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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电影“犯罪”叙事与道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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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后现代文化过分宣扬“娱乐”的观念,西方一些电影忽视了电影的道德底线。然而,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导演对其所叙述的人和事,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把握,需要时刻警觉以提防电影作品的叙事走入歧途,也避免成为所叙述人物的个体道德的完全认同者。唯有这样,才能让青年人在一个健康和谐的影像世界中自我成长。
关键词:西方电影;叙事;道德伦理
从叙事学上说,对于一个叙事过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在讲故事”,这是文本建构的基本前提。对于电影导演,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导演在讲述电影?一个人还是多个人?采用的是全知视角还是内知视角?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电影叙事比其他任何艺术门类的叙事都更加强调主体的作用。镜头的组接、时空的转换、事件信息范围的框定、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无一不受到影片叙述者视角的牵引和制约。就电影的实质而言,它和做梦一样,目的也是满足观众的欲望。克拉考尔早就指出,“电影是群众性的娱乐。因此,它必然要去迎合一般群众的愿望和梦想”[1]。
就电影观赏者来说,他们试图通过这一不违反法律、不影响他人的方式获得对自己欲望的宣泄。因此对电影中出现的犯罪、血腥、道德影射问题,会保留“本我”的观点。观赏者本身不会去关注道德界限和伦理界限,而只是接收影片带来的各种信息和图像冲击。暴力电影“满足了观众观影时意识到的自身的安全感(快乐原则)及对他人的侵犯欲(死亡原则),使人的生命原动力中这两种最基本的能量得以释放和宣泄,从而体验到日常生活难以察觉的巨大心灵震撼,获得一种异常的审美快感”[2]。当代社会人类的许多欲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于是电影叙事就成了一种欲望的发泄渠道,暴力、情色、恐怖从感官刺激上给人以影像和声音的满足。
麦茨曾经指出,观众与电影间关系的建立在许多方面是基于愿望和激情,观众由于在银幕上看到了种种他不可能亲身接触的东西而得到满足。[3]而由于当代电影技术的不断提高(如《指环王》(2001)、《变形金刚》(2007)等系列电影对高科技电脑技术的应用),电影越来越逼真,越来越类似于生活,也越来越可以勾勒出科幻片中幻想世界的全貌。当代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认为,复制实际上是一种“极度逼真”的模拟,它可能模拟的是生活,也可能模拟的是一种幻觉、幻象、幻影。影像与现实就其本体论地位而言,并无任何不同:即在影像与现实之间毫无差异。[4]正是这样的生动性,使得电影的视觉冲击力越发明显,而观众也更加深入地接受电影中所传达的观点。后现代电影传达出的道德界限越发模糊不清,血腥和屠杀在其中变得逼真而冷酷,尤其是反面角色多被塑造得充满吸引力,颠覆了观众对传统反面角色的印象,也误导了观众对是非的判断。
电影中的吸血鬼角色往往由帅气的男演员扮演,因此引来大批的崇拜者,并由此衍生出吸血鬼文化崇拜,滋生出很多社会不良现象。而在犯罪类型电影中,杀手和盗贼往往身手不凡、长相英俊、善于高智商犯罪,电影放映后,仰慕者和模仿者不断。多项调查显示,当前社会人们模仿电影中角色的趋势逐渐明显。电影《天生杀人狂》(1994)播出之后,美国社会犯罪手段与电影中出现过的杀人手法类似的谋杀案比任何时期都多。这部电影从两个杀人狂的角度来叙事,将杀人和犯罪表现成华丽的演出和宣传。并且有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他们的疯狂行为进行大肆报道,社会上泛滥出很多追随他们的年轻人,用同样的方式杀人,进行暴力血腥的狂欢。杀人和暴力成了这些年轻人的目标,他们的大脑与心灵都接受了这样的追捧,犯罪成了某种意义上值得推崇的事情。该片完全忽视了电影的道德底线,甚至可以说,该电影把宣扬这种反道德、美化犯罪的主题当做后现代一种新的电影叙事路线,把犯罪者的个人道德推向了极致。
另外,在电影中,很多反面的黑暗角色被赋予特别的角色特征。如《沉默的羔羊》(1991)塑造了变态心理医生汉尼拔,他拥有一流的心理分析技巧,思维敏捷、风度翩翩,拥有丰富的心理分析经验,并且对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水牛比尔”作过心理分析。警方希望从他口中探听到“水牛比尔”的消息,但汉尼拔本身就是令人发指的变态食人狂魔。电影更多地展现汉尼拔所具有的强烈的危险性、高超的智商和与女警探对话中散发出的魅力以及最终的成功越狱,使得很多观众对该人物产生了特殊的喜爱之情。电影结尾更是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汉尼拔潇洒的逃脱和打给女警察的神秘电话,让人几乎不去管他如何残忍地吃掉警察肝脏以及犯下的那些残酷至极的罪行,而是被这个人物深深吸引,产生一种带有黑暗色彩的喜爱。该片改编自美国作家哈里斯·托玛斯的同名小说,作者安排这样的结局有一定深意,他是想让读者认清人性中的黑暗以及深入思考犯罪问题。但是电影叙事所塑造的形象却很不相同,过度渲染了汉尼拔的个人色彩,引导观众对这一形象产生崇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叙事空间里的汉尼拔,都不是所谓的“英雄”,他永远是一个食人魔,杀人并且吃人肝脏。我们不禁担心青少年对于这种形象的喜爱和崇拜会导致其价值观的改变和行为上的模仿。
当代电影还往往将善与恶、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正邪力量斗争的结果暧昧不明。影片主题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根本就失去了主题的意义取向,影片对于一些道德问题并不发表看法。比如战争片中用血流成河的场面衬托英雄主义,科幻片中用大面积牺牲衬托科技力量,恐怖片中为了制造恐怖效果而肆意践踏生命,成为纯粹“恐怖展览”或“为恐怖而恐怖”的娱乐影片。如今电影观众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70%的票房来自16～29岁的青年观众。而这批观众不喜欢“老套”,不喜欢“经典”,他们对影片主人公的越轨和破坏行为更有兴趣。这不禁让我们担心电影叙事所带来的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冲击。而电影为了赚取更多票房,会一味迎合年轻观众的欣赏取向,删去教条和说教,添加更多吸引人的元素,从而淡化了对道德的关注,展示给人们的是一场华丽的解构狂想曲。这一点对于青年人无疑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经过问卷调查,现在的青年人普遍对电影中的角色好坏没有明显的认知,而是习惯性地去喜欢自己喜欢的演员和剧情。观影之后,他们很少思考其中涉及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对于电影呈现的观点则是容易接受和相信,不会去批判和反思。这就使得电影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更加彻底。电影叙述对人物的行为不带任何意见的展现方式也会使得年轻人对于这些行为采取漠然的态度,形成一种道德的僵化,甚至麻木不仁,看到大面积的死亡和暴力屠杀也不会有强烈的道德反应,而是纯粹的旁观。这种态度是很可怕的。青年人是日后建设社会的主力,他们的道德漠然对未来的社会建构具有很强的破坏性。而年轻一代往往社会压力大,就业、住房和婚姻等等问题导致他们会产生反社会和反正统的思想,而接触了电影所渲染的道德灰色区域之后,无疑会带来颇多不可预期的后果。管红星说得好:“当代恐怖片极为重视对遭到毁灭的人体奇观的‘展示行为’,包括叙事和人物性格发展在内的其他所有一切,都从属于向观众原原本本地表现人类残杀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使得人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而是她或他的身体是怎样被摧毁的。当代恐怖电影对暴力‘展示行为’的偏好表现在叙事中,必然导致细节的描绘更加真切,视听的感官刺激更为讲究。”[5]这样就导致观众因为欣赏缺乏道德提醒的电影叙事而淡忘了道德的标准,使得青年人不知不觉地建立了模糊不清的道德观念,在成长中渐渐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是像电影叙事中告诉他们的那样:在社会秩序被颠覆和重置的解构时代,更多地依赖本能而不是理智。
笔者认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导演对其所叙述的人和事,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伦理把握。在对社会人性进行纪实的同时,需要时刻警觉以提防电影作品的叙事走入歧途,也避免成为所叙述人物的个体道德的完全认同者。面对罪恶,必须予以正视和惩罚,不允许以超然甚至鉴赏的态度将犯罪行为诗意化、合法化。唯有这样,才能让青年人(包括大学生)在一个健康和谐的影像世界中自我成长。
注释:
※本文为徐州师范大学2009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西方电影叙事与在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调查及其对策研究》前期成果之一。
[1] 参见[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2] 汪献平:《暴力电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3] 参见[法]克里斯丁·麦茨《电影:纯语言还是泛语言》,笈芒译,《世界电影》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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