”。从上述可知,汤因比所说的少数精英们的创造力是指他们能够创造性地阐述时代发展需求的精神、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等文化体系;并且运用这些文化理论去引导和教育普通群众,进而改变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以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精英们创造力衰竭时,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运用新的思想与精神来解决时代所而临的问题时,文明社会只是在重复以前社会的管理模式,那么,这种文明就必将走向衰落和解体。
综上所述,汤因比认为推动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文化精神:人们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潜意识,否认了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唯物史观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衡量文明社会发展的标准不是其经济、技术等物质力量水平的提高,而是其自决,即整体的文化精神水平的提升。汤因比从文化精神的视角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具有唯心史观和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第三,杰出人物是历史创造者的英雄史观。
汤因比在探讨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时,完全从少数个人的创造力出发去分析、解释,是地道的英雄史观的推崇者。汤因比认为,第一代文明的产生是对外部自然环境挑战的成功应战,也就是人对自然界的合理改造利用,这己经接触到了生产力的内容。但这里汤因比把应战变为少数精英人物的应战,实际上变成少数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样,文明的起源是少数个人的创造。
三、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对唯物史观的几点启示
尽管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属于唯心史观,认为精神、文化、宗教等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总体上是错误的。但我们要抛开他的学理背景,应该注意到汤因比思辨的历史哲学诞生于20世纪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而对着国际、国内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担忧,常使他弹精竭虑。因此,对他所提出的观点和理论我们应深思和关注,不应将其思想的火花和其总体思想一起否定。事实上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他的一些观点初看表而文字有些偏颇甚至是错误的,但将其放到时代背景之下去思考便会理解汤因比的睿智和博学。或者也可以这样认为,作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其某些观点和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有益的启示。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结构决定政治和文化结构;汤因比则认为文化对政治和经济具有决定作用。汤因比虽然对文明社会结构各组成部分间的关系的解答与唯物史观的观点大相径庭,有他的局限性和欠缺之处,但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批判的视角上,而是从中发现出合理的思想:文化具有深沉性、稳定性的特点,它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起着隐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以此暗示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实质动力,社会的变革应是文化变革的观点。比较而言,唯物史观强调经济结构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把文化看做是第二位的、具有反作用的因素。在当代高新技术的条件下,可以认为汤因比的文化具有决定地位的观点是对唯物史观的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的理论的启示,因为无论是科技水平的提高、还是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植根于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作为人们内在的观念,左右着文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对于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日益突出。
显然汤因比用道德评价代替了历史评价,但从另一方而来看,汤因比的道德评价论是基于人类的自私、贪婪从而导致对自然界的掠夺和人类自相残杀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中蕴涵着人的发展与完善不仅仅体现在自身本质力量的增强,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产生出能够引导这种力量健康发挥作用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
汤因比给予唯物史观的启示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道德的发展就会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没有人类道德的相应发展,人类社会只能是走向自己毁灭。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虽然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时期,但是局部武装冲突不断,残忍的暴力事件经常见之于新闻媒体,如何平息一些人心中的怒火,使不同种族和平共处,这并不能只依赖于人发展人自身的潜能和力量,更应该关注于人的精神道德水平,培养人的宽容、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对他人的爱这种道德情操,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6
一、公共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相互扬弃
在唯物史观看来,公共性首先揭示的是人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它能够使众多个人在共同活动中展示自己属性、实现自己价值,并产生出超越个人生存需要和生存界限的共同财富。同时,公共性也是人的这样一种自己理解,它能够使人们在公开的社会交往领域特别是在共同行动和话语交流中生成、确证和表达自己同一性,包括自己身份和自己追求,承认他人的自己同一性,从而获得面刘他人、尊重他人和相互塑造的机会,并因此形成共同意识及其相应的行动方式和表达方式。由此公共性成为个体超越其自然属性而展现其社会性本质的运作机制和表现方式。没有公共性,人类就难以超越个体当卜有限的生存状态和狭隘封闭的本能意识或意识化了的本能,去造共同的文化财富,并使之在历史上延续卜去,在空间中扩展开来。
其次,公共性表达了人类根植于其生存条件和物种潜能基础上的自己组织和自己超越的强烈倾向,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个体意志、集体意志及其相互关系,是表现在个体意志中的社会性和在集体意志中的人类特性。它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人的活动的时空范围、种类和组织方式,并在人的各种活动中形成和表现出来。所以,公共性不是发生在人类历史某一个阶段上或某一个社会中的偶然事件和突生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一个内在品质;不是人的某种社会活动的独有性质,而是人的一切社会性活动的一个基本性质。它在照亮人的某些活动、某些品质和某些主题的同时,又将人的另一些活动、另一些品质和另一些主题淹没到黑暗背景中,并在其历史光点的移动中反复变换其黑暗背景和主题形象。
二、公共性历史生成的根基
无沦历史上人类共同生活的规模、结构和强度如何,人们的社会生活总是具有不可遏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人的活动的私人性和公共性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只是人的活动领域的内部划分和人的主体身份的转换。即使其间存在着严重的刘一立,也不是互不相干、径渭分明的,而是充满复杂的纠缠牵连、相互界定和彼此互补,这是我们了解公共性历史生成的一个重要前提。
公共性首先根源于人类生活的存在沦条件,即人的类活动何以可能的基本前提。它表达的是“人们以群体的方式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这一基本事实。这里,人、群体和世界是相互塑造的,绝刘一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拥有一个世界,只有群体刁能造出一个属于人的世界。人类基于“社会遗传”的生活不同于动物基于本能的群居生活。个人只有通过社会的公共生活,刁‘能逐步获得作为人的能力和品质。哈贝马斯说,有许多动物也是群居的,但是“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什么社会生活形式。要想辨认出人的社会属性的特殊性,就必须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仔细翻译一卜:人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生存的政治动物。进而言之:人是一种动物,由于他天生就处于一个公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逐渐形成了使他成为人的能力”。人类的相互学习只有在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间中刁‘有可能。同时,只有基于这一社会的历史的“公共空间”,刁‘可能形成个人的私人空间,刁‘能形成和表现与人的活动的私人性相刘一立的人的活动的公共性,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划分刁‘衍生出相刘一确定的内容和意义。
其次,公共性的生成往往取决于人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例如,卢梭说:“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卒于会大大减少的,因为整个的公共幸福就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个人幸福,所以很少还有什么是再要个人费心去寻求的了。”私人性与公共性诞生的意义即在于此,它们在人的活动具有社会性的认识框架卜,更深刻地突入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核心和更高追求。人的活动的公共性,作为人类群体共同}!l造世界这一事实的一种表达,它超越了个人的有限能力和生命期限。个人的`私人性活动同样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一种自己封闭的单一意识和孤立生活。正是人的组织化生活方式奠定了合理划分公私活动的基础和界限,人的活动的公共刁‘因此获得其真实的历史内容。
三、组织体—公共性赖以存在的实体条件和界限
公共性是人的类存在的基本属性和条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人的“类存在”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体而实现。也就是说,人类是一种}!l造组织并在组织中生活的存在物,各种组织体构成人的活动的公共性的实体条件。霍布豪斯说,人类的生活世界“需要有各种不同的组织来处理人们的不同的关系”,“必须有最大的灵活性,刁‘能使组织的形式适应人类需要的多样性。”有什么样的组织体,就会生成相应的公共性以及内部公私划分。
公共性总是通过一定的实体形式来获得自己的具体内容和规定。这是因为,不管什么样的组织体都有其自身的整合机制和排斥机制:一方面它将某些个体吸纳其中,一方面将另一些个体排除在外;一方面张扬人的某些特性,一方面挤压人的另一些特性,人的活动的公私界限由此生成,由此可见,具体的公共性并非人人可享,它需要人们优先获得某种组织体的“成员资格”。所以,当我们具体谈沦公共性及其活动领域时,必须优先确定是何种组织体的公共性。就此而言,动辄放大公共性刘一象为“普天卜公众”,不仅是无的放矢,相反可能误入歧途,使公共性被架空成为一种没有法力的咒语,针致“公共性的缺失”。
脱离了刘一人类活动的组织形式的考察,就无法辨别公共性问题的真实所在。只要我们具体考察人类组织形式及活动就会发现,一定社会组织一经仓健或形成,作为组织成员的个体与组织整体的刘一立也即出现,公与私的紧张和刘一立就不可避免。卢梭在分析“社会”这个庞大的组织体时就曾说,在行政官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区别该组织体内纠缠着的三种本质上不同的意志:首先是个人固有的意志;其次是全体行政官的共同意志;第三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的意志。个体在这种组织角色冲突和人格冲突中很容易被组织和整体收编,个体与整体、公与私由此产生旷日持久地紧张刘一立和拉锯。而组织天然具有一种自己扩张趋势,正如“市场”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就具有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扩张能力,公共性问题刁‘在近代尤其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刁‘彰显出来。
由于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与其所属更大组织内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具有复杂关系,因此,公共性必须从刘一社会组织的特性、类别及其相互联系的方式和强度进行具体把握中抽象出来。例如存在一个国家内的政府公共性、政党公共性和市民团体公共性及其相互关系,当然也存在超越国家的区域公共性如欧洲共同体,甚卒关涉整个人类的世界共同体公共性或世界公共性。如康德所说:“从公共权利的全部质料之中(就国家之内人与人的或者还有各个国家相互之间各种不同的由经验所给定的关系)进行抽象,那么我就只剩卜公共性这一形式。”正义、权利等只有依靠公共性能具体地加以确定,而公共性只有在人们的社会组织生活中能落实到位。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7
作为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重要门类的社会经济史,其产生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重要媒介的,其体系、内容、特征乃至成败得失皆与唯物史观相关联。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域几乎是唯物史观派学者的天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索中国社会性质的社会史大论战直接催生了社会经济史。
尤其是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后,由论战开启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呈现如下三方而的特征:其一,开始从政论向学术过渡。不再与某一党派的政治路线密切配合,而以求真为本位,偏重学理的探讨,遵循学术的规则。其二,从理论方法的激辩转向史料的搜求整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确定各阶段社会性质是论战时期各方关注的焦点,论战退潮后由虚入实,各种经济史料的搜集、整理被视为当下急务。其三,专题研究取代了通观泛论。笼统讨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形式缺乏必要的学术基础,难以产生实效,按部就班的常规性断代专题研究遂成为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主要工作形态。以往学界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上述变动有所涉及,但目光多聚集于人多势众的陶希圣“食货”一派,对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作品缺少必要的关切。本文即拟以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史学者马乘风①为个案,从“食货”派之外的另一视角窥探中国经济史研究由草创到成型的曲折历程。
马乘风以运用唯物史观研治中国经济史而闻名。至于马乘风因何而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缘,由于缺乏关于马氏早年读书和师承情况的详细材料,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断,马乘风乃是被当时的新思潮所席卷而倾向唯物史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实验主义遭到厌弃而马克思主义风靡一时。马乘风当是受到这一风气的熏染。此其一。其二,河南同乡、左派学者稽文甫大概对马乘风的思想观念有所影响。此时,马乘风信从唯物史观主要出于学理方而的原因,而与党派背景、政治信仰无涉。
一、关于公式主义的反思
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是社会史论战的直接产物,“带着论战时期的战斗气氛”②。其论战色彩集中体现在“诸家批判”一编中,涵括“与李麦麦论春秋时代之阶级斗争”、“与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与叶青李麦麦论墨子所代表的阶级问题”、“顾领刚古史辨批判”、“与王宜昌论治史方法及中国之用铁时代”五个方而。此外还有对于马札亚尔水利社会说的辩驳等。这些内容都是论战的延伸。③有书评称:马著“在贫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今日,总算是一部比较可看的书;单以前三篇而论,大体上没有很大的错误,这一方而由于马君方法论的握紧,同时得力于过去几年间的.论战亦复不少。”①由此可见马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密切关联。
以《读书杂志》为主战场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思想文化领域激起了巨大波澜。然而,横空出世、根基浅薄的社会史论争学术上的流弊很快显现出来。论战参加者大多是理论先行,但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又陷入严重误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上承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余波,对论战进行了学风和方法上的反思。马乘风感慨道:“新近一般研究历史科学的人,对于新兴的历史科学只知道一点皮毛,到运用时连这一点皮毛也保不住;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所以没有确定的把握,坚决的认识,明白的主张,把史料和理论胡乱一凑敷,便动笔抄呵,写呵,结果,理论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史料被割裂得不像东西,你问他写的什么,说的什么,一百个回答是有一百个‘莫名其妙’。”③这指明了论战参加者在理论方法和材料两方而的失足。
社会史论战的最大弊病在于公式主义。论战参加者提出五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等各种社会发展的公式⑥,简单移植套用于中国历史进程,这五花八门的公式成为论战时期的一道奇观。社会史论战的要角郭沫若日后坦承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⑦马乘风反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迷信公式的做法,主张“不以多样的社会形态迁就简单的公式才算是最进步的史学家的态度”⑧。他对一些学者墨守五种生产方式学说表示质疑:“‘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构成社会经济发展之相关的诸阶段’。这样的历史划分是否完全正确,到现在成为一个重大的疑问。”⑨在马乘风眼中,信从唯物史观并不必然要遵循其生产方式演进的程式和铁律。
二、重视史料真伪和材料扩充
从一味强调理论方法到重视材料是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唯物史观史学的新动向。社会史论战时代,参与者多将理论方法上的讨论作为头等大事,而将文献材料问题视为小节。当时的唯物史观学者多属于冯友兰所谓的“释古”派:“往往谈理论太多”,“是谈哲学,而不是讲历史”;“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并不说明何以置之不理”。①时人意识到,撰述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经济通史尚非其时,当下应“多作史料的考证与专题研究”②。当时一般学院派经济史研究尤重史料整理,主张“对历代经济史实,纯为客观的整理叙述,不必急为论断”③。陶希圣及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也以史料工作为优先。
在此风气之下,以理论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学者也作出了适当调整。马乘风力图克服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弊端,公开承认史料考证的必要性:“汉学家的治史方法,虽然有许多地方,不能令我们同意,但是,他们对于史料的审思明辨的考证,却是最值得领教的一种方法”①。马乘风对经济史研究所用材料的真伪十分留意。在考察西周土地分配时,他首先意识到厘清文献问题为先决条件,没有盲目信从《周礼》,而以《诗经》、《国语》依据③。他认为,《周礼》关于井田制度的记载,不过是“在书传上搜集些关于土地的术语,而以按级进位的数字补缀之”⑥。关于周代的井田问题,马乘风主张应以《孟子》朴素的记载为准绳,而不能轻信后世不断发挥引申的井田论:“时经千余年之久,一般笃古守旧之士,对于井田制度,只有迷信,没有批判,只有高筑,没有损毁,于是井田制度愈来愈完全,愈修愈美丽,正因为这样,所以愈加减失其在历史上之素朴的而目”⑦。
马乘风严厉批评王宜昌的治史方法,指出“无批判的引用古书之危险性”。他指责王宜昌迷信古书,对于古人的话无条件的相信,对于古文古字无限制的附会,对于伪书伪事无批判的拿来作证,在治史方法上比汉学家又后退了一步。王宜昌误信《管子》、《越绝书》、《山海经》的记载,不问史料是否可靠,只跟着莫尔干的指点去附会,把莫尔干所指各时代的特征,一一在中国古书中凑付出来。要确立殷代己经用铁的结论,需提供强有力的凭证,不能单靠伪书上的一字半语⑧。他称赞郭沫若在论诗书时代的中国社会时,“先把史料的来源问题弄清楚,郭先生这样的谨慎小心的去剖析史料,较之王先生无批判的附会瞎闹,高明万倍”⑨。
在当时主流学风的影响下,一方而,马乘风注意史料证据的准确性,采取审慎态度;另一方而,他还尽量扩充材料来源,最突出的是利用甲骨文研究上古经济。马乘风说:“对于商代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为两种困难所限制……第一是史料上的困难,文献记载缺乏,甲骨文字的出现会予我们以若干便利”,但研究尚不充分⑩。社会经济史学者对甲骨文的使用自然不拘于文字学。
三、从社会形态史到社会经济史的转变
社会史论战后期,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史逐渐落地生根为社会经济史。学者己认识到:“为欲缭解中国社会的本质,而从中国经济史着手,实为正确的方法。”③时在中山大学的陈啸江坦言:“近来我国学人,过分重视社会发展形式论,研究者每以公式为前提,而以事实嵌入其中,其结果则成为公式之例证史而非真是之社会经济史。”⑥另有论者称:“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为一般人认为所迫切需要的一门学科,数年来,曾有不少的学者,企图以新的史学方法整理中国历史,但空论多而实际的探讨少,零文多而系统的叙著少。"⑦1931年陶希圣编著出版一部《西汉经济史》,内容简略,篇幅短小,仅3万言。1934年12月《食货》半月刊创刊和稍后成立的食货学会,催动了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关于各时代、各方而的论文纷纷涌现,但贯通性、综合性的论著尚付诸网如。而1935年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一书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空白。
论战时期,一般所谓社会史基本是社会形态发展史,社会形态问题是讨论的中心,也是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史的主要任务是考察社会形态的演进,进行定性分析,而非描述普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研究者的注意力几乎完全围绕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的确定而展开的,各种理论、模式争长竞短。论战高潮过后,社会史出现转向,经济史成为社会史的基础,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而系统的考察开始出现。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的出版标志着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体系初步确立。马著既包括对农业、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的考察,又涉及生产、交换、分配等各环节,同时兼顾到阶级关系、政治结构、战争军事等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这种结构和内容的布置安排,奠定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余论
193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向社会经济史的调整转向,意义重大,最显著的是推动经济史学融入民国学术主流,为一般学院派所接纳。当社会史论战硝烟弥漫之际,主流学界和多数学院派学者基本持一种不以为然、冷眼旁观姿态,“无论是传统的记诵派,还是新起的科学考证派、疑古派,都不太理会这些争论”⑥。论战之后社会经济史则渗入主流学术界,表现有二:一是经济史研究成果不断在主流学术刊物发表。除1931年创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外,《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等时或刊载经济史的专题研究,二是一些学院派学者开始涉足社会史研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较突出者如史语所的劳干、全汉升、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周一良、连士升等。社会经济史不再是一般知识阶层(包括革命理论家)可以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论域,而变为职业学者的专门之学⑦。社会经济史研究己经接受通行的学术纪律和规范的约束和驯化,特别是受到科学理念和实证法则的洗礼。陶希圣及“食货派”即是因克服单一社会科学化路线、接受实证方法影响而风行于史坛的。这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己逐渐步入学术化的运行轨道。
民国年间中国经济史学的产生发展是体现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的一个典型。经济史研究由解答政治议题发端,而后驶入学术化之途,最终上升为现代史学的核心门类。政治变局、意识形态角逐为经济史的发生提供了初始的驱动力。社会经济史论与政论纠结缠绕在一起,由某种政治理念引申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8
一、法是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现象
法是对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法是“从人们的物质关系以及人们由此而产生的互相争斗中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来阐述法的本质,这远远超越了唯心主义的那种自由意志观和权利观。唯心主义的法学观念只存在于那些抽象的思维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是对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法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的来源只能是物质的社会经济关系。“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这个事实就是指这样的经济关系。他们认为法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从而把法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法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只有在这种生产条件的前提下,法才能在现实中找到物质的实体,才能找到实际的承担者,才能找到自己现实的根据。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对这种社会实践中结成的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从社会的客观经济关系出发,来阐述法的本质,这是唯物史观法学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法是国家意志的外化和体现。法的内容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还有一个主观性的方面,这个主观性的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意志,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国家意志作为法的主观方面,把法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但是,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其本身应该是一个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整体。我们不能用法的主观性来否定法的客观性,也不能用法的客观性来否定法的主观性。法的客观性是法的主观性的基础,法律在本质上还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只不过这种反映采用了国家意志这样一种形式。首先,法是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为了实现自身的力量,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使自己的力量得到体现。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对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也是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有力手段,这也正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统治阶级实现其自身力量的最好的实现形式。其次,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实现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必须要用一定的社会规范来调整社会关系,进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但是这种规范性必须要取得社会的一致规范性这样的形式,才能体现其合法性,从而避免那种表面上的片面性。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表明了它的调整的范围是覆盖整个社会的,它虽然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却已经外化成了一种能够调整全体社会成员的国家的意志。最后,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不是凭空产生的。法在本质上来说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人与人的交往形成了复杂的物质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规范社会的经济关系,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从社会的经济关系中抽象出了法的形式,并以此作为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法是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而不是统治阶级少数成员的意志体现。法作为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它所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也就是说,法律维护的是共同的.利益。如果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触犯了法律,违背了统治阶级整体利益,那么这些少部分人就会受到制裁,或者被舍弃,以此来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法律就是通过牺牲小我来维护大我,牺牲局部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共同的意志体现,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表明了法律必须维护整体的利益,体现整体的意志,而不能是少数人或者个人的意志体现。
二、揭示了法的社会历史运动规律从社会实践中揭示法的本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在考察现实的人的活动中揭示法的本源,仅仅把法律归结为一种暴力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同时强调,社会分工是考察法与现实的人的关系的桥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物质资料的生产不断扩大,人们的需要也不断丰富和扩展,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社会化大分工出现了,这种分工一旦出现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出现使得社会划分出了阶级,同时还有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私有财产以及私有制的出现,使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愈演愈烈。随着这种矛盾的不断扩大,国家这个统治工具以社会共同体的面目出现了。国家为了调整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开始制定一系列共同的规定,这些共同的规定就是法律。由此,法律取得了社会共同意志规定这件虚幻的外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与它同时产生的还有法律。从历史发展中阐述法的更替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和规律时,也阐述了相应的法律类型的更替规律。
部落所有制是第一种人类社会所有制形式。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分工也仅仅局限于自然状态下的分工。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无阶级的关系。第二种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出现,促进了阶级的出现和发展。奴隶制得到充分发展,社会公民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日渐成熟。这种状态下,社会公民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处在最卑贱的地位。这种所有制下的法律是违背人性的不公正的法律。第三种所有制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农奴的劳动和自身的劳动是封建所有制的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形式单一,工具也十分简陋,社会分工非常少。等级观念十分明显,但社会阶层的划分十分有限。这个时候的法律由于受等级思想的影响,实质上表现出了浓厚的特权性和等级性,是一种维护封建特权的法律。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封建社会的替代者,在摆脱封建社会等级制方面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资产阶级强调自由、平等、博爱,认为人生而平等。这种思想较之于封建社会确实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资产阶级是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之上的阶级,它宣扬的思想实际上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它反对国家干预,体现出一种自私和自利性。资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对自己并没有大的约束力,为了追求利益,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的自由平等只是针对自己本阶级而言,对于非本阶级的人却根本不能真正享受到这种自由平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只是针对自己而言的,对其他人来说,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只是一个谎言。资产阶级的法律具有伪善性和欺骗性。社会主义的法律是较之于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法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法律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社会统治,确立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无产阶级必须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法律和制度,超越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局限性,并在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发展中实现这一点。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利用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法的运动规律。
三、阐明了法的价值的基本内容
第一,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法的价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许多法哲学家对此做出了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法学观的角度,正确解决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使法的价值的基本问题得到了科学的、彻底地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和国家这两种主义采取了批判和吸收的做法。一方面,他们认为国家主义有其合理的地方,因为人的本质是他的社会性。单独的人、孤立的人只能抽象地存在于思维之中,是不能在现实中生存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他的本质属性,并作为社会的存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吸收了自由主义的一些观点,他们强调要尊重人的平等权利,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反对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专制主义。他们反对把社会抽象化为个人的对立物,反对社会和国家凌驾于民众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的人与人的社会结合起来,彻底解决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二,法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观的关系。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必须要限定在法律这个社会的共同规范之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自由的看法主要受唯心主义的影响,局限于抽象的自由观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批判了传统的抽象自由观念,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观。首先,他们认为,自由不是凭空产生的,自由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产物。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必然性认识得越深入,就越能够摆脱这种必然性的束缚,也就会越自由。个人的自由存在于个人与社会、国家的统一之中,只有坚持这种统一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个人的自由不能违背社会的共同规范,不能牺牲他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的前提。个人是社会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这种自由也应该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孤立的和单个的。其次,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自由不仅是为了认识事物的必然性,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我们的客观世界。这里面自然就存在一个实践的问题,可以说,实践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现实途径。离开了实践,自由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思维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唯心主义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认为的国家和集体只是一种抽象的不真实的集体,这样一种不真实的集体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真实的集体里,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个真正的集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四、唯物史观的法学观的重要意义第一,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了无产阶级革命上。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代之以自己的国家制度和法律。
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国家制度和法律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是不适用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必须用自己的法学观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学观,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法学观来统治整个社会,这样,无产阶级的法学观的创立就成为必要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创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学观。唯物史观的法学观将为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用新的制度和法律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制度和法律发挥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的法学观将给全人类带来更大的自由,必将突破资产阶级那种实质不平等的局限性,让更多的人实现更加广泛的自由和平等。第二,是法学历史上的伟大革命。唯物史观的法学观是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唯物史观的法学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大量吸收了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也受到了唯心主义的影响,一度沉浸在唯心主义的抽象的自由法学观中,甚至也把自由理性看作是决定一切政治和法律的关键,曾经误认为自由理性是法学的本性。这表明唯物史观的法学观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经历了一番挫折才最终确立的。先是康德的法学思想,接着是黑格尔的法学思想,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转到唯物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观点上来。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和吸收唯心主义法学思想的基础上,利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的法学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唯心主义法学思想的合理成分,并没有摒弃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学的优秀成果,而是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唯物史观的法学观的伟大之处。
他们向人类表明,自己的学说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观点和学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唯物主义的法学观点是唯物史观法学观形成的基石,是唯物史观法学观确立的标志,也是人类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关系论文 篇9
化学学科是一门自然科学,但在化学教材中渗透着辩物主义的观点,教师在化学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能使学生对化学知识的学习领悟得更深刻,掌握得更牢固,更灵活,而且能培养学生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去进行学习。那么,怎样利用教材中辩证唯物观点对学生进行唯物观教育呢?
建议:
一、在化学教学中进行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运动着的观点教育。
在初中化学中进行原子分子论教学和在高中化学中进行原子结构和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教学时,教师可指出,从客观方面看,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有着气象万千的无数天体,人类居住的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个成员,太阳系只是银河系家庭中的一员,银河系以外还是河外星系,这些星系构成为总星系,这些都是宇宙空间中客观存在着的事物,而且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从微观讲,我们周围的各种实物都是由分子构成,比分子更小的微粒是原子,一个氧分子由两个氧原子构成,一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氧原子构成等等,这些构成微观世界的各种成分,尽管微乎其微,也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些基本粒子,没有一个是不运动的。
二、在化学教学中让学生树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的观点。
在初中化学中进行溶解平衡等教学,在高中化学中进行平衡、电离平衡等教学时,指出这些平衡都是动态平衡,从表面看,在溶解过程中溶质不再溶解,也不再结晶;在可逆反应中反应混合物中各种成份的`百分含量不再变化,在弱电解质电离过程中,自由离子浓度不再变化,好象各种变化都停止了,但实际上这些变化的两种相反过程都从未停止过,只是溶解和结晶的速度,正反应和逆反应的速度,弱电解质分子电离成离子和离子重新结俣成分子的速度相等罢了,在这一定条件下保持平衡,若条件改变,平衡破坏,将重新建立新的平衡,这说明任何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三、在化学教学中进行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的教育。
任何矛盾的双方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而且矛盾的双方又互相渗透,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例如,金属原子有失电子的还原性和氧化性,是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但它们又互相依存,没有还原性,何谈氧化性。当金属原子失去电子成为阳离子后,就具有氧化性,非金属原子得电子成为阴离子后,就具有还原性。这说明氧化、还原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它们既对立又相互统一在同一个微粒中。
四、在化学教学中进行意识的能动作用的教育。
例如,人们在认识了元素周期律,元素的性质随核电荷数的变化而递变的规律后,可指导科学工作者去预测周期表中未填满的第七周期中未发现的元素的性质,对发现新元素的指导作用。
又如,在合成氨工业生产中,当人们认识了化学反应速度和化学平衡移动的规律后,就可选择出在我国现有条件下的合成氨的适宜条件,从而可提高合成氨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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