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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法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
本文重点从文学与法学的联系与区别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学在法学中的运用，并提出用文学来诠释法律的重要意义与国内外实践。
摘要：法学与文学看似两个不同的学科，二者如何交叉?如何研究?法学与文学的交叉领域学术界一直关注较少。
关键词：文学经典 法学研究 法律与文化运动 法律故事学
法律和文学看来似乎相隔很远：文学是一个人的江湖，“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法律不同，法律不是一个人的世界;不用课堂教学，也可以产生作家，而且可以产生很好的作家，但法律是无法自学成才的;文学更加重奔放热情，更是一种宣泄，而法律则需要讨论，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法律更重严谨。
在文学作品中，个人的自由经常发挥到了极致;但法律是一种妥协，是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妥协。现实中的人是不自由的，受到许多限制，但人的内心渴望自由。正是有这种个人自由的发扬光大，才能有真正意义地妥协。而如果不是通过妥协产生的法律，在现实适用中必定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人们不会从内心对这些法律有敬畏之心。美国联邦法官勒尼德・汉德说过：“自由置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如果我们心中的自由已死，那么世上任何宪法，任何法律，任何法院，都无济于事。”
文学家和法官都关注人性。对于弱势群体和处于弱势状态的人，作家和法官有发自内心地关怀。比如，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上帝。可父母不是上帝。”如果我们对这句话有感同身受的理解，我们对中、小学教育就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的短视或一己私利，去教授孩子那么多无用的东西。如果法官对这句话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在家庭法诉讼的审判中会是另一种取向。
一般而言，虽然大部分学者否认文学对法律存在影响，但“法律与文学运动”依然坚强地扎下根来，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如徐忠明教授在其《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关于包公的研究就以“三种叙事”为研究的基本依据。作为历史叙事的包公依据的是《宋史・包拯传》和吴奎为他写的《墓志铭》，作为自我叙事的包公依据的是《包拯集校注》，作为法律叙事的包公依据的是《百家公案》、《龙图公案》和《三侠五义》等等文学经典。这三种叙事，前两样资料是精英史、官方史，那我们如何从中寻找小人物的历史呢?当然可能那些通俗小说中有一些，但作者立意要创新，其难度就像从《二十四史》中的“本纪”中寻找“小人物的历史”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作者只能从包公的文本中寻找国家法、精英法律观念，从经典文学中去寻找大众的民间法、大众法律观念。
法律故事学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从文学作品对法律的表述来看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荒凉山庄》，卡夫卡的《审判》等等，都是法律与文学运动的经典研究对象。另外一种倾向是把法律本身当作故事。法律的舞台上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法官、律师、证人、当事人，活生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些人中间，每个角色对故事的不同叙述，表现了他们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的地位。这种观点是和法律解释学相关的，法律被当做故事讲出来，实际上是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来完成法律的任务。
现在国内有一些法学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来进行法理解释。这种研究在国外也有。不过，本人认为国内法学家之所以选择文学作品作为法理分析的样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法治传统，法学家只好求助于文学作品的文本。比如《秋菊打官司》，这部被拍成电影的小说是被作为案例来解析的。而在美国，小说就是小说，如何能够作为既定事实来演绎法律?美国学者讨论法律，事实大多是引用法院的判例，尤其引用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国没有判例法传统，所以学者只能借助广为流传的文学故事来演绎法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以文学故事来演绎法律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避免用真人真事来演绎可能引发的争议或诉讼。
在国外，有很多人经常在文学与法律之间游走。有的人是先做律师，然后又去当记者、写小说、当编剧，有的人是先当作家，然后又改行做律师。这两者之间没有天然的壁垒，尤其是近些年来，一批律师出身的美国作家的成就相当引人注目，比如里查德・帕特森、约翰・格里斯厄姆、斯考特・特洛，号称“三杰”，都是多产作家。他们的作品，比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法官兄弟》、《人身伤害》、《父辈的法律》等，都是红极一时的畅销书。
当过律师后再写小说，可能因为他们写的小说都源于他们经历过的案件，其中不乏阴谋、欺诈、陷阱。还有的人是当过法官之后又写小说的。联邦法官威廉・考尼兹就写过许多小说，其中《怀疑的阴影》曾荣登全美畅销书榜。
美国律师写小说可以看作是“利用小说讲法”。小说比法律论文更容易畅销，在这些畅销的小说里，无不渗透着作者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法律观点。
当然，他们的书能畅销，不全依赖于题材或内容，他们的文学水平也是很高的。约翰・格里斯厄姆文笔流畅，飘逸轻盈，斯考特・特洛的小说机智而凝重。美国作家爱默森说过：“天才本身并不能造就一位作家。书的背后必须是一个人。”这些律师作家正是以自己的“人”――独特的风格征服了读者和市场。
参考文献：
[1] Peter Brooksand PaulGewirtz，《法律的故事》，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一个被误解了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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